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章摘录 　　渠江秋歌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f5206c0100aud5.html 　　晚 年 胡 伦 　　(2008-10-05 21:11:39) 　　 　　 　　 　　　　全国解放后，原东北军区工业部部长，后任国家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同志，十分器重时任东北军区工业部军工党委委员的胡伦，便推荐他到北京担任了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的筹备主任。工作一段时间后，胡伦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已较大，特别是曾在敌人监狱受了很多摧残，身体一直不好，又少小离家从未回过家乡，便主动提出回老家四川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胡伦于1950年10月随参加全国人大会的西南代表团一道经武汉回到四川。在胡伦从重庆到成都的时候，他的同乡、老朋友、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同志和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都给他写了便条，专门介绍了胡伦的情况，希望沿途给予方便和照顾。邓小平在重庆工作时，与胡伦有过一些接触。后来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有时来重庆，胡伦也还常常同他见面。 　　　　五十年代，胡伦在重庆七九一厂工作，担任厂里的军代表，同时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后来，又先后出任重庆市委重工业党委副书记、重庆市粮食局局长。在邓小平故里的北山小学堂陈列室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年的原始资料。 　　　　六十年代的胡伦是很忙碌的。在工作之余，他作为一位老革命还常常被邀请到中小学为学生作报告，给青少年讲革命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由于胡伦白天黑夜忙于工作，加之后来又遇上大灾之年，奔波劳累和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终于使他住进了医院。之后，组织上又安排他疗养。1965年，胡伦被调到属统战部管的重庆市政协工作，任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胡伦没能逃过这一劫难，他被关进学习班接受批斗，此时他已年近七十。 　　在学习班，胡伦被清理的核心问题又是所谓的历史问题，这缘于他1935年到1942年在哈尔滨日伪监狱坐了八年牢而无人证明他是否叛党。 　　胡伦一生经受了多次审查。第一次是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从敌人监狱出来，历经千辛万苦的胡伦辗转到了延安，参加了延安的审干运动。曾在河南领导过胡伦的王若飞同志给要求他为胡伦作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亲笔写信，证明胡伦“1924年在莫斯科学习很好，1925年在豫西作农运工作也有成绩，以后被捕于1927年，我党五次大会时到武汉。这一段斗争历史也是很好的。”但由于当时无人证明胡伦在日伪监狱中是否叛党，虽然给他恢复了党籍，却将这段历史作了保留。对此，一位曾参加审干、解放后在中央任职的同志在1956年接受组织调查时曾讲，当时“对胡伦同志也施行了逼供信”，以至这位同志自己也认为对这个错误他负有一定的责任，深感内疚：“至今都觉得是个包袱。”这位同志认为，胡伦一直是背着一个疑案在进行革命工作。恢复了党籍的胡伦，后随东北干部团到合江省工作。当一行人路过长春和哈尔滨时，凡能找到的与胡伦同监狱的人，都为他写了证明，他一并交给了合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并请求再查证，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部长明确表态说，胡伦在狱中表现很好，现在工作又很积极，没有人会提出他有问题，让他放心。省委还安排胡伦担任了合江省军区参谋长这个重要职务。 　　第二次审查是在1956年，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任重庆市粮食局局长的胡伦被选为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事。但是，就在党代会即将召开前夕，胡伦突然被告知，他的代表资格被取消。原因很简单，那段历史又被人提了出来。这是胡伦没有想到的，他以为这段历史早就清楚了。1957年，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专门派市财贸部的同志前去东北调查，对胡伦1935年在哈尔滨被捕及1942年出狱后入关去延安的经过情况进行审查并作了结论：“查证材料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无政治问题。”对此，胡伦真挚感激：“我万分感激市财贸部对我的彻底审查，还清了这笔老帐，真是对党对同志负责。” 　　　　确实，翻开胡伦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职务越干越低，证明人从周恩来、邓小平到当时重庆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其实，对这段历史，从胡伦的自述和各级组织的多次反复调查以及日伪档案中，已经很清楚了，那是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日本人的法庭对胡伦的最后审判中，法官问他：“如果把你释放后，你还上哪里去?”胡伦说：“回中国！”就因为这三个字，胡伦被加刑5年。与胡伦同过牢房的人也回忆，胡伦在狱中教他们学俄语，教他们与敌人作斗争。难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抗日联军战士，却不知他还是一位曾经知道很多中国共产党秘密的高级领导人。原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解放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李延禄也证明，胡伦同志被捕后，军队和党组织都没遭到破坏，这就说明胡伦没有叛党。也正因为胡伦同志对党的忠诚，以及被捕以后的清白磊落，出狱后，他才毫不犹豫地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到延安寻找党组织。 　　没想到，经过近几十年的考验，这段陈年旧帐居然还没完结。 　　　　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胡伦在这个学习班刚学完，又被弄到另一个学习班去。挨批、挨斗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同时还不休止地写各种交代材料。 　　　　有一段时间，胡伦曾被分在位于当时的重庆市委党校那边的学习班第一大队。在这里，他作为被专政、被监视、被人看管的对象，是不能有家属照顾的，孤身一人。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接受批斗后，自己去食堂打饭，自己缝补浆洗，十分艰难，难以自理。年青一点的人，身体好的人还不在乎，胡伦就不行了。由于战争年代受过伤，在敌人监狱里又受尽折磨摧残，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期视力严重减退，而住的地方条件又很差，上下楼十分吃力，一次，胡伦在下楼时不小心失足摔倒，住进医院，一照片检查，手臂骨折，医生给他上了夹板。他的夫人力飞闻讯赶到当时的重庆医学院看他，两人相见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唯有暗暗流泪。同是延安老战士的力飞那时也在学习班，不敢久留，更不能在那里守护，胡伦就独自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那种孤独，那种痛苦，一般人是很难想象和体会得到的。病愈刚出院，胡伦又一次摔倒，这次被跌成腰椎压缩性骨折。在床上才躺下一个星期，便又被弄回去批斗。当时一些受蒙蔽的群众不懂政策，把老同志、老革命都当作阶级敌人对待。非人的对待，心理上的折磨，让胡伦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晚年的老革命胡伦，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尝尽了“革命”的滋味，此时的他，已人老体衰，手脚发颤，步履蹒跚了。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胡伦的子女除大女儿胡小电军医大毕业已分配到部队工作外，其余都是中小学生。他们中除一个小孩不够年龄，其他五个子女都够格，于是都卷入到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浪潮之中。就在胡伦的几个子女离家下乡时，胡伦夫妇都在学习班学习，由于不敢违背学习班的纪律，他们连送也没能送一下。那种心疼，那种无奈，至今力飞回忆起来都还直摇头。 　　　　　在文革即将结束时，重庆市委统战部再次对胡伦的所谓历史问题进行了调查。明确结论：“胡伦同志的叛徒嫌疑问题应予否定”。1974年，胡伦在这个结论上签署了自己的意见：“我看了我1935年被捕是否叛变问题审查结论以后，我完全同意，没有意见。”从胡伦的笔迹看，字是一笔一划写的，很有些不成型，但却显得有力，而且越写越熟练，这应该是他竭尽生命的最后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忠诚的感情。 　　　　熟悉胡伦的人告诉我，历经坎坷的胡伦，对革命无比忠诚，对党无比忠诚。这种对革命对党的忠贞，矢志不渝。一般人没有这种经历，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看来，他的那种坚强信念、革命精神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在他的坎坷人生经历给他带来许多委屈与痛苦的时候，他更是从来没流露过不满，从来没有象一些人那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觉得自己很委屈，受了冷遇。 　　　　在采访胡伦夫人力飞同志时，她告诉过我，胡伦对党十分忠诚，忠诚到睡觉睡着了，喝酒喝醉了，都还在讲革命，革命都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边。在重庆工作时，夏天特别热，那时又没有空调，胡伦有时就在防空洞里纳凉，一次睡着了，梦里他都在唱《马赛曲》，那是他当年在法国时学会的，曾和他同在法国的邓小平也很爱唱这首著名的法国革命歌曲。是的，正如胡伦自己在他的自传中所说：“一生为党、为阶级革命奋斗，三次入狱，生死关头，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阶级革命，决非空谈，证诸事实”，而这个事实就是他一生既坎坷又光荣的革命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他遭受残酷折磨，不少人都很同情，家人更是想不通，觉得胡伦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赴汤蹈火，九死一生，现在却遭受这样的折磨和不公正的待遇。胡伦却对家人说：“革命嘛，这么大的革命运动，哪能没有一点误伤呢？那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对我们国家有利，咱们即使受点误伤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胡伦，一个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却矢志不渝地把对党的忠诚融入自己生命之中的胡伦。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四人帮”也随着历史的必然而被历史所唾弃，但全面的拨乱反正还没有进行。 　　　　1977年9月1日这天，浑身病痛、遍体伤痕、受尽磨难的胡伦同志告别了人世，结束了他沉重坎坷的一生。胡伦，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逝世后却不能以党旗覆盖其身。 　　　　此刻，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就与胡伦共同战斗生活的妻子力飞及其子女真是难过极了。胡伦的女儿回忆说：父亲去世时，当时的重庆市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有一班人负责丧事。其实追悼会的那个悼词写得并不好，因为那是在“文革”时期，可以想象得到，它的一些格调啊、提法呀什么的，都被打上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 　　　　然而，就在胡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的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他个人的名义向胡伦送上花圈。当时制作花圈的工人们，听说是制作邓小平同志送给胡伦的花圈，不顾山城特有的暑热，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出了一个十分精致的特大花圈。追悼会那天，许多人都注意并想到一个问题：一贯坚持原则、党性极强的邓小平，能在他身居高位之时为去世的胡伦送来花圈，这对于曾经遭受种种不公、历经磨难的胡伦的在天之灵该是怎样的告慰，对于胡伦的亲人们该是怎样的鼓舞啊！ 　　　　 1977年9月14日的《重庆日报》重点报道了胡伦的追悼会。从这篇报道中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当时的那种情形： 　　　　“胡伦同志的追悼会，于1977年9月13日下午在重庆市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会场里安放着胡伦同志骨灰盒和遗像。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送了花圈。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省政协，中共重庆市委、市革委、市政协、重庆警备区、各爱国民主党派，中共重庆市委各部、委、厅，市工会、市贫协、市妇联、团市委、重庆市革委各局、第三军医大学，各区、县委，区、县革委，区、县政协等130多个单位送了花圈。 　　　　中共重庆市委、市革委、市政协负责同志，重庆警备区、各爱国民主党派，市委各部、委、厅，市工会、市贫协、市妇联、团市委、市革委各局，各区、县的负责同志和代表，以及医护人员和胡伦同志的生前友好共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并向胡伦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 　　　　追悼会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蔡定金主持，重庆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丁长河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胡伦同志参加革命五十多年来，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他积极工作，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平易近人；他密切联系群众，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一生。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胡伦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群众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胡伦同志在患病期间，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坚持从收音机中收听党中央的声音，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政治时事，坚决拥护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在他病危时候，当听到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喜讯时，他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坚决拥护十一大通过的各项报告和新党章。悼词说，胡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 　　　　从这个报道里面我们可以感到，即使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一个对革命无比忠诚的老战士的评价，还是令我们今天的人们为之肃然起敬。 　　　　胡伦参加革命后，老家广安他一次也没有回去过。他对广安很想念。但都因工作很忙，未能了却心愿。 　　　　胡伦的亲属给我讲过一些胡伦与家乡的故事。 　　　　胡伦与力飞结婚后，常常流露出对家乡的眷恋。一次他问力飞：你爱吃泡菜？力飞说，是啊。胡伦告诉力飞说，我们四川老家，每顿饭都吃泡菜呢，那是很普通的菜嘛。招待客人，也都会拿出这泡菜。后来他见力飞喜欢吃泡菜，便每顿都给她准备一点。力飞以前没到过四川，胡伦就经常对她说四川的蜀绣。他告诉力飞，我们四川的蜀绣多得很，好得很。后来，力飞来四川好多年，一直未见到他再说起蜀绣了。一次，她对胡伦开玩笑说，你过去老说蜀绣，我怎么到现在也没见着你买过？胡伦笑笑说，蜀绣在四川就很普通了嘛！ 　　　　胡伦的大女儿、解放军307医院的胡小电教授回忆说：“父亲经常谈到我们弟妹的名字。按传统习惯，我们这一辈名字的字辈应是‘阳’字辈，父亲说你们都叫胡小什么胡小什么，你们应当叫胡阳什么嘛。你看哪，我们老家的胡阳清、胡阳林、胡阳静、胡阳光哪。他还经常给我讲老家的事儿。一次，他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我是延安人。父亲说不对，你是广安人。我说我怎么是广安人啦？他说那你算哪里人呢？我说，是延安人哪！我是在延安生的嘛！他说，你看你看，这女子才叫怪哟。照你这么说，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同志，在波兰出生的娃娃，那不就成了波兰人吗？他这么一说，我就没法说了。从这就能看出父亲对家乡的那种眷恋。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我曾问过他：爸爸，你是那里人？他说，我是广安人嘛。我又问他是广安哪里的人？他回答说，乌龟驮碑，乌龟驮碑就在广安协兴场嘛！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讲广安怎么怎么好。他确实留恋老家，遗憾的是他没能回去过。” 　　　　当年从广安一起沿着渠江扬帆东去的邓小平、邓绍圣和胡伦，自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起，就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乡了，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 　　　　在他们中间，邓小平这位当年年龄最小的少年，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三大伟人之一；而邓绍圣，这位邓小平的堂叔，从法国勤工俭学结束即到了苏联，投身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最后牺牲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而胡伦，这位在192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老战士，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献上了无限的忠诚，并用这个忠诚为自己饱经磨难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句号，实现了他在加入这个组织时就曾立下的誓言：“把个人的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不惜牺牲一切。” 　　 　　清明节缅怀故人 也别忘为烈士英雄扫墓(图) 　　http://cq.QQ.com　 2010年04月05日08:45 　 重庆晨报　 　 评论0条 　　 　　昨日，南山龙园公墓，市民用鲜花祭奠康波。本报记者 胡杰 实习生 项江韵 摄 　　重庆是座英雄辈出的城市，不少英雄和烈士都葬于主城各大陵园中。今天将迎来清明节，人们在缅怀故人的同时，也不忘去给他们扫墓。 　　 　　 　　 　　昨日上午，南山龙园，烈士熊家维的墓前，墓前多了不少鲜花和花瓣。一位祭祀的市民说，“每次来扫墓都发现，这些值得敬仰的英雄墓前，有人清洗过墓碑，并放置了鲜花等祭祀物品。”在南山龙园中，英雄康波的墓前，也有人撒了不少花瓣。昨日上午，市民们在祭祀亲人的同时，还给康波献花。南山龙园向广大市民发出邀请：清明期间，欢迎市民到南山龙园给英雄、烈士扫墓。 　　这些英雄烈士，包括： 　　留法志士胡伦，他是邓小平在四川广安县立中学时的同学，和邓小平情同手足。1919年9月，胡伦和邓小平一起，来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次年，胡伦和邓小平一起，从上海转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去法国。解放后，胡伦先后担任过重庆市委重工业部党委副书记、重庆市委工业部部长、重庆市粮食局局长等。 　　抗日女英雄胡真一，她是一名抗战女英雄，17岁从戎，在抗战前线杀鬼子，多次参加与日本关东军的正面战斗。她曾与朝鲜革命领袖金日成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为金日成的座上宾。胡真一解放后随刘邓大军来渝，曾担任渝中区区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抗洪英雄康波，2007年7月17日，重庆主城区遭遇特大暴雨袭击，武警总队新闻干事康波在乘冲锋舟进入陈家桥灾情危急区域拍摄灾情时，被冲进了汹涌的洪流中。 　　烈士熊家维，2006年10月11日，从西南大学毕业、到海南才十几天的22岁重庆青年熊家维，在儋州市云月湖大坝旁入水口，为救一位落水少女，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少女得救了，但他却不幸牺牲。 　　本报记者 任明勇 吴国富 　　 　　 　　 　　政协重庆市委主页http://www.cqzx.gov.cn/wszc_show.aspx?classid=22&id=2807 　　沧白堂的故事（二十八） 　　长河星迹拾遗（中） 　　五届市政协（1965年12月到1978年5月）跨度达12年，这属于非正常的届段，皆因为中国人进入了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时期。 　　五届市政协的主席为鲁大东，这一届的副主席依次为裴昌会，杨松青，肖华清，夏仲实，税西恒，温少鹤，刘连波，唐阳春，左叶，胡伦，郝振乙，金锡如，刘崑水。他们中的杨松青、肖华清、夏仲实、温少鹤、胡伦，没过完这漫长的一届，就都不在了人世。他们中有的是病故，而民革前辈夏仲实，中共党员胡伦，这两位副主席则是因迫害而死。起义将领裴昌会虽然活了下来，却因为“文革”中骇人听闻的“一号专案”，从此残了一条腿。 　　从反“右”到“十年浩劫”，人民政协已经少了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的意义，副主席这个职位也不一定算得上市级领导。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2003年，我在市委党校主体班学习，一次集体活动，我听一位熟悉的同学说了一个细节，大意是先前的人民政协组织，归党委的一个部门领导。我当时并不熟悉这段政协历史，却抑或因为我在政协机关呆久了，日久生情——当时，很有些捍卫人民政协尊严的豪迈，便当着都是各单位部门负责人的同学们的面，很野道地骂那个同学说：你放屁。还有一次，那是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时候，我去采访五届副主席胡伦的夫人，因为胡伦和邓小平是从共同的老家一起到法国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然而，胡伦夫人、一位延安老干部却对我说，胡伦的“官”越当越小。我当时心里还直纳闷：胡伦是市政协副主席，这“官”小吗？他当时是从重庆市粮食局局长到的市政协。现在想起来，胡伦夫人的意思应该是说，当时政协的地位不重要吧。 　　 《重庆政协志》1978年大事记显示：1978年5月10日至17日，政协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6月5日政协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召开。11月6日重庆市政协召开追悼会，悼念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夏仲实、肖华清同志（夏仲实同志于1969年1月23日逝世；肖华清同志于1969年2月21日逝世）。11月7日重庆市政协召开追悼会，悼念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温少鹤同志（温少鹤同志于1968年7月6日因病逝世）。 　　《重庆政协志》1977年大事记只有两件事：3月24日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杨松青同志逝世。9月13日重庆市政协召开追悼会，悼念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胡伦同志。 　　 1977年9月14日的《重庆日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送了花圈”为副标题，对胡伦的追悼会作了报道，逝于1977年9月1日的胡伦，地下有知，应感欣慰。 　　四川省重庆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1978年5月至1982年2月）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宾馆举行。会议选举丁长河为政协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 　　一次全体会议后，部分领导同志工作调动。1980年3月，第二次全体会议经协商讨论，选举段大明为主席。 　　政协四川省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共召开了2次全体会议，13次常委会议。 　　七届（1982年2月至1983年9月），段大明再次当选为主席。 　　段大明，江西吉安人，出生年月日很巧：1910年10月10日。在红岩联线的回忆文章里，有一段关于他的描述： 　　“……徐远举最为突出，他经过哨位有时不报告或故意压低声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离开岗位去拉他，更不能鸣枪，弄得很难堪。这还不够，徐远举甚至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听了管理所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来到拘留所。 　　‘谁是徐远举？’老红军明知故问。 　　‘是我。’徐远举见进来一位穿斜纹布的解放军，站起来一个立正。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身上扫视了几秒钟，然后坐在徐对面。短暂的对视和沉默，气氛显得有点紧张。看着面前这只凶恶的狼，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惨死，段大明不由得火起，他指着徐远举，厉声质问道： 　　‘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你给他们多少自由？你还要我们给你什么自由。’老红军停下来，扫视了同室的周养浩等后接着说：‘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国民党打了20年仗，好多战友都牺牲了。要是依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该枪毙。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你们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卖命，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你们还有什么不服输的？’段大明一席话，打下徐远举他们的嚣张气焰，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犯地位。” 　　第七届市政协为何只有1年零7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83年3月20日在重庆宾馆举行，其决议作了解答—— 　　关于提前召开政协重庆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82年3月召开的。根据政协章程“关于设区的市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的规定，本届委员会的任期尚未届满。鉴于我市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机构改革，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中共重庆市委的建议，本届委员会提前换届，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政协重庆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希望常务委员会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使新的一届全体委员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原来，就在1983年2月，中央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俗称“单列市”。虽然还是叫四川省重庆市政协，但重庆享有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关于“单列市”，政协会议决议中还有一句可以补充说明：“刚同我市合并的永川地区八个县的统战部和政协的负责同志第一次应邀列席了这次会议。” 　　来源：（重庆政协报）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zyldz/2007-09/18/content_8909529.htm 　　李大钊与河南农民运动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9-18　　发表评论>> 　　 　　1925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共产党在河南的革命活动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之后，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并且，河南农民运动成为支援北伐战争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一 　　农民运动，对河南革命力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925年3月，李大钊提出要重视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准备将来接应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不久，李大钊与前来参加北京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的鲍罗廷会面，向他提出：应对河南红枪会这支武装力量给以应有的重视，除已派去同志进行工作外，还应加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进行组织训练和领导，红枪会的武器很落后，以后应在武器及经费方面给予支援。如果能够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在将来的北伐期间，会成为一支有力的辅助力量。但是，鲍罗廷重视的是正规武装部队，李大钊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这对开展河南红枪会的工作是一个很大影响。然而李大钊在人力物力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着手进行了河南红枪会的工作。 　　1924年12月，国民二军进驻河南。不久，李大钊应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邀请，到开封与胡景翼会谈，决定对胡景翼治理河南和整顿军队给予帮助。随后派来刘天章、杨晓初等一批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并与苏联驻中国使馆商洽，派出了一个顾问团，帮助胡景翼治理政务和军务。胡景翼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河南的工农革命运动、学生运动很快得到恢复发展。但是国民二军是刚刚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同时，他又收编了吴佩孚的一部分军队和地方上的土杂军队。部队迅速扩大，军需急剧增加，军纪又松弛，很快与河南农民发生了矛盾，遭到红枪会的反对，在许多地方双方发生了冲突，这样在客观上就抑制了河南革命力量的发展。 　　河南的枪会组织极为普遍，几乎每个乡、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枪会组织，它们的名字相当繁杂，有红、黄、绿、白、黑各色枪会，还有硬肚社、大刀会、庙道会、扇子会、天门会，及早已不存在的义和团的名字也出现了。它们都是练武术，使用大刀、长矛，相信“真主”，祈鬼神。其性质是类同的，它们中以红枪会组织较普遍。这支民间的武装力量在河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关系到国民二军在河南政权巩固的问题，也是北方农民运动中重大的迫切问题。于是李大钊便组织人力开展河南农民运动。河南农民运动首先是在铁路沿线和中心城市周围的农村开展起来的，当时是以国民党党部名义进行组织领导，但实际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共产党最早在河南从事农民运动的是萧人鹄同志，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后到郑州远郊的荥阳县做农民运动的工作。随后，戴培元、刘墨精、唐士奎也陆续由北京来荥阳。他们徒步乡村，宣传联络群众。在立志革命的韩之木知县的支持下，创办了农民夜校，组织宣传队，广泛地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积极争取枪会的群众，努力使那些倾向革命，但意识还很模糊的农民群众，从军阀、官僚、土豪、绅士的精神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了争取群众，戴培元“单刀赴会”，在反动枪会头头摆设的“鸿门宴”上，慷慨陈词，大讲革命道理，终于争取了在场的枪会会友，使一触即发的险境化险为夷。1925年10月，反动枪会首领王三岗，在劣绅的支持下，杀害了荥阳县贾峪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一家11口，公然报复农民运动的发展。然而他们阻挡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萧人鹄、戴培元同志继续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发展了一千五百多名贫苦农民加入农民协会，贾峪区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大队，开展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讼棍，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为了加强领导，李大钊还将刚从苏联回国的胡伦派到荥阳从事农民运动。同时，中共豫陕区委也先后派罗思危、霍云甫来荥阳加强工作。很快建立起荥阳县的党组织，胡伦为负责人，使荥阳县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1925年12月，荥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全县已有六个区农民协会，加入农民协会的有两千余户农民。当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多持“自觉自卫观念，我们的一切主张，亦颇能使群众有真的了解”。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农民协会万岁”①。 　　在开展荥阳县农民运动的同时，省内的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在五卅运动后期，王克新(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周叙伦(北大毕业的学生)和周兴育组织爱国学生到豫南的信阳开展农民运动，在柳林镇、董柏村、当峪村一带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925年8月到11月分别建立了农民协会分会，至1926年1月，信阳县农民协会成立。豫东杞县的农民运动也于1925年秋开始发展起来。五卅运动后期，共产党员张海峰到杞县傅集小学教书，同时做农民运动的工作。1925年11月14日，郑州城厢的水康、人和、三乐成立农民协会，李震瀛、黄平万(均系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军阀、反对列强，打倒劣绅、讼棍，用自己的力量解除自己的痛苦，不要相信什么“真主”。同时，王中秀(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在洛阳、张廷琮(北方区委派来的)在豫北开展农民运动工作。 　　河南农民运动虽较广东开展得晚，但在李大钊的关心和重视之下，发展得比较迅速。从1925年夏秋到1925年10月，河南有10个县开展了农民运动工作，建立了15个村农民协会，发展会员4000多人②。到1926年3月，河南省已有15个县开展了农民运动，建立了4个县农民协会，即荥阳、杞县、信阳、许昌，全省已有32个区农民协会，238个村农民协会，会员有20万之多。李大钊看到河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赞许说：“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成效。”③ 　　在李大钊指导下，河南的农民协会的群众在反奉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李大钊在对河南省3个县的8个农村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时指出：河南也与全国一样，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问题，自耕农和佃农是最苦的。河南农民运动遵照李大钊的指示，提高贫农地位，组织贫农、佃农及雇工参加的农民协会，保障贫苦农民自己的阶级利益④。因此，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能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参加反奉战争，参加国民革命。 　　国民二军在河南有十多万军队，人民的负担相当沉重，再加上连年战争和灾荒，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痛苦。但为打倒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农民协会的群众能忍受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夫役之苦，只车国民二军对奉系军阀作战。《中州评论》第十期发表一个农民的谈话，把国民二军区别于其他军阀，知道国民二军能给人民以更多的民主权利，表示对其支持，这反映了广大农民协会群众的意见。1926年1月，杞县、荥阳、信阳的农民协会联合许昌、彰德、郑州、洛阳、焦作的各区农民协会的农民群众20多万人，发表通电，揭露吴佩孚背信弃义，由联合国民军进攻奉系军阀，转而又联合奉系军阀攻打国民军的罪恶阴谋，声讨他投靠英、日帝国主义，践踏河南人民自由的罪行，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支持国民二军，反对吴佩孚的进攻。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河南大部分枪会组织还没有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和影响，后来它们成了吴佩孚进攻国民二军的同盟军。豫东的虞城、柘城、睢县、杞县、通许一带；豫南的信阳、汝南、确山、许昌一带；豫西的汝州、洛阳、新安、阌乡、灵宝、巩县一带及郑州周围的红枪会，都接受了吴佩孚的领导，组织了豫卫军，受其任命的有10路司令，在帮助吴佩孚进攻国民二军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郑州到信阳的铁路，被红枪会拆毁数十处，将国民二军分成若干截，使其不能首尾相顾，分别进行袭击，信阳也成了孤城。郑州的失陷，完全是周围的红枪会所致。岳维峻、李纪才率部西撤时，被汝州、洛阳、新安、灵宝、阌乡一带的枪会联合击垮在新安附近。国民二军在河南与其说被吴佩孚打败，不如说被河南的红枪会打败。河南红枪会这一严重的错误，从反面证明李大钊提出重视河南红枪会工作的意见的重要和正确。 　　二 　　1926年春，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直奉联合打败了国民军，占领了京津地区，李大钊遭到通缉，身处险境，但他仍然关心河南的革命斗争。他根据河南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地给河南党组织指明开展农民运动的新的策略方针，并派人来加强工作，尽快地恢复和发展河南农民运动，积蓄力量，准备接应北伐战争。 　　吴佩孚占据河南后，大肆镇压革命势力和人民的力量。1926年3月15日，靳云鹗受吴佩孚之命任河南省督军后，立即宣布取消工会、农民协会、国民党组织，不准集会，不准罢工，停止一切活动。共产党派到洛阳开展工作的王中秀、戴培元和国民党在派黄天白被红枪会杀害，在荥阳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罗思危、唐士奎被捕入狱，洛阳、荥阳、驻马店的革命组织遭到破坏，全省的农民协会被迫停止活动。共产党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100多名同志被迫转移到北京、上海等地。吴佩孚对曾帮助他打败国民二军的红枪会也没有放过，1926年3月下旬，靳云鹗刚从武汉回豫后，就立即宣布解散豫卫军和红枪会，将其遣散回乡，并严厉指令，以后不得再用豫卫军和红枪会的名义活动。4月13日，发布命令，对如不从速解散者，要给予剿办。随即，通缉登封县红枪会首领梅仁义，镇压通许、西华的红枪会。5月8日，吴佩孚调动了一个旅的兵力，围剿睢县娄拐一带的红枪会，焚烧了四五十个村庄，5000多人被屠杀，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一系列的暴行彻底埋葬了红枪会对吴佩孚的幻想，种下红枪会对吴佩孚仇恨的种子。农民在血的教训中提高了认识，把希望寄托到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身上，他们在死伤枕藉中提出：“前进，打败了到广东去”的口号。对我们党关于农民运动的宣传更容易接受了。这一变化为开展河南农民运动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李大钊及时地分析了这一新的情况，同意中共豫陕区委利用红枪会袭击吴佩孚后方的意见，决定胡伦等一些没有暴露身分的同志仍留在河南，做红枪会的工作⑤，并增派杨韵声等一些同志来河南工作⑥。 　　1926年4月18日，中共豫陕区委根据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召开了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省农民协会，萧人鹄任委员长，并推选出了出席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二人。根据李大钊的指导思想，会议还确定了注重红枪会，以发展农民运动，巩固农民协会的方针⑦。会后，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大多数都深入到红枪会中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运工作者以河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分去指导和帮助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河南省的农民运动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据是年5月份统计，全省农运已恢复到国民二军失败前的情况，即全省有4个县农民协会(杞县、荥阳、信阳、许昌)，32个区农民协会，20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约有27万之多。同时，组织了有10万会员加入的农民自卫军。并计划到6月底再建立6个县农民协会，即密县、郾城、长葛、汲县、修武、安阳⑧。开展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都是在有红枪会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事实证明，注重红枪会运动以发展农民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把红枪会作为开展农民运动对象的中心，是河南农民运动的显著特点。 　　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统一红枪会，促进农民武装的大联合，已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这是河南农民运动向广处和深处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河南农民运动发展的重要时刻，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了红枪会运动，作出了《关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8月8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的重要文章，这是对河南农民运动的很大促进。《议决案》进一步肯定了红枪会是发展农民协会必须注意的工作。还指出红枪会要与革命力量联合。受其领导和影响，以防止失败。还具体指出，第一步要宣传红枪会，建立秘密交通联络机关，逐步使之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关。第二步是设法召开各地红枪会的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有信阳、郾城、许昌、长葛、杞县、睢县、洛阳、虞城和徐州、宿县的代表。杞县、睢县的代表可以代表通许、太康一部分枪会，徐州代表与鲁南红枪会首领枞细桂有密切联系。会议产生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团总部，并制定了章程及共同政纲。会议要求各县建立办事处，作为指挥和联络的中心。鲁、豫、苏、皖枪会的大联合的筹备工作在积极进行着。 　　各地枪会代表会议的召开，省农民自卫团总部的建立，促进了枪会组织的联合，推动了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会后不久，杞县、睢县、虞城、许昌、长葛、信阳各县办事处建立，成为对外联络和指挥全县枪会组织的领导机构。到1927年初，在豫东太康、通许、虞城、睢县、杞县一带；豫中许昌、长葛一带；豫南信阳、汝南、确山一带；豫西洛阳、新安登封一带，都先后建立了有三万、五万或十几万武装农民所组织的联合办事处，能动员河南农民直接参加国民革命战线的即不下25万人，连带影响所及的更不可胜数了。 　　四 　　河南农民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在响应北伐战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中共豫区委建立以胡伦为书记的豫区军事委员会加强领导，派陈勉之、王克新、郭安宇等一批懂军事又熟悉农民运动的同志，到各地组织小型精干的游击队，联合红枪会，在铁路沿线进行活动，扒铁路、炸桥梁、割电线，破坏吴佩孚的军事计划。1926年8月23日，吴佩孚紧急调动部队到湖北增援，但从新郑到信阳的铁路多处被炸毁，使铁路交通中断，迫使部队只能步行。部队沿途向农民派车、要粮、抓夫，游击队与红枪会联合协助群众进行阻拦，有不少车、粮被夺回来又交给了群众。吴佩孚调动部队受阻，行动缓慢，不能及时增援，这就为北伐军作战赢得了时间。当吴佩孚从武汉败退后，有一个旅准备调往南阳，与鄂西北张联界部联系，行到唐河县，被唐河及周围几个县的枪会十几万人包围达十几天之久。1926年11月，刘镇华在陕西被冯玉祥部打败，准备退回豫西，在豫西军委王克新、张之朴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新安、渑池、洛阳、灵宝、陕州等十几个县的枪会，集中了四五万人，带着充足的武器、弹药，齐集在陇海铁路上的观音堂车站，抗拒刘镇华部队入豫，不许在陕州、灵宝、阌乡之间占据，禁止陇海铁路的陕州到洛阳段运送刘镇华的军队和行李，如有军车行驶，就袭击它。 　　河南农民反对吴佩孚的另一个重大行动是反对苛捐杂税。当时河南驻有10多万军队，一切粮饷就地征派，河南人民的负担十分繁重。当时河南仅有3000万人口，每年要纳正杂税1100万元，非法税约900万元。省银行滥发不能兑换的货币4000万元。田赋、丁漕已预征到民国十八年，达1400万元。再加当地驻军的横征暴敛，合计不少于一亿元，每一个河南人民平均要负担三元以上的捐税，这是套在河南人民身上的一条锁链，人民强烈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尤其在北伐军胜利的影响下，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进行反抗。信阳的红枪会和农民自卫军联合起来，反抗田维勤、魏益三部征粮要捐，使他们的部队不敢到乡间筹集给养。马玉仁部在登封为筹集给养被红枪会缴械一个营。张治公部在汝阳催粮，他的13个马弁被农民群众打死。豫西各县枪会联合反对财税厅摊派的有价证券。集合十余县的枪会组织，约十四五万人，在闯坟开会，表示反抗，并发出通知不许任何县购买。他们声势浩大，驻军也不敢与之抗衡。豫北的滑县、浚县县署，因为红枪会的反抗而不敢下乡催粮，知县被迫辞职。唐河、泌阳、杞县、孟县等地，也都有反抗苛捐杂税斗争的发生。河南人民这一广泛的反抗苛捐杂税斗争，断了军队的粮饷供应，给吴佩孚以沉重的打击。军队因缺粮饷，经常发生哗变，内部的相互冲突也进一步加剧。这是对正在江南战场上与孙传芳作战的北伐军一个很大的支持，吴佩孚组织的援鄂反攻始终没有能对湖北用兵，没有能配合孙传芳进攻北伐军。 　　1927年5月，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河南农民更直接配合了北伐军的作战。当奉军占领漯河、遂平一带，准备继续南进时，豫北有十几万战斗农民，于4月27日，在彰德切断郑州与北京的联系，已攻占辉县，欲夺卫辉。滑县、浚县的红枪会也行动起来，以攻击奉军为目标，努力接应武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国民革命军在漯河、郾城一带与奉军激战时，共产党员萧人鹄、吴芝圃、于秀民等领导农民武装，于5月24日在杞县、睢县举行了暴动，占领了县城。之后，他们又攻占通许、陈留两县城。在杞县、睢县、永城、陈留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豫西军委书记王克新领导铁路工人和农民武装在洛阳、陕州一带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从敌人手中抢夺列车，提供给冯玉祥部使用。冯玉祥向张治公部进攻，缴了张一部分武装。吓得数列兵车仓惶逃往郑州。在奉军退抵漯河时，有十余万农民武装对其发动进攻。奉军伤亡1000余人，有一个步兵旅完全溃散。在驻马店、漯河一带的农民群众还组织了侦探队、运输队、向导队、便衣队、救护队等协助或参加战斗，使北伐军迅速取得上蔡、西平、漯河、郾城、临颍之战的胜利，打败了奉军的主力。豫西冯玉祥部在农民群众的协助下，也迅速取得了新安、洛阳之战的胜利，向郑州挺进。六月初，武汉国民革命军与西北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胜利会师郑州、开封，奉军被赶到黄河以北。河南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大钊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⑨大革命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生动地说明了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革命的迅速发展，没有来得及对枪会组织进行认真的改造，建立健全有力的领导，以致使河南农民运动没有摆脱分散的、不统一的组织状况，它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限制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认为河南农民运动也有“幼稚病”，要给予约束，“以免给冯玉祥造成压力，使他脱离武汉政府”，在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公开叛变革命，军队已开始将枪口对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时候，要求河南的农民运动“就是发展农民同国民革命军的牢固联盟”。完全放弃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最后在新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很快就失败了。这个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但李大钊关心和指导河南农民运动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浏览：266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11/10 11: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