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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历史地位一文在网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网友们的评议,有支持者,亦有非议者。这个题目,如果能通过辩论,澄清一些观念应该还是非常有益的,中国的许多事还是经过辩论才能弄清是非,明确前进的方向。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权,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43页)从历史上看,许多事通过辩论,分清是非,于国于民还是很有益的。当然不同的意见不可能都会取得一致,但把各种观点摆明白,公众会有是非的分辨,历史的发展也会证明谁是谁非。毛主席讲的那几次辩论,最终群众会作出选择,历史也作出了最终的选择和抛弃,所以眼前这个主题,如果能让大家充分的辩论,不同观点的充分展示和交锋,可以帮助多数人慢慢弄清是非,所以这确实非常有益。另外我希望这个讨论能互相尊重,包括对故人也不能有任何轻薄的态度,这样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并有利于讨论的深入和提高各自的认识水平。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思想认识的发展,也离不开这条根本规律吧。现在选择几位网友的不同意见于下,我亦略作答辩,目的是给大家进一步讨论作参考。网友跟帖具体如下:
? 老鸽:毛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武装夺取政权。所以,毛一开始就是为政权而战,而不是为改变社会、完善国家出发。因此,在夺取了政权以后,毛不会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体制完善的国家,只能走一条仿苏联的“专政”即专制的社会,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告诉了人们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想得明白。 ? 新浪网友:老鸽先说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政权完全正确。毛并不在意治权。获得政权后,很快把治权扔给了别人。毛热衷于的历次运动都是围绕政权的归属而展开。所以,治理国家的体制问题,以及因治理问题而带来的诸多灾难,这些应由那些治理官员们来承担。事实上毛泽东的政权归属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仍在探讨的问题。只有在人民真正获得了国家主权后,治理国家的体制才能真正完善起来。 ? 3690611:老鸽先生说的太好了,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古今中外很多政治强人都是在取得政权权过程中杀人不少,但取得政权后一般会采取怀柔政策,毛是少数异数,他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等。历史上其它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毛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毛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个能与之比肩的大约只有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少数几位 ? 新浪网友:归结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政权归属问题。夺取政权,把政权回归给人民,这是毛所追求的,可毛至死都未完成他的宿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失败的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毛留下了一大笔思想遗产。它能让后辈们能吸取教训,完成他的宿愿。政权回归给人民,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真正共和民主制。 ? 新浪网友:就此文说几句: 1. 评判或判断毛泽东的地位及其思想是否正确或有价值,不应该以某位大人物比如说邓小平胡锦涛曾经说过什么话为依据,大人物说的话并不永远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在讨论正题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以下一些概念: l 共产党、人民群众、国家、民族都是一个个不同的概念,既然是不同的概念那么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都是有区别的不同概念。 l 共产党是什么概念?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它不是马克思的某句话,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甚至某一首红歌,把它具体化:就是从党的总书记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全国各地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里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们、最后再到资格最嫩的一般党员群众,就是这样一批人群。以此类推,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上述人群的利益。 l 在现实世界里党(或者说这批人群)的利益有时会与人民群众、国家、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矛盾,请问当这种矛盾冲突发生后,你应该首先维护哪一方的利益?从朱老先生的其他博文中,我深信老先生同样对人民群众、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非常非常重,但是“忠孝难以两全”,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选择和答复,这样才能在逻辑上搞清楚我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地位的评价所选用的衡量标准或参照系。 l 当然如果老先生能够用严密的逻辑推理令人信服地证明:凡是党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与民众国家民族的利益始终完全一致,那么他可以躲开上面的两难陷阱。 l 老先生对党爱得太深,达到了痴迷癫狂的程度,以至于总是都把党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 3. 我们可以确信毛泽东对党的生存发展并最终取得政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可以相信毛一生包括1949年以后都在维护党的利益,但是这一切就能构成对毛及其思想地位的终极肯定? 4. 还有一种观念更有一点滑稽:因为现在这个时候肯定毛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最符合党的利益,所以一定要肯定性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评判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正确与否完全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出发,而不是以事实本来的面目为依据,事实求是地看待评论问题。 5. 对毛及其思想评判的分歧性争论性从深层次的角度看,焦点来自于你是以人民、国家、民族的利益为至高无上还是以党的利益至高无上。把衡量的标准搞清楚以后,这个问题应该容易看得清楚。 我想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领导人民进行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为什么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二者不可分割呢?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很难分割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执政的二十八年,两者的历史地位也无法分割。改革开放以后,是邓小平执政,邓也清晰地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九十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呢?从纵向的比较上看,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的一百七十余年,如果以一九四九为分界,是前一个历史时期进步快,还是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进步更快呢?当然是后一个阶段进步快。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变化的分界点在哪里?毫无疑问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那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建立的新政权,究竟是推动中华民族向前进,还是倒退或者停止不前呢?如果横向与新兴的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这些国家比,恐怕我们并不逊色。为什么不与日本比?日本是岛国,我们是大陆国家,国情不同,如果从经济规模大小比,我们并不比日本逊色。这样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只能得出成绩是主要的吧。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诸如:饿死过人啦,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啦,搞了那么多运动,特别是文革误整了一些好人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在这世界上,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如此,对一个政党来讲也是如此。但与我们取得的成绩比,总不能说这些错误是主要的,而成绩则是没有的。正因为成绩是主要的,中国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基础,正因为有这些成绩,才能从正面确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恐怕不妥吧! 至于老鸽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武装夺权,所以毛泽东一开始就是为政权而战,而不是为改变社会、完善国家出发。”这个概括恐怕不对。恰恰相反,武装夺取政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标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改变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呢?夺取政权,只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不是革命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否则建国以后,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运动呢?记得一九四五年,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时候,他向毛泽东提出周期律的问题,他说: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其所谓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还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建国以后,我们政府机构设置,是照搬苏联的那套东西,是谁去挪的啊,是刘少奇同志。今年七月二十日《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讲了他访苏清单的故事,他希望从四个方面了解苏联:1.苏联的国家结构;2.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3.苏联的文化和教育;4.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对于这份清单,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当然这份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然而毛泽东对于国家体制的架构,有他自己的设想。他在建军过程中,创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偏重于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他主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禁止打人骂人。军队能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对于不同政见的争论,他主张用说服不是用压服的办法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他还强调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从来不讲打天下的要坐天下的话。他提出整风、搞四清、发动文革,都是为了整顿党的组织、整顿我们的干部队伍,不是整群众。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生许多变异,那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有关。我们国家的规模那么大,党员干部队伍那么庞大,难免有鱼龙混杂的情况,有的人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这方面的问题,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时有毛泽东那个大盖子压着,大家还是从艰苦环境过来的,还多少保持着当年的革命朝气,许多歪风邪气还不至于太嚣张。我自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的干部作风,廉洁奉公气氛还是比较浓的,大家工资收入的差距也不大。与今天现实生活对比,尽管生活条件现在比过去好多了,社会风气还是那时正,老人都有这个感觉。我说这些只是说明邓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某些论述,还是有事实依据的,我并非仅仅因邓有地位,才引述他的评论,我是因为符合历史事实而引述他的某些话,更不能因为个人情绪而因人废言。当然,在眼前的环境下,如我们这样的人说,也多少能减少一点阻力吧!从文章的(下)多次被删就容易理解我的苦衷了,有的时候顺着说,还能说一点自己的意见,但空间也非常有限,至于我这些论断当然都还可以有作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名与实的关系。从名的视角讲,共产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除此之外不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实际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利用执政的地位在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亦有人对民众的吁求,说什么你们是维护党的利益还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公然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颠倒了主仆的关系。目前确实有名实相背的情况,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实际存在的、一些党员言行与党章上规定完全相反的状况。为此,有的人想改名了、换招牌了,先否定毛的历史地位,然后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地位,让一切本来不合法、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合法化。说到底这就是变,这个变有前车可鉴,苏共的蜕变便是从否定斯大林和列宁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就换招牌了,把社会主义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接着便是500元私有化计划,那些大企业的管理人员自然成了垄断寡头,结果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谓防,就是防止苏共亡党的覆辙,8月24日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的日子,迄今已有二十年了,它在国际国内的后果值得人们深思,推荐读一下李慎明写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再说,不变就包括两方面,实不应变,名更不能变,名不变,还能循名以责实啊!有网友说:“说真方,卖假药”,这里应说明党内确实有卖假药者的各色人等,但他们还不能完全占主流,只要有真方在,还能以真方验假药,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名实关系问题。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党内党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有的是思想观念上的糊涂,有的是出于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护自己的违法所得,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原罪,甚至还能利用这个机会化公为私,把国营企业的管理权转化为私人所有权。如江苏常州新华村的集体所有企业的巨额财产,在转制和资本运作过程中落入党委书记金华友这个第一家庭的囊中,苦了为这个“企业家”打工的村民们。这类案例,在江浙沪不是个别的,这种情况就是变了,由于党和国家还没有改名,所以检察院还能起诉他呀!否则的话,非法所有的便变成合法的啦。管理者觊觎所有权的现象,是无论公有制、私有制、股份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所有者疏忽监管,他们便想着法儿侵占别人的所有权利,在公有制尤其如此,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层的高消费,贵族化现象便是它的表现。我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针对这一个潜在的损害民族国家利益的思想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又是完全一致的。关于目前名实相背的情况,荀子在《正名篇》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今圣王没,名守慢,竒辞起,名实乱,是非之 刑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用这一段话来分析现实的情况不是太切题了吗?大家都能意会,用不到我来多作阐释了吧。要循名以责实,不能“惑于用实以乱名”。那我们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正名,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只有名正了,才能事成;名正了,才能身正;身正了才能“不令而行”。目前有令不行,或者说政令不出中南海,问题是我们相当一批干部其身不正,不奉令,行的是另一套,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这种情况下,听任“竒辞起”,那整个社会秩序不就乱套了吗?我是从事史学教育的,搞历史,要知其然,也就是弄清事实的本来面貌,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弄清它各方面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它为什么如此。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应然”的问题,那就是循名实以褒贬的问题,根据相应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进行是非善恶的评析。这个是非善恶的评析的标准就是前面所说的名,循名以责实。司马迁在《太史公书》中叙述了一段孔子所以为《春秋》的道理,其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 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孔子不能改变现状,只能通过《春秋》的褒贬以正名,以明辨是非罢了。当然孔子的正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的名物概念早已过时了,但孔子的撰《春秋》在当时有它的历史价值,不是说孔子撰《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吗?“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退一步,从应然的角度讲重新确认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是有益的。司马迁撰写《史记》大概也是出于这一点。孔子修《春秋》,和司马迁那部《史记》可是私修,不是官修。如果官修,则势必从那时为官者之是非善恶为准,要忠实于历史之本然,要据应然而做到“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那就难了。很难摆脱为某些人涂脂抹粉掩饰错误的尴尬局面,很难做到是非善恶自有公论,从编当代史讲,给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名也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从“循名以责实”这个视角讲,正名也只能是放在第一位的。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的便是“刑名之学”。《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讲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刑与形相通,刑者事也,实也。名者法也。它的中心思想是“循名以责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慎赏明罚。《韩非子(卷二)二柄》云: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如果把这里的人主换成人民,让人民做主,人臣是指官员。这里的刑,即形,指官员所作之事。名,官员所作之承诺。如果这个官员是共产党的干部,那么他所表述之言,总不能是“乱名”吧,违背共产党章程上的基本宗旨吧,那么他离任被审计时总还要名实相符吧,总不能把贪赃枉法偷鸡摸狗之事放到台面上来吧。毛那个时代的四清、文革,还不就是让老百姓对各级官员来一次循名责实的考试,名不副实者得让老百姓批判几句,然后靠边反省一段时间,检讨了,再视其言而任其事。他们说假话,骗老人家,骗老百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故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有一个好处,那可是一面照妖镜,什么妖魔鬼怪都会在他面前现其原形了。 有的网友,在跟帖中说,毛泽东不在意治权,韩非子在《有度》那篇曾说:“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他不可能管得了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难以计数的干部队伍,下面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很难避免。即使在中高级干部,要做到步调一致也难,所以要搞四清,要搞文革,但也有许多难题,往往容易失控,既要自下而上发扬民主,又要做到有序,受控,社会生活不乱套,谈何容易。他一句话,到了下面往往是各取所需,把正经念歪了,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我能体谅他老人家的难处。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确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于国、于民族、于广大劳苦人民也是非常有益的。从毛泽东同志这一辈子行事中,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他对强者、对大国沙文主义者没有一点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样子。建国初,他敢冒难与美国在朝鲜相抗衡,史太林与之相比要逊色多了。当赫鲁晓夫们趾高气扬的时候,他敢顶,敢斗,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以后,他始终不卑不亢,保持民族和国家的尊严,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世界仅有的霸权主义者,尽管在我们东北亚,东南亚挑起种种事端,挑拨我们与邻国的关系,毕竟它已是日薄西山了。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从长远看,败局已成定论。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也难,不撤也难,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利比亚的战争,他们认为禁空可以速战速决,结果打了一场持久战,两败俱伤。现在这一持久战,对双方都有一点难以为继了,又有一点无力支持下去了。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使美国的霸权主义在中近东人心丧尽,在利比亚的战争,使美国的霸权主义在非洲丧尽人心。美国国债的评级下降了,也许我们会面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来,在这个冰山行将倒塌的时刻,如何思考我们何以自处的问题,那么了解和学习一下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同志是何以自处的,也许能获益匪浅,我们决不能为他们的倒塌去支付巨额丧葬费吧。这次欧美股市的崩盘,亚太股市的坍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所以学习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政政策很重要,别为什么全球化冲昏了自己的头脑,全球化还是有一个由谁主宰世界的问题,我们可不能让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就如何确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进行一场公开透明心平气和的辩论,对澄清思想,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范围的主体地位还是非常有益的。对这个讨论,不应堵和卡,删更是一种怯弱的表现,我希望讨论中,各种不同意见应该是说理,不是谩骂,更不是人身的恶意攻击,攻击无损对手,只是暴露其自身的软弱无力,反而以自己的台词证明自己的无理。我还希望讨论能围绕议题,不要随意转换议题,形式逻辑规定的同一律大家都应遵守吧,我还希望讨论应有利于目前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面转化,不能走极端,图一时之痛快反而给大局添乱吧!这是我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一起讨论的基本宗旨。博主与读者通过跟帖互相沟通也许能使这个博客更有生气,希望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形成一个既有言论自由,又能形成有利于进步的共识,且大家都能处在心情比较宽松地讨论问题的环境中,并帮助澄清一些有害的错误认识,使这块园地能成为一片朝气蓬勃畅所欲言发扬正气的好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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