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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念园__陈琏纪念馆
浙江慈溪官桥陈氏家族纪念园区文革纪念园

意志坚强 品德高尚——怀念我的妹妹怜儿

陈琇

  我亲爱的妹妹怜儿(琏)离开我已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她的音容笑貌时时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在梦中我也常见到她。她比我小一岁,我们从孩子时代起就在一起长大,在同一所小学、中学里念过书,后来在经过两年分离后又在重庆中央大学会聚。那是在抗日烽火遍地的大后方,我们姊妹俩常在校园内散步,在宿舍的暗淡灯光下促膝谈心,如今还有多少往事历历在目,而她已离我而去二十年了。
  我永远忘不了二十年前的那一天,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席卷上海。1967年11月20日,那时我正同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在吴淞的一个公社参加秋收劳动,大约凌晨四
  时半刚过,我的大儿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神情紧张轻轻的跟我说:“亲亲阿姨死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浑身颤抖,眼泪不由自主地扑籁籁落了下来。
  我的儿子陪着我急急回到市里,我赶到泰兴大楼她的住处时,我的爱人和二儿子已在那边。他们告诉我她的遗体已送往火葬场了,房内只有她的长子必大和幼子小代,坐在床上,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门外。她的长女必泓在松江二中住读,还没赶回。
  那天上午天下着漆漆细雨,大约十一时左右,我们来到西宝兴路火葬场的一个小小边厅里,我这才看到了白布盖着的她的遗体。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屋子里只有我和我爱人,我的一个孩子和怜妹的孩子以及一直在她家为她管理家务的保姆。我们几人默默地站在她的前面。她脸色苍白,紧闭着眼睛,但神态却是平静的,双手放在胸前,只是她的脚踝肿胀,保姆带来的一双新布鞋费了很大的劲也没穿进。她双目紧闭,似乎他仍在作惯常的深思,神态平静,因为她深知自己是无辜的,她相信她总将被人理解,虽然她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
  从火葬场出来,我的心中充满着后悔和内疚。在这样风急雨骤的日子里,如果有个人在她的身边,经常能说说心里话,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也许比较容易苦撑过这些可怕的受煎熬的日子。她的子女都还未成年,在上海我是她最亲近的亲人了,可是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所处的恶劣环境,。我也未能时常去看望她,未能了解她最后一个月中内心遭受的痛苦。我终于未能在这最后一刻起到一点挽回的作甩,这是我的终身憾事,当然现在是一切都太迟了。
  过去的事又一幕幕在我面前展开:和怜妹接触过的同学和朋友都有一个印象,感到她热情活泼,嘴角总是挂着一丝腼腆的微笑,许多人都以为她是一个无忧无虑心上没有负担的人。实际上不是这样,她是一个对周围发生的事物十分敏感的人,想得很多的人。
  我想起在1933年,那时父亲在杭州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我们也举家迁往杭州。这年暑期我和怜妹也从鄞县转学到杭州,按照父亲的意愿去报考杭州师范,她报考幼师一年级,我报考普师二年级插班生。发榜那天,我们俩人一早赶到校门口去看榜,记得那年幼师录取20名左右,插班生录取3名,我们的名字都在最后。回家的路上,我们很懊丧,伶妹说了一句:“肯定是阿爸关系照顾进去的。”回到家里我们都哭了。后来还是我四叔去向学校了解后才知道那次的名单是按姓氏笔划排的,那年的新生中我们姓的笔划恰巧是最多。怜妹生性就是这样:她从小对自己要求严格,不肯获得不是由于自己努力而获得的东西。
  1937年抗战爆发,我们举家西迁,住在重庆附近嘉陵江畔的一个小镇北墙。我们同在北碚小学义务服务了半年,后来她就进了国立二中女生部(在北碚)继续学习。在她的鼓励
  和支持下,我在1938年考入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这段时期我们经常通信,相互报告自己学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信。在有一次的信上她是这么写的:“这里的工作很紧张,自两星期前我们下乡宣传兵役两天以后,北陆志愿兵风起云涌,居然由十八人而增至五百人的队伍,这中间我们又募捐慰问家属欢送等。北碚的空气太热烈了,五月节的各种集会、座谈会、音乐会、运动会等以及重庆被炸后的难民慰问、输送等等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也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灵。”她做了很多工作,但她总嫌自己做得不够,检查自己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她说:“与环境斗争克服环境还容易一点,要与自己奋斗克服自己那就困难得多,而且是很痛苦的。”后来她又来信说:’现在我之放弃这累人的功课完全是理智的了,为的是我不需要那种死的知识,我的时间应该更有价值的利用。”原来那时她已打算离开学校奔向更直接的抗日战场:那年暑假中有一天,忽然有两个陌生人来找我,她们是怜妹的同学,带来了一封她的短信。她告诉我她要去参加浙东的一个战地服务团,要我给她缝一条被子带去。我当时虽不忍她离开我,但我为她爱国的热情所感动,没有劝阻她,而是瞒着家里为她准备了一条被子和必要的衣物。但几天后她却意外地回来了,原来她们那次并没有走成。通过这件事我们姊妹之间更加亲近和信赖了。
  1939年她在国立二中毕业后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这是抗战的第三年。在大后方,初期的那股子热浪似乎已渐减退,高等学府也不例外,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渐渐变得淡漠和消沉了。她看到这种情况,内心感到非常苦恼和焦急。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公子小姐固然不必谈,什么跳舞场、戏院子……,现在就连最好的有热情有血气的人,也是一天天往下沉,喜欢痛快,坐茶馆一坐就是半夜……,一样是想逃避现实的苦闷,找求安慰,找求麻醉……,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忍受艰苦,不能吸取痛苦的经验,不能积蓄愤怒和仇恨,只图痛快,只想发泄,只想遗忘,那抗战叫谁来坚持?哪还会有劲儿来建国?”在这信的最后她又说:“当然,好的,埋头苦于急起直追的人也还是有的,上封信我不是还报告你一些好消息吗?只是太少了。我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因此我常常有些苦恼。”怜妹这里说的“敏感”,也就是我常常感到的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对事物的深思和她对人、对社会、对环境的时时关切。
  她又是一个有坚强毅力、有理想、有追求、对人热情体贴的人。她可以艰难地承担起一切,却不愿由于自己的缘故而损害她的亲人和战友。我想起1941年1月震惊全国的皖南
  事变发生后,她为了避开随之而来的搜捕迫害,去昆明一个偏僻的小县隐蔽。离开昆明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她称之为“最后一封信”,其中说:“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伤害了任何人。”一年后,当她不得不离开昆明又回重庆时,她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看得出她内心的苦闷。我曾想给她一些安慰,但是她却写信给我说:“假如我心里有什么事没有对你说,那不是因为我不愿对你说,而是我觉得不值得告诉你让你烦扰。我承认我心里不象我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快活,但这不是任何人的过失,一切在于自己,只有自己勉励。”
  1948年初,当她从南京出狱后回到上海,我却正因难产住在医院里。我一见到她忍不住哭了,但她却避而不谈狱中所受的折磨,反而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呢,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当时她身体很虚弱,且已有身孕,她爱人还没有出狱,但她忍着悲痛不顾疲劳天天来医院陪伴我。但我们很快又分离了,舅舅陪她到了慈溪外婆家,接着半年后万万想不到又传来了她分娩时孩子窒息夭折的恶耗。磨难一个接一个,但压不倒她为革命而奋斗的坚强的心。她一次次来信就是希望结束寂寞的乡居生活,要我在父亲面前为她争取一个到社会上去工作的机会。后来经父亲托人介绍她到南京国立编译馆的西洋史组工作。顺便提到:由于怜妹在外地的时间多,所以她有什么事同父亲商量,常要我去转达。一是在我们家里,亲长们都说父亲最喜欢我,这是因为我是继三个哥哥以后出生的第一个女儿。其实,父亲对怜妹同样十分疼爱,除了我生母因生育怜妹得产褥热不久即逝世,使父亲神经备受刺激,曾一时失去理智迁怒于襁褓中的婴儿外,后来想是由于看到怜儿就容易追念及逝世的爱妻,所以对怜妹也倍加钟爱。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北碚去,无意中看到怜妹写的英文作文写得很好,他就写信告诉我的四叔:“这次回北碚发现怜儿的英文比我年青时还好,甚是快慰。”在重庆,父亲因工作繁忙身体很不好,我们很少看到他笑的时候,但是有时他和陈芷叮先生讨论公文之后翻阅怜妹写的中文作文时,看到得意处,我们总能在走廊上听到他们两人爽朗的笑声。父亲可能
  是把这事作为他的一种享受,作为他在烦冗公务后的一种休闲吧,从这两件事也可见父亲对怜妹的赞赏和关切。当然怜妹所得到的成绩不仅仅靠天赋,而是她从小很爱读书刻苦学习的结果。她的兴趣爱好很广泛,他常说:“父亲知识渊博是由于他年青时打下了很深的功底。”所以她自己在这方面是努力向父亲学习的。怜妹也很敬重父亲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清白廉洁的生活作风,但认为他的道路完全是错的。在政治原则上她是毫不含糊,十分坚定不移的。1945年日寇投降后的那个冬天,重庆各界人士多次举行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大规模游行,走上街头要求国共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怜妹明知自己参加这种游行会使父亲不快,但她仍毅然参加了。除了对父亲政治立场上持坚决反对态度外,她对父亲还是有很深的父女之情的。1941年,当她决定弃家出走时,她还不忘关照我“希望你尽可能为我弥补我走了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 1948年11月父亲在南京自杀身故,她十分悲痛,后来她给我来信说:“我所觉得最无可挽回的事是父亲一生忧患,不能见到祖国将来欣荣的日子……”她这话很可以概括她这多少年来的矛盾心情。
  1962年她调来上海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但是坎坷的生活经历使她变得更深沉了。我们不忍心重提那些辛酸的往事,见面时除了谈工作,更多的是谈谈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她请了一位保姆为她料理家务,为的是想把全部心方放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上。有时我也住在她家,她告诉我她常常失眠,这使她很痛苦,这说明她的身体健康情况已不如从前了。但四清运动开始后她又连续两次下农村工作。她虽然是我的妹妹,但我一直感到她对世事的了解比我深切,比我成熟。所以,每当我碰到什么困惑或疑难的事,总要去找她谈谈。当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到处都是乱哄哄的,锣鼓喧天震耳,大字报铺天盖地。几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学校里那种混乱的景象。虽然自己当时还幸未成为“揪斗”的对象,但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惊惶,感到迷惘不解。在八月的一个十分炎热的日子,我又去泰兴大楼找怜妹了。我感到她神情严肃,说话很少,但似乎没有我那种惊惶。她说眼前这场运动是过去从来未曾有过的,所以有时难免会有点乱,但一切会走上轨道的。到那年十月,
  情况似乎一直没有走上轨道,而且是愈来愈乱了。学校里出现了学生打教师,把教师的头发剃去一半成了“阴阳头”,这是过去学校里从未见到的事。我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当时家庭出身问题被提到吓人的高度),隐约感到也许会有祸事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我又去怜妹那儿了。那回,我比较激动,我说:“如果我也碰到“阴阳头”那样的侮辱,那我宁愿自杀!”她听了忽然变得非常严肃,她说。“你绝对不能这样想。你一定要经受住一切考验。”事后我想起来,她的这些话不过是在安慰我,她对于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是非常想不通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她相见。一个多月后,她突然去世的噩耗就来了。
  在怜妹逝世二十周年的前一年即1986年夏天,我和怜妹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谢莹(志萦)就向我提出编印一本纪念册,寄托我们大家的哀思,同时也可使她的革命精神给后世人以鼓舞。志萦为此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怜妹的家人和联大时的战友也作了各种努力,因为这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这样想:怜妹不长的一生中,虽然没有轰轰烈烈时业绩,但她却是凭着一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追求的心,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留下了一步步坚实的脚印。如今,我又想起她在四十多年前给我写的一封信上的几句话:
  “……我很想声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
  “……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道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怜妹,现在祖国上空的阴霾早已散尽,你早已被人们所理解。你的亲人和战友们无限深情地追念你,赞颂你,在这本小册子里,带给你深深的哀思。我们相信:你最后所经历的那种日子,那种是非颠倒的年月,今后决不会重来了。已经接受了这惨痛的教训,你如果地下有知,也当会为此而感到宽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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