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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虽然已经隔了一代人之久,可是怎能忘却! 1939年的秋天,在西南联大的一次党总支委员会会议上,出现了一位陌生的女同学,总支书记袁永熙同志介绍说,她叫陈琏,地质系一年级的。 当时,联大的党员不多,但党员差不多都是优秀的学生,一般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作风正派,待人热忱,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此,当我们知道哪一位同学是党员的时候,就怀着特别的好感。现在陈琏刚到联大,还是一年级就担任总支委员兼女同学分支书记,心里想,她一定是很出色的党员,也就对她肃然起敬。 陈琏还参加了“群社”。“群社”是当时党总领导下的公开的学生团体,虽然我们力图使它不蒙上政治色彩,但是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还是把它看成左派团体。陈琏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社员,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是的,她的表现,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她在联大期间一直穿着平底的布鞋,穿着长到脚跟的蓝布或灰布的旗袍,不烫发,额前一抹留海象个女童打扮。陈琏也象当年大多数同学那样,读书很用功,成绩很突出,而且兴趣和才华是多方面的。她读的是理科,但却又酷爱文、史、哲,不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 典著作和现代的翻译的文学作品,还熟读了不少旧诗词。她说话不多,但很扼要、诚恳;她很严肃,但很谦逊,令人感到和蔼可亲。她和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扎根在同学中间。她出身于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庭,却这样朴素无华。谁又能猜想到她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说陈琏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她是当之无愧的。她从具有政治意识的时候开始,便决心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她光明磊落,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记得有一次在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党总支会议上,她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员应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的利益,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绝不是出于—时正义的冲动,或者是党纪的要求,而是个人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对革命的高度自觉和革命实践。”她说的是这样透彻,这样真挚,这样具有感染力,虽然距今已隔40多年,仍然历历在目。 陈琏同志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的。袁永熙告诉我:1947年他们的住宅遭遇国民党特务突击围捕时,正巧有几位同志在开会,陈琏态度从容镇定,对当时穿得很破烂的陈彰远同志说:“工作不是立刻可以找到的”,顺手拿了袁永熙的一件毛衣又掏出20块钱,塞给陈彰远说:“你回家去再等一下吧!”装成陈彰远象是个求她谋职的穷同学似的,想藉此掩护陈彰远。但特务还是把他带走了。以后在狱期间,任凭国民党特务如何威迫利诱,软硬兼施,她始终没有泄露丝毫关于党和革命组织的秘密,保持了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二) 1941年10月,皖南事变以后。联大党总支按照上级指示,把—些不能被捕的党员和进步同学,分期分批撤离学校,到外县隐蔽起来,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当我还未离开学校前,大概是2月的中下旬,同学们私下传播着:陈施琏是共产党员,已经走了。 原来是陈琏已有几天没有露面,但她的床铺还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不知是哪位同学掀开他的床单,发现一张信笺上,秀丽而工整的字体抄录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门槛》描述19世纪一个怀有崇高理想的女郎,甘受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干死亡等一切痛苦,一切打击;她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也不要声名,心甘情愿地跨进一座门槛,去作一个被不理解她的人讥笑她为傻瓜,而实际上是为真理而献身的圣人。 当然,陈琏不赞成十二月党人用暗杀和苦行僧的行径的,但她却借这首散文诗来表达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7月,我和沈吾毕、曹学源和朱瑞青等同志回到昆明,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袁永熙。当时,我们都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正商量各人怎样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隐蔽起来,作长 期打算。8月,在袁永熙动身去重庆找她的姐夫孙国华教授之前,告诉我陈琏在个旧的地址,我便决定去个旧跑一趟。 在个旧的一间古庙里,我找到了陈琏(改名为程国仪)、邢方郡(原名邢福津)和周天行(原名周绵钧)。我们几乎谈了一个通宵。当时,虽然由于失去党组织联系而感到苦恼,但大家的革命意志和信心却没有丝毫动摇。在断断续续的谈话中,也谈到她父亲的“启事” ,(注:陈琏从联大出走之后,陈布雷在重庆和昆明报纸上,刊登了“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的启事。)谈到她的家庭,她虽然偶而流露出对她父亲的感情,但由于他和父亲之间存在着彼此对立的政治立场,因此,在家庭和革命二者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事隔多年之后,我从她的姐姐陈琇同志那里看到陈琏当时给她的信: “时代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很想声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 “这里,我只能希望你尽可能的为我弥补我走了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穹(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什么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 “细姐: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扰,多保重自己。我,我自己也会留心,你放心,相信我,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道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了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从这封信看得出她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溢于言表。 (三) 1947年,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有一天,陈琏突然来访。寒喧之后,她说:她要和袁永熙结婚,问我们意见怎样?我和沈吾华都表示极其赞成。她接着说:“我问过钱瑛同志,问过邢福津,问过李振穆,他们都赞成,现在你们也赞成,就这样定了。” 事实是,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她和袁永熙之间就存在着深厚的感情。可是,在那动荡的年代,陈琏一直害怕结婚会妨害她的革命事业,因此,一在拖延着。现在,党的领导和比较了解她的同志都赞成了,她也就作出决定了。 1957年,袁永熙已被错划成右派,而我还没有被批斗,邢方群同志告诉我:陈琏为了要划清界线,已经给组织写了报告,决定和袁永熙离婚。事实说明,这次离婚,在陈琏方面,完全不是由于感情的破裂,而纯粹是为了服从党的利益。1962年,陈琏要求调去上海,临走前一天,她托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通知袁永熙跟三个孩子们聚会一天。她一清早便把孩子交给士询,然后,晚上又从土询手里接回孩子,这样,她就避开了和袁永熙直接会面。后来,士询的妈妈袁永怡同志告诉我;当天晚上陈琏抱着孙士询哭了一个通宵,泪水湿透了土询的睡衣。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的儿子必大去串连时,陈琏还悄悄地告诉必大说:“你爸爸在南宫。”陈琏,你既然对袁永熙这样情深似海,那为什么又断绝得这样坚决彻底!?可是,当我们想到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为了保持你政治上的纯洁性,为了维护你疼爱的孩子们的政治上的前途,你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这正象你给你姐姐的信上说的:“我能说些什么呢?” 1973年秋,也就是在陈琏离开人间之后的第四年,我才从永熙来信中证实了这个极其悲痛的噩耗。隔了一个月,我又从陈琇同志那里打听到必泓、必大和小代的下落,取得了联系。我从必泓、必大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长信中,知道了陈琏临终前的一鳞半爪。 必大于1973年7月29日给吾华的信上说:“妈妈革命了一生,也一生伴随着家庭的分裂。”“那是11月份……我从“一月革命”后,一直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活动。…·加上和妈妈的顶嘴,就没回去。就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妈妈和我永别了……在这之前,我竟然对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期的问题一无所知,她出于自尊心也一直不让我们知道。…·我甚至想如果妈妈还活着,即使她真的被打成什么,我们也决不离开她。——晚了,妈妈在死以前竟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啊!多么善良、纯洁的孩子,竟然把妈妈的死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和妈妈的顶嘴,归罪于自己没有回家。 陈琏同志,难道孩子们不和你顶嘴,不去“造反”,在家里陪着你,你就可以不死吗?不可能是这样想的。你第一次背叛你热爱的尊敬的但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父亲,你还有个党; 1957年,你坚决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丈夫离婚,你依然还有个党。党是你真正的家,唯一的家。我们知道,自从入党之日开始,甚至还早一些你便以身许了党。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把你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总之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把你永远开除出党。你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够支持你?铮铮者的陈琏啊,你怎能够不死? 1979年3月21日,在你的平反昭雪大会上,我站在你那幅悬挂在会场中央的,庄严、含笑的遗像面前,仿佛再看见了你,仿佛就在总支会上听着你严肃的发言;仿佛看见你夹着一大包书匆匆地穿过南院;又仿佛看见,当我把你在火车上忘记拿的箱子送到狗街子还给你时,你那惊喜的神情;仿佛看见:每当吾华和我到沙坪坝中央大学找你的时候,你飞快跑出来的喜悦笑容;我还仿佛看见:我到团中央大院你的家时,你那殷勤款待的情景。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一幅一幅地掠过眼前,仿佛你依然活在我们中间。我多么希望你还没有死,希望你的死只不过是我们的幻觉。但是,这又怎么可能? 参加平反昭雪大会的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气氛极其庄严、肃穆、沉痛。开始隐隐地听到轻轻的饮泣声,接着,越来越重了。最后,几乎整个会场都哭了。多少人希望陈琏同志不是真的死了,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诚然,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有曲折,甚至有反复。但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就非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场浩劫不可吗?现在,这场浩劫已经过去了。陈琏同志!希望你以及许许多多含冤而死的优秀同志,都能知道,我们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再不会发生这样史无前例的民族灾难。我们希望也相信必能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告慰你的在天之灵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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