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上）刊登以后，便受到许多朋友的关注，在跟帖上许多网友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我现在还不想就各种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答复。先刊登其（下），再看看大家的不同意见，认真思考一下，在今后我会择要作一些答复。这里我只就讨论的态度问题，说一点自己的想法。第一，我希望这个讨论是心平气和的表达，不要有任何情绪化的冲撞，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争论，由来已久，不过是被压抑着，没有充分展开而已。其实认识上的问题，只能疏，不能堵，通过平等，互相尊重心平气和的讨论绝大多数不同意见是可以沟通的，在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能寻求到比较正确比较一致的认识。即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那么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让历史的发展来印证这些不同观念的是非对错也可以，思想认识的分歧，不能强求一致。第二，有的同志提出不要有功利主义，我说这个问题是相对的，是人，怎么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呢？许多事对个人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三者的关系还是互相关联的，各人有不同的遭遇，各人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各人所受的教养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认识，任何人的认识都隐含着对自身功利的追求，它或多或少影响着一个人对问题的认识。但是，人也是社会的，任何个人都离不开他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他所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以此为基础，那么认识上的分歧自然也能得到共识，除非他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那也只能由他，我想在生活上的碰壁也会纠正他的。当然 那些抱着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观念则又是一回事了。第三，为什么要弄清思想，为什么要通过这个问题来弄清楚思想提高认识？由于人的思想固然是从实践中来，然而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视角不同，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致，也不可能都正确，而思想则直接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思想不能摆正，加上情绪化的冲动，势必在行为上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仅伤害他个人，也伤害社会，所以澄清思想，摆正认识，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能否取得比较正确的认识，关系甚大，对历史的认识正确与否，关系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希望大家冷静地理智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要谩骂不要情绪化的冲动，要有耐心来处理好这个认识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的是我们国家未来之路走得更稳更好。 　　 　　关于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争执最大的是文革十年的问题。文革是失败了，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教训，是打击面太大了，把我们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得罪了。在运动过程中，也误伤了许多人，冤死了一部分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0月25日的谈话中，曾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来就是要整的，毛泽东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林彪不仅要整贺龙，还要整朱德呢！还是毛主席说了，怎么能说朱德是黑司令呢？是红司令嘛！朱毛怎么能分开呢？是毛主席保了朱总司令。当然在文革初，整干部，无非是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一部分干部戴走资派的帽子，最后还是作为路线问题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批判刘邓路线，毛始终把刘与邓区分开来。开始时毛就想让邓出来工作的，让邓找林彪谈一次，结果没有谈成。记得1967年初夏时，我在兴国招待所张春桥那儿看到过毛批示同意发表戚本禹评《清宫秘史》那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张问我们，你们能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吗？我自认没有这个水平。以后姚文元写过一篇批判邓小平同志的文章，给我看过，后来这个文章始终没有发表，说明毛那时并不想打倒邓小平同志，对邓还是留有余地的。在林彪事件以后，毛就想着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了，即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毛还是保留邓的党籍。那时毛对邓不满，但始终没有做绝，留有余地。 　　再说对上海的陈丕显同志，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可以烧一烧，可不能烧焦。说明毛主席对陈还是手下留情的。后来陈丕显给毛写信作自我批评，还是上海市委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转上去的，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同意转到毛主席那儿，才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这之前，上海市委已经在考虑如何让陈丕显重新出来工作了，那时王秀珍便给我打过招呼，你们要有陈丕显出来工作的思想准备。最近，我还把这个话告诉了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因为这是事实，他也表示理解和接受，其实那时王一平、杨西光等市委原来的书记、副书记都已出来工作了。记得杨西光同志解放后，是负责科委的工作，在市委组办会议上，我对杨西光同志说，复旦原来的党委总支一级干部，都解放了，也都分配工作了，你愿意去给他们讲一次话吗？我担保不会有事，有问题我负责，我陪你去当保镖，你看如何？可惜他有顾虑，没有点头。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些事实都说明，毛泽东主席是想整一下我们许多中高级干部，但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林彪事件以后，他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军事干部，是想清查一下，弄清问题，但他并不想都打倒他们。记得1973年2月7日，他通过姚文元下达要我们为他标点注释《三国志?魏书》的《张辽传》与《张郃传》。张辽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他原来是丁原的部属，以后归属何进，董卓进京以后，他又归属于董卓，董卓被吕布杀了以后，他又以兵属吕布，跟了吕布到徐州，那时他只有廿八岁。后来曹操打败吕布，他又带兵投奔曹操。从历史上讲，这个人太复杂了，然而曹操还是用他了，相信他了。在曹操与袁绍对峙过程中，他还是屡立战功的。曹操出征柳城时，是他斩了匈奴单于蹋顿。以后与孙权作战，与蜀汉作战，他立下赫赫战功。至于张郃，更是袁绍心腹的爱将，他是在官渡之战时，才背袁绍投奔曹操的，曹操把张郃的来归比之“韩信归汉”，此后他在魏蜀之间的战争立有大功。他是曹魏在关中与诸葛亮对阵主要的将领。毛泽东用这二篇传记告诉我们，不要对林彪事件有牵连的将领们揪住不放，要相信他们，只要他们转变立场就可以了。还是那一天，毛泽东还要我们标点注释《旧唐书?李愬传》，李愬是唐宪宗时，打败蔡州藩镇吴元济的将领，他能够重用从吴元济那儿投降过来的将领，他相信和重用投诚过来的吴秀琳，他接纳吴元济手下的勇将李佑、李忠义，正是他们带兵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在这个过程中，李愬对敌营不杀一人，从而迅速平定了蔡州吴元济这个割据政权。毛主席要我们为这三篇传标点注释印成大字本，实际上是他要我们思考如何处理林彪集团相关成员的政策，他不想打倒一大批，他相信他们是忠诚于党和共和国的，林彪只是他个人的问题，林立果策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密谋，那四员大将都没有参与，至于其他人更只是受牵连而已。如果毛主席身体不是迅速衰落，再多活几年，黄、吴、李、邱这四位将军，不仅不会判刑入狱，还会启用他们的，他要我们替他标点注释《旧唐书?李愬传》所反映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老天没有给毛主席留下足够的时间，做完这件令人遗憾的事。这反映了毛泽东宏大宽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胸怀，这在他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陈再道也是这样，始终没有对他往死里整。他确实想整一下我们中高级干部的骄娇二气，但并不是为了要整倒他们。他在讲述关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时的最后有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非是要让我们的干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经受一次大风浪的锻炼。他在延安整风时，立下过一条基本的原则，也就是文革运动的底线，那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干部，在文革期间，毛主席没有下命令杀过一个人吧，包括刘少奇王光美同志。当然，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风浪中，喝几口水，可能淹死人，那也在所难免。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喝了几口水，却始终耿耿于怀，对毛主席怨气冲天，这多少有一点过分了吧！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腐防变失败的尝试，从党组织来讲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从许多参预者，无论是群众，还是作为受冲击的干部，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由于文革失控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出现林彪出逃那样的事件，对毛泽东同志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收拾残局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从我为他标点大字本的诗词可以反映出来。1974年5月10日，他通过姚文元要我帮助他组织人注释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还有洪皓的《江梅引》、张元幹的《贺新郎》二首，以及辛弃疾的许多词。这些作品的曲调低沉而又悲凉，如《枯树赋》最后引桓温那首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春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主席借桓温这首诗哀叹自己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如今却摇摇欲坠，“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感到生命留给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将要告别自己亲手缔造的共和国，亲自领导的党，亲自指挥的军队，有说不尽的离恨别绪。如江淹《别赋》中的第一首便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还说：“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他深知自己告别的时间愈来愈临近时，心中的感慨真是千头万绪，难以言说。末句是：“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这不是任何人用文字所能完全表述的。最后一句是“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毛泽东读这样的作品，所借以抒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我当时做这件事时也只能意会，难以口传啊！我怎能把老人家的心情告诉任何人呢，它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呀！我也只能深藏心底，慢慢体悟一位伟大而又慈祥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告别的新中国啊！《恨赋》是《别赋》的姊妹篇，它开头的第一段：“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全赋最后一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感到毛泽东同志是借《恨赋》吐露出他心中的满腔遗恨。文革的失败，对毛泽东同志而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的悲剧。”记得董必武去世的那一天，毛泽东同志特别悲哀，董老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他们二个人是两湖的代表，一个是湖北的代表，一个是湖南的代表。他曾要我们标点注释张元幹的《贺新郎》，在董老去世那一天，毛泽东同志的心情非常难过，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倾听上海蔡瑶铣唱张元幹的这首《贺新郎》词的录音：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让身旁的人反复播放蔡瑶铣唱的这首词，是为了给董必武送别。尽管张元幹写这首词是给胡铨送别的，作者有作者的情景，毛泽东在1975年4月2日反复听这首词，那倾注着毛泽东自身的感情。“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那是反映他对文革未来的结局心中毫无把握，自己老了，对此悲情难诉。“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在毛心目中在这万里江山你将去何处，回首当年在上海一大召开时，二人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你去的地方，飞雁也不到，我有书信，由谁来传书啊！“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它表达的意思是你我都能目尽青天放眼天下，胸怀古往今来的国家兴亡大事，怎么会理会你们这帮儿孙辈在文革中带来的一些个人的恩怨私情呢？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个人受了一点委屈，就是放不下来计较不完，如李锐那样就是一个。 “举大白，听《金缕》”，“大白”是酒杯的名称。《金缕》是贺新郎词牌的别名，毛泽东同志把它改成“君且去，休回顾！”这是给董必武送别的意思。从毛泽东要反复背诵和阅读这词和赋，可以看到老人家晚年那么孤独和凄凉、悲哀的心情，身体衰弱到那种程度，他还得关注着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临终前二天他要读《容斋随笔》，等印好大字本他已经去世了。临终前一天，他还要看我们翻译的一本日本三木武夫的传，实在苦了他老人家了。为此，我搞了一部《容斋随笔》选本，逐条作了注译和研析，前些日子写完了导读，也有五十多万字，很快会在台湾的三民书局出版。我也无奈，我这个名字在这里还比较敏感，那儿反倒不敏感，这事也怪，从毛泽东晚年的心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悲剧结局。他所以要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处理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交接班的问题，到了真要交接的时候，他对身后的事一点也没有把握了。他最后对华国锋、王洪文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这只是毛泽东晚年的心情。如果抱着取笑的态度来对待毛晚年的心情和他讲的那些话，从为人的德性讲，那岂不太缺乏一点做人的德性了吧！ 　　他去世以后，国家领导人真正的交接班还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的思想还在，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谁也难以改易，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不是主要的，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还是有希望的，还是能挺立在世界之林的。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未来我们应该充满着希望和憧憬以期待更加美好。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大会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尽管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许多失误，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对今天也是有益的。比如说，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6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有许多内容，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还强调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统一。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二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是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不赞成。共产党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注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认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这些话都是对我们干部队伍说的，现在看来还是对的，还是未来党的接班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条件。 　　又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曾针对陈伯达取消商品货币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还需要商品，需要货币，那就是承认在社会主义还要利用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那就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取向开了一个口子。温州的小商品市场经济就是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1974年秋，我曾去江西赣州探望知识青年，便亲眼目睹那儿农村的自由市场兴旺得很，陪我同行的那里市委负责同志有点紧张，怕我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结果我说这蛮好，商品交换、市场交易这是计划经济的补充，有什么不好啊。那时上海曾派人去温州作调查，回来也没有说那有什么不好。 　　又比如毛泽东在对外政策上，在文革期间有重大的调整，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局面，促使尼克松访华，改善中美关系，为以后对外开放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文革期间都作过一些铺垫。毛泽东同志关于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的指示还是正确的，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政策还是正确的，我们亦还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联合国。所以那时的外交政策为今后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又比如，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也有好的地方。文革十年，上海的社会经济还是稳定的，工农业生产还是逐年上升的，上海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六分之一，那时上海每年增产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一个旧上海。上海是张春桥把的舵，社会秩序没有大的动荡。上海工农业生产是马天水抓的，马天水这些年勤勤恳恳，一心扑在上海工农业生产上。他个人的生活非常简朴，比如上海在工业管理上还保留着公司这个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谷牧到上海来视察，还惊奇地称赞上海怎么能保留过去资本经营企业的模式！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还是上海思想解放，不仅工农业生产，上海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在全国还是领先的。上海有上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的市委对知青的生产和生活还是关心的，派慰问团长期驻扎在知青所在的县乡，下放工业生产的点，通过乡镇企业支持知青，尽量在农场多安排知青，给知青搞函授教育，把大学办到农村去，编青年自学丛书，鼓励青年自学成才。所以撇开文革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不谈，那么在日常工作上，亦还有成绩的。再说毛所以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反修防修，十年中苏论战和文革十年，在中苏关系上，我们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我们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使我们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划清了界线。所以后来苏联的崩坍，我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如果没有十年的中苏论战和十年文化革命，那么苏联瓦解时，我们就很难超然事外了。对于文革，如对于一切事物一样，应该抱分析的态度，有问题所以失败了。它有深刻的教训，但也有一些东西还是有益的尝试，事实上还是被保留下来。任何绝对化的认识都是违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要分析，吸取其有益的方面，包括它所以失败的教训，对后人也是财富，只有弄清它的教训究竟在哪里，它才能真正转化为我们的财富。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不是绝对的。 　　这一次我在西郊讲明史，是讲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朱元璋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凡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将以天下为乐，则国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若生怠慢，祸必加焉，可不畏哉！”朱元璋这一段话固然有天命观的部分，但他对创业之君、守成之君、中兴之君的分析还是中肯的，尽管今天与朱元璋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了，但如果作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我们不妨把毛泽东比作创业之君，他时时刻刻都在以天下为忧，终生兢兢业业。邓小平同志是文革之后开拓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兴之君了，其他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的守成之君。只要“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所以我对未来，既不如有些人那样悲观，也不应抱太大的有什么巨大变革的期望，因为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能守成就不错了。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不是正强调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嘛！所谓“防变”，也就是有人别有用心地希望像当年苏共与苏联那样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颜色，丢掉我们党多少年来积累起来的光辉历史传统，使我们重新成为外国列强的附庸。参照过去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所以只要不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瞎折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可以了，不要数典忘祖就可以了。这就是历史给予守成之君的光辉使命，要懂得创业不易，中兴也难，守成也是一件很艰难的历史使命，从这一点讲，“维稳”要真正能做到也不容易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骄傲和自以为是，多听少说，言多必失嘛！离阿谀逢迎的远一些，多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然后择善而从，顺势而为，这才是最聪明的人。即便出那么一二个坏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必定会惩罚他们的，在中国历史上，坏皇帝可多了，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因为中华民族有充足的免疫和自净功能。这一点警惕性大家还是有的，过去毛泽东曾经让何其芳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嘛！中华民族是不怕鬼的。当然具体的政策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在我看来国际上种种反华的叫嚷，倒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做对了地方，敌人说我们好话时，反而要想一下，这儿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国内外右派分子会竭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来把毛泽东同志妖魔化，因为把毛妖魔化了，才能根本上颠覆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们又把一切污水泼向胡锦涛同志，因为他在纪念中共诞辰九十周年的讲话中，正面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右派们失望了，所以又把矛头指向我们现在的党中央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的祖训了，不要背弃列祖列宗留给我们这份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就是后生们的大幸。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就不是任何外部敌对势力可以随意颠覆的。还是一句老话，敌存灭祸，敌去召祸。我们要有敌情观念，要有忧患意识，那就不会召祸了，外部力量就不可能奈何我们什么。1949年以前，帝国主义所以能欺侮我们，是因为我们还处在分裂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如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久即将召开我们党的十八大，选举党的新领导人，论年龄，他们不过是我儿子的辈分，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珍惜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留下的我们党最珍贵的历史遗产，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沿着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所指引的方向，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更加兴旺发达。历史的发展似浩瀚长江那样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嘛！我个人则仅仅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别无所求地在此为党为时局说几句耿直的忠言而已。如果上天赐我以寿，兴许还能多看看新领导人执政几年哪！并从史学的角度给你们定位，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对未来的历史我更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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