陈琏，我的二姐，长我十岁。为了和我姨母家的二表姐何平玖相区别，我们从小叫她“小二姐。” 　　我和我的六哥陈遂小时候跟着父母迁来迁去，而年长的哥哥姐姐们要在寄宿学校读书，所以除了寒暑假外，难得在一起。 　　美丽、活泼而又端庄的小二姐，大哥哥姐姐们钟爱她，年幼的弟弟们也都喜欢她。 　　从我童年的记忆中开始，她就具有独立的性格。1937年8．13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随母亲乘卡车离开慈溪出发到九江转乘轮船去重庆，她还在杭州高级中学读书，是另外派人把她找来，半路上（大约在肖山）和我们会合在一起的。 　　我们到了重庆，住在北碚。小二姐进了第二中学，我和大哥上了北碚小学。接着她就考上了西南联大地质系，去了昆明。 　　暑假，她回到家里，那时我们借住在重庆以东的缙云山石华寺，寺里的住户多于和尚。寺后是一支巨大无比的石筍，高可参天，无人能够攀登，传说上边长着灵芝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石华寺因此而得名。 　　由于小二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也住在石华寺的王民嘉姐姐，她也是非常活泼开朗的，常把我们这一批小孩组织起来，教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后来她也到西南联大去学习了。 　　冬天我们总是搬回重庆城里去住的。大约是快过年来的时候，有一天我夜里醒来，听到我的母亲、姨母等大人在小声计议什么，气氛很紧张。我一边装睡一边谛听，才知道小二 　　姐忽然找不到了，大约是出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们在计议让在昆明的八叔托人去找，还要在报纸上登广告，呼唤她回家来。 　　过了好久好久，当我去上学不在家时，小二姐回到了家里，后来就上了沙坪坝中央大学。我们再见面时，谁也没提起她出走这段事。对我来说，这件事总是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了解到她这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她同地下党的同志们一道转移，到石屏教书，据说后来周恩来同志还曾查找过她的下落。然而这一切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或者从文史资料里读到，她自己则对我绝少提起。 　　1945年 8月 10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正值暑假期间，我们兄弟姐妹都在重庆上清寺寓所。消息传来，万众欢腾。哥哥姐姐们出主意要用白纱把我打 　　扮成“和平女神”上街去游行，其实这个角色只有小二姐去扮才最合适。推来搡去当然谁也没有扮成，最后找了一辆汽车，大家挤在里面到两路口、七星岗、朝天门码头转了一大圈，参加了万众的庆祝。那一年暑假，是我们兄弟姐妹欢聚在一起，尽情庆祝，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当时还很幼稚的以为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谁又能料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 　　抗战胜利后，小二姐和我都到了上海。我到了上海中学读书，她在申报馆资料室工作了一段短时间以后就到北平去了，在贝满中学教书。 　　1946年夏天，我读完高中二年级，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想到居然被录取。家里说我年纪小，一个人去北方不好，叫我“按部就班”。我最有力的一条理由就是：“小二姐在北平”！不用说，小二姐也写信来，极力主张我去。 　　到了北平，完全是一个新天地了。小二姐并没有抓紧对我进行“政治教育”，而是让我在北京大学这个环境中自己去面向生活。她邀我去同贝满女中的师生—道去香山游览，使我看到她们师生间的融洽。我又认识了她在《平明日报》的一些朋友，象李梦北、刘秀磷等。但在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她—个也没介绍给我。 　　1946年底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暴行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对学运的抑制和镇压，激起我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我很自然地站在大多数同学一边，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 　　行。小二姐赞许我的行动，但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该怎么做。 　　转年二月底，国民党政府以查户口为名，在北平市内进行大搜捕，其中清华学生王宪铨也被逮捕。当时正值期末大考，清华大学学生立即罢考抗议，汤用彤、向达、张奚若等著名教授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北大学生也在酝酿和清华—致行动，罢考抗议。 　　这时候我却踌躇不前了。自来学生怕考试，我们采取罢考的形式来抗议，人家会不会说我们是怕考试呢？一这是我入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大考，我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如果有人没做好准备，也以保卫人权的借口来罢考，岂不是我也和他们为伍了吗？我就去找小二姐商量了。她耐心地帮我分析：现在是保卫人权，如果人身的权利都没有保障，还会有读书的权利吗？罢考的目标是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人家说；民主运动的力量在于团结，如果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当局就不会放人。她还说，教授们都在支持你们呢。 　　我听了她的活，心里明白了．参加了支持罢考的签名。签名人数虽然超过三分之二，学校当局仍然坚持要考。有些教授明白地表示同情罢考，但还是不能不发卷子。考试那天早晨，我们一些罢考的学生拥到教室窗外去看，发现那些奉到当局命令去参加考试的右派学生，在里边交头接耳、递补“小抄”，我们就大声揭露他们，使他们有的被老师收了卷子” 　　清华北大等学校罢考以后，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了王宪铨等人。后来，我又把那些想破坏罢考的人的洋相告诉小二姐。这都证明她对我讲的那些话是多么正确。我们笑了好一阵。 　　这次罢考在学运史上算不上重要斗争，但在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上却有它的特殊意义。在抗暴运动中，我凭着正义感参加了斗争，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初步洗礼，但是我还没有去认真思考社会，从我对这次罢考的犹豫就说明我把这些行动都看成个人对某些孤立事件的表态。但是小二姐帮助我把个人的行动和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这实际上为我以后参加轰轰烈烈的“五·二O”反饥饿区内战运动，并从中真正开始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小二姐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了我，等到“五·二O”罢课游行来到时，我们倒反而不怎么常见面了。 　　那年暑假我回上海了，没能参加小二姐的婚礼。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在东城棉花胡同已经有了一个虽然俭朴，却是温暖的家。这就等于说，我去北平也有了个家。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回北平还不到一个月，我亲爱的小二姐就在一个晚上同姐夫袁永熙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大同学邢福津（那方群），清华的陈彰远等。 　　我被这一个晴天霹雳惊呆了。一面写信给父亲，要求他立即想办法争取放人；一面每天都跑到平明日报去，找“小麟姐姐”（刘秀麟）想办法。同时，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立即罢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过了几天，在群众的压力下，邢福津等同学被释放了。邢福津把我找到西斋宿舍，向我说了他们被捕的情形，让我除了给他们送寒衣、食品外，还要送一本英文的《圣经》。我当然理解这个意思：这是可以很好地掩人耳目并且实际可读的文学作品。 　　但是怎样才能把衣物送给他们，却打听不出来。最后总算通过姐夫袁永熙家的大姑，辗转托了“特刑庭”的一个刑警队长，才把东西送去。想见一面根本不可能。 　　后来，衣服和货物又送不进去了。过了些日子母亲来信说，小二姐他们被押到南京了。尽管我向家里写信用了许多激烈的言词，父亲从来没回过信，只是母亲和姨母写信来要我“冷静”，要我体谅父亲，不要“被人利用”。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才知道，小二姐已被接回家中，不久就被送回慈溪乡下了。后来姐夫也被释放了。这一年冬天是特别的凄冷。我也从小二姐的被捕，认识了现实的残酷。我从他和姐夫的榜样中，还认识到革命者必须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这一切都激起了我更高的革命热情，同时我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不少。不久，我就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学生自治会竞选中去了。 　　1948年暑假我又没见到小二姐。姐夫袁永熙和我们同在上海。当我们关在三层楼上，想念远在慈溪乡下的小二姐，同时也为姐夫被软禁在上海，远离北平的群众运动而愁闷时，他会突然说：“来，抽支烟！”然后我们就翻开地图，查看解放军已打到什么地方。 　　1948年夏天国民党公布大批黑名单后，学生运动表面沉寂，实际已转人准备迎接解放。我在十一月进入冀中解放区，一月中随军进人天津。 　　然后是北平解放，紧接就是三月的欢聚。 　　在上海地下党的巧妙安排下，小二姐同姐夫，都摆脱了软禁的羁绊，经过苏北解放区到了北平！ 　　三月末的晚雪，北平是银装素裹。在王府井南口的一座楼房里，我们姐弟重逢了，奉命专门护送小二姐和姐夫来北平的郁文表姐和邢福津他们也都在。这锣鼓声喧、欢庆解放的情景，同一年多以前的凄风苦雨相比，真是恍如隔世。但是革命形势不允许我们更多地回顾过去。他们都在忙着筹建团中央的工作，我也就匆匆赶回天津。 　　回想起解放前的年月，小二姐是兄弟妹妹中冲破旧社会和家庭的樊笼，走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第一人，我们是跟着她走的。许多同志感到不好理解，你们这样出身的人，为什么还要投身革命？其实，人不是仅仅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他或她的社会存在，还有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在社会的动荡时期，社会前进的动向对人的影响极大。小二姐尽管对父亲也有很深的感情，对他的私德也表示敬仰，但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关键的政治抉择上，她始终是清醒的，总是同社会前进方向保持一致而能够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直至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而进行决死斗争。她酷爱研究历史，早在解改前就对我说，中国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可能走向富强。我觉得她的共产主义觉悟是深深植根于爱国和民主的要求之中的，也就是说，是来源于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想到我们党现在提出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小二姐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去世而不得亲见，我不禁一阵阵心如刀割。我想，小二姐是离我们远去了。可她为之奋斗的理想，总有一天要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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