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入陕西省重点高中西安市二十中学（现西安高级中学），有幸和陆耕、汪爱菱、朱小燕、汪丽亚等四医大子弟分在661班同窗读书。不久又认识了668班的张毓京同学，并很快成为好朋友。通过这些同学，我认识了他们的父母，结识了第四军医大学多位德高望重的医学家。 　　 儿时，受作医生的舅父影响，我从小喜欢摆弄装药的瓶瓶罐罐，装模作样给大人和玩伴看病发药，梦想长大能作一名医生。上高中后，常利用课余翻看解剖、生理、药学、内外科书籍。学习中遇到的难点和疑问，就通过这些同学求教于四医大陆裕朴、郦清、张学庸、汪良能、朱显征等教授，其中最多的是张学庸教授。张伯伯对这个从小立志学医的孩子也充满好感。每逢我上门求教，张伯伯、韩阿姨总是热情的接待。张伯伯更是耐心细致、不厌其烦，深入浅出的讲解，并予以鼓励。同时也告诉我，现阶段要学好高中的功课，打牢基础，高中毕业后争取考入医学院校，实现作医生的理想。 　　63年底我在西安工作的大姐，因腹胀、纳差、乏力，经同事介绍请四医大一院一位内科主任看病。经查体、化验、超声检查，被诊断为“早期肝硬化”，引起家里人的慌乱、着急和不安。我找到毓京学友，求医于张学庸教授。张伯伯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又作了全面的检查。最后告诉我大姐，只是患了“急性无黄疸型肝炎”，肝脏大小、质地都还正常，只需服用护肝利胆药物和一些维生素，并配合一段时间休养即可治愈，不用着急也不要背上思想包袱。经一月余的治疗和休息，大姐的症状消失，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很快就上班了。当时，我对张教授的仁心医术十分佩服，充满敬仰。大姐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至今还常谈及当年情况，对张教授充满感恩。 　　1966年初夏，我们毕业考试结束，同学们都紧张复课，摩拳擦掌的等待着七月一日的全国高校统考。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66年全国高考推迟半年举行。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们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文革初期，单纯幼稚，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组成了“红卫兵”，誓死效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连续八次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在“神”的鼓动和号召下，“红卫兵小将”开始头脑发热、失控，变得无法无天、发疯发狂。破“四旧”，批斗师长，抄家抓人，四处串联煽风点火、造反夺权。一大批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继之群众开始互相残杀、武斗的枪炮声在全国各地响起。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传统文化、伦理道德遭到无可弥补的破坏。很快“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就作为“文革”的替罪羊，受到了“神”的惩罚。全国数以千万计的高、初中生被送到农村、边陲，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十月二十七日我们二十中学32名高中生（其中有陆裕朴教授的儿子陆耕；张学庸教授的儿子张毓京、张毓森）和长安县韦曲二中10名初中生，作为西安市首批“知青”被送到长安县大峪公社白道峪大队（当时改为红道峪）插队落户。 　　“文革”大串联结束后，“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了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大型企业、文化团体，登上了政治舞台，领导各单位的文革运动，而中小学则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我所在的“战斗队”的同学们忙于编辑“马恩列斯语录”。我无这方面的才干，就搬出了在教学楼的集体宿舍。在已无人居住的原学生宿舍的平房里用架子床和木板围出一个小空间，开始了反思和继续自学医学。白天我常常溜出学校到市中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当时都在东大街）、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外科、中医针灸科去“游串”，偷学一点疾病诊治和中医针灸的知识，希望能学习和掌握一点实用的技能，以备今后人生的不时之用。 　　白道峪村距西安市约七十华里，位于秦岭山脉的北麓，属半山区，交通还算方便，却十分贫穷。当时每个劳动日只有人民币八分钱，有的村民甚至无钱买盐吃。由于长期缺碘，地方性甲状腺肿、小儿呆小症等碘缺乏性疾病发病率很高。在村子里随处可见脖颈上吊着不同形状肿块的“瘿瓜瓜”患者，很多家庭甚至有1-2名“呱呱娃”。这些孩子个头矮小，大头大肚、神情木讷、口流涎水，每个家庭都非常穷困。解放已快二十年，但这里的农民仍十分贫苦，生活并无多大改善。到了农村正好有了医学实践的机会。我和张毓京用所学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下乡时带去的听诊器、体温计、常用药物，利用工余开始在各自的生产小队义务为村民治疗伤风感冒、支气管炎、肺炎、胃炎、肠炎和腰疼痛等小伤小病。1969年春大队长李九云找到我和毓京，希望我们能和村里的乡村医生郭生金（小学文化，三十多岁，精明能干，曾在公社参加过卫生人员培训）一起办一所合作医疗站。我和毓京商量后，应承下来。经过半月的筹备，红道峪大队合作医疗站在第二生产队知青宿舍旁一间平房内开张了。我们三人轮流当值，大队社员都可来看病。医疗站设施十分简陋，仅有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10多具空针和一点常用药品，最好的抗生素是青、链霉素针剂。我们因陋就简，尽量开展服务项目，无论酷暑严寒、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为急诊病人出诊送药，随叫随到、不辞辛劳为村民服务。在医疗实践中也锻炼了我们，边干边学，逐渐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除能正确处理一些常见多发病外，还能治一些较重的病人。如大叶性肺炎、风心病引起的急慢性心衰、蛔虫病引起的肠梗阻、电击伤。对一些急重症如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嵌顿性斜疝、急性胆管炎等都能及早发现，正确诊断并将病人护送去有条件的医院治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结识了市县大医院的下乡巡回医疗队的医生和专家，如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内科王主任、市儿童医院内科的马丽琴医生、外科孙建忠医生（后任市儿童医院院长），并得到了他们的知道和帮助。69年夏季，一起共事的郭生金医生在家为自己妻子接生，由于消毒不严，新生儿郭文龙患了破伤风。孩子痉挛抽搐不止，家里又无钱送大医院抢救。在万般无奈下，我和毓京用仅有的破伤风抗毒素反复多次肌注，配合抗生素，镇静剂和支持治疗，终于将孩子救了过来。据最近回白道峪村的张黎明讲，经打听郭文龙现在42岁，身体康健。其后又有一个弟弟叫郭文虎，他们父亲郭生金已于十年前因胃癌去世。我们努力辛勤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好评，临近的大石头沟，胡刘村等也有人到医疗站来求医。 　　远在西安的张伯伯和韩阿姨十分关心我的情况，常有书信询问。两位老人家还亲自到白道峪村来看我们，参观了医疗站，并手把手的教我们练听、叩、触等检查基本功，送来一些实用书籍和病历规范书写的范文。张伯伯、陆裕朴伯伯都曾多次告诫我和毓京：医生是一种受人尊重的崇高职业，也是高风险职业，人命关天，要尽职尽责，不能半点马虎；作医生一定要谦虚谨慎胆大心细，尊崇科学；接诊病人一定要详问病史，全面查体，不放过任何可疑的病史和体征，要勤观察及时发现病情变化，正确处理。这些教诲在我今后四十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从不敢忘，受用不尽。1969年秋，四医大调防去了重庆。1970年底毓京、毓森、陆耕参军，其他同学也先后招教、招工离开了农村。1971年夏，张伯伯、韩阿姨利用到西安开会的机会，冒着酷热又到白道峪来看我和剩下不多的几个同学。看着汗浸湿衣背，鬓发花白的两位慈祥老人家，我感动不已，眼圈红了。两位老人家开导安慰我，不能消沉，不要着急，等待招工和上学的机会。 　　1971年9月我和张黎明、杨肖兰作为白道峪村最后一批知青被陕西省红旗水泥制品厂招工。这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是亚洲最大的水泥制品厂。建厂于1956年，厂长为留苏的张兆祥厂长。（后任陕西省建材工业局局长）。工厂除生产分厂和车间外，还有子弟学校、技工学校、卫生所、幼儿园等社会功能的附属机构。进厂后我在基建科当了半年的普工后，因卫生人员缺少，经推荐考试被调入厂卫生所做了一名厂医。厂卫生所有四十多名医务人员，二十多张观察床。我曾在中医针灸室，急诊室工作一段后被固定在大内科。 　　1975年，四医大又调防回西安。1976年秋，在张伯伯的帮助下经考试我到四医大附属一院进修心电图和超声波诊断。张伯伯对我讲，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多看书，多听课，多参加医院的学术讲座。到心电图室不到三个月，心电图室陈琦医生住院手术，陈兰芳医生足踝骨折病休，技术员郑昌柱和我们几名进修时间稍长的进修生成了心电图检查室的主力。一天张伯伯打电话让我到胃镜室去一下，原来张伯伯正在给消化内科的几位高年资医生和学生作胃镜示范教学。张伯伯在1952年就开始在国内率先开展胃镜检查技术，四医大于70年代在国内率先购进日本欧林巴斯纤维式胃镜。当时用的是教学镜，除一个主检医师操作的主镜外还有一个副镜供学员观察学习。张伯伯把我叫到跟前用副镜观察，耐心的讲解食道、贲门、胃体、胃角、胃窦、幽门的粘膜结构，病变部位的组织改变。并告诉我这是一个临床内科医生应该掌握和具备的知识。当时的情景虽然过去35年，老人家的良苦用心使我难以忘怀。至今仍记忆犹新。 　　1977年底，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组织下，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由于时间仓促，由各省命题组织考试，报考人数多，当年的录取率不足10%。我是所在单位50余名考生中唯一被录取的。但由于年龄大（31岁）加上志愿填报失误（第一、二志愿都为外省：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南京医科大学），虽然成绩比交大录取分数线还高，但外省院校在西安录取名额少，最后，我被陕西师大化学师资班录取。当时我心里很矛盾，是否改行？我首先想到应该倾听张伯伯的意见。张伯伯告诉我，你从医已近十年，现正在医院进修学习，如放弃学医很可惜，学习的机会还会有的，让我慎重考虑决定。学校曾二次催我去报到，但我放弃了这次上学的机会。1985年第四军医大学根据解放军总后勤部命令，在西安市在职医务人员中招收二百名医疗专业委培生，我报名参考，有幸被录取。很巧又和小妹毓姌、王小若（王复周教授女儿）郭梅（郭鹞教授女儿）李詹（李继硕教授儿子）等分在了一个区队。我们这个学员大队，多数人都在基层从事卫生工作多年，很多人已是工作十多年的住院医生，有一定临床经验和丰富的医疗实践。学校领导对这个学员大队十分重视，在师资配备上派出了精兵强将，生理是藏益民、胡三觉教授；病理是王永信教授；临床课有孙宾、沈丽英、李兰荪、马淑坤、区晋禧、牟震先、周绍娟、高志清、黄耀天等老教授。70多岁的外科学家孙传兴也亲自来为我们讲授外科学总论。我入学时已经39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几个学员之一。迟来的学习机会让我倍加珍惜，虽年龄大点就笨鸟先飞，学习上很刻苦用功。在校期间，张伯伯韩阿姨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每逢雨雪天韩阿姨总是把我叫到家中，准备热菜热饭让我多吃一点。并再三嘱咐不要过多熬夜，生怕我累坏了身体。我也没辜负两位老人家的希望，88年毕业时根据毕业成绩鉴定通知书统计，28门功课平均成绩90分，是一个好学生。 　　1978年5月我爱人晓惠临盆，原打算就近在南郊西医一院分娩。韩阿姨听说该院产科出了几次医疗事故，很不放心，就一定要晓惠到四医大一院来住院。张伯伯让毓京和金医生搬回家住，为我们腾出了他们在讲师楼的住房。5月14日孩子顺利降生，韩阿姨、金医生亲自给晓惠送汤送饭，悉心照料。同病房的病友都以为她们是晓惠的母亲和姐姐。我父母早逝，就请张伯伯给孩子起名。张伯伯十分高兴，在书房里查阅字典，最后给孩子取名隆兴。我父母没能操到的心、做到的事，张伯伯和韩阿姨替他们做到了。 　　张伯伯是国内著名的消化病学专家，一级教授，担任中华消化病学会副主委、全军消化病专业组组长、第四军医大专家组组长、陕西省消化病学会主委，解放军医学杂志副主编……..等众多职衔。但张伯伯总是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医生，严格要求自己，正如他在一首七律诗所言“民生艰难多寒士，誓尽绵薄医穷白”他从不以大家自居，一生兢兢业业，毫不懈怠的为祖国和军队的医学事业，为他的伤病员默默奉献着一切。位高从不居功，如无特殊情况他每周总是按时出两次专家门诊，直接为最普通的老百姓服务。每次他去的最早下班最晚，对远路赶来求医的病人主动加号加班。在诊治疾病中，总是时时处处为病人着想，在保证诊治质量前提下，能拍片解决问题绝不开CT、磁共振，能用一般药物绝不开贵重药品。对于来自贫困地区的病人，他多次慷慨解囊送钱送物。2003年春，家在四医大的同学约我聚会，我先到家中看望二老，韩阿姨告诉我张伯伯出专家门诊去了。下班很久，仍不见张伯伯到家。我想一定是病人没看完，就迎了出去。在老外科楼外看到了张伯伯，84岁的老人家拖着疲乏的步子往家里走。急忙迎上去扶他。我还没张口，张伯伯却笑着说：病人多点，我不累。当时我很震撼。80多岁的老人还这么忘我的工作，他心里只装有病人，不论贫富，无论地位高低一视同仁，倾力相助。什么是医生的职责？什么是精诚大医？张伯伯等老一辈医学家，用他们的行动为我们晚辈做出了榜样，做了最好的诠释。 　　张伯伯是国务院批准的博士生导师，荣获全军优秀教师，一代名师的殊荣。为国家培育了6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他所领导的全军消化病研究所在学界享有盛誉，他创建的实验室承担着国家“重中之重”的科研项目。他和学生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完成后，论文发表时，他总是把署名放在后边。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被评为全国十佳中青年医学科学家，老人家应邀在卫生报特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年轻的科技人员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在他的学生中，人才辈出，既有工程院院士，也有长江学者、有总后医学金星奖、银星奖的获得者，现在有很多人也都成为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全国各大医院成为中坚力量，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张伯伯科研硕果累累，著述丰厚，先后发表论文300余篇，编著专著七部。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军科技一等奖等多项大奖。多次荣立军功。但他一生谦逊，总是虚怀若谷。同他交谈时，人也总是说北京某某教授是他的老师，是我国消化病学的创建始人，重庆某某教授开展内窥镜检查病例很多，成果丰硕，西安某某教授在某领域造诣很高、上海某某教授………而很少谈到自己。每当新书问世，老人家总会给我留一本。在赠书扉页上题字是世志惠存、世志存阅。到晚年张伯伯的题字却成了：世志医师指正；世志同志指正。我曾多次给毓姌说，张伯伯对我的高看和抬爱，让我真是汗颜不已无地自容，就当是老人家对我的鞭策吧。从这些平凡小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医学大家的胸襟、情怀和高尚人格。 　　张伯伯和韩阿姨是四医大有名的模范夫妇。张伯伯为人谦和低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生淡泊名利，治学严谨、学富五车、知识渊博，是一位谦谦君子。韩阿姨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心地良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扶危帮困，永远是一张可信赖的慈祥笑脸。两位老人家对子女要求严格，却从不疾言厉色，总是循循善诱、言传身教，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是幸福的。子孙们也不负两位老人家的期望。毓京是哥伦比亚大学肿瘤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科研成果颇多；毓森是教授，曾任解放军理工大学某学院院长；小弟毓丰是某国防科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小妹是资深的心电图诊断主治医师；孙女小茜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孙女苗苗正在美国读博士；孙子“小毛头”正读大学本科。这是一个家学渊源的世家。 　　1989年，韩阿姨曾动员我报考张伯伯的研究生。当时考虑自己年龄太大了，英语基础差，会给张伯伯的工作增添麻烦，未敢报考。不久自己又被任命为基层医院院长，忙于工作而没有争取再深造学习的机会，现在想来真不值得，这也成为了我一生的最大憾事。 　　2003年3月底，张伯伯胸部所埋起搏器导线发炎化脓，医院组织专家会诊后，住院做脓肿切开引流。听信后，我4月1日晚去病房看望。当时张伯伯手术顺利做完，切口冲洗引流治疗，一切体征平稳，韩阿姨和毓姌都陪在病房。丁杰主任和我都劝韩阿姨回家好好休息，不可太劳累，有毓姌在病房照顾即可。但韩阿姨却心事重重，先说回家，后又执意要留在病房，显的依依不舍。无奈丁杰只好去医生办公室搬来几张靠背椅并在一起让小妹休息。韩阿姨睡在陪护床上。回家后我将情况告诉晓惠，说你看韩阿姨多关心张伯伯，老两口的感情真深啊。但那晚却睡得不安稳。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第二天毓姌无电话，也就释然了。,3日早上，正好在商县找的保姆到了，我和晓惠就带她到家中准备让韩阿姨见面谈谈。哪料到7日下午5时许，韩阿姨突发脑出血，被送往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抢救。赶到病房，见韩阿姨已上呼吸机，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安详的静躺着，我们在她耳边呼唤但无反映。经医院二十多天全力救治，但回天无术，因下消化道出血，韩阿姨于5月1日停止了呼吸，永远离开了我们。治丧期间来家悼念的人很多，花圈花篮摆满楼房的四周，直至大路两旁。象陈希陶、胡盛会等老教授也执师母大礼前来悼念追思。5月2日晚，我和毓丰小弟为老人家守灵添香一夜，当晚我俩聊了很多，陪了老人最后一晚。 　　2004年底，85岁的张伯伯退休了，再不用去坐班了，但他身退心不退，仍继续关注着学校和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对友人、学生的求助仍全力相助。原普外医生，后转业到延安医学院任院长的马宵教授送来一部医学科普书稿，请求审阅，张伯伯就连续多日伏案工作。但韩阿姨的去世给老人家是一沉重打击，张伯伯明显衰老了。他下肢渐觉无力，小腿和脚踝出现肿胀，下肢肌肉萎缩变硬，行动变得困难了。06年我到四棉医院工作后，工作压力减轻很多，也有较多的时间。就常和晓惠去家中看望张伯伯，陪老人家吃餐饭，聊聊天，按摩一下小腿脚踝。有时也和保姆一起用轮椅推他到楼下校园里转转，扶他慢走一小段。但张伯伯却显的不安，生怕麻烦劳累了我们，常说感谢的话。我们曾多次对张伯伯说请他一定不要客气，我们现在能做一点小事是应该的，比起他和韩阿姨对我一家的付出真是不值一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年的清明节又快到了。韩阿姨离开我们已八年了；张伯伯去世也一年多了。从1963年到2010年我们和两位老人家从相识到相交近半个世纪，他们在我和妻子心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对两位老人家的思念不但没有减弱却变得越发深切。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在梦中出现，他们的教诲言犹在耳旁。张伯伯、韩阿姨您们在天国过得好吗？您们奋斗一生、辛劳一生、理应好好休息了。愿二老在远方能过的安逸舒适、喜乐！如有来世，我最大的心愿是能拜在张伯伯门墙下，好好的再作一次学生。 　　 　　隆世志 　　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于北京香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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