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当学马列辅导员时的接触 　　1973年5月，朱永嘉、王知常因为工作繁忙，动员我离开专案办，回到写作组，策划出版《自然辨证法》杂志，并出任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称为写作组领导成员。 　　1970年秋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紧，建立了集体读马列的学习制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马天水文化水平较高，但长期担负领导工作，认真读马列的时间不多。新干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数劳动模范，文化水平有限，连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领会精神了。徐景贤文化水平颇高，似乎也不曾仔细阅读过六本专著。常委们对自己制定了个集体阅读六本马列著作的制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时至12时，集体阅读，星期四分头下基层。为了阅读顺利，常委们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几个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权威，做他们的辅导员轮流伴读。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为《红旗》、《人民日报》组织撰写重头文章的同时，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月刊，还办了一批学习班，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太忙，便鼓动我代替他们伴读。由此，从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初，我伴读了三年多，和徐景贤几乎每天都有二小时的接触。这个期间，徐景贤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洁自律。有一次学习开始前，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但陈阿大等只是多吃多占，后来也未查出经济上有什么大问题。 　　据我观察，包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说（我陪读休息时，经常与他们闲聊），徐景贤及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俭朴。徐去世时，有副挽联说他“用权不谋私”，是很贴切的。 　　这也是时代风气。当时的官场，虽然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但公开大肆贪污受贿者还没有。广大干部，特别是掌有一定权利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都还是廉洁自律的。拿写作组来说，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经学习班进入的小青年，日夜忙于写作，除了0.2元的一顿夜餐外，全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党的传统作风的熏陶。四人帮粉碎后，写作组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查政治，所写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面讲话为据，不是自己的发明，查不下去。上面又指示，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大张旗鼓地查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又查所谓生活问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面又发话了：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烂，说明他们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从严处理。上面还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他们没有问题，岂不是我们有问题了！这种语言背后，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当时在位者的风气。 　　2.为事谨慎，不主张自我张扬。1975年秋天，张敬标对我说，像上海市委常委这样集体学习马列的，全国还没有第二家，他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报道，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心里想，你们天天学，成效并不显著，写这种东西，更涉及到对上海市全面工作及常委个人的评价，没有把握，不想写，却推脱不掉。无奈之中，我问徐景贤怎么办。他先承认，各地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确实不多，上海的形势也比较好，但这很难和天天读挂上钩，因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又说，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我要他向张敬标打个招呼，免去这苦差使，我还告诉他，我曾建议请新华分社记者来写，我写有自我表扬之嫌，可张敬标不肯。徐景贤说：那你就去找他，说写报道需要素材，请他提供（张敬标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将他一军。后来我请张敬标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写报道了。 　　又有一次，马天水说，他陪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江南造船厂，齐奥塞斯库看着途径的河南路一带说，上海这十几年似乎没有变化。王秀珍在学习室大叫，他算和我们很友好了，竟这样污蔑我们！马天水说：“河南路一带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新项目都在四郊，他没有看见。市区的一些地段早应该改造，但我们现在还力不从心。”徐景贤感叹说：“我们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但马老经常说，我们的生产，是在拼老底，发展上海，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总是自己唱颂歌，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看得出，他当时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3.读马列，能够注意联系实际。1975年秋，常委们阅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了，两者都提到打破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便合在一起讨论。马天水说，张春桥要他组织人调查匡算，有没有可能实现解放初的供给制，打破包括等级工资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几个单位测算，即使实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给制，财政支出也要比现在的工资制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对王少庸、冯国柱说：恢复供给制，你们老同志的工资要降低了。冯说：那时也有等级，吃饭分大中小灶，结婚要“二五八团”（满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王少庸说：那时日子比现在好过，生孩子就配保姆，三个孩子两个保姆，我在青岛（当市委书记），吃饭有特供，专职炊事员，抽烟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贤感叹说，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为夺了权，一切都容易解决，根本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头脑发热，想问题很简单。口口声声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为自己旗帜举得很高，现在想想，对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要好好学习。遇到问题，不能只抄几条语录…… 　　4.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陪读时，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都搬进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属也留在大院里。初进大院，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常委们学习时，从不谈论自己的子女，也不讲大院里的孩子们。但有一次，王秀珍带着几分气愤地说：洪文的儿子太不像话，因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华东医院，他不肯吃药，医生好心开导，他就骂人。领导亲自劝说，他竟说，我有了权，先撤你的职。医院里没有办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办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电话问王洪文怎么办，洪文说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头。小廖去抽了他两个耳光，安静了几天，又闹起来。王秀珍问徐景贤：你和文元同志的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懂礼貌？徐景贤笑笑说：“女孩子嘛，总会文静点。”王秀珍说：我那个丫头，总是跟着洪文的儿子疯，洪文的儿子住院了，也安静不下来。王少庸忽然问我：“老师，马克思对子女教育有什么重要论述？”我知道他是要转移话题，就说：“有本《马恩列斯论教育》，可惜没有大字本（当时供领导干部阅读的马列文本书，都是正文用四号字的大字本）”马天水说：“教育子女，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家长。景贤、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儿子好汉。” 　　徐景贤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里有口皆碑，康办的工作人员多次对我说，这两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礼貌，从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儿子，则从刚搬进大院的小呆瓜，很快变成小霸王，人人摇头。父亲显赫的地位，对子女的成长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对他儿女成长反而有利，因为可以在艰难中奋起。后来王洪文的儿子反到比较争气。徐景贤地位变了，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静中成长，缺少霸气，反而不利于他在逆境中奋起，事务总是相反相成的，这大概也是辩证法罢。 　　5.徐景贤对我很关心体贴。我刚刚陪读时，非常担心出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马列著作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备课，遇到难题，写作组的文史哲经各组都有能人，随时帮我解决，容易对付。我最担心的是，常委们学习时如果议论了他们认为不宜外传的事情，偏偏他们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给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面猜中，造成被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推卸责任，很可能拿我当替罪羊，下场很惨。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我发现常委们开“无轨电车”时，就装着上卫生间。徐景贤很细心，几次以后，他就问我，是身体不适，还是有稿件急需处理？我讲了自己的担心。他叫我放心，说学习时不谈重大工作机密。常委们了解你的为人，不会这样做。即使遇到问题，他也会帮我做工作。一次，马天水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辩证法》杂志说：“内容很好。”徐景贤趁机说：杂志的主编就是我们这位王老师，还说我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谨慎。经他这么一说，本来对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张敬标和冯国柱，也开始和我热络起来。徐景贤还对我说，以后如果遇到我应当回避的情况，他会提醒。后来，有一次学习中，赛福鼎夫人突然到学习室拜访，他是带领新疆歌舞团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贤说：“你也听一听，新疆客人来上海演出，还需要你们写文章宣传呢！”不过，赛夫人只是礼节性拜访，后来只发了消息，并没有要写作组写文章。又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未通报就来到学习室，我看他那严肃神情，似有话要说，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贤向我点点头，意思是我做的对，我就离开了学习室。 　　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说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间天天和马、徐、王等见面，比他们秘书的接触都多得多。我奉命写了陪读的见闻，没有多少他们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责态度坏。后来审查者从马徐王等常委及他们的秘书那里反复核对，证明马徐王等的所谓阴谋活动，确实都没有在读马列著作时进行，我所受这方面的重压，才得到解脱。能够如此，和徐景贤的细心关照有极大关系。 　　徐景贤去世时，我在匆忙之中，用欧阳修、刘禹锡的话，写过一副挽联：“天下名花唯牡丹，人间声价是文章”我相信，徐景贤的一些优秀作品和自传式的《十年一梦》，都会长久地传扬，他的人品和理想，也会使识者愈益感到犹如牡丹的芳香。这只是从总的方面讲，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景贤也有不足之处，尽管他碰到难题时，处处想做好人，结果还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他总想委曲求全，但如果从全局看，他是很难周旋于方方面面，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尽管他始终没有丝毫恶意，但弄不好反而会把自己摆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他的遭际，有时候真如《红楼梦》的回目所言：“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对于这一点，朋友们也只能以无奈两字来体谅他了。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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