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幼受儒家教育，奉儒家思想为圭臬。文革中，批林批孔时，学校有人贴大字报，指名道姓地说：在四医大，张学庸，王复周(生理系教授，也是父亲三十年代在开封高中——当年河南省最好的高中读书时的同学) 都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从他们的名字上就可看出，一个要学习中庸，一个要复辟周国……。不过，父亲对此倒是极为坦诚，我读过他在解放初期写给组织的“交心材料”，其中谈到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包括名字也是长辈期盼自己做人做事中庸，不偏颇，而起名学庸。自己的性格中谦恭、忍让等的特质很突出，而斗争性很差，“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实际上，父亲接受了许多儒家思想的积极内容和伟大精神，除了以天下为己任，讲修齐治平的躬行、抱负。且谨言慎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认真学习师长、同学、朋友、同事的优点，“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父亲一生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求自己，不断学习，探索。闻道争先，执鞭携后，鞠躬尽瘁，永不懈怠。在其晚年，他多次在写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我的信中及我们每年短暂相聚时的谈话中提到这句话，我明白他是在提醒我，也是在激励自己。他的一生的确是实践这句话的一生。他的人生态度及对理想操守，学问的追求，坚持和执著都堪称我们晚辈的典范。 　　冯友兰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其自题座右铭。九十年代，一次回国，我提到冯先生的座右铭，父亲立刻问我：你知道这两句的出处吗？我答不知，他告诉我，这前一句出自《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道德传统，“新命”寓意现代化建设；后一句语出自《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冯先生的这个自题座右铭，表述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及志向，堪称佳联、佳句。父亲一生对冯友兰先生的学问极为推崇并视为楷模，尽管他们的专业领域，研究方向相距甚远。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七八岁)，父亲就对我提过冯友兰的名字，说他是个大学问家，其胞弟冯景兰(地质学家)，胞妹冯沅君(文学史家、作家)均在各自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一门硕彦鸿儒。言谈中流露出希望我们兄妹几人以他(她)们为榜样，一心向学，学问日日精进，努力报效国家。父亲还对我提起，抗战胜利后，他回老家探亲，从南京到南阳走到唐河县界内，在路边一小饭馆里进餐。听到临桌的几位食客边吃边聊，一位以极为艳羡的口吻说起唐河县首富(姓李还是别的，记不准了)，另一位颇不以为然，反驳说，那有甚么，有钱财不值得夸耀，你们看冯家(冯友兰先生跟父亲算是唐河县小同乡)，张家，仝家，X家(记不住了，这几家是当时唐河县读书人最多的四个大家族)出了多少大学生，那才值得羡慕和称道呐。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谈论时，张家的长孙就在旁边，并给他留下终生的记忆和鼓励。父亲同时明确地表示，我们家比冯家确实差多了，他们家出了好几位大学者…….(父亲的胞弟, 胞妹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抗战时的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先生(和周一良先生) 被揭发，谓他们在七五年左右被拉入“梁效”写作班子，当了所谓“顾问”，受到不少批判和非议，称其晚节不保。父亲闻后甚为不解，扼腕痛惜。并多次对我说：冯先生在那种环境，一定有他的难处，有难言之隐……。极表同情。后来，冯友兰先生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完成并出版(在香港)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季羡林先生著文称：冯友兰先生大节不亏。父亲读后，甚感欣慰，深以为然。父亲晚年饶有兴致地读过冯先生写的《三松堂自序》，和周一良先生著的《毕竟是书生》，对他们在极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的违心之言，违心之为感到可以理解和原谅。九四年，父亲来美参加全美消化病年会，我陪父母亲到哥大主校园哲学系(冯友兰、胡适均在此获哲学博士)参观，并在哲学系楼前罗丹亲手制作的雕塑“思想者”( 罗丹亲手制作了五座“思想者”雕塑，这是其中之一)前留影，他说胡适、冯友兰等中国著名学者在这里打下了学问和事业的基础，他们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记得小时候参加了少先队，母亲看着我带的红领巾，对我说：爸爸小时候也参加过当时的少年组织——童子军。后来父亲多次回忆童子军的活动，描述过在小学高年级还是初中时，学校在假期组织童子军步行从开封走到山东曲阜，虽然当时年幼，路途遥远，但想到要去孔子的家“朝圣”，就早早地报名，一步不落地走到目的地。在曲阜，深为孔府、孔园、孔林的建筑规模和当地的文化氛围所感染及震撼，由衷感到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我感到，父亲始终认为，去曲阜是他参加童子军最有意义，一辈子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 　　父亲总说学习要身体力行，只说不做，光知道卖弄先贤著作中的一些词句等于白学。他多次跟我说历朝历代出了五百多位状元，他们不能说学问不大（少数例外），但他认为最好，最值得钦佩的是文天祥。这位南宋状元的学问，风骨气节堪称万世楷模。“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自己也多次抄录文天祥的这首绝命诗和《过零丁洋》。 　　父亲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之低是外人很难想像的，粗茶淡饭都达不到，因为他没有饮茶的习惯，我少时的朋友，同学和邻居都知道我们家最常吃的是汤面条和稀饭馒头，家里做的饭菜，花样很少。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未抱怨挑剔过，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贴身的汗衫破得几乎露了背，他还在继续穿，不舍得扔掉。而对买书和资助亲友，经济困难的病患，他却从不吝啬。“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父亲用诸葛亮的《诫子书》教育我们，更以它要求自己，给我们做表率。六三年我考入二十中(西安高中)，住在学校宿舍。当时正是学雷锋的高潮，同班的女同学很热心地帮男同学拆洗被褥。当时，一个大宿舍里住处着二，三十余位同学。某日，下午下课后回宿舍，正走到门口，就听到几位女同学（她们正要帮男同学洗床单）在议论，一位女生说：听说张毓京的爸爸还是军大的教授呐，全宿舍就他一个用的是粗布床单，比所有的同学都不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走进去对那位同学说：教授有富有穷，我爸爸是穷教授。那床单是父亲老家里早就出了五服的乡亲，来西安找父亲看病或请他帮忙，从农村带来的粗布，母亲剪裁后把边缝一下，就做了我的床单。特别是在我叔叔（清华毕业，后到哈军工教书）以及父亲的叔父（武汉大学毕业，是一位老的教育家）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他的几个堂妹妹，堂弟弟的教育和生活的重负都落到父亲身上。我家(父亲这边)需要接济、帮助的亲友多，父亲又是来者不拒，只要到家，就好生招待，让每位客人，无论是至亲，还是从未谋面、八竿子打不着的“乡亲”，无论来自大都市，还是来自穷乡僻壤，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一住好些天，连吃带拿。尽管当时父母亲的工作收入跟大多数家庭相比算是高的，但好多年家里经济状况一直很拮据。所以在我的概念里，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穷教授。他多次引用孔子曾赞扬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父亲常对我说：一个人应在精神生活，精神层面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精神生活的匮乏是最可悲的，吃穿享乐是低层次的享受，安贫乐道是古代圣贤的共同特征。“君子固穷”，历朝历代，真正做学问，专心于学术的人，都是物质生活上的贫者。“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太追求和注重物质享受的人，很难做到“俭以养德”。 　　父亲的的一位远房叔叔张瑞麟先生（曾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其家文革前私人藏书十万余册，据说是陕西省私人藏书最多的一家（或之一）。六一、六二年，我刚上初中，父亲安排我和毓森弟弟（当时他正读小学高年级）每个周六进城到东厅门张瑞麟先生家跟他学四书之一<孟子>（同学的还有他的两个外甥王千里和王大可，年龄同我相仿）。现在想来，这很类似古时的“私塾”。“文革”后期，张瑞麟先生受诬陷，被关进大牢。在当时严酷、黑暗的政治环境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绝大多数民众对黑五类，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他们的子弟，亲友都避之唯恐不及，更遑论一个现行罪犯。父亲得知，深感痛心和担忧，坚信他不过是一介书生，绝不可能违法作乱。当时，四医大已从重庆搬迁回西安，我也从部队复员。父亲打探到张瑞麟先生被关的具体地点后，就要去探监，还说：正是这种时候，才需要有人去关心他，鼓励他，劝慰他，使他有信心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母亲则认为父亲是现役军人，实在不合适亲自探监，要去就她自己去。但父亲执意前往，双方相持不下。后我说服他(她)们，由我代表，带一些食品及生活用品去探视，看望。当张瑞麟先生后来被平反而无罪释放出狱，父亲在第一时间将其请到家中，予以慰问。文革及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落井下石者有之；卖友求荣者有之；撇清关系，以求自保者有之；兴灾乐祸，冷眼旁观者更有之。但总有一些人能在他人落难或受到不公正待遇及政治迫害时秉持正义与良知，平和坦荡，无私无畏，仗义执言，义薄云天。在他(她)们的身上闪烁着“旧德的精彩”，有古道热肠, 侠肝义胆的古人之风，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人看来，这样的举动在中矩中规的父亲身上是很难想象的，但我觉得这正体现他读圣贤书，无愧于心，无愧于行的风骨和独立意志。 　　儒家思想，重孔孟之道，讲仁义道德，有为有守，惟道是从，惟义是守。父亲一生与人为善，坦率真诚，刚正不阿，有自知之明，有择善固执之毅力，自强不息之恒心，讲信义，重然诺，淡泊自甘，谦逊内敛，宅心仁厚。很多和他相处过的人，包括他的老师，同学，学生，病患……，跟我提起父亲，都说他受传统教育影响很深，很有儒家风范。2002年，我应邀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参加一学术研讨会，父亲得知，打电话给我，让我务必抽空去探望他的同行，三医大学西南医院原内科主任，著名消化病专家刘为纹教授，因他获知刘教授近期身体欠佳。会议结束当晚，我请三医大胡川闵教授陪我到西南医院家属区找到刘教授家，并自报家门（这是我第一次见刘教授），刘教授腿不好，坐在椅子上，说话有些喘，他得知我受父亲之托来看望他，很感动也很激动，跟我谈了很多。他说：在我几十年跟你父亲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你父亲是个很好的人，有很高的品德且很有仁爱之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父亲正是这样的人。现在，像他这样的“君子”真是很少很少了……。他说自己腿不好，但手还可以，现在每天做的“工作”就是用毛笔抄写古文典籍，他临时专门给我挑了一幅用十分工整精美的小楷抄写的《岳阳楼记》全文，让我转交给父亲。尽管他走动极为困难，临别时他还是坚持让他孙女扶着他送我到门口，嘱咐我一定将抄件和他的问候带给父亲。 　　父亲对儒家思想的糟粕部分也有充分的认识，对儒家思想给他性格上的某些负面影响也不断地反省、反思、剖析，特别是在其晚年。 　　毓京2012-2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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