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忆起陈琏同志，我的脑海里便呈现出四十多年前一个端庄、秀丽、刚毅的女青年形象。她有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玉脂般的皮肤，适中的身材，经常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布旗袍，一双布鞋，走起路来轻盈盈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从外表看来，很像生长在江南的大家闺秀。但是，她的性格却是坚强的，富有反抗旧制度的精神；她的心里蕴藏着革命的烈火，充满对党对人民大众的热爱。她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战士。 　　 　　背叛家庭参加革命 　　 　　我开始认识陈琏，是在1939年秋，她考进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我当时担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一天，支部书记袁永熙告诉我，新来了一位女同学叫陈琏，是个党员。在当时，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所有的党员虽然同属一个支部，但只有同一个党小组的同志才能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我同陈琏没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只是在公开场合有些接触。可是袁永熙常对我谈起陈琏，说陈琏对他很热情，关心他的肺病；又说陈琏性格温存，革命热情高。我从袁永熙几次谈话中觉察到，他对陈键颇有好感——超乎一般同志的好感。稍后，我知道她的父亲是陈布雷，是受蒋介石十分信任和器重的高级幕僚。在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极端腐败，而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女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共产党，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并非罕见的事。但象陈布雷这样地位很高的官员，他的女儿参加了革命，却难能可贵。 　　 　　陈琏是在1939年上半年在四川合川国立二中读书时参加党的。她来到西南联大后，在同学中特别是女同学中逐渐开展活动。当时，西南联大的群社，是党领导下的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众组织．陈琏不仅自己积极地参加群社的活动，并介绍周围的女同学参加。西南联大同学王民嘉说过“1939年冬天，我离家只身来到昆明遇到她，我是多么高兴啊！她是我杭州中学的同学……她很关心我，介绍我参加校内进步组织——一群社举办的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以及出墙报，上街宣传抗日，募捐等活动。由于对她的信赖，我兴奋地投入了这火热的生活。” 　　 　　1939年 9月，联大剧艺社（社员大都是鲜社社员）演出《阿Q正传》。党组织大力支持这次演出，通过各个团体、各种关系动员了近百人参加前后台的工作。陈琏和十几个同学，担任前台招待，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丝毫没有“小姐”的架子。她还是群声歌咏队队员，和同学们一起唱进步歌曲。 　　 　　抗战时期，学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南联大的教室、宿舍，初期都是借昆明当地几个学校校址和会馆，大都陈旧简陋。很多同学来自沦陷区，靠贷金维持吃饭和零用，生活也很苦。同学中也有人是富家子女，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陈琏却对艰苦生活甘之如饴，从不打扮，衣着朴素。然而正如王民嘉对她的赞美：“她却是一个富有的人，她拥有巨额的精神财富，真理和理想给她身上洒满光辉。” 　　 　　1940年春，中共西南联大支部改为总支，陈琏担任总支宣传委员。那时，随着国内政治上国民党反动派和以我党为主的进步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西南联大的学生，以国民党、三青团为一方，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社和其他中间偏左的团体为另一方，互相之间也展开激烈的斗争。壁报宣传上有斗争，话剧演出上有斗争，学生会选举上也有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党的总支委员会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陈琏作为总支委员会的一员，做出了很大努力。 　　 　　皖南事变外地隐蔽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从重庆跑到昆明，策划迫害云南的进步力量。一天，他到西南联大对全校师生讲话，扬言只要学生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不扰乱社会治安，国民党政府就不会逮捕。这是向同学们进行恐吓，并为将来迫害进步学生按下钉子，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把“行为不轨”的罪名加给某些学生而加以逮捕。西南联大的党组织，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把学校中大部分党员、特别是已经受到国民党注意的党员以及少数进步同学，先后疏散到云南各地，改名换姓，找个职业，隐蔽起来，在可能条件下开展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叫袁永熙去个旧隐蔽，并领导周围几个县的党组织。省工委的同志也动员陈链随袁永熙去，陈琏起初顾虑同袁一同去，就必然要结婚，很犹豫。后经袁永熙解释，同去一个地方，并不一定结为夫妻，这样陈桂也去了。随后，她到离个旧不远的石屏县，在石屏高级师范附中教书，改名程国仪。过了一个多月，我也从学校里去个旧，被派到蒙自，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课。我们都由袁永照领导。暑假里，我同陈琏都到个旧度假。那时，袁永熙已去四川。他行前告诉我们，将来上级会派人来，同我们商量今后的去向。在个旧，有一个较老的党员叫孙仲宇（又名镜秋）。 　　 　　同另一个从西南联大疏散来的党员周天行合办一个小报，叫曙光报。他们住在一个大庙里，叫上主庙，空房很多，我同陈琏还有孙仲宇的爱人杨静芬（她也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书）也住在那里。孙仲宇、周天行、陈琏和我四个党员，自然地形成以孙仲宇为领导的小组。为了掩护，陈琏称孙仲宇为表哥，两人形成表亲。我因和杨静芬同在一个学校里教书，乃以同事关系相处。这样可以预防一旦国民党特务来查问，我们有个统一的答复口径，免得露出破绽。 　　 　　在整个暑假里，白天，孙仲宇和周天行去办公室编报，陈琏、杨静芬和我各自在自己的房子里看书，有时帮助几个中学生补习英文，讲讲时事政治。晚上，大家都聚集在孙仲宇的房子里，谈理论，谈文艺，谈理想，谈生活，亲如家人。 　　 　　个旧地处亚热带，但因地势高，夏天并不热，是消夏的好地方。有时，陈琏、周天行和我到个旧郊外散步，看到个旧锡矿周围，许多工人像牛马一样在劳动。他们衣不蔽体，个个骨瘦如柴。据说，每到端午节、中秋节，总要死些工人。因为工人们平日根本吃不到肉，肚子里没有油水。过节时，资本家开恩，供应酒肉给工人吃。工人们狼吞虎咽，吃得过多，口渴了，又喝了大量凉水，结果，有些人就因暴饮暴食涨破肚子而死。有时我们正在郊外走着，忽然从红黄色的土坡上钻出一个人来，光着上身和下肢，从头到脚沾满红黄色的土。这景象把我们吓了一跳，好像一个鬼怪猛然从地狱里跳出来。仔细一看，是从小土锡矿窑的坑道爬出来的挖锡矿砂的工人。那坑口直径不过三尺，里面是黑洞洞地没有光亮的坑道，像一个蛇洞。锡矿工人背着矿砂，从坑口匍匐着爬出来，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这种悲惨情况我们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旧社会，在资本家和土老财压榨奴役下的劳苦大众，是生活在一座活地狱里。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劳苦大众要世世代代过着牛马式的生活。陈琏拿她过去接触到的国民党政府达官贵人的生活水平与工人对照，真是前者在九天之上，后者在九地之下。她非常激动地说，总有一天，这些工人要成为锡矿的主人，用现代化的机器，从地下挖掘宝藏。 　　 　　1941年秋，中学快开学了。陈琏要不要回石屏，我要不要回蒙自，成为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那时西南联大新毕业的学生中，有些三青团员也到云南一些县份的中学任教。我们若是同他们相遇，便会暴露。尽管当时云南是处在地方实力派龙云的统治范围，国民党特务还不敢随意逮捕我们。但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隐蔽。恰恰就是陈琏所任教的石屏中学，就有一一个女三青团员即将去任教。于是我们同孙仲宇、周天行商量，决定转移地方。杨静芬有个姐姐住在云南宜良县狗街子镇附近一个名叫西村的村子里，比较偏僻。孙仲宇叫我和陈琏先到那里暂住。杨静芬的姐姐是个殷实人家的农村妇女，家里有一座简易的土楼房和几间平房。陈琏住在楼上，我住在楼下。吃饭在附近一个小饭铺包伙。陈琏被介绍到附近竹瓦村山竹里中学任教，我则等待机会到外地做工作。但是，事情不凑巧，陈琏到那个中学教了几天课，便发现一个西南联大的三青团员也到了该校，于是陈链赶快找个借口，辞去职务。这回期间我们不能从事别的工作，只好天天读书，以待时机。我们随身带来一些马列著作，两人分头看，有时交换读书心得。 　　 　　有一天傍晚，我们漫步向田边走去，忽然走进一个土埂圈成的大水塘边，土埂上长满了人头高的仙人掌，水塘边盛开各种颜色的鲜花。晚霞倒映在清澈的水塘里，如同彩绸，与周围的五彩缤纷的鲜花相辉映，真是有如仙境。陈琏置身在这美丽的境界里，兴奋得容光焕发，连声赞叹。可是现实总归是现实，在那个旧社会，人世间哪里有什么仙境！陈琏观片刻，便说；“自然虽美，可是这社会却十分丑恶习。让我们同广大革命者用斗争来缔造人间仙境吧！”就在往回走的路上，忽然在几百米处叭的响了枪声，霎那间一粒子弹在离我们不到一丈远的地方落入水田，很可能是一个坏人向我们打黑枪。这等于警告我们，随时要提高警惕。 　　 　　“傻瓜！”——“一个圣人！” 　　 　　一天，我们忽然看到了云南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寻找“怜儿”。大意是怜儿快快回家，家长很思念。陈琏看后，戚然地笑了笑，说这是她父亲在寻找她。我问她，为什么叫怜儿？象她生长在那样高级官员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于是陈琏告诉我关于她出生后的一段遭遇。陈琏的父亲陈布雷与陈琏的生母杨品仙（又名宏农）于1909年结婚。婚后夫妇感情极好。杨品仙在1919年在家乡——浙江慈溪县叶家站官桥家中生下了陈链。可是产后不久即病故。陈布雷悼爱妻之死，并且迁怒于这刚出生的幼女。有一天他一个人在楼上像得了歇斯底里症一样，把哇哇啼哭的婴儿提起来要塞进痰盂里，把她溺死。家里的人听到婴儿哭声异常，急忙冲进房内，陈布雷疯狂地把这孩子往窗外掷去，幸而窗外有篾棚架子，把婴儿的襁褓托住了。家里人急忙跑下楼把她从棚架上抱下来，由她的外祖母带到慈溪县城家里抚养着她。怜儿的名字，由此而来。我曾问陈涟：你后来背叛了家庭，参加革命，是否与当年你父亲曾这样残酷地对你有关系？她说不是。在抗战开始不久，陈涟那时在杭州高中读书，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他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她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1938年她进了设在四川合川县国立第二中学，那里的学生大都是从沦陷区来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相当热烈，她也成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她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懂得了人生的真谛，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而不是她父亲为之效劳的国民党。1939年7月，她参加了共产党，走上和她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陈琏每谈到她父亲时，总是十分不满他的政洽立场，但又多少流露出她和父亲间的父女感情。她说，在政治上她父亲是站在反动的一边，但他的为人是廉洁的，正派的。在重庆时，陈布雷只靠着薪金生活，决不以权谋私利。在物价飞涨的日子，家庭经济相当措据。宋美龄为了讨好和拉拢陈布雷，曾暗地派人量了陈布雷衣衫的尺寸，然后叫裁缝做成衣服，送给了他，有时还送些别的礼物。 　　 　　我又问陈维，在一般人看来，你这样一位“小姐”，自幼生活优裕，应该感到很幸福了；但你居然抛弃这个环境，参加被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要斩尽杀绝的共产党，前途充满荆棘，随时都可能牺牲性命，当时思想上是否经过激烈斗争？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拿出一本日记，打开扉页，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上面有她用娟秀的字迹抄录的屠格涅夫的一首诗叫《门槛》，这里我只摘引待的一部分： 　　 　　我看见一所巨大的建筑。 　　 　　正面的一道窄门大沿敞着。门里面阴森昏暗。高高的门槛前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的女郎。 　　 　　这望不穿的昏暗发散着寒气，而随着冷气从建筑的深处还传出一个缓慢的、重独的声音。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 　　 　　“和人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而且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都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便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甚至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也不要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的帘子立刻放了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边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个回答。 　　 　　我看完陈琏抄下的诗，陷入沉思之中。屠格涅夫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当然不同，对革命斗争前途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确实要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确实要具有与家庭、亲属疏远甚至被一些落后的人讥笑的心理准备；确实要冒着忍饥受冻、蹲监狱、上刑场的种种困苦和危险。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共产党人的确是傻瓜。但是，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傻瓜”，中国将永远是阴森黑暗，社会将永远是人间地狱。我抬起头来再望望陈琏，觉得她的形象很高大，恍如十五世纪法国女英雄贞德在率领6000名法国士兵，重创人侵的英国军队，扭转了战局。又恍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自己则受尽了苦难。 　　 　　我们在这村子里住了三个月，中共云南省青委一直没有来人，而我们又不能长期住在这里，因为左邻右舍都是农民，只有我和陈琏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住一个短时期，可以对乡亲们说来临时休养的，住长了，难免引起各种猜疑．这时孙仲字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商量，认为应当离开这村子。乃决定我先走，陈琏稍后走。这样，就在十一月下旬，我在车站同陈琏握别了。 　　 　　抗战后期，我几经辗转，来到北平。我和陈琏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抗战胜利不久，我先知道袁永熙又回到昆明，从他那里得悉陈琏在重庆，我们通了信，彼此在信里，充满了兴奋快乐之情。1946年夏，原先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党员有不少人来到北平，袁永熙也来了。陈琏随着她的家庭去了南京，随后又从南京来到北平。她一时没有地方住，那时我和两个地下党的同志住在一座大宅院里，陈琏也临时在那里下榻。我们畅谈离别后的情况，陈琏告诉我，我们在宜良狗街子握别后，她得到组织上的指示，从云南去重庆，住在她父亲家里，就读于中央大学。她在重庆因为有她父亲的上层关系，为党做了有益工作，并且同南方局的邓颖超、钱瑛同志有联系。 　　 　　陈琏来北平不久，就到贝满女中教课。这时曾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李炳泉，也从后方来到北平。袁永熙（当时南系地下党学委负责人）叫我同陈琏、李炳泉组成职业青年支部，我作负责人，由他直接领导。陈琏在贝满女中，团结了一些教员和学生，组织读书会，做了不少宣传教育工作。有几个参加读书会的学生，后来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蜜月刚过被捕入狱 　　 　　1947年夏，袁永熙与陈琏结婚，婚礼在六国饭店举行。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好事多磨，袁永熙与陈琏结婚刚过一个多月，便遭到不幸。9月24日晚，临近中秋节，我同陈琏在她家里开党的支委会，袁永熙参加。李炳泉因事请假未来。我同袁永熙、陈琏谈到晚上九点多钟，想告辞回家。陈琏说，再谈一会儿，窗外月亮很亮，晚点走没关系。于是我又坐下。就在十点左右，忽然外面有叩门声，袁永熙走出房子，穿过院子，前去问叩门者是谁，来人说是李宗仁行辕派来的，要见袁永熙。袁未开门，马上回来，叫陈琏去对叩门人说，袁永熙患感冒，已上床休息了，请他们明天再来。陈琏出去后很快又回来，说有危险，来人一定要见。我们感到形势危急，袁永熙立刻把“民主青年同盟章程”扔到衣橱顶上，我也把口袋里装的几份章程扔上去。这时忽然闯进几个大汉，手持手枪，喊了声“不许动”！随后特务们问，谁叫袁永熙？谁叫陈琏？然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来干什么的？”我说了自己的姓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那时我又回到大学，做学生工作）。特务叫我到门外站着，由两个特务看守，其它的人搜查袁永熙的家。袁永熙提出抗议，特务不予理睬。忽然一个特务嚷道，找到了共产党的文件，那就是我们扔到衣橱上面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过了一个多钟头，特务们再没搜到什么东西，便叫袁永熙和陈球出门上汽车，说到行辕去一趟，也叫我跟着上车。我说我明天还要上课，不能随他们去。特务们强制我上车。正在往门口走的时候，特务们又从另外一个房间接出藏在那里的清华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陈彰远。袁永熙告诉特务说，这个同学刚毕业，来托我们介绍工作。因为我们正在开会，就请他在另外房间等着。接着，陈琏机智地从屋里拿出一件毛背心和二十元钱交给陈彰远，说先拿去用吧，好像陈真是生活困难来找工作似的。但是特务不予理睬，由两个特务押着袁永熙和陈胜，另两个特务押着陈彰远和我，分乘两辆汽车，送到炮局监狱。从那天起，特务们派人在袁永熙家守着，有人来找袁永熙或陈琏，便加以逮捕，押送到监狱。先后被捕的有北京大学的吴漠、力易周、燕京大学的龚理康。在狱中，有一天特务把我从囚房里带到一个阴暗的房间，几个特务已坐在那里，眼瞪着我。一个特务审问我，我尽量编造一些假话。忽然，一个特务拿出一张人名单来，问是不是我写的？我一看，是袁永熙与陈涟结婚时，我同十几个朋友共同拿钱买了一套《鲁迅全集》，由我开了个单子夹在书里交给陈琏，这次被特务从《鲁迅全集》翻出来的。我心里思付，决不能承认这单子是我写的，如果承认了，就必须承认认识单子上开列的朋友，那样，问题就大了，会牵连不少同志。于是我心一横，回答说，单子不是我开的，单子上那些人我也不认识。特务问：那你怎么参加送礼的？我说，我本来想到全国六国饭店送几元礼金，一进门却被人拉着参加集体送礼．我就把钱交给他了。至于那个人是谁？因为时间仓促．而且人很拥挤，我没有注意。特务喝一声“狡辩！押下去！”我以为要去受刑，但被带回囚室。我们被捕后．北平几个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广大学生．联合向国民党提抗议，并要求北大校长胡适向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我们，否则就要罢课。国民党迫不得已，把我们释放了。而袁永熙和陈琏却没能出来。之后，他们在12月1日被特务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关在监狱里。我出狱不久，即去解放区，在河北平山县和中央青委的一些同志参加土改。从此，我同陈难又断绝了消息。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2月初，北平和平解放。我随中央青委的同志回到北平。不久，袁永熙和陈琏也由中共上海市委派人陪送秘密穿过国民党统治区进入解放区，来到北平。他们是在1948年先后被陈布雷保释出狱的。团中央成立后，袁永熙在学校工作部，陈琏在少年儿童部，我在宣传部，我们又一次聚集在一起了。我和陈琏、袁永熙几次分离，几次重聚，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更加深了。 　　 　　有一天，我问陈琏，1947年特务们到底为什么去逮捕他们？在狱中有些什么遭遇？陈琏说，贝满女中有一个教员叫田冲，曾到她家里拜访，同袁永熙交换了名片。后来田冲因党的地下电台一个报务员李政宣叛变而被捕。特务从田冲家里搜出袁永熙的名片，而田冲曾供认领导他的是袁某，于是特务认为袁某就是袁永熙，田冲又胡说了一些不真实的情节。牵连了陈琏和袁永熙，于是他们就被捕了。在狱中，特务对陈琏诱供，说：“你丈夫已招认了，你快坦白，可以从宽处理。”又对袁永熙说：“你太太已交待了，你快老实交待，不然没有好下场。”他门两人根本不予置理。特务对袁永熙施以酷刑，还把陈琏拉到审讯室门口，要她规劝袁永熙．陈琏坚定地说；“他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我劝他什么！”由于他们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特务们无法确定他们的政治身份，也知道他们和党的地下电台没有关系，但也不敢释放他们，便把他们解到南京。之后，陈布雷得知女儿和女婿不是共产党员，便把他们出监狱。 　　1956年，陈琏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此之前和以后、又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并且是全国妇联第四届委员。1956年2月，陈琏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作了发言，她针对当时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青年为自己出身感到苦恼和悲观，便现身说法，帮助这些青年卸掉思想包袱。她说：“也许在座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因此，它对子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干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都是具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程的。”她的发言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人民日报予以摘要刊登，对不少青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1963年周总理应《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请求，前来参加这个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我当时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陪同周总理参观杂志社举办展览。当总理知道我和陈琏是同学时，询问陈琏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非常关注。 　　 　　遗憾的是，在过去一个政洽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年代里，人们的家庭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发生不幸。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这样，他们的家庭破裂了。以后，袁永熙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一个中学任教，陈琏带着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她一如往昔，积极从事少年先锋队的工作。1959年，陈琏向团中央领导上提出，要到农村劳动锻炼。领导上考虑她走后孩子无人照管，劝她不要去，但陈琏的态度很坚决，领导上同意了。她的大孩子、二孩子都已上小学，有点生活能力，唯独第三个孩子名叫小代，还在幼儿园，周末回家时没有人照管，陈琏心里有些为难。我于是同我爱人商量，愿意帮她的褓姆照顾孩子，这样她才放心地去到河北涿县一个农村。她在村子里同农民一起劳动，还协助村干部进行工作。她很少回京看孩子，偶尔回来，也是住上两三天又赶回农村。我爱人对我说，陈琏真是个坚强的人，若是别人，一般是不肯舍下三个孩子去农村的。陈琏在农村锻炼了一年，组织上叫她回京，她才回来。1960年陈琏被调到林业部任教育司副司长，工作不顺手，时常同我谈她想离开这个岗位。以后团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调任华东局组织部长，1962年，陈琏也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 　　 　　以后，我每次出差路经上海，总要抽空去看陈琏，她住在泰兴大楼第十一层，生活过得很俭朴。她仍然那样端庄恬静，但脸上有了几道皱纹，头发里添上些银丝，我知道她是怎样生活过来的。我到她家里去，只看到她的两个儿子，见不到她的女儿必泓。我问她必泓到哪里去了，她说，到松江县松江中学读书，住校，不常回家。我奇怪，为什么不把大孩子留在身边，帮助照顾一下两个弟弟呢？她说，到松江，可以使女儿和农民出身的学生生活在一起，学习农民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孩子也是要求很严的。 　　 　　不白之冤屈 得到昭雪 　　 　　“文化大革命”前夕，陈琏来北京参加一个会，我们又见了面（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她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到，但是她很难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问我，我同样陷于迷惘之中。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搞报刊工作的，在劫难逃。因此，我同所有的熟人断绝了联系，也得不到关于陈琏的消息。后来，华东局造反组织派人向我调查陈琏的情况，我知陈琏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在中学时代就舍弃了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的舒适生活，背叛了多年抱着内疚心情钟爱着女儿的父亲，毅然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党的好女儿，一个在革命道路上经历种种艰辛，但始终意志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无产阶级战士，竞被加上种种罪名，戴上叛徒帽子，终于把陈琏迫害致死。 　　 　　陈琏去世后，三个孩子都未成年，骤然失去了母亲，无依无靠，流离失所。后来分别到吉林和云南农村插队。一个革命家庭，继反右派之后，又一次遭到破坏。这是何等深重的灾难啊！这样的灾难，何止发生在陈琏一家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都遭受到残酷地迫害。过去我们在北平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的三个负责人，陈琏被迫害致死了，李炳泉也被迫害致死了，我也几乎丧失了生命。 　　 　　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新的篇章。在邓颖超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关注下，上海市委宣传部在1979年3月21日为陈琏同志举行了追悼会。胡耀邦同志作为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陈链的老领导，给陈琏送了花圈。悼词说：“陈涟同志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还说：”1947年9月，由于北平我党地下电台被敌人破坏牵连被捕，陈琏机智地掩护了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陈琏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昭雪。她的三个孩子，在党的培养下，都受到高等教育，在继承母志，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 　　 　　陈琏如同成千上万个被迫害致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控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死者已矣，不能复生。让我们生者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为杜绝这种悲惨历史的重演，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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