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算子·五月遗事－邱庆枫同学十一年祭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按说是三十而立，我却感到自己老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日间浮想，夜间幻梦，总之是挥之不去－－其实过去究竟才多少事儿啊？十九岁那年不是这样的，那个春天的日记里写满了柳絮、沙尘暴、睡懒觉和逃课，写满了对进驻燕园的热切向往，写满了我和一个同级男生自我戏剧化十足的初恋。只有五月二十日那页是空白的，那天就是空白的，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情不是过去、不是当时、也不是永远，应该把那一天那件事如何在时域与空间之中归类？我实在没有想法。 　　 　　昌平园四号楼黑黢黢的，我住在402，靠近楼梯，算是盘踞在光明的入口。我还能看到维提着脸盆慌慌张张推门而入，对着睡眼惺忪的我说：“政管系有个女生被人害死了，邱庆枫。”“真的吗？”之后片刻静默，我们仍旧各自收拾整齐，一同到楼下食堂吃午饭。我总觉得食堂里每一个同学的眼神里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他们已经知道了，又好像不大知道，所以没有一丝谈论“死”的声音。那个时候，恐怕大多数人和我是一样的，觉得这样骇然的事情总有些谣言的成分，不至如此吧，我们这么年轻...... 　　 　　直到傍晚，我在博实门口遇到了中学同学、政管系的欧阳。我嗫嚅着：“听说……”“是的……”他的脸上有一丝懊丧，同学多年，他是沉静而淡然的。他说他们班开了个会，学工老师们大概准备了很多陈述和回答，不过在只用五秒钟宣布了这条消息后，小佳的哭声就断然打乱了一切，多数人随之大放悲声，没有人义愤填膺，没有人追问真相。欧阳注意到有两个坐在前排的男生，双目凝滞，呆若木鸡－－他俩一个看了整夜书，一个打了通宵机。清晨六点钟，邱庆枫的遗体在离昌平园不足百米的果园沟渠中被发现，警方要找政管系的人认尸，要男生，清醒着的只有他们两个。 　　 　　就是五月二十日晚上，我相信我们九九级文科院系的每个人都在忙于拼凑事实，拼凑就在二十多个小时前昌平园墙内与墙外发生的一切事实。五月十九日，是我们级转系考试的日子，邱庆枫应该是一大早就和同系的几个同学同行，去燕园赶赴这场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考试。上午考试结束后，她和同系同学去清华拜访老乡，未遇其人，同学留宿在燕园，她一人乘坐345路返回昌平。公交车到达昌平县城已经7点钟，她在小白羊超市吃了晚餐，途中遇到几个昌平园的同学结伴采购，打了个招呼就各自散去。大概8、9点钟，她仍是一人从县城的小白羊超市步行回位于涧头村的昌平园，仅有十分钟的路程即将抵达，遇害。 　　 　　这个看似疑点重重的过程，对于我们九九级、乃至于自九四级以来的所有文科院系学生都是大致可知、毋需明言的。和位于县城中央的政法大学不同，昌平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皆为果园丘陵，人迹罕至。交通，学校认为他们已极尽仁者之能事－－平时没有，周五晚上、周六周日早上各一班直通燕园，周日下午一班自燕园返回。准点开车，过时不候；一张票三块钱，与澡票、水票一并管理，必须提前购买；车型为普通公交车，座位没有保障，通常情况是罐装沙丁鱼。即使转系考试由学校举行且涉及相当一部分大一学生，也没有任何特例。与此相对应，为了接送教师和班主任，学校每天都会安排一班依维柯商务轿车穿梭在燕园和昌平园之间。如果和自己系的班主任关系好，也能蹭上这么一班车。凭什么关系好？八仙过海－－后来回到燕园，才从九六级凌斌师兄闲侃吴思中，知道了“潜规则”的妙处。那时，属于大多数的我俗念不多，就这么挤着买票，挤着上车。同宿舍的丽莉一次没挤上买票就挤着上车，被看守在车门口的司机不由分说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推了下去。十八九的女孩儿，面子薄，直到邱庆枫罹难后，她才把这件惨事和盘托出。 　　 　　我没有注意五月十九日是不是有月亮，月亮又是圆是缺，但我无数次在想象里还原过从小白羊通往涧头村的路－－就在夜未浓时的八九点，荒郊野外，没有路灯，哪怕是昏黄的、闪着浑浊的光呢？我想，总共要走一个小时左右，前半段的景致已经毫无印象，穿过一条繁忙的、穿梭着山西运煤车的国道，就插入那条吞噬了邱庆枫生命的小路。那条小路很多人都见过，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认得出道旁高高的白杨，绿油油的农田，时而凸起的矮坡，一丛丛的杂草随风摆动。电影里面有春风、有淡阳、有年轻人悠扬的歌声。五月十九日，还是五月十九的夜晚，只有邱庆枫渐行渐远的身影，道旁没有颜色，灰色也绝非庄重，一切都只是个轮廓，包括她；魑魅魍魉遁形在苍苍茫茫之中，那一刻，她究竟是恐惧多一点还是急切多一点？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大声喊叫－－一定有的，听说，歹徒是先使她窒息的；她一直紧紧握着生的希望吧，同时，还有她视若生命的尊严和贞洁，一个饱读诗书的弱女子，却在搏斗中保持着抗争的姿态挥别这个本应光明缤纷的世界。我没有勇气听到、看到任何实情，却总也不能忘记在悼念仪式后，中文系廖笛那一双哭肿的眼睛和哽咽的声音：“没法儿看，我认不出是她。”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我的同学，她一个人承担着远远超出我想象力的孤独死去了，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况味不知几人尝过。是死者不幸，还是生者可悲？这问题从此成为我生命中无法绕过的磐石。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可我知道她叫邱庆枫。她在一众女生中间很特别－－漂亮，朴素，独来独往－－这三个特点通常是难以集于一身的。 　　 　　 　　 　　她穿高领毛衫、水洗布长裤，头发常在脑后一挽，干净利落；我对她身上的色彩了无印象，因为她永远都是行色匆匆。在主楼旁的林荫路，穿过操场的草坪上，图书馆窗下的小路，她背着一个和她瘦小的身形很不相称的黑色书包，鼓鼓囊囊，书本饭盒一应俱全；浓黑的头发中窜出俩条黑线，耳塞仿佛长在她的耳畔。她并不健步如飞，却总是在窸窣窸窣中一晃而过。“唇红齿白，桃花脸，绿鬓朱颜柳叶眉”－－像也不像，找不到嫣然含笑的卖弄，她的美是落寞而专注的。 　　 　　 　　 　　法学院、经济学院和政管系的女生都住在四楼。水房设在楼道中间，我们就楚河汉界地住在两边。平时洗漱，都是从两个极端向中间靠拢。我和她最多的相遇却是在楼梯旁、与宿舍入口相对的一个空房间。有一段时间，晚上十一点熄灯后，我们就在那里看书。女生宿舍只有三楼的会议室是二十四小时供电，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常是近水楼台，先占先得。班主任们也下榻在四号楼，有天赋异禀的女生把持了班主任的房门钥匙，雀占鸠巢。现在想来，邱庆枫也许和我一样，天生怕热闹、认生，因而行为反倒勇猛见长。四楼的这一间空空如也，只得一张布满灰尘的方桌和两把各三条半腿的残椅。我们就在一片黑暗里摸索进来，在桌子两边安营扎寨，各开各的夜车。尽管共处一室，装备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我还是小农生产方式，由博实采购的白蜡；她却已经步入了电气时代，自备应急灯。就是那些夜里，我曾经心中生疑，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在一平见方、交杂着灯光和烛光的幽暗中，她只是盯着她的书本，心无旁骛。没有抬过头看我一眼，更没有邀请过我与她分享灯光。我暗自揣度她是自私的，不过很快就否决了－－她只是怕与生人交往吧，不想打搅、也不想被打搅，安安静静在眼前的光景里自得其乐。绝世而独立，大抵如此；绝世而独立，却也一语成谶。 　　 　　 　　 　　就是五月二十日晚上，我拼凑齐了我和她在四楼空房间的每一个晚上。她不是没有幸免的可能，在小白羊，口袋里只有三块钱，她可以向偶遇的那几个同学借钱；守望相助，举手之劳，有谁会拒绝呢？一边是独立羞涩的个性，一边是善良无邪的确信，所以她守口如瓶，下定决心走上那一程。在她的念头里，这世上怎么会有不归路呢？就决绝地上路吧……多少年以后，我看到一些同学在博客里写到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景，有人忆起她转身的背影，还有那双眼睛，尽是到此就无法自已，长叹不息。 　　 　　 　　 　　那双眼睛的风情自然天成，是水，装在月牙儿一样的眼眶里，溯洄至微微上挑的眼角，满有灵气的水。 　　 　　 　　 　　我就住在水旁，西九龙的海边，每一个房间都看得到海。可这海聒噪污浊，我总忍不住拿未名湖来与之相比： 　　 　　 　　 　　“未名湖是个海洋， 　　 　　诗人都藏在水底， 　　 　　灵魂们都是一条鱼， 　　 　　也会从水面跃起。” 　　 　　 　　 　　我想过，邱庆枫不是诗人，但她的灵魂是否也已化作一条鱼，就在未名湖，或正深潜畅游，或作锦鲤一跃？ 　　 　　 　　 　　她根本没来得及住进这美丽得“一塔湖图”的燕园，好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她在燕园的一个片段。那应该是九九年初秋，几辆大车把我们全昌平的人拉到了燕园，做了北大人，自然要看看正宗的北大是个什么庙。车停在南门附近，不一会儿，几百号人就四散而去，仿佛融化在这校园里，难觅踪迹。我走在向未名湖进发的朝圣路上，遇见她背着标志性的黑色书包，正穿过百年大讲堂，直奔图书馆而去。那时候，百年大讲堂还没有完成装修，宽阔的落地玻璃透出一整面赤裸裸的水泥墙。欧阳曾经跟我开玩笑：“看看啊，明白什么叫‘Bauhaus’啦？”我总清楚记得百年大讲堂这极简主义的史前时代，因为邱庆枫那天，就从那里，走过。她还是一贯的形单影只，别人乐不思蜀，她只想有安静一隅埋头苦读。她不知道我看到她了，她掠过的影子，十几年清晰如昨。 　　 　　 　　 　　直到她走了以后，我才了解，她孤傲清高的外表下有一颗温润多情的心。昌平园有一本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叫《世纪风》，她的遗作就发表在她担任编辑的这本油印刊物上。我忘了题目，大致有一千多字，就是写春天，没有其他人在文字里，只有她和只属于她的春天。那细腻的笔触，必是发自一颗热爱生活、晶莹剔透的心。天地钟灵毓秀，才赋予她美丽的外表而不媚俗艳，一世高洁也柔情万千。她说，就在遗作的结尾，因为爱那春天，她会随春姑娘而去，融入漫天的柳絮飞花之中。原来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的还有一个真切的预言。这会是我们的安慰吧－－她的美从来都是孤寂而怆然的，最是人间留不住，她就像在遗作中告诉我们的一样，在仲春中奔向了自然。 　　 　　 　　 　　我终于相信，邱庆枫是诗人，她的灵魂已经化作了一条鱼，就在未名湖，或正深潜畅游，或作锦鲤一跃，或许在唱着： 　　 　　 　　 　　“就在这里， 　　 　　让那些自由的青草滋润生长， 　　 　　让那泓静静的湖水永远明亮， 　　 　　让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放把火， 　　 　　让我在烛光下歌唱。 　　 　　我的梦，就在这里。”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同年深秋，在燕园，我和一位师兄相爱了，那是一段短暂却完整的爱情。 　　 　　 　　 　　有一晚，从西门回三角地附近的宿舍楼，忽然下起雨来，我们就慌不择路地躲进了勺园的一段长廊。长廊建在一个荷塘边上。时近初冬，荷花早已衰败，留下一些秸秆残叶飘在水上，被雨打得稀稀落落。他指着前面的大路：“你知道吗？几个月前，很多人在这里游行过，为邱庆枫。”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一篇《告全体同学书》在BBS北大未名站发表，时隔四天，邱庆枫的死讯才在燕园传开，同时泄露的还有校方密不发丧、严禁悼念的最高指示。晚八点，在百年大讲堂广场上开始不断有学生聚集，三角地贴满了悼念诗歌和邱庆枫的遗照。他听到消息，正在三教自习，匆匆赶来，发现已经有人将折好的白花和点燃的蜡烛发放给每一位参加悼念的同学。大家三五成群布满了整个广场，人人手持一支白蜡。他细心地护着那微光，附下身去把蜡烛插在地面上；有拼作心型的，有接成“5 ·19”的，还有一个明晃晃的“20”－ 　　 　　 　　 　　“我希望 　　 　　今夜为你点燃的 　　 　　是你的生日彩烛 　　 　　你会轻轻地许个愿 　　 　　然后，鼓起小嘴 　　 　　一口气把它们都吹灭 　　 　　…… 　　 　　可今夜 　　 　　我们 　　 　　只能静静地聚集在广场上 　　 　　点燃白烛 　　 　　烛光莹然 　　 　　烛泪滴滴" 　　 　　 　　 　　四天前，也是这个时刻，邱庆枫在苍然夜色中消失；一样的夜未浓时，暮色中阑珊的并非那条小路上当有的灯火，而是上千师兄师姐点燃的烛光，映着她留在世间最后的微笑。 　　 　　 　　 　　 这只是开始。晚十一点，开始有学生在四十七楼附近聚集，浩浩荡荡穿过学五，路过校医院，开至勺园，一路高喊着“严惩凶手，追查到底！”“北大人团结起来！”向办公楼进发。午夜时分，办公楼仍是灯火通明，他们就在那块草坪上坐了下来，声言见不到许智宏校长，今晚就席地而眠。未几，党委书记王某某、副校长林某某和党委副书记王某某就出现在办公楼门口。学生们质询学校为何封锁消息、校领导中何人当对此事负责、昌平园六年安全隐患为何无人过问，三位领导无言以对，推托退庭商议；久等未闻其声，有胆大的学生冲入办公楼礼堂，才发现三位早已插上“隐形的翅膀”，置寒夜中静坐的几百学生于不顾，由后门溜之大吉。第二日下午五点，他赶到静园草坪。平日静谧的静园满是年轻而悲痛的脸，上千名学生再次聚集要求与许智宏校长对话。校长没有出现，只是学校的广播站反复三次播放着校长的讲话，敬告学生不要行为过激。被校方一再不守信用而激怒的他，与其他同学一道由静园向东到图书馆，转过学一插入未名湖畔，于另外一条路线再次到达了办公楼前。这一次，再没有一位校领导露面，却等来早已整装以待的学工老师们，将各系学生分割包围。 　　 　　 　　 　　他说，他从没有以这样的频率去过办公楼，估计以后也不会再去。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两对汉白玉华表，一对在天安门，另一对就挺立在北大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华表是上古时代的“诽谤木”，专供民众纳谏之用。五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二十四日两个不眠夜，一对华表见证了上千北大学生为邱庆枫的生命而释放的哀伤和愤慨。 　　 　　 　　 　　“你们九九级在昌平园那边怎么样？”“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做不到。”五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在政法大学的高中同学范烨听到风声，从县城骑车来看我，在经过扣查证件、盘查身份后，仍被告知不能进入园区，由警卫通过四号楼广播通知我到大门口见人。我和传达室的大爷大娘一再恳求留下同学吃顿饭，结果被严正告知“上面有命令”、“这都是为了你好”，眼见夕阳西下，我只能忐忑地望着范烨往县城的方向，在那条小路上走远。五月二十二日，周一，家在北京的同学都回到校区，不知是飞鸟都已入了笼，还是纸已包不住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当晚在园区一教召开全体大会，负责园区学生工作的是自九四级至九九级文科院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朱某，他上了讲台：“同学们……”我正狐疑是不是又要听到他那老字号的“祝贺你们考入北京大学”时，麦克风里传来了两声凄厉的干嚎，那一刻的刺耳与战栗，没齿难忘。朱老师应该是五内俱焚、捶胸顿足：“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啊”，或者念及六年的昌平园生涯即将画上句号，慨叹：“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我们近千名昌平园学生就这样好像看客一样欣赏着他的表演。我常扪心自问，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质问朱某、质问校方、为邱庆枫讨一个说法，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良知不允许自我辩护，理性却难辨错在何处。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开，也总无法浮云。 　　 　　 　　 　　我望了一眼前排的几位学工老师－－查某在座，那时她大概没有想到十一年后，会成为一项名为“会商制度”的新反右运动的弄潮儿，因“反食堂即反社会论”而名满天下。王某不见踪影，据说他只身一人前往绵竹，向邱庆枫的父母交代事件，并接他们入京料理后事。我深知这是一份苦差，不知他如何可以担当。他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的一个倩影，不过是在前述王某某副书记驾临昌平园时随侍左右－－书记一身黑色皮衣，风华绝代，场面像极了周星驰电影里的某个镜头。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老师，我已经不记得她怎么称呼。第二天中午，我留在主楼自习，从教室的后门闪过两个男同学，蹑手蹑脚将一张白色的大字报迅速贴在楼道口；转眼间，该名上了年纪的女老师带着几名年龄相仿的行政人员七手八脚地把大字报扯了下来、撕成碎片。他们的动作是如此紊乱，一边撕扯，还一边绝望地叫着：“快，快，别让人看见！”想起这件事我就得意，也认为那两个男同学应该和我一起得意，因为我还是趁乱窥到了几个字：“我们是北大的弃儿……” 　　 　　 　　 　　弃儿？傅雷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序言中如是说；“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从二十二日起，政管系在食堂门口设下了一个祭奠台，没有遗照，就把邱庆枫的学生证翻到照片的一页，长桌上摆放着折好的纸花，还有一个募捐箱。每个走出食堂的同学都会在这个祭奠台前停留，鞠躬，将钱包里不多的现金塞入募捐箱里，再拿起一朵纸花戴在胸前。同样的五月二十四日晚，当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楼，从操场一边就看到远处点点光亮。大家以系为单位，轮流来到祭奠台前向邱庆枫行最后的告别礼。博实的蜡烛已被抢购一空，我从宿舍里拿出了最后的存货，分给同系的几个同学。这些蜡烛曾经在那些我与邱庆枫相伴开夜车的晚上映出过她美丽的容颜，现在要发出最后的光亮，照向她通往天堂的路程。蜡烛就要溶尽了，我们一群法学院的同学仍然伫立在祭奠台前，久久不愿散去。我仍记得与同窗相伴那凄怆的幸福，在那一刻，真情是任何藩篱桎梏都不能束缚的，虽然我不知道隔着几十公里的燕园，有他和上千的北大人与我们在一起，但好在没有人是孤独的，我们因邱庆枫而心心相印。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的两个夜晚，北京的天空是一面倒挂的明镜，映出昌平园和燕园两地的万盏烛光，为哀悼我们可爱的同学，没有一个角落是暗夜。 　　 　　 　　 　　“那些蜡烛还算有用，你总是做了点儿什么。”他笑笑抚摸着我的长发，吻了我。拨云见月，雨势却只是减弱，没有停住。缺月下，荷塘中一轮又一轮散乱荡去的涟漪。后来，我读过蒋梦麟的回忆录，在“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一章，我为那段突兀的楔子着迷：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我还要回到十一年前的五月二十日，回到我生命中无法绕过的磐石：是死者不幸，还是生者可悲？至少我现在明白，我们和邱庆枫，从来都是一场无休无止的往还。 　　 　　 　　 　　五月倏然而过，她的遗体于五月的最后一天在昌平火化。夏天来了，我记忆里的那个夏天总是艳阳高照，我们带着颓然的脸神经质地忙碌着，充实无比。生活和以前一模一样，不－－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丽莉告诉我，你现在想挤班车去燕园也挤不上了，车上不能有人站着，一个人一个座位。班主任专用的依维柯每天早上八九点都会趴在操场边等候去燕园的学生，旁边还有告示，说下午五点会从百年大讲堂开出返回昌平园，请各位同学紧记车牌号码。博实的售货员们依旧“艳如桃李”，但已经完全摒弃了“冷若冰霜”的服务特色。说几句好话，水房大爷到了两点钟也会折返，再不绝尘而去。食堂澡堂的水准一夜之间均令人刮目相看，就是晚上溜到主楼楼顶约会不那么惬意了，时常会暴露于保安的手电筒下。我没有再见过朱某，或者他还住在昌平园，只是难现昔日无所不在的王者之风了。 　　 　　 　　 　　我很困惑，无声无息之间，难道已经达成了一场交易？如果真有所谓媾和，对价又是什么？是我们出卖了邱庆枫的生命、比乞怜更不堪地获取了重视与补偿，还是校方因邱庆枫的死为千夫所指、必须采用这种方式亡羊补牢？无论如何，对这一切改变，我都无从置喙。这就好像言情小说，要么天上地下终成眷属，要么旧情不在天各一方，我不能苛求琼瑶阿姨写出别的什么结局。就算要承认客观上总是好的，我却在主观上无法领情－－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良心发现”的。邱庆枫罹难后十年，我读到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纳粹的死牢中所写的《十年之后》。在谈到那个时代以良心为根基的人们时，他说这些人到最后满足的不过是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且开始慢慢习惯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避免失望。归根结底，如果一个人单单依靠自己的良心，那么他得到的真相只是－－一个不好的良心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更加健壮。合上书，我开始怀念我十年前的良心－－在昌平园的最后一个月里，她不仅仅被欺骗了，还被强奸了。我随后就意识到了她的污秽，我不可能再依靠她生活。 　　 　　 　　 　　而我该依靠什么呢？我依然需要安慰，开始新的生活。给予我好意的人全部住在K无法到达的城堡里， 即使我有幸面对他们，我也根本没有慧根与坚韧做鲁迅笔下“无物之阵”的战士。好在只有一个月，我沉默并且接受，佯作心安理得。准备考试的间歇，我望着山峦起伏、残阳如血，认定邱庆枫一定如五柳先生所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这自以为是的释然不久就土崩瓦解。离开昌平园的那天，公共汽车上，人人有座，十几辆同时开出，四号楼和食堂远去了，主楼旁的白杨投下斑驳的影子，穿过园区大门，不能避过邱庆枫最后经过的路口。除了发动机的声音，一片默然，我在座位上纹丝不动，幻想中却是另一图景－－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车上，逆着车行的方向，到车尾扒住玻璃望向她生命的最后落脚点－－像一个开释的囚徒，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今、生、今、世－－再不回来！” 　　 　　 　　 　　邱庆枫永不离开的地方，我却再不回来。生与死之间，有一场叠加在轮回里的拉锯战。她将她的痛苦献给了我们，而我们竟然只能以更深的痛苦作为回报，用恨点起火来，助孽风之力，祭奠在她成为牺牲的坛上。原来五柳先生的《挽歌》并非为我们和邱庆枫而做，倒是在这十一年光阴中，昭昭然显出一个真相：在此，纵是“富贵非吾愿”；于彼，又何尝不是“帝乡不可期”！ 　　 　　 　　 　　二零零八年，我在纽约呆了一个夏天，直到那场普天同庆接近尾声，才潜回北京。约维出来吃饭，席间谈到那一年纷繁芜杂的世事，我幽幽自语：“我们住在北半球，五月倒总是多事之秋。”维看似漫不经心：“听说绵竹差不多震成了平地，邱庆枫一家人还在吗？”不只是我，明了邱庆枫的灵魂不曾消陨，不经意间总要寝寐见之，却只能不问后事，但求与残存的恐惧和战栗相安无事。十一年前，邱庆枫的父母在学校的安排下搬到北京居住，多年后仍有人指责他们拿女儿的生命做交易；这断不能煽动她的同学们同仇敌忾，果真这是耻辱，我们每一个人也于之有份，更何况我听到的是她的母亲那时已经精神恍惚，不复从前。十一年前，李岚清亲自下令追查到底，一众法学院教授还在担心是否会以羔羊代罪草草了事，如今真凶仍然逍遥法外，头号大案堂而皇之地成了无头公案。十一年前，在办公楼前声言事件处理完毕就集体辞职的三位校领导，或早颐养天年，或仍稳居原位，或已登堂入室，成为部委的司级干部。还是十一年前，在祭奠台前涕泪横流的某学生干部，到燕园摇身而成伪学生自治组织头目，现已在高人点拨下成为某封疆大吏的乘龙快婿，庙堂江湖均流传着说法－－他尚书房行走的第一块敲门砖就是在邱庆枫事件中居功甚伟！ 　　 　　 　　 　　尘世间，有死生，也有契阔。邱庆枫停在十九岁，停在千禧之年的春尽之处，停在白衣飘飘的年代，如浮士德的海伦，幻化成云，飞天而逝；我们继续走着，和内心的墨菲斯托较量着、妥协着、相互利用着，勇往直前，不舍昼夜。谁说“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场关于痛苦的无休无止的往还，不正是“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如此这般将生者与死者一同卷入旋风的中心？ 　　 　　我至今没有回过昌平园，那里还有邱庆枫的衣冠冢。春节回北京，从“云酷”西北望去，我跟小佳说：“欧阳曾告诉我，邱庆枫那件事，你第一个哭出了声。”“第一个？我不记得了。”她跟我一起往西北望，“我只记得，我哭了”。走出国贸三座，已过午夜，忽然看到晶晶闪闪飘下的雪，我三十岁生日的凌晨飘着北京六十年最晚的初雪。我们惊奇地注视着在灯光投照下翩翩起舞的白雪－－ 　　 　　“三十岁了，有什么想法？” 　　 　　“前面三十年，我活得很认真；三十岁了，我要更加认真地活。” 　　 　　是啊，我要更加认真地活，因为我无法“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在邱庆枫死后，我要努力认识她是谁。自十一年再追溯十一年，有一个叫海子的师兄在昌平留下了一首《黑夜的献诗》，一个多月后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以这诗启示我，邱庆枫正放声歌唱在那条路上，黑夜从她内部升起，她是黑夜的女儿。 　　 　　“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2011年6月2日深夜 　　于凯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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