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琏同志的最后几年（1962——1967）是在上海度过的。她当时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她从青年时代起，就背叛其担任蒋介石高级智囊的父亲，毅然献身革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她在北平被捕。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她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气节。她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德早就为人们所敬重；而1957年她丈夫被错打成右派后的厄运更为人们所同情。她的宝贵生命断送在把一切是非都颠倒过来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一） 　　陈琏同志曾经长期在北京学习过，生活过，战斗过。她对北京本来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自从1957年的不幸事件发生后，北京这个城市，对她来说，突然变得疏远了，陌生 　　了。她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城市，越远越好。六十年代初，中央决定重建华东局，经过组织同意，她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于1962年春带着三个大的只有十二岁，小的只有八岁 　　的子女，来到了上海。 　　 那是三年困难刚刚走出谷底的时候，被“大跃进搞得乱糟糟的包括教育战线在内的各条战线的工作，正按照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着手进行整顿。陈琏和教育处的其他同志，协助当时担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同志，对教育战线尤其高教战线的整顿，进行了大量深人细致的工作。她带领教育处的同志，深入学校，开座谈会，同知识分子谈心，倾听师生们的意见。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推敲修改，起草了一个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条例，强调学校政治思想工作要经常化，制度化，要为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而服务。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她当时经常去华东师范大学。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的薛唏申同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上学期的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讲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段历史，陈琏带着一个同志不声不响地走进他的课堂，找了两个空位子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讲完课后，她用她特有的、非常柔和的、清晰的声调，对薛唏申说，你这一课应该把它当作革命传统教育课来上。现在的大学生，在建国初期还是些不懂事的娃娃，那时的财经困难，通货膨胀，帝国主义封锁，抗美援朝，等等，他们都不懂，应该讲得具体些，生动些。毛主席当时讲，我们国家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今天也适用。这样，政治思想工作同教学工作也就结合起来了。薛唏申说，她这次谈话的内容和平易近人、和霭可亲的态度，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是怎样也忘却不了的。 　　凡是过去就熟悉陈琏的同志，都认为她原来就比较内向，1957年以后，她就变得更为深沉、持重，不大讲话了；原来她对工作就极端负责，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此后，她就强忍着内心的痛苦，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用于工作，用于学习，用于养育自己心爱的子女了。她是一个柔中有刚，很有个性的人；是一个富有理想，有着热烈、执着的追求，把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二） 　　1964年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组织部部长罗毅等同志带领一批华东局机关干部、华东师范大学师生去安徽全椒县蹲点．陈琏同志和我都参加了。我们两人带了一个工作组蹲点在该县古河公社王山集大队，她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这是一个还不通公路，没有电灯和电话的偏僻的大队。我们两人常去罗毅同志蹲点的邻近的一个大队去汇报工作，我们就沿着象木棍似的田埂走。有时谈得晚了，天黑了，她的眼睛又不大好，走起路来就更加艰难。当时安徽农村刚刚复苏不久，农民生活还很困难，一天三餐都是稀饭、咸菜、酱油汤。我们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趁着去古河镇开会之机，才能去小店铺稍稍改善一下伙食。对于那样艰苦的环境，她不仅甘之如饴，还经常提醒我们在生活上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 　　她当时住在一个丧失双亲的、只单身一人的农村姑娘家里，她对这个姑娘很体贴，很同情，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在陈琏离开这个村子时，这个姑娘失声痛哭了。 　　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我们当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但她比起我来要实事求是得多。尤其中央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公布后，她对其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部分，例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的要求，贯彻执行得很坚决。在这之前，农村基层干部被看成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几乎全都靠了边。我们是在1965年农历除夕才接到“二十三条”的，那天我们两人是在召集了全大队社员大会宣读、讲解了“二十三条’以后才返回上海的。春节一过，我们就赶回农村落实政策。当时，我们两人分别掌握一个生产队。她蹲点的那个队。有人揭发队长盗窃粮食七、八千斤，说得活龙活现。她开始将信将疑，后来经过挨家挨户访问，甚至踏田逐块估产，最后否定了这个疑案。我蹲点的那个队，会计在那种空气下被迫做了假交代，承认盗窃粮食九千多斤。我就信以为真，在工作组内作了介绍，并在社员大会上作了宣布。后来，我调到另一个公社，到定案时，陈琏同志派人核实，认为缺乏证据，同我交换意见，最后也给否定了。 　　我们经过这段不同往常的经历，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很愉快。她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却毫无傲慢、做作的毛病。她谦虚、谨慎，遇事都同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她比我年长几岁，我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大姐看待的。 　　（三）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陈琏同志从安徽农村回到了华东局机关。当时，江青、张春桥一伙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同志开刀，撤了他的职。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兼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他踌躇满志，自称是“三级所有”，亲自几次跑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说夏三十年代就有问题，三年困难期间写的《民主集中制》一书是大毒草，以后夏又破坏样板戏等等，煽动宣传部干部贴大字报，揭夏的问题。在几次揭发、批判夏征农的会议上，我发现陈琏同志非常沉默，一言不发，会后也不贴大字报。有一天，她来到我的住所，我就问她，你对批夏有何看法？她说，我觉得夏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很放手，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么搞？！ 　　“一月风暴”后，上海从上到下层层夺权，大批干部横遭迫害，被逼死于非命者日见增多。当时我们两人被分别关在两个“牛棚”，见不了面。同她关在一起的同志后来说，她当时“斗私批修”，就怎么也想不通。她说，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努力按照党章的要求去做的，怎么一下会变成“修正主义”？！一天，华东局机关造反派责令我们去建国西路华东局机关大院看大字报。一进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不是揪出某某某，就是打倒某某某。刺耳的高音喇叭，反复地重复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气氛十分紧张、恐怖。我们两人恰好在一个角落里相遇，我发现她神情变得十分严峻，我同她暗暗相约：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决不在绝路上走。 　　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我们难得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永别。1967年11月19日，她突然离开了我们。遗书上写道：“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终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当我得到这个不幸消息的时候，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所受到的震惊和悲痛。“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这悲愤的呼喊，像山崩海啸，震撼着大地。我没有权利责备她为什么不遵守约言。为了革命事业，她牺牲了她能够牺牲的一切，最后自己还被“革命”推到对立面……。任何人，那怕是最坚强的人，处于她那样的境地，都难以承受她那样的打击的。她，毕竟是一个人啊！ 　　过了不久，造反派强行把我全家搬进她的住所。她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挤住一间，我们一家挤住另两间。其中一间就是她最后离开人间的那一间。那真是触景生情，她往昔的音容笑貌，她的坎坷经历，尤其她最后离别人世间的方式……，时时刺激着我的神经，泪水经常夺眶而出。命运竟然这样把我们紧紧联系了起来。后来在我遭到难以忍受的非人的对待时，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走她的路，但我又想起我同她的最后约言，她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一定得等下去。…· 　　往事不堪回首，她没有等到的“那一天”终于到来。在“文革”的灾难和过去“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日益取得的巨大进步所补偿时，我又不得不想到我们今天的欢乐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历史的反光，把陈琏同志的形象照耀得更加光辉。她没有等到“那一天”，但生活在“那一天”的人们是会永远记住她的。 　　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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