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时期，“文革”狂飙骤起，动乱开始出现。除了业务部门支撑日常工作之外，市委领导全部精力都投入应付“文革”。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市委重新建立了八大“文革”工作机构，即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市级机关文化革命小组、政法文化革命小组、街道文化革命小组、宣传教育文化革命小组、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农村文化革命小组。当时，工业、交通、建设、财贸都没有建立本系统的文化革命小组。由于宣传教育的主要负责人都受到批判，宣传教育、中学方面的“文革”负责人都由其他部委负责人担任。 　　 　　　　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综合掌握全市的“文革”情况和起草有关文件。主任由市委副秘书长李定兼任，我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办公室设秘书、资料、巡视三个组，工作人员主要有市委办公厅、研究室以及原市委四清办公室部分人员，共30余人。市委文革办公室占用和平区郑州道原市委高干自修班的房屋。 　　 　　　　办公室通过各口、各区局了解情况，天天编印简报上报市委。这同一般简报可不同，天天报忧不报喜，这里有自杀的，那里出了乱子，几乎没有什么喜可报。办公室巡视组的同志直接到下边了解情况，用文革办公室的招牌困难重重，后来借用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的名义，即使这样还是被某造反组织发觉，惹了麻烦。还派人常住北京，及时了解动向。驻京的一位同志找人借自行车去看大字报，车子丢了。要赔偿对方150元，办公室哪里有钱？找主管秘书长批示，由办公厅行政处会计科补助100元还不够，只好由个人打借条向食堂借50元以应急。后来机关瘫痪，食堂的借款只好由我个人掏腰包了。真是惨淡经营！ 　　 　　　　办公室另一项任务是草拟讲话稿和文稿，大都是检查之类，替市委领导扣帽子，上纲上线，最后还要加上几个呼“万岁”的口号，真是无奈至极！ 　　 　　　　到12月，机关内部也造起反来，已处于瘫痪状态。市委文革办公室受到冲击，无法工作，部分同志串联，给市委书记处上书，注明“十二万分火急”，要我转交（那时市委书记处已转入秘密地点办公）。原信如下： 　　 　　　　“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胡昭衡同志： 　　 　　　　群众骂我们，轰我们，斗我们，我们成了群众造反的对象，成了固守资产反动路线的天津市委的替罪羊。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对群众骂我们是市委的特务、保皇派、骗子这些激烈言辞，感到莫大的耻辱！有时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吵起嘴来，形成群众斗群众，这都是你们造成的。 　　 　　　　要知道，我们是革命干部，是革命群众。我们是有造反勇气的。群众对我们骂也激起了我们的革命斗志。我们也要站起来造反了，我们已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强烈要求市委火速整顿文革领导机构。 　　 　　　　送上一对联。上联是‘敢字当头，彻底革命，快快快’。下联是‘怕字当头，坚持错误，慢慢慢’。横批是‘当机立断’。” 　　 　　　　如何“当机立断”？我急速向市委几位书记汇报，建议撤销文革办公室，抽调的人员回原单位闹革命。当时一阵沉默，胡昭衡首先点头，其他同志没有异议，就通过了。我回去以后立即宣布了。那天晚上，大家慌慌张张收拾文件资料，散乱不堪，纸张狼藉，真有点像电影里军队兵败撤退一样。办公室秘书组组长陈文毅拿着大家交来的一大串钥匙无可奈何，我说交给我吧，暗暗叫苦不迭。当时市委下发红头文件成立的文革办公室，仅仅折腾了4个月，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从地方工作来看，这场“文革”就是要革掉各级党组织的“命”，普遍进行夺权，重组领导班子。1967年初，上海首先刮起了“一月风暴”，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夺权浪潮。市委书记处于1967年1月18日被彻底冲垮。文革办公室被正式宣布撤销，虽然是短命的，但不是被“砸烂”的，也算是“安乐死”吧！在此期间，我作为市委“文革办”的负责人，切身感受到这场“文革”来势之猛，短短几个月，就对天津市委乃至整个天津市形成了不可招架的巨大冲击波，因此，也连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原载<今晚报> 200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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