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赴福寿园扫墓记事之一 　　向黄菊和徐景贤献上一束鲜花 　　朱永嘉 　　 清明节扫墓，怀念故人，是我们民族非常古老的风俗传统。我年龄大了，过去的老首长，还有我的许多老师和朋友，无论年龄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年轻的，不少人早已作古。每年到了清明前，我总会想念他们，有时不知不觉也会在梦中会见他们。我有不少老首长和老朋友都埋葬在青浦的福寿园。那儿可是一个名人的墓地。到了清明那一天，肯定是车流如潮，人流汹涌，再没有我插足的地方，所以赶在三月十三日那一天提前去会一下那里的老首长和老朋友。那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一行驱车前往，这已是第五次去福寿园了，最早我还是与老伴张惠娟同去的，如今老伴已经不在。那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墓园打扫得干干净净，气氛显得那么肃穆和安详。我去那儿的一个目的是先会会老朋友徐景贤，他去世后捐献了遗体，红十字会在那儿每年为遗体捐献者刻一个碑，在那个碑上依时间次序刻了遗体捐赠者的姓名。徐景贤是07年10月去世的，我找到了2007年那块碑，找徐景贤的名字，献了一束花，顺便找一下，还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人的名字刻在上面，07年遗体捐献者比较多，占了二个版面。在另一个版面上刻了另一名字，黄菊。我立即请家人用相机把分别记有这二个人名字的版面拍摄下来，留作纪念。把这二个名字并列在互相连接的版面上，还是一件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 　　 我们知道徐景贤是文革时期分管上海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黄菊是文革以后上海的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二人是前后任的关系。徐景贤的遭遇比较不幸，文革以后，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关了十五年才保外就医，所以他一直生活在刑余的阴影之下，那时你黄菊正飞黄腾达集荣华富贵于一身，二人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去世以后你们二人，依序排列在一块墓碑上，既没有挂上什么光辉的头衔，也没有加上任何犯罪的记录。看来阳世的档案资料，在阴间地下，便一笔勾消了。其实徐景贤在文革期间，也有过和你一样的“辉煌”，那时，他也是那样自我陶醉。但什么等级呀，财富呀，荣耀呀，在死的时候，已经变得滑稽，只是赤条条的肉身而已。旁边有人告诉我你黄菊捐献的是眼角膜，不知道八宝山还有没有你高等级的墓穴；徐景贤只留一点头发，作为家人的纪念。你们俩个人的名字既然刻在同块墓碑上，在地下黄泉路上当也有握手言谈的机会，一个是前任的市委书记，一个是继任的市委书记，你们会不会在一起交流一下工作的体会和心得？我记得徐景贤生前对我说起过，他写的那本《十年一梦》，曾经送给你审阅过，我不知道你真的看了没有，还是只看了下面有关部门报送你时提的参考意见。实际上，这是一件使黄菊同志你非常为难的事，那时你日理万机，那有时间去读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呢？只有当年毛泽东在1965年时把章士钊送给他审阅的《柳文旨要》居然自己读了一遍，并让康生也读了一遍，但是否出版也没有立即批示。直到1970年章先生再催毛主席就此事表示态度，毛再读了一遍才批准出版这本考证研究柳宗元著作的书，但也附了意见，一方面说是让先生要有挨批评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又说在唯物史观方面，不要对老先生有过分苛刻的要求，因为章先生毕竟高龄了。这样做实在太好了，既维护了批评的自由，又保护了作者写作的自由。但章先生与毛泽东又是何等关系，在1921年毛建党时，章先生出重资交给毛泽东资助过我们党。毛一辈子不忘故旧，这是老一辈为人崇高的品质。事实上《柳文旨要》也是章先生化二十多年功夫写就的好书。但徐景贤送书请你审阅之举，实在太唐突了。于是你只能大笔一挥批了“暂缓出版”四个大字，因此，这本书有几年无法出版。你这“暂缓”二字又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是一年，还是二年，实际上变成不许在大陆出版，不知你写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也许说“不许”二个字不好公开，因为宪法上规定了出版自由，而且徐那本书已力争依照那时中央决议精神来写了，他在自己头上加了不少“帽子”，无论如何他“认罪”的态度还是好的。这一点我远远不如他，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比我生动，他是搞文学的，我是搞历史的。他这本书只是写了文革十年中一些相关人物的若干生活细节，一些重大场面的背景资料，帮人们比较近距离的观察文革那十年的生活。我实在感觉不到有什么犯忌的地方。我想你批下这“暂缓出版”四个字，是为了避免日后这本书万一有什么事，牵连到你，使你为难，也许我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这可苦煞了徐景贤花多年心血写的这本书付诸东流了。那时徐还指望这本书出版后多少为自己生活上作一点补助。那时我们的生活费都很低呀，靠爱人的工资也难以为继。所以徐景贤便自作主张让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了。徐告诉我，有关部门由于徐没有执行你那个无期限的“暂缓出版”指示，双方弄得都很不快活。其实徐在香港出书已是你批示后好几年，已经是“暂缓”了。如果你批一个不准出版，那倒让徐死了这颗心。这本书出版以后，从读者的反映看，无论海内还是海外，领导层还是群众，当时曾生活在上海的百姓们，他们的反应还是好的，至少增加了从不同视角观察文革中在台上活动的人物的面目，更切合实际，更生动，更细致一些，因为历史事实的真相，人们只能在矛盾的陈述中，才能掌握它。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就是不够直白，说了许多违心的话，这完全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因为那些结论性的帽子和事实往往对不上号，读起来有一种别扭的感觉。我问过徐，为什么这样，他说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可以在大陆公开出版，想不到换来的竟是这四个字，而且“暂缓”还没有期限。这是我所知道的徐当时的心态。 　　现在我回过头来想想：他把书送给你审阅，也实在是一件傻事。书的出版与否，只是他与出版商的事，结果使你为难。另一方面从你作批示讲，我感到也是一件傻事，这不是你职责范围的事，你既不是出版商，也不是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为什么要为一本书的出版与否作什么批示呢？反而落得别人的议论，换了我，就决不会做如徐景贤那样的傻事，把我写的回忆录或什么文章请俞正声市委书记去审查，这不诚心给人为难吗？出不出书应该有出版社自己去衡量，它的社会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在市场上流通时，对出版社的收益而言是正面还是负面，有一些要赔本，但从长远看对社会效应是正面的。如许多学术著作，即使赔本也应该出版。如果发生任何责任问题，若有领导审批，领导能承担责任吗？显然不能，责任只能由出版商与作者自负。若由言论上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也只有通过讨论才能明辨是非，让思想上的不同意见有节制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起来。这是好事，用不着为此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比较繁荣和稳定。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出版系统，及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那么不能解放思想，明明是自己应有的权力和责任，却不脚踏实地地去行使和担当呢？只要不是有意颠覆我们国家的内容的出版物、有碍社会风化的黄色读物，你们为什么不能放开呢？说老实话，那些出版商和出版审查部门的领导人，也实在太懒，眼睛都望着领导的批示，有了领导的批示好似自己的乌纱帽就买了保险，那不是明摆着在坑我们的领导人嘛，其实，也未必真能保险。历史上报刊审查机关的名声都很坏，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记载这方面的历史事件时会给予好评的，事情的是非，就是这样明摆着，可我们的出版系统负责人都乐于做这种傻事，黄菊同志你同意我的想法吗？如果同意的话给我们的领导和出版部门、出版企业的负责人作一点工作，那可真为我们思想解放做了一件大好事。怎么能不相信中国老百姓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相信自己并不怎么高的智商呢？亲爱的黄菊同志和徐景贤同志你们赞同我的意见吗？我等着你们的回复。 　　我想你们在黄泉路上相遇握手的时候，也该互相交交心，黄菊你也可以说说你的难处，徐景贤也一定会宽宏大量，大家拥抱言欢了。因为大家身上的担子都已卸完了，都是赤条条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下，还有什么地上的恩怨可以计较呢？普世价值讲的平等也许在那里真正能得到无条件的实现，生前在台上的人，也都有一些不得不作而又感到违心又为难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什么名呀，利呀，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还有子女家人的牵涉，怎么能一下子摆的开呢？所以有时候只好摆起官架子来做人了。这本来也难怪呀！不管怎么说，能在红十字会捐献遗体的墓碑上，看到你没有附加任何官称名号的黄菊的赤裸裸的一名一姓，我还是高兴的，到了死后你实现了普世价值之一——平等。为此，我在墓碑前，深深地向你们鞠躬致敬，并献上表示敬意的鲜花。 　　事后，有朋友问我是否也在想为自己夫人找一块墓地，入土为安，我回答说当然有这个想法，夫人去世二年多了，如今我还只能带着儿女和外孙、孙子去西宝兴路殡仪馆骨灰存放的地方探望老伴。骨灰盒在殡仪馆存放的时间以三年为限，看了好几块墓园，都不理想。再说，如福寿园那样搞一个上海名人的墓园当然是一件好事，名人故园，要有名人的故事，墓园无非是历史的凝固，游人去墓园敬仰和观赏无非是在优美的环境下，借塑像和墓碑思索一点当年的故事，如福寿园那样名人相对集中的墓园，不仅要有肃穆安详的环境，还应该是上海故事的缩影，一个塑像一个墓碑背后都有令人深思而又有趣的故事，让人们去讲述并深思。各国的名城大都，都有自己特色的墓园，它是这座城市历史的缩影。希望福寿园能向这方面努力，也要有人能为它写出上海在那里的那些名人动人而又有趣的故事。这故事，不仅是名媛的艳史，文人的雅事，更要在故事背后能迸发出沁人心扉的思想火花，对历史的思索是为了未来，那么，它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远非金钱所能衡量。也许，我这一番话，使我原来想说的一个轻松话题，又变得沉重起来，我也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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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0/3/28 17:4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