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忠诚
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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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忠诚
——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胡伦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广安岁月…………………………………………… （1） 第二章 旅法生涯…………………………………………… （9） 第三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20） 第四章 在哈尔滨的日子里…………………………………（35） 第五章 战斗在敌伪心脏……………………………………（40） 第六章 黑土地上的抗联参谋长……………………………（53） 第七章 地狱磨炼……………………………………………（64） 第八章 我要去延安…………………………………………（73） 第九章 晚年的追求…………………………………………（90） 第十章 不朽的忠诚…………………………………………（95） 第十一章悠悠思乡情……………………………………… （97） 附录 …………………………………………………… （100） 后记……………………………………………………………（104） 前 言 不朽的忠诚 ——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胡伦 邱 秋 第一章 广安岁月 公元1900年3月25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 ），四川省广安协兴场长坨井一户农民家里，一位男婴呱呱落地。 这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的铁蹄正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践踏，深重的苦难让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民不聊生的景况下，婴儿的父亲胡兴万和母亲尹氏仍高兴万分，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夫妇俩给这个男孩取名明德，字志敏。他们都盼望这个儿子能为胡家的苦难生活带来希望。 胡家先祖胡世龙系湖北省麻城县人，于清朝初年移民来到广安。由于胡家到广安的时间较晚，未能像那些先到广安的移民占领到田地，胡伦的先祖只好靠开荒种地和租佃别人土地为生。胡明德曾回忆说：他家前六辈人都靠出卖劳动力，租种别人的小块土地养家糊口，到祖父这辈，才租佃地主王建中的五亩田地耕种，三七分粮。由于家中人口多，常年吃不饱。胡明德的祖父叫胡廷宽，共有弟兄四人，都是佃农。祖母周氏是一个木匠的女儿。祖父带着明德的二叔胡兴田在家种地；明德的父亲胡兴万是老大，被父亲带到县城粮房当学徒，辛亥革命后，改作县征收局雇员；明德的三叔胡兴让（又名胡学谦），被乡亲介绍到信义丝厂当学徒。胡兴万娶了妻子尹氏，这是一个贫苦雇农家庭出生的姑娘，父母因病早亡。胡家人克勤克俭，披星戴月，辛勤劳作，终于积攒了一点钱买下十亩地，成为半佃农。到胡明德这辈，共有兄弟四人，明德排行老大，二弟很小就病死，三弟明俊从小务农，四弟明杰作过小学教员又种过地。 胡家以农为生，虽然生活艰辛异常，但也还勉强能够糊口，只是世代皆为文盲。对此，父亲胡兴万十分苦恼，决心在他这一辈要为胡家培养出一位读书人来。1906年，当胡明德刚满六岁的时候，胡兴万便将他送到协兴场邓俊德开办的私塾学习。三年后，又将他送到协兴场的北山小学就读。 北山小学是一所初级小学，全称协兴乡北山初级小学校。该校创办于1909年，是由当地一位有钱的刘姓大户将自己的庭院辟出一角作校舍，并与同乡的开明士绅如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和留日学生、革命党人胡光白等人共同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校址位于协兴老街。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动员儿童入新学，收有学生百余人，分成甲、乙、丙、丁四班。学校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课程。学生到北山小学读书，当地人称为读新书。 在北山小学读书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小小年纪的胡伦经历了第一次社会大动荡。引发这场革命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人民集资修筑川汉铁路的资金被清廷没收，广安人蒲殿俊作为保路同志会会长被四川总督赵尔丰扣押，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成都周围各县的群众怒不可遏，纷纷起来，包围成都。广安县的革命党人，也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攻进县城。当时的县知事带着保安营新军仓皇逃跑。起义军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并分兵几路进攻川东、川北各县。北山小学的胡光白老师和马老师，以前剪了辫子不敢进城，怕抓革命党，现在都当上了大队长。他俩背起从敌人手里缴得的来福枪，各自率领穿着破烂衣服的几千农民，拿着红缨枪，背着大刀，抬着土炮，要从协兴乡出发，去进攻渠县、营山，并汇攻顺庆。起义军的大队部就设在北山小学。义军表示，不攻下各县誓不生还，那情景让人精神抖擞。 胡伦曾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革命队伍威风凛凛，革命人民个个英豪，但是常坐茶馆谈天的豪绅地主害怕造反，逃跑光了，只有赶场的农民听说打倒贪官免除苛捐杂税，欢喜极了。沿途有些穷人随带武器自愿参军，队伍越裹越多，各路捷报频传，不久攻占了好几个县镇。” 包围成都的群众，先是捧着香炉进城请愿，结果惨遭屠杀，人人痛心，于是拼命攻城，奋不顾身。后来，赵尔丰被部将所杀，四川省成立军政府，人民欢欣鼓舞。当时的清政府派大臣端方带领二十万大军来四川剿灭请愿群众，刚到重庆就接到赵尔丰的急电，要他星夜驰援成都。端方带着黎元洪训练的两营新军向成都直奔。途中听到成都陷落、赵尔丰被杀的消息，队伍慌乱，端方也被新军营长所杀。万县上下、长江两岸的革命群众，节节击溃进剿大军，人心大快。随后，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东南各省纷纷响应，全国震动。清政府派北洋大臣袁世凯领北洋兵南下讨伐，见大势已去，遂南北议和，孙中山出洋，袁世凯当大总统，清帝退位。革命党的上层人物，或做国会议员当官，或做外国买办发财，而革命群众则惶惑不安。袁大总统委派心腹陈宦率北洋兵来四川当督军，又派员到各县监督，取消各级军政府，解散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势力。胡明德的两位在辛亥革命中积极领导武装革命的老师，被迫埋名隐姓不敢露面。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这场革命对年幼的胡明德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时的胡明德已在北山小学就读了三年。 1912年，胡明德考入位于广安县城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 在此期间，胡明德自知家庭穷苦，父母十分期盼成才，因此在学习上非常发奋。那时，每逢星期六下午，胡明德要从县城步行近二十里路回家，帮助妈妈抬水浇菜、烧火煮菜稀饭，晚上帮助祖父写账，计算口粮。胡明德家所租佃的田地，收下的粮食七成要缴给地主，自己只留得三成，全家老小十余人年年缺吃。春荒一到，就只能向余粮户借粮，到了秋收一斗还两斗，还借钱缴捐税，每月两分利。有钱人剥削重，政府捐税多，胡明德一家生活十分困苦。胡明德的二弟和妹妹，就是因病无钱请医生，很小就死了。 辛亥革命失败，各县解散的武装群众，有家的回家，无业游民就去当土匪。那时的华蓥山区，大帮土匪，各聚成千喽罗，小帮土匪，遍地不计其数。先是黑夜抢劫，以后白天绑架人，让被绑架人的家属拿钱去赎。土匪还化装进县城绑票，一时间人心惶惶，无处安居。后来又来了一批北洋兵到广安剿匪，这批北洋兵军纪败坏，名为剿匪实则扰民，百姓怨声载道。这时县城建立了团防局，各乡也建立了团防队，自造枪支，挨家勒索团防费。华蓥山一带的大地主还自办民团，与土匪互不侵犯。 胡明德家乡的豪绅地主郑团总的三儿子，也担任起团防队的队长，他成天大叫剿匪，月月杀人。团防队队部院里当时关押了不少缴不起团防费的穷人。郑团总的大儿子还勾通大帮土匪，坐地分肥。那时各乡编制保甲，十家连坐，不敢犯法。同时还要家家出人，自备刀枪，夜夜巡防。胡明德暑假回家，就曾代替祖父祖母参加巡防，白天劳动，夜里就拿着红缨枪到保甲所报到，然后分队出巡直到天明。 那时，广安还出现了暗杀进步人士的暗杀团。据胡明德回忆说，当时县劝学所的所长和县立高等小学的自然教员就先后被杀害，而当时的军警目睹暗杀却不闻不问，司法机关对于暗杀者也不惩处。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当时也接到了恐吓信，因而被迫逃往重庆避难。 胡明德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分：“黑暗统治，恐怖森严，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苛捐杂税，（使）民不聊生。”那时的穷人，真是受尽了欺凌。 1915年秋，胡明德以优异的成绩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然而，家庭的贫困使他失去了升学的机会，他只好回家种地务农。胡兴万夫妇知道儿子学习努力，很有天分，但又无法供其上学，十分难过。幸好胡明德有一位名叫胡月轩的堂叔，其家境比明德家富裕一些。胡月轩怜惜明德的才华，愿意资助他上中学。这样，胡明德在十五岁那年，顺利地考入了顺庆（今南充市）联合中学。 胡明德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顺庆联中更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但是，当时的顺庆驻扎着比广安更多的北洋兵，顺庆联中校内也驻扎了一个营部。那时，暗探密布，不仅大街小巷勿谈国事，而且学校老师也一再嘱咐学生不要对人谈老师讲课如何，以免失口遭祸。特别是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出兵讨伐，北洋兵更加警戒森严，人民心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堪称“道路以目”。随后，北洋兵开往川南堵击滇军，另调川军独立旅钟体道部接防顺庆。张澜和钟体道都曾在日本留学，关系很好。正当蔡锷与北洋军鏖战川南，张澜和钟体道在顺庆宣布起义，通电讨袁，乘虚进攻成都。袁世凯心腹督军陈宦逃跑，北洋兵主力被滇军击溃，罗佩金带着滇军追到成都坐镇四川。当云南起义时，贵州协从，蔡锷调黔军进入川东，重庆也起义了。滇、黔、川三省联合通电讨袁，东南各省纷纷响应。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终于倒台。袁世凯倒台，人心大快，全国庆祝。封建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专制独裁的残酷压迫如冰冻森严，全国上下自然反对，而今犹如春风化冻，很快就冰消云散。人们认为，辛亥革命虽然失败，这次讨袁却获得胜利，应该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了。然而，人们没有料到，随之而来的封建割据，又产生出了更多的土皇帝。连年军阀混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人民陷于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1916年11月，蔡锷将军病逝，川军请黔军协助围攻成都，驱逐滇军罗佩金，黔军戴勘顺便坐镇成都。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胡伦也就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中努力地求学，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并报答父母。 1918年，张澜担任四川省省长。由于以前他曾担任过顺庆联中和南充县中的历史教员，便通知两校选送三名优秀青年学生去报考清华大学，胡伦有幸被选中。这年暑假，家住成都的英文教员张老师回家，明德等被选送的三人便随他同去成都。 他们刚到成都北门鼓楼，适逢川军刘存厚驱逐黔军，城内发生巷战，不准通行。张老师要胡明德等三人先在旅馆住下，等他绕道回家打听消息后，再通知他们如何行走。这里，白天枪炮声稀，早晚枪炮声密，房屋和电杆都被打倒不少，不断有死伤军民从胡明德等人的住处前抬过，看到那些情景，他们心中十分难过。特别是黑夜住在旅馆里无处躲藏，只听到子弹和炮弹飞来飞去，胡明德三人难料自己死活，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在这样的惶恐之中等了几天，他们终于接到了张老师的回信说：战事不知何日结束，考清华亦无消息，最好赶快回转，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千万千万！明德三人连忙背起包袱赶快回转。他们来到成都金堂城外，天已很晚，只好寻一地方住宿。脱离战区，绷紧的身心终于松弛了下来，正好睡觉。半夜，突然嘈杂的人声将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一打听，才知是土匪来了，于是赶快逃命。他们跑出门外，不辨方向，慌乱中只得跟在人群后面跑。街外田土不平，路途坎坷，一行人东颠西倒，惊慌万状。待到天色微明，仔细观察，却未看到任何土匪模样的人。一时间，觉得这里比战区还要可怕，便奔大路赶程回家。傍晚，到了一个叫赵家渡的地方，这是一个建在河中间的市镇，四面都是河水，他们心想这里不怕土匪，便找地方住宿下来。颠沛流离好多天，一直没有睡好觉，他们都感到十分疲乏，一倒下便睡着了。睡熟至半夜，忽然一阵房屋倒塌声、猪狗吠叫声和大人小娃的呼救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明德听见有人在呼叫：“救命啦!水淹过来啦！”他们觉得自己年轻，涨水并不可怕，只要手里抱根木头，就可随水漂流，没有关系，再睡吧！天刚亮，一阵水浪响，洪水涌进大街，涌上阶梯，流进旅馆，淹到床底。这下他们惊慌起来，便冲到门外大声呼救。后来，终于来了一只小船把他们救出送到一只大船上，等到中午河水涨平，才将他们送到对岸去。 待明德等三人赶回顺庆联中时，学生大都已离校。还未离校的同学告诉明德，同班同学袁庆云等想脱离灾难深重的四川，已到北京考学校去了。于是，明德等三人只好各回自己的家。 明德回到广安，在城内住了一宿，次日清晨出城回家。刚离城不远，又遇打仗。城内城外，枪弹乱飞，来往行人被民团拦住赶到土岗后面躲藏。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说，不知是哪里来的部队攻城几天，民团先退出让他们进城，现在民团反攻，要把他们赶跑。这支部队败则为匪，在城内肆行抢劫。 动乱的年代，给胡伦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胡伦在回忆那些情形时这样写道：“打来打去，还是人民遭殃。乱世之民不如治世之狗，谁有武装就有权力，各霸一方，当土皇帝，人民既无武装，也无权力，只有当了鱼肉，供军阀、地主、土匪任意餐食。不久之后，石青阳打败川军一师周道刚，盘据川东。杨森乘滇军败退，留守川南。熊克武进攻成都，赶跑了刘存厚和张澜，其他军阀还大有人在，将来再次逐鹿成都又不知鹿死谁手。四川一省，战祸连年，兵匪横行，人民涂炭，我的遭遇艰苦备尝，解除人民痛苦，社会何时变革？” 就在这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了川东北一带。受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胡明德参加了学校的一些进步的政治活动，在学生会担任宣传员。由于他的激进言行违背了校方的规矩，他被校方开除，被迫离开了顺庆联合中学。在离开顺庆联合中学的这段日子里，胡明德经历了一段漂泊流浪的生活，苦闷彷徨伴随着他，他试图寻找一条出路，但这条出路在哪里呢？怀着痛苦与失望，他回到了家中。1919年上期，顺庆联中已经开课，如果再回顺庆读书，学校还会接纳否？加之学费也还没有着落，经过左思右想，父母决定让他转学到广安县立中学就读。既就近读书又可以省钱，实在没有钱缴费，还可求人分期付款。 进入广安县立中学，胡明德插入第十班。在这个班里，他遇到了两位同乡，一位是比他小四岁的邓希贤（后来改名邓小平），一位是与他年岁相当的邓希贤的堂叔邓绍圣，这两人都是1918年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的。在这所位于县城的中学里，胡明德的成绩优秀自不言说，作为同乡，他和邓小平等也情同手足,相互关照。 在广安县立中学学习的时间里，学校也曾发生过一些学潮，胡明德等人都参与了，而让他受到更直接冲击的是1919年爆发的声援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那年的五月底，广安城里一片热闹，商人、学生和具有爱国心的市民都纷纷上街游行，焚烧日货。广安县立中学成立了学生爱国会，整个校园沸沸扬扬。邓小平、胡明德、邓绍圣和其他师生一道走上大街，喊口号，作演讲，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胡伦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五四’运动，如春雷惊蛰，知识分子，举起革命旗帜。北京学生总会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政权签定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号召全国学生组织起来，发动群众罢课罢市，共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提起日本帝国主义，令人痛恨……妄想亡我国，灭我种，群情愤激，义愤填胸。我校也同全国全省一样，通电响应，组织学生会，发动群众，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要求废除卖国条约，惩办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抵制日贷，挽救危亡。我县学生会还派我们组织宣传组，到各乡小学发动师生，并向广大群众宣传，掀起了广泛的爱国救亡运动，与全省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终于迫使反动政权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撤消了卖国贼的职务，获得了伟大胜利。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广大学生和群众提高了爱国热忱及思想觉悟，巩固了学生会组织，坚持抵制日货，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也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压制。进步分子仍然坚持斗争，并传播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我们宣传组在各地奔走，直到暑假。”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当年广安县立中学开展声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学潮最具体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广安县立中学已无法继续上课。这时已是五月末六月初，学校于是宣布提前放假。邓小平、邓绍圣便离开了广安县立中学，回到家中。而参加宣传组在各地奔走回县城之后的胡明德却患上了虐疾，只好住在城里亲戚家。 就在这时，一件决定他们人生道路的重大事情发生了。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响应蔡元培等人的号召，于1919年8月28日倡主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汪被推选为会长。这年9月，汪云松与温少鹤等商学两界人士集资两万元，办起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公开招收学生。此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好在重庆，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带信回广安，要邓小平去报考这所学校。 1919年初秋的一天，住在县城的胡明德病情好转，还有点晕晕沉沉。忽然家里带信来，要他立刻回家。信中说，家里已准备让他同邓小平伯父邓绍观的女儿结婚，第二天同到岳父家回拜。也就在这天下午，邓小平来到胡明德住的地方，叫醒当时还晕迷沉睡的胡明德，拿出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写来的信告诉他，邓绍昌希望他们赶快去重庆投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胡明德闻知不禁喜出望外，邓小平的六叔邓绍圣闻讯也决定去。于是这年9月，年龄最大的胡明德带着邓小平、邓绍圣一行三人，从广安县城东门码头乘一只木货船出发，沿渠江经合川入嘉陵江来到了山城重庆。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位于重庆夫子祠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时，学校已在9月初开学，但他们还是被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录取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由当时的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任董事长兼校长，下设教务及事务等负责人。学校招收了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的青年，分为两个班上课。中学毕业的读高级班，其余就读低级班。课程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学期一年。在这里，胡明德、邓小平、邓绍圣学的主要功课是法文、电气机械，其目的就是要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在语言和技能方面奠定一定的基础，做一些基本的准备。据说当时的重庆，这个预备学校已经算是最高等的学校，不易考入。学校没有宿舍，邓绍昌为胡明德他们解决了住宿问题。胡明德这批学生就读时共有110人，分为公费和自费两类。胡明德和邓小平是作为自费生进入学校的，邓绍圣是作为公费生进入学校的。公费生由学校给300元路费，自费生由学校给100元路费，自筹200元。毕业考试合格即可赴法留学。据说当时汪云松看中了邓小平稳重而灵活，干事有主见，爱国有正义感，认为他将来定有出息，另送他300元作路费，以资勉励。 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的时候，胡明德和邓小平、邓绍圣与全体同学一道，参加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有人对那场斗争作了这样的回忆：“我们预备学校的同学，为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曾经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结果。我们回到学校后，就自动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不再用东洋劣货。当时，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潮在冲击着我们的头脑，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高昂的爱国热情，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这段回忆，准确地记载了包括胡明德等人在内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生当时的爱国热情和进步行动。 经过一年的学习，学校有83名学生合格，其中就有胡明德、邓绍圣和年龄最小的邓小平，他们都进入了赴法人员行列，而胡明德到法国去的旅费是靠友人借助才凑齐的。 1920年8月27日，汪云松先生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亲自把这批赴法学生送上了“吉庆”号江轮。胡明德他们乘坐“吉庆”轮穿过长江三峡，直奔上海。到上海后转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去法国。在上海停留时，胡明德、邓小平、邓绍圣都在街头的拍卖行买了旧西装，当时他们称之为洋服。穷学生，出去读书都是借钱，不可能买新西装，所以这些旧西服不是特别合体，这从后来他们寄回家的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出。 当时重庆的多家报纸对邓小平等人离渝赴法的消息作了报道。以下是这些报纸的有关报道的摘录： 一九二0年九月三号《国民公报》消息：留法学生首途东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学生数十余人，拟扬帆东下，前赴法国留学。不料输船未妥，故迟迟其行日，前吉庆轮船初抵渝时既已决定搭船附该轮下驶。适因吉庆轮开往万县，昨日运货回渝，将货提拨以后，已于二十七（号）开下宜昌，留法生诸人于二十八号午后三点钟，由预备学校整队出太平门搭该轮东下矣。 一九二0年九月十一日《新闻报》消息：赴法学生已放洋：四川华法教育会送来赴法勤工俭学会学生八十三人，已于本星期一日到沪，由该领袖吴宥三、袁文庆、王兴智三君，携同全体寓名利大旅社，昨由法领事发给护照，于昨日上午十一时由黄浦码头，乘“盎特莱蓬”邮船赴法，其中有自费生三十余人，贷费生五十余人，以外有湖南学生曾镇岳、江苏女生吴佩如、张近瑄、郑壁等等。赴法学生上海会集所，並派代表陈为人往送，颇为一时盛况云。 一九二0年九月十四日《时事新报》）消息：勤工俭学生抵法前日赴法之大批学生：本埠华法教育会曾经登报声明，七、八、九三个月停止遣送学生赴法云。乃有重庆大批学生袁文庆等八十四人，由云南总领事那齐氏照会该会，请托保送赴法。故该会徇如所请，由会长高博爱君向法轮公司接洽妥当，即于十一日乘“盎特莱蓬”船出发矣。兹觅得名单一纸，照录于后。 甲、贷费生：（巴县）袁文庆、贺学礼、李为栋、熊济平、邓正利、谢陈常、李春生、周鼎、杨维侃、刘深山、熊禹九、赖庚尧、陈朝能、冯学宗、陈百万；（江津）郭其书、张熙、熊卿云、熊正均、戴坤忠、江克明、冉钧、张茂林；（合川）王兴智、张永忠、唐景伯、李兴荣；（涪陵）吴宥三、吴鸿哲、杜奉璋、邱少元；（渠县）郭天枢、李雄、周玉书、周德昭；（忠县）沈式鳞、傅智涵；（富顺）颜克玲；（隆昌）王健陌；（荣昌）张文騤；（永川）周永生；（綦江）罗振声；（广安）邓绍圣；（璧山）余大模；（南川）杨于照；（长寿）余方体；（江北）詹渭明。右（上）计十六县共四十七人。 乙、自费生：（巴县）周文楷（贡植）、胡大智、唐世丞、李策勋、周维桢、陈家齐、喻正钧、杨名勋；（江津）熊正心、傅汝霖、李植、刘君才、陈永璧、况鸿儒、熊云章；（合川）徐大鸿、刘世孝、王迪筒；（涪陵）刘辉训、胡斯美、吕松琴、韩础、杨晴辉；（德阳）阚时杰；（华阳）周青馥；（万源）张俊寿；（铜梁）王帮倜；（广安）邓希贤（小平）、胡明德（伦）;（南部）贾岱；（彭水）刘登如；（巫溪）陈子清；（璧山）张开元；（武胜）王是华；（綦江）王宪清；（遂宁）罗年禧；（江北）凌君慧；（安岳）左鹏。右（上）计十八县共三十八人。 一九二0年十月三十一日《旅欧新闻》、《旅欧周刊》 第五十一号消息：又有勤工俭学生九十人抵马赛：本月十九日，又有勤工俭学生九十人抵马赛。内八十三人系四川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并有女生三名。渐生暨燕生数人。 据胡家老一辈人回忆，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走时,胡明德、邓小平、邓绍圣三人还从重庆回过广安。当时，邓小平的母亲淡氏还特别委托胡明德照顾好邓小平。一方面因为他比邓小平要大4岁；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胡明德和邓小平有一种亲戚关系，即邓小平伯父邓绍观的女儿就是胡明德未曾过门的第一任妻子，那时因为家里穷，怕娶不上媳妇，他从小就被父母订了娃娃亲。 第二章 旅法生涯 胡明德等人乘坐的“盎特莱蓬”号邮轮，经过几十天的搏风斗浪，终于于1920年10月漂洋过海抵达法国马赛。胡明德、邓小平、邓绍圣下船后，巴黎华法教育会便把5 7个重庆去的学生分散安排到法国各地的一些公学补习法文，同时了解法国情况。邓小平和邓绍圣被分到巴黎，胡明德和另外十多位同学则被分到巩比亚公学。在这里，胡明德只读了一个月的法文，就因欠两个月的学费和生活费而被迫辍学。这年11月,他和其他勤工俭学生一起到巴黎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向中国公使请愿的运动。华法教育会由于没有经费，便把他们分送到工厂作工。胡明德等十多位同学，被送到克鲁梭城的史乃德钢铁厂当工人，他先作普工，后又当电气工。先后送到该厂作工的勤工俭学生有一百多名，他们一去就住到较远的工人宿舍，与华工为伍。在那里，胡明德遇见了前两天才到该厂作工的顺庆联中的同学袁庆云，异国相逢，格外亲热。经过一番交谈，胡明德知道了袁庆云以前从顺庆到北京考入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时，他和北大附中同学赵世炎等常与李大钊同志接触，学到不少新的知识。1920年春，北京勤工俭学会把袁庆云、赵世炎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等几十位同学送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巴黎补习法文，又认识了一些各省留法勤工俭学的进步学生。在法国，赵世炎和袁庆云常与李大钊同志通信，陈延年和陈乔年也常给他们的父亲陈独秀通信，他们与国内的先进分子都有联系，都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通过袁庆云的介绍，胡明德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赵世炎，还有成都预备学校去的肖朴生。赵世炎和肖朴生均是四川人，都在“五四”运动中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系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特别是赵世炎，此时已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了。从他们那里，胡明德开始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正如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所说那样：“当时，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明白资本主义的罪恶，无产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革命的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人类才能得到解放，世界才能趋于大同”。 由于有了共同的志向，赵世炎、袁庆云、肖朴生和胡明德关系密切，互称同志。他们中还有其他省里来的同志如李立三、李维汉等，这些同志多由赵世炎与他们联系。他们将在巴黎买的法文版《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借给胡明德学习，并且给他讲解《共产党宣言》中的道理，使胡明德开始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知道了雄壮的《国际歌》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在他们的帮助下，胡明德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 在这段时期，他和十几个进步的勤工俭学生共同开展华工运动，传播共产主义。他们发动群众把华工俱乐部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赶跑，出面领导这次华工运动的李立三等人因此被工厂驱逐。 在胡明德住的宿舍里，当时还住着许多勤工俭学生，这些人是抱着不同的目的到法国来的，思想复杂。因此，胡明德等人觉得在这里从事革命工作不大方便。于是，赵世炎、袁庆云和胡明德三人商量，决定到工厂附近去租民房，同住、同吃、同工作、同学习，这样可以进步更快。 这时候，胡明德的未来岳父邓绍观怕他一去不复返，便把女儿送到了胡家。胡明德在法国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退了婚。至此，这门姻缘终于了断，胡明德也再没有回过广安。 1921年3月，赵世炎和来到法国的张申府、刘清扬与周恩来取得联系，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秘密组织，这是中共旅欧支部的前身。小组的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五人。 这时，赵世炎、袁庆云、肖朴生都调到巴黎。经赵世炎和袁庆云介绍，胡明德正式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9月，李立三、李维汉、赵世炎等同志领导勤工俭学生到里昂大学闹学潮，争取该校招收勤工俭学生，被警察逮捕，押送回国。赵世炎中途逃脱，又回到史乃德钢铁厂。赵世炎、袁庆云、肖朴生三人和胡明德都是一个小组的同志，赵世炎担任组长。随后，组织上又陆续把他们调去巴黎工作，史乃德钢铁厂就只剩下胡明德一个 党员。他又同里昂的两个党员和李富春四人成立了联合党小组，每半月开一次小组会。胡明德先由克鲁梭城坐火车到里昂，同小组长凌蔚同志、华工老蔡同志汇集，然后三人再坐火车到圣太简机器厂李富春同志那里开小组会。 1921年底，赵世炎与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周恩来、李维汉、刘伯坚、王若飞、傅钟等人联系，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初，赵世炎和周恩来在巴黎与部分进步学生对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达成协议。此后，赵世炎、李维汉在法国，周恩来在德国，聂荣臻、刘伯坚在比利时，分别准备筹划组织成立工作。赵世炎还与已回国的李立三等人取得联系，索取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与有关文件。 1922年6月，和胡明德在一起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赵世炎、袁庆云、肖朴生（邓小平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作为代表去巴黎西郊的布罗尼森林中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当时在巴黎的与会者共计三十七名，每人都用化名，周恩来化名“伍豪”，赵世炎化名“乐生”，李维汉化名“罗迈”。胡明德用化名“扶轮”，后写为胡伦，以便登记保密，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了胡明德一生。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选出七个支委，有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李维汉、尹宽、张伯简等同志，他们组成C•Y支委会，也称“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工作。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 周恩来同志开完成立大会即回德国。1922年10月，他又调巴黎负责支委工作，同时直接领导巴黎华工总工会。这时，史乃德钢铁厂的华人工会被改为华工第 一分会，领导华工第一分会的就是胡伦。 在旅欧支部里，胡伦接受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明白了无产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革命，以武力夺取政权，才能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的道理。他认为：“参加党组织后，自己对党的认识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加强，责任加重，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担负历史使命有着伟大前途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是革命的战斗组织，必须有铁的组织纪律，遵守列宁党的组织原则，不仅承认党纲党章缴纳党费，还要绝对服从组织分配，担任党的一定工作，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努力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在党的教育下，决心把个人的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不惜牺牲一切。”胡伦后来在回忆录中还这样描述了自己思想发生的重要变化：“我在国内时，心里想要革命，却找不到先进理论武装自己思想，也找不到先进的党为领路的人，现在（指在法国时）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必须灭亡，无产阶级是掘墓人，担负着历史的使命，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成共产主义，为解放全人类做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把无产阶级革命坚持到底，这时我的思想，也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思想。” 加入了旅欧支部的胡伦，革命热情愈加高昂。他按上级要求，积极投身到工厂的华工运动中去，积极发展组织，成立了模范工厂支部，历任小组长和工厂支书，对工人进行宣传。这期间，他还加入了法国青年团，任宣传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华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当时的法国，因欧洲大战，劳动力极端缺乏，于是就招募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给他们卖力。史乃德钢铁厂是欧洲有名的钢铁大王，工厂越开越大，分厂也越设越多，而 对工人的剥削也越来越重。华工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在高温车间做重体力劳动，车间里没有劳保设备，工人随机器动作，没有一点间歇时间。法国工头还不时在旁边催骂，动作稍慢一点就被拳打脚踢。与法国工人、华工相比，学生的工资最低，吃的是干面包和凉水，穿的是在上海买的旧洋服。华工与学生回到工棚，还有警察管制。这时的胡伦，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剥削剩余价值。 自幼饱尝穷困的胡伦，又过上了工人生活，亲身感受到了资本家是怎样压迫剥削工人的，他对社会的不平愤恨到了极点。 胡伦在工厂的具体工作就是在轻轧车间拉红铁，每天分秒不停地随着机器转，还要眼明手快，稍有疏忽就被烙伤，既热又累。这样劳累的工作，工资却很少，而且同工却不同酬。每月工资，法国工人三百多法郎，中国华工二百来法郎，勤工俭学生一百三、四十法郎。在小饭馆包饭，每顿三法郎，一盘菜、一碗汤、一个面包。胡伦他们每天早上只买一个面包吃，中午也带一个面包在厂里吃，渴了就喝凉水。这样简单的生活，不够生活需要，最多刚能维持。胡伦和赵世炎、袁庆云、肖朴生等一进工厂就做这个劳累的工作，每天三班制，三人同班工作。李立三也做这个工作，只是与他们不同班次。胡伦等人深深体会到了资本家剥削的厉害。他后来感慨地说：工人不如牛马，牛马还要吃饱，牛马还要爱惜使用，资本家对工人却不加爱惜，觉得死了都没关系，工人没有人身权利和工作自由。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令人难以忍受，而基督教青年会还要麻痹工人的革命意志，在华工俱乐部搞点娱乐玩玩，使人忘了阶级斗争，为资本家赚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胡伦的工棚里的法国警官长期监视华工，华工进出都要报告，行动没有自由。同时，勤工俭学生中的青年党、社会党、无政府党，也和共产党争取华工，在工人群众中散布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团主义。因此，胡伦等人决定要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在华工中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华工提高阶级觉悟，开展组织建设，巩固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胡伦和赵世炎、袁庆云、肖朴生等同志一同在华工中进行串联，找积极分子联系群众，了解华工群众的思想。他们的分工大体为：肖朴生同志联系勤工俭学生，摸思想、宣传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各种反革命思想；袁庆云同志与法国的党小组联系，找秘密地方，于星期日召集华工积极分子开会；赵世炎同志是党小组长，检查工作，召开小组会议，传达支部指示，听取胡伦等人汇报工作和学习情况，主持讨论，并准备在华工积极分子会上的讲话和向支部的报告请示。后来，其他三人先后被支部调往巴黎工作，胡伦则被支部编到里昂和圣太简的分散小组，要他积极发展组织，只要有三个同志就可以自成小组。 胡伦首先找自己熟悉的同学。他找到由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又同在一个工厂工作的陈子建，希望他能参加组织。但陈子建表示暂时不愿参加组织，因为他看到胡伦他们很辛苦，每天下班买个面包，一路吃着去找人谈话，宣传共产主义。他告诉胡伦，自己是同情共产党的，但他决定先不忙参加组织。陈子建家乡听说他到法国无钱读书，生活困难，便给他汇来一些钱，陈子建就用这些钱买了一部手摇电影机，他认为学点专长才有生活之路。胡伦又去找了另外两个同学，他们都说共产党很好，但就是一切要服从组织，遵守铁的纪律，甚至要终身奋斗、牺牲个人利益和生命，这太严格，不自由。他们担心这将会影响从家乡申请学费，误了进大学的前途，所以也表示暂不参加组织。他们告诉胡伦，还是想学技术。后来，这两人中的一人回到了重庆，在一家机床厂做了一辈子的技师。这以后，胡伦就下决心搬进工厂附近的华工工棚，虽然宿舍里住有法国警官监视，但他觉得和华工一起生活便于开展工作。胡伦每天下工后就帮这些华工写家信，顺便谈心，联系群众。经过工作，他陆续发展了三个同志，成立了一个小组，胡伦任小组长，作为领导核心。他又通过积极分子去联系群众，开展工作。在小组统一领导下,组织有所扩大，胡伦便在组内设组织员和宣传员,分工负责。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主要讨论支部指示和小组工作，汇总情况，并经常举行组织生活会，在会上汇报各自的思想。 小组会上，同志们反映工棚里有人夜间秘密赌钱，少数赢了钱的人就去挥霍，而多数人输了钱后成天苦闷，萎糜不振，工会的一切宣传都听不进去。胡伦就通过积极分子对华工加强教育，要求积极分子以身作则不去赌钱，并经华工分会研究和群众商量作出决议，纠正赌风，赢者必退，输者不还赌账，对生活困难的组织互助小组解决困难，并监督不赌。这样一来到发工资时，许多华工生活好转，精神面貌一新，不但华工分会巩固，在群众中威信提高，而且还新发展了七个同志成立了华工支部，由胡伦任支书。 按照华工总会指示，胡伦创办了第一分会华工小报，每周一期。虽有编辑委员会和群众投稿，但主要责任由胡伦担负。小报出了几月后，胡伦感到自己的精力有限，每天下工后他既要忙于华工支部工作和工会事务，还要常给群众写家信，谈心和访问。由于时间不够，应付不了，因此对华工小报稿件的选择，不大精细，只求篇幅而不太注意内容，致使小报内容平淡，缺乏教育意义。同时，他还感到自己平时忙于事务工作，学习不够，政治理论水平很低，不像以前赵世炎、袁庆云、肖朴生那样能干，与他们一起工作对自己帮助很大，但自从他们调走后，工作起来就有些吃力了。因此，胡伦请求旅欧支部和周恩来同志以华工总会名义调个能干的同志来主办华工小报，这对党和工会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周恩来同志了解情况后，对胡伦的工作加以肯定和勉励，说他工作积极肯干，但又指出他有些吃力的原因是自己干得太多，而未培养出得力的干部，因此同意派杨介成同志来主办华工小报，分担一下胡伦的工作。 1923年，旅欧支部选送赵世炎、袁庆云、陈乔年、王若飞等十几个同志到莫斯科学习，胡伦也曾要求周恩来同志把他调到巴黎去工作，周恩来同志勉励他就留在原厂，因为这里华工最多，需要有人长期坚持工作。胡伦一贯服从组织，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安排，继续留在了史乃德钢铁厂。在史乃德钢铁厂，因为工作繁重工资又少，分配到该厂勤工俭学的学生共计一百多人，绝大多数先后离开该厂到别处找了工作，很少有能够坚持几年不走的。也有些人从家乡要来钱就去专业学校读书，而胡伦自始至终坚持了四年，并积极开展工作。 当时史乃德钢铁厂曾招进一批俄国的白党军官分到各车间作普工。这些人对苏维埃政权怀有很深的仇恨，在工人中宣传布尔什维克坏，无产阶级专政不给他们饭吃，因此才逃到法国来作工。他们的言行使进步工人十分讨厌，看不起他们。胡伦等就通过和其他工人接触，揭露这些反革命军官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打倒沙皇和镇压白党的反革命复辟。胡伦告诉工人，巴黎公社就是因为没有解除反动武装，结果致使巴黎公社失败，皇室复辟，工人惨遭毒杀，法国工人至今还余恨未消。他们的宣传，使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形成对白党军官的仇恨。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导师列宁同志逝世。噩耗传来，史乃德钢铁厂工人一致停止工作，静默追悼，法国共产党赶印小型传单标语，表达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深厚感情。胡伦主动将这些传单标语传递到车间各个角落，并粘贴到记工牌下面和人们常去的地方供大家观看。 胡伦在轻轧车间拉了一段时间红铁，又被调到淬火车间除炉渣。这项工作又热又累。一次，胡伦拉着装有刚清理出来的红红炉渣的斗车下坡去倒，忽然斗车失控，车倒人伤。这以后，胡伦又被调到机器车间电工修理组推车，如发生有伤人或其他事故就帮助电工把修好的车推去替换，坏的再推回来拆洗修理。由于车间机器排列得密，路道狭窄，推车东碰西歪又不能撞坏，推起来很是提心吊胆，工作十分艰苦。 法国史乃德和德国克鲁伯当时都是欧洲钢铁委员会的巨头，欧洲大战前夕互相鼓吹战争，在大战中发了战争财，新建的一些巨大的新钢厂陆续开工。胡伦又被调到炼钢炉边工作。他和工人们手扶行车吊起十吨大钢水桶，每次浇铸十个大钢锭，虽然头带石棉袋，手带石棉套，脸仍被烤得发焦，要是扶得不准，钢水淌出就会烧伤人。特别是钢锭刚凝，又扶着另一行车垂下的大夹钳，把钢锭模一个一个取出放在一边，钢锭灼红未冷，再焙烧轧制各种钢材。在这样的高温之下工作却没有降温设备，简直就要把人烤干。稍有一点空闲，胡伦就到行车上去看司机工人，与他们交谈，希望大家上下工作很好协调，不要有时行车开的太过，再返回来，有时行车停止太猛，下面吊的东西摇摆不定，使下面的工人不好工作。行车司机说机器不好用，很难准确掌握。胡伦就同他研究行车特性，帮助他给机器上油，并学开行车。胡伦每天一早去上班，就去帮司机把机器抹干净，上好油，司机上班时一检查，很高兴。胡伦便去试开，觉得很好用。就这样，胡伦又学会了开行车。 1924年，因轧钢车间行车司机得病缺勤找不到司机，炼钢车间司机便介绍胡伦去暂时代替。虽然轧钢车间烧炉前的行车系及用式，前、后、左、右、上、下、左转、右转和前臂举起、放下、抓紧、放松比较复杂，但可以同时并用提高效率。由于胡伦有一定开行车的基础，去后很快便熟练起来，工作不错。有一天四点钟上早班，需先把钢锭吊进检修好的焙炉焙烧，胡伦怕把焙炉碰坏，就把钢锭轻轻送入炉内。炉工闹闹嚷嚷，说钢锭还未靠近炉底，要他再放下一点。胡伦就再下一点点，炉工不耐烦，连叫再下！再下！胡伦就猛猛放下，没想到把行车上支撑举起放下飞轮的碗口粗的钢轴“咔喳”一声撇断，行车损坏，出了事故。 早上八时，白天班的班时监工来检查，知道了这个情况。多数工人反映说是天未亮电灯光耀眼看不准确，才造成行车出了事故。但胡伦平时的言行早就引起了工厂主的注意，加之有人向监工反映胡伦每在休息时便向工人鼓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参与领导过华工参加总罢工，因此这次事故可能是有意破坏，使整个车间连续工序停工。监工听后凶狠地指着胡伦骂道：你要革命，就到你落后的中国革命去，跑来法国搞什么革命？可恶，可恶！立即向厂长作了报告，厂方决定将胡伦开除出厂，并告诉厂警驱逐胡伦，限二十四小时离厂。胡伦想和车间工友告别都不允许，被厂警一把抓着衣服推出厂门。 回到工棚，胡伦立刻将情况报告了党支部和华工会未上班的同志，交代了工作，并把他从国内带去的棉被卖给了一个华工同志，以换得买火车票的钱。胡伦到法国勤工俭学，给资本家当了四年牛马，不但未挣到外国资本家的钱，反倒真正变成了饥寒交迫的奴隶，还贴补了一床中国棉被。 此时的胡伦，失去了工作，又举目无亲，真是走投无路。他只好又来到巴黎，找到了旅欧支部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安慰胡伦不要被困难吓倒，在他的关怀下，胡伦被安排到了另外一家工厂——巴黎的希德隆汽车工厂做工。旅欧支部指派他参加了国民党海外支部，任务是探听其阴谋秘密，并将了解的情况及时报告组织。 1924年，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急需军事人才。这年7月，旅欧支部决定选派一部分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军事，这是旅欧支部向莫斯科选送的第二批。1923年旅欧支部已选送了一些同志作为第一批到莫斯科学习，他们是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袁庆云、王凌汉、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熊雄、王圭本、郑超麟。1924年选派的这二十多位同志，胡伦有幸被选中了，其时，胡伦刚到巴黎不久。得到支部通知让他到莫斯科学习，胡伦十分高兴。临行前，他专程去向他的同乡邓小平告别，此时的邓小平正因伤寒而住进医院，病情较重。 这年8月，被选中的25名优秀共产党员由法国启程经德国前往莫斯科，他们中有后来的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胡伦在法国的四年勤工俭学经历也随之而结束了。 在总结自己这段旅法经历时，胡伦是这样说的：“我在法国工作四年，学习马列主义不多，但是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我有很大收获，初步懂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且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担负着历史的使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胡伦一行经历海上颠簸航行，从巴黎经过比利时来到德国柏林。周恩来同志和他们一起到了德国，在柏林工作的廖换兴同志把胡伦等人分送到德国工人同志家里住。这些工人每家只有一张床，夫妻和儿女睡地板，让出床来给中国同志挤着睡，德国同志还给中国同志做最好的东西吃。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表示热忱欢迎中国同志的到来。虽然胡伦他们不会说德国话，但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德国同志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同志般的友爱如同家人。星期天德国同志还领着他们到柏林街上逛街，通过翻译给他们讲柏林的一些名胜古迹，还和他们带着干粮出去野炊，傍晚才返回住处。 在德国柏林，胡伦给家中父母寄去了一张照片，他用钢笔在照片的背面工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双亲大人慈鉴： 男留法将近四年，因为经济的限制，不能专心求学，前在克鲁邹，最近在巴黎，大抵是做工，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存问题，非我们自己起来担负这个责任不可，因此男今已离开了法国，拟由德俄绕道回国，现到柏林，寄此像片，以慰慈念，并祝阖家均吉。 男明德于德京柏林 民国十三年九月廿五日 胡伦的这段留言表明，他已开始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对革命的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这段文字也证明了胡伦先于邓小平到苏联，而不是象有的资料所说是1927年1月7日胡伦与邓小平、邓绍圣同赴苏联。 在柏林，周恩来同志把胡伦一行送到赴莫斯科的船上。在海港码头告别时，周恩来与胡伦他们一一握手，嘱咐他们好好学习。此时的周恩来也即将由德国回国，大家相约“国内见!” 船到苏联列宁格勒港口，中共旅莫支部派来的代表潘同志早已在港口等候着胡伦他们。踏上列宁格勒的土地，此时的胡伦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激动。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列宁格勒起义打倒沙皇，又推翻了克伦斯基，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了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使工农群众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今天，他终于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来到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怎能不令他兴奋激动呢？ 胡伦等人一到列宁格勒后，中共旅莫支部便与地方党部和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组织他们参观了沙皇的冬宫和监禁过政治犯的大监狱。在参观中，胡伦了解到了沙皇的残暴和克伦斯基政府的反动。他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苏联的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像法国、德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那样，还在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痛苦呻吟。 不久，胡伦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创办于1921年，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积蓄骨干力量，以推动各地革命的发展。上世纪二十年代，东方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数百名党员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及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也是先在东方大学就读了一段时间后才转到中山大学去的。 中共旅莫支部把胡伦等人正式转入联共，胡伦担任学校支部小组长。他们每人还取了一个苏联名字，以便进行党员登记和称呼，胡伦叫ualkob。1923年由法国去莫斯科的同志有赵世炎、袁庆云、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等和由国内去的同志罗亦农、王一飞共二十来人，1924年又有由法国去的李富春、蔡畅、聂荣臻、传烈、李林和胡伦等。胡伦一行及由国内去的同志共六十来人组成了一个中国班，由苏联同志讲课，中国同志作翻译。罗亦农同志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和唯物史观课的俄文翻译，政治经济学课由王一飞同志任俄文翻译，社会发展史课由袁庆云同志任法文翻译，别的课程由德文和英文翻译李季、黄平两同志担任。胡伦担任讲义印刷组组长。赵世炎同志被第三国际东方部主任李大钊同志调去工作，袁庆云、罗亦农、王一飞三同志也兼作一些国际东方部的工作。李大钊同志每周还给胡伦等人讲授中国近代百年史。 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是艰苦的，胡伦穿的是学校发给的呢制服，这制服是拆洗过的，上面还有补钉。床上盖的是一条旧军毯，中间是一个白布大袋子（人就钻到里面睡），底下铺的是草垫。无论夏天多热，冬天多冷，春夏秋冬都是那一套东西。学员自己推选室长管理寝室和收发换洗衣服。早起给每人四两白面包一羹勺白沙糖，供早晚两餐食用，早晨吃半勺，晚餐吃半勺。早餐后，赶快去学校学习。中午进餐厅吃饭，一碗汤，一盘菜，桌上的黑面包不定量，随便吃，但黑面包又粗又酸，胡伦他们都不太爱吃。饭后稍微休息一下又上课学习。傍晚下课后，回宿舍吃完自己早上留下的一半面包就上自习，自习结束就开小组讨论会。从早到晚学习、自习和开小组会，除睡眠八小时外没有多少休息时间。学校每月发给胡伦这些学员津贴四十五卢布，其中一部分捐助给国际赤色救济会救济各国在监狱的同志，又捐助一部分抚养各国同志牺牲后留下的孤儿，还捐助一部分给苏联空军购飞机。这些扣除之后，只剩下不多的卢布，支部便积累起来买书给同志们看，吃烟的同志由学校每月发给一包烟叶碎末，用废报纸卷着吸，很少买吃的或用的东西。由于学习紧张，根本不想别的什么事情。虽然生活学习十分艰苦，但是胡伦等人的精神却是很兴奋的，不以为苦。他们认为，只要有强烈的革命意志，没有什么艰苦克服不了的。 如果与当时苏联的普通百姓相比，东方大学的学生待遇是比较优裕的。相反，机关、团体、居民的待遇却不比学生更好，甚至还稍差一点。只有厂矿的生产工人每天吃的面包定量要稍高一些。当时莫斯科国营商店卖的东西也少，而且还要有供应票才能购买。尽管商品少，能买商品的人就更少。商店虽然陈列着一些商品，却好像没有什么生意，冷冷清清的，没有拥挤抢购的现象。职工和居民的家庭主妇知道面包和副食配给少，煮饭时多作点汤就过去了，既无怨言，也未听人谈吃穿。因为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白党的破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俄国人民受尽苦难。莫斯科是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平时除早晚上下班外，街上往来的闲人很少，差不多都在紧张工作忘我地劳动。只有到了星期天，大街上才显得人群熙熙攘攘，表现出国家主人的自由欢乐。苏联人民以拥护斯大林同志和响应苏联共产党的号召，增产节约、发奋图强建设社会主义而自豪。当时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之中，同时还要遭受托派分子的破坏捣乱，可谓困难重重。然而，在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苏联全党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人民的这种精神，使胡伦对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产生了深刻的感受和印象。 为了党的事业和祖国革命，胡伦和同志们一道服从革命需要，勤学苦练，立志多学马列主义和军事知识。虽然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但他们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而党支部也强调行动的集中统一，绝对服从，团结互助，不许单干。要求之严，难以想象。当时，中国班的曾湧泉同志每天课余就钻研俄文，为此他受到小组和支部的批评，认为他落后，有个人打算。因为当时大家只觉得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好处，对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却反而认为是一种不正常。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当时在东方大学的学生中还有很多东方其他民族的学生，他们都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共同生活和学习，只有中国班还设有中共旅莫支部，生活学习都是单独的。因此，学校党委和各族同志都觉得中国同志在校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认为这样对培养国际主义精神不利。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不过一年，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国内革命形势高涨，为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党组织决定选送部分中国同志接受军事训练。经第三国际东方部严格审查，胡伦等人被选中了。党小组长聂荣臻带领胡伦、叶挺、传烈、李林、汤儒贤等二十名同志，离开东方大学去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李大钊同志则抽调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大部分同志与他一同回国，参加1925－1927年的大革命。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胡伦学习了阵地战、运动战、巷战、游击战等各种战术的基本知识，学习了兵器学、筑垒学、地形学、药粹学、通信间谍、秘密工作等课程，还学习了军队组织、政治工作、党代表职责等内容。为胡伦等人讲课的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干部。理论课讲授完毕，胡伦等人又被编入红军大营操练实习，过红军生活。整个军训时间只有四个月，胡伦等人在听了三个月课、进行了一个月的实习后，即结束了这短暂的军训生活。 1925年10月，胡伦告别了东方大学离开了苏联，回祖国投身于火热的大革命洪流。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一年中，胡伦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经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法国革命史、联共党史、列宁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职工运动等理论，进一步懂得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并将转向崩溃死亡的道理。 对这段学习生活，胡伦是这样评价的：“学习马列主义虽然不多，但是这样系统的学习，对提高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是有很大收获的。”胡伦还说：“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广大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把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创造社会主义的条件，紧紧掌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我们接受军事训练时，就联想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下，中国人民毫无自由，中国革命应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的国共合作，国民党宣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俄国帮助国民党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组织革命军队，革命高潮到来，全国人民都将起来革命，需要军事人才组织武装斗争，领导城市暴动和农村游击战争，这就是我们学习军事的使命。” 在东方大学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然而这段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却为胡伦后来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胡伦对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盘踞下的中国革命是残酷的武装斗争，要先武装我们的头脑，在大革命中武装我们的身手，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 第三章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胡伦一行25名共产党员从苏联回到国内后，他们中除叶挺一人作军事工作外，其余都分到全国各省市作党群工作。“五卅”惨案爆发以后，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汹涌澎湃。当时的国民二军联俄联共，在国民二军当参谋的共产党员韩子木同志被派到豫西当荥阳县县长，要求河南省委派党员肖人鹤（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和戴培元等同志去该县作农民运动工作，成立县区农民协会。11月，胡伦被分到河南省。当时，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农运委员的王若飞同志在领导豫西农运工作组。王若飞决定派胡伦到河南郑州西面的荥阳县开展豫西农民运动兼军运工作，领导农运工作组，职务是河南省农委委员、河南省委军委书记。胡伦一到河南，就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与豪绅作斗争，形成非常热烈的声势。在荥阳县，胡伦首先了解各级农民协会的思想和组织情况。当时农会多系贫农、中农当主任，他们都说共产党是为农民办好事的党。因此，纷纷团结起来反对豪绅地主，抵制苛捐杂税。胡伦他们到农民协会讲话、开展工作都很受农民的支持。因此，土豪劣绅也不敢像过去那样任意欺压农民了。随后，胡伦又来到该县南部多山的贾裕镇(也有史料写作贾谷镇)。这里的农民协会主任张虎臣是一个很正派的中农，正积极筹备组织农民武装自卫队，请肖人鹤同志给他们训练农民武装，防御土匪骚扰。与此同时，当地地主也利用会道门在各地办红枪会，既防匪同时又通匪。鉴于这种情况，胡伦积极主张农民协会办农民自卫队来改造会道门，以免其被地主利用。在胡伦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他们顺利地筹备着农民武装的建立。在当时的形势下，慑于革命的威力，地主和会道门的头子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 1926年初，贾裕镇成立农民自卫队，决定召开成立大会。除各地农民协会要派代表去参加大会外，胡伦等人报告省委，请求郑州各业工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也派代表去参加，以加强工农联盟，壮大革命声威。省委同意了胡伦的请求，并通知郑州地委要各工会派代表前去赠送锦旗，庆贺农民自卫队成立，以显示对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的鼓舞，显示工农联盟的声势浩大，作为示范。农民自卫队成立的消息远近传播，使地主豪绅垂头丧气，同时又愤恨至极。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刻骨仇恨，伺机疯狂反扑。 果然，事情的变化竟发生在一夜之间。贾裕镇的大豪绅地主赵子刚暗中收买土匪王三，带着流氓到贾裕镇附近农民协会主任张虎臣家，将其全家男女老幼十余口满门抄斩。事件发生后，农民自卫队迅速瓦解，形势急转直下。肖人鹤、戴培元两位同志赶到县城附近的农民协会找到胡伦，和他一同进荥阳城与县长韩子木研究对策，要县署派县警去捉凶手法办。韩子木同志告诉他们，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军阀吴佩孚反攻回到河南，向农民革命举起了屠刀，农民运动遭到了血腥镇压，许多农运积极分子被捕入狱，英勇牺牲。以前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都往北京转移，王若飞也调到党中央。 吴佩孚的反攻，使荥阳县的豪绅地主弹冠相庆。他们一面暗中传播吴佩孚反攻回河南来的消息，一面假借全县公民向省府控告韩子木同志纵容共产党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互相仇杀，闹得全县大乱，人心惶恐不安。要求撤换韩县长另派大员接替。当时的省府系国民党右派把持，他们不查虚实，便决定另派大员接替韩子木的县长职务，韩子木同志的处境极为不好，需要转移以免受害。胡伦等人当时对革命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革命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是，未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同压迫剥削他们的豪绅地主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农民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之所以积极参加农民协会，是因为官方允许成立农民协会，一切顺利。同时，豪绅地主也假装赞成，因而麻痹了农民群众的阶级仇恨和警惕性。加之，我们缺乏斗争经验，致使农运积极分子遭到豪绅地主残酷迫害。因此，胡伦等人认为，必须吸取血的教训，坚决打倒豪绅地主。认识清楚了，肖人鹤和戴培元转到豫东各县开展农民运动，胡伦和一位姓唐的团员同志留在该县继续工作，以巩固各区农民协会，防止地主的破坏。此时，各区农协主任凡是中农以上成份的，都发生了动摇而不敢负责，贫农成份的农协主任也害怕反动势力，只有最贫苦的会员仍愿巩固农协，并经常反映豪绅地主阴谋暗害的信息，帮助胡伦他们变换住宿地点，在乡下寻找隐蔽的地方。胡伦深感贫苦农民才是热爱共产党的，因此胡伦等人把贫苦农民当成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依靠。 不久新县长来到荥阳县，胡伦进城去看望前县长韩子木同志。韩子木告诉他，新来的县长很反动，与豪绅地主勾结不让他去开封省府，借故说帐目不清，蓄意刁难，移交不了，希望胡伦去开封向省委和省府反映。胡伦刚出韩子木的房门不远，就有人招呼他，说新来的县长请他去谈话。胡伦去后，那县长未问胡伦别的什么事，直截了当地宣布：这次派县警送你到车站，驱逐出境，你若再回荥阳，就逮捕法办。胡伦被迫离开了荥阳来到开封，他及时向省委报告了荥阳的情况。鉴于当时形势很乱，党组织都要隐蔽，上级决定胡伦等同志立刻去北京。就在胡伦离开荥阳县不久，和胡伦一起工作的唐同志便遭敌人逮捕，关进了荥阳县监狱。 遭驱逐的胡伦来到北京。此时，帝国主义扶持的国内军阀正进行混战，由各霸一方到争夺全国统治。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军阀张作霖的奉军和英美帝国主义扶持的军阀吴佩孚的直军，在山海关里爆发了激烈的直奉大战争。这时，冯玉祥在北京宣布倒戈，反对军阀战争，吴佩孚狼狈逃跑，百姓拍手称快！各派军队积极响应冯玉祥的号召，改成国民军第一、二、三、四、五军。而吴佩孚的直军、张作霖的奉军便又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军，特别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海军偷袭天津塘沽、将奉军运到天津的行径，激起了津京人民的强烈义愤，纷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 当时的中共北方局知道胡伦在豫西工作积极，开了北方农民运动之先导，遂任命他为北方局军事特派员。此后，由李大钊同志介绍，胡伦参加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担任军事特派员，联络国民各军工作，同时援助学生运动，反对段祺瑞政权。胡伦到北京时，正逢北京学生“三•一八”示威运动爆发，胡伦和北京的同志都去参加了这场著名的学生运动。虽然这场学生运动遭到亲日的段祺瑞政府的残暴镇压，血腥屠杀，但胡伦深深感受到了北京学生继承“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和无畏的勇气。他积极分派学生到国民军各军去工作，援助国民政府。然而就在这时，冯玉祥却又带着国民军一、三、四、五军的几十万大军撤退南口，让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会师北京。冯玉祥的这一系列做法，使反帝反封建的北方革命群众大失所望。高桂慈部是国民军第二军派往豫北武安县的一个独立团，李大钊同志为避免其被消灭，派胡伦与该部联系，让其开往京西配合国民军第五军方振武抵抗奉直军阀大敌。不久冯玉祥去了苏联，北方的国民军全部瓦解，高桂慈部扩充成混成旅，被热河毅军米振标收编，毅军后又投靠吴佩孚，高部被调到河南开封驻防。此时北方的国民军失败，而南方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浪潮却汹涌澎湃，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帮助湘军唐生智赶跑了吴佩孚的湖南督军赵恒惕，而吴佩孚不得不回师南下堵击国民革命军北伐，遭到彻底失败。 就在这时，胡伦又奉中央李大钊同志之命，回到河南任省军委书记，布置扰乱敌后的一切军事活动。他组织游击队袭扰吴佩孚的后方，协助农民抢回他们的马匹，率领游击队联合重要车站的铁路工人，不断地在主要铁路沿线游击，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胡伦还将由广州派回河南的黄埔学生分到杂牌军队工作，与直军闹磨擦，又组织会道门在各地闹事，抢军队给养，干扰敌人后方，援助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926年1 1月，正当胡伦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上时，他因坏人告密，被开封戒严司令部逮捕，拘押于开封稽查处。被捕的原因是国民党开封市党部介绍给胡伦的该党联系各处会道门活动的李品山是个流氓，欲骗钱援助会道门头子，因未达到欲望而出卖了胡伦。胡伦被逮捕后遭到严刑拷打，敌人逼他说出军事活动计划和组织人员。压杠子的酷刑使胡伦的左腿被压坏，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进行军事破坏。他们从胡伦身上搜出的唯一证据，是李大钊同志给胡伦的便于他与各地国民党联系、署有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华北政治考察特派员委任书，因此牵涉不到党与组织。在开封稽查处刑逼月余，胡伦坚不招认，敌人只好把告发人李品山和胡伦一同送军法处再拷打威胁两个多月，胡伦仍然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进行军事破坏。并声称搜出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由国民党派出考察政治也即是考察黑暗统治的。 胡伦告诫自己，一定要忠于党，忠于革命，宁可光荣的粉身碎骨，也决不做贪生的无耻叛徒。 河南省委将胡伦被捕的情况报告了北方局。李大钊同志托高桂慈旅长设法营救，高桂慈请开封警备司令部米国贤手下留情，米回函称胡伦已经被杀了，高桂慈于是电告李大钊同志，说胡伦已英勇牺牲。李大钊同志闻讯立即指示河南省委收尸掩埋。河南省委即派同志到军法处对门的小铺等候收尸。 敌人见严刑拷问不能奏效，警察厅长奉寇莫杰密令，夜半之时潜入狱中企图诈取胡伦的口供。他对胡伦说，自己也是国民党，他的侄儿也是共产党，故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很关心。听说有一位共产党员来河南从事军事活动被捕，恐有危险，十分担心，便深夜秘密进狱问明情形，以便从中营救。胡伦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故作糊涂，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从事什么军事活动，是被戒严司令部错抓了。无论对方怎样问，他只是反复这样讲。胡伦告诫自己，就是死，也不能暴露党的秘密。警察厅长见不能打开他的口，便生气而去。 第二天，戒严司令部的司法兵见到胡伦，问他昨晚说出了什么没有，胡伦告诉他，你们把我抓错了，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司法兵告诉他，没说什么很好，还可多活几天，假使说了什么，就要很快死了。这之后，军法处又对胡伦多次拷问，他仍然坚持不承认。敌人决定强判，以盗匪罪判处胡伦死刑。按惯例人犯被处决时，颈后必须插上注明何罪的纸标。军法处写好纸标将胡伦从牢中提出验明正身，准备执行斩首。面对死亡，胡伦十分平静，他想，为革命牺牲光荣极了。他被押到军法处长用朱笔勾决人犯纸标的桌子前面，军法处长连叫胡伦名字三次，三次胡伦都不答应。军法处长问他：为什么不答应，是怕死吗？胡伦说，把我怎样处死我都不害怕，问题是我不是胡伦，我是胡明德，是来找胡伦的。你们硬把我当作胡伦，替他去死，实在冤枉。那军法处长便拿起胡伦的像片说，这是你的像片，后面还写了三个英文字，是你的姓名，不是铁证吗？胡伦说，像片后面有三个英文字，是我的姓名，对了，这正是铁证，证明我不是胡伦，因为胡伦姓名是两个字，把我错当胡伦处死，实在冤枉。 胡伦的叫屈引起了旁边一人的注意，此人系开封戒严副司令，名叫米振标。他叫副官把军法处长请进去，对他说，人命关天，不可误杀，仔细问明白后再执行。军法处长便出来对胡伦说道，我们不识洋文，你说把你认错了，我们把这张像片送往教会去请那里的人翻译，若是你的姓名，那就再不能强辩了。遂令胡伦退堂，拘押待审。一连数日，敌人都未来提讯胡伦。而胡伦被捕已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省委后，党内已为胡伦开了追悼会。 此时已是1927年初。奉军从黄河结冰的河面上过河夜袭开封，开封城被攻破，城内大乱。吴佩孚的军队枪被缴，军政人员被捉，军法处和看守所的人都纷纷逃命，犯人也趁乱涌出。混乱中,左腿被敌人打残还没来得及执行死刑的胡伦，要求一个还没跑的看守送他去厕所，这人刚将胡伦扶到厕所，街上突然枪声大作，那看守听见枪声，丢下胡伦只顾逃命，胡伦便乘机逃出，重见天日。 胡伦因腿坏不能行走，咬牙勉强撑持着走到看守所的街旁，由中州学院出来的一个省委的同志来看守所旁的小铺打听消息，正好看到了胡伦，他立即雇洋车将胡伦拉到中州学院。此时，王若飞已调去中央，省委书记是张景增。这位同志带胡伦到省委找到了张景增同志，胡伦向他报告了狱中的一切，请党组织审查。张景增对胡伦说，你的情况我们全都知道了。你被捕后，省委和地委机关的同志，均未受到任何影响。外面没遭到损失，就说明你在狱中的表现很勇敢。正因为如此，所以听到你被判死刑消息后，我们才开的追悼会，派人为你收尸，但没想到竟然还活着，真是大喜大喜！ 1927年2月，河南省委决定送胡伦到党中央所在的武汉治疗刑伤。 毅军司令部一位姓刘的参谋长想到高桂慈部去当参谋长，得知胡伦的情况，电告高桂慈说胡伦未死已经出狱。高桂慈即派高部驻开封的办事处长打听胡伦的下落，并准备立刻派人把胡伦接往他的司令部。河南省委同意将胡伦交给高的办事处把他送走，以避免危险，然后到武汉治疗刑伤。 胡伦从开封出发，到杞县正遇到高桂慈的团长邢肇棠撤退，随行的办事处长把胡伦交给邢肇棠，让胡伦与他同车到高桂慈的司令部。在陈州（睢县）胡伦见到了高桂慈旅长和党派去办教导营的汤儒贤营长。汤儒贤是胡伦在法国认识的华工同志，他们同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起接受军事训练，是老熟人。 高桂慈听说共产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很能提高士气，能使革命军的胜利势如破竹，便提出请胡伦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奉军已渡过了黄河，欲先驱逐吴佩孚残部，然后与武汉革命政府对抗。此时，开封以南的杂牌军队担心奉军来缴他们的械，郑州以南沿京汉铁路的吴军残部也动摇不安。高桂慈即与胡伦商议，决定先把周围各师旅杂牌军召来开会，确定联合对付奉军缴械，这样才能得到革命政府的改编。各师旅长来到郑州后，了解了情况，都赞同先联合起来，由高桂慈统一调度抵抗奉军，避免缴械，并愿听候武汉革命政府改编。高桂慈向各师旅长谈起他过去之所以未被吴佩孚消灭，全凭依靠共产党人帮助。高桂慈还向大家介绍胡伦，说胡伦是他的老朋友，由他去向共产党方面说话有威信。众人听后，感到有了光明的前途和希望，表示坚决联合抵抗奉军，决不让奉军缴械，听候革命政府改编。接着，高桂慈又派人去京路南段沿线与吴佩孚的部队联系共同抵抗奉军，并请胡伦到武汉方面能为他争取改编成为一个军，以军的名义便于统帅各部。高桂慈还告诉胡伦在武汉革命政府成立时，他就曾密派一位姓康的参议去武汉联系，迄今尚无头绪。若胡伦能帮他办妥改编为军的事，就告诉康参议，胡伦自己是高军驻武汉的办事处主任。 胡伦到武汉后，将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报告。胡伦通过唐生智的政治部主任彭泽湘，请唐生智在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批准高桂慈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决定一出，高桂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颁发委任状，发给全军一月津贴，就地待命。高桂慈为此十分感激共产党和胡伦对他的帮助。 1927年二、三月间，胡伦暂住汉口治疗刑伤。 4月19日，胡伦以北伐军总政治部前线工作组身份，与武汉“国民政府慰劳河南军民代表团”一起赴河南确山参加4月24日召开的确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向大会进行指导和祝贺。他们到了确山后，胡伦即同代表团主席于树德与特支书记林壮志、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马尚德、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张家铎等同志一起讨论了新政权的建设问题，确定建立新政权的原则，提出为了打碎旧的统治机构，应建立新型的、类似苏维埃形式的委员分工制政权。在胡伦等同志的指导下，确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代表工农利益的革命政府——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确山县农工政府成为河南省最早的人民政权，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斯大林在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也讲到了这件事。确山县农工政府从1927年4月24日成立，到7月4日退出县城，总共存在72天。 在确山县农工政府成立之后的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昌、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胡伦作为与会的八十名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大会。就在这次大会开幕的第二天，李大钊同志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噩耗传来，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大家说：原来听说胡伦同志牺牲，我们都开过追悼会了，现在胡伦同志却活着回来了，这是一喜。但令人沉痛的是，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被万恶的军阀张作霖绞死，请大家静默五分钟，以示全党追悼！全体与会代表都为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的英勇就义而心情悲痛至极。 会上，胡伦听了陈独秀和国际代表印度人路易同志的报告。这次党代会，胡伦因伤只参加了三天会议。 不久，胡伦伤愈后，党中央派胡伦到总政治部组织部担任特别工作组中校组长。此时武汉革命政府要继续北伐，经中央军委分配，胡伦组织农训班和第四期的河南同志随军进入河南援助北伐，讨伐奉军。此时，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收集在绥远的残部到西安为杨虎城解围。杨虎城部队被解围后，即沿陇海铁路向河南挺进，配合北伐讨伐奉军。此时，奉军张学良的大本营驻在临颖前线沿漯河对抗北伐军，唐生智的部队隔着漯河不能前进，邓演达带张发奎的第四军进攻开封，沿途农民十分欢迎，为他们送吃送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他们胜利前进，但正面却遭遇到奉军顽强抵抗，于是又折回京汉路并与贺龙独立师沿京汉路侧兼程前进，从侧面攻击。第四军先锋团在共产党员蒋向云与贺龙率领下，英勇善战，攻破奉军大本营，张学良坐飞机逃跑，奉军全线溃退。唐生智的部队渡过漯河进入临颖，胡伦随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带领四军向郑州推进。而冯玉祥的部队先在巩县等待，趁机坐火车向郑州开封前进，奉军溃退。武汉革命政府取得了继续北伐击溃奉天军阀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北伐军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于郑州。 然而，就在人们欢欣鼓舞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了革命。他投靠美英帝国主义，并勾结帝国主义把军舰开到武汉，乘着武汉出兵北伐后方空虚，威胁革命政府。蒋介石收买夏斗寅由岳州进攻到武昌附近，又收买杨森从宜昌进攻到汉阳仙桃镇，武汉警备司令何键也被蒋介石收买作为内应，而已进入河南继续北伐的军队，正与奉军激战，胜负未分不能调回，武汉革命政府处在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面对突变的风云，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组织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分两路击败夏斗寅和杨森的疯狂进攻，维护革命政府。 这时,与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也由原来支持共产党变为与蒋介石妥协，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反对武汉革命政府。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6月19日,他以集训为名,将所部的全军政治处长集中于河南开封,并逮捕杀害了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共产党员史可轩。许多原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被驱逐出他的部队。武汉革命政府的军队和政治工作人员被迫撤回武汉总政，而胡伦仍留在郑州，继续分发北伐革命的宣传品。1927年 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郑州，胡伦遇到了冯玉祥军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刘伯坚是胡伦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志，也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一同学习的熟人。他告诉胡伦，冯玉祥已倒向蒋介石，劝胡伦赶快离开，并对胡伦说他自己也将很快离开冯玉祥军，让胡伦注意。 胡伦来到开封，这时河南省委也忙于转入地下工作。胡伦把特别工作组分到河南工作的同志的关系介绍给省委，把他们分派到各县作武装农民运动，并把总政留给的经费也交给了省委。分配完毕，胡伦便又回到郑州。一到郑州，胡伦便被冯玉祥的部下鹿宗麟派大刀队将其强迫驱逐出河南境。 这时，正好邓小平同志也由陕西西安过来，两人见面后，小平同志告诉胡伦，于右任态度变了，陕西的军队起了变化。两人便同车回到武汉，找到中央组织部和军委，向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汇报工作。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听了汇报后对他们说，武汉形势紧张，中央正陆续撤往上海。他们给邓小平和胡伦安排了工作。鉴于时局，根据斗争需要，再次派胡伦到河南豫东高桂慈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工作，任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并带上二十多位陕西籍同志安插到高桂慈和杨虎城部队工作。胡伦说，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在形势变化时有的跑了，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押，为什么还要带着同志再到部队作政治工作？周恩来和李富春告诉胡伦：汤儒贤同志在高桂慈十九军办的教导营还有基础，他和几个师长的关系相处不好，现在回来了。你在高军的威信很高，因为你帮高桂慈办到了改编为军的番号，而让这些同志进入高桂慈部则是为今后的工作积蓄有生力量。胡伦服从组织分配，并立即按组织要求带着同志们走了。 这时，高桂慈军接到武汉政府军委命令，要他们通过安徽配合进攻南京，并发给该军三个月的军饷。由于款送不去，部队正迟疑不愿前进，而冯玉祥刚好派人去收编高军，他们又怕被冯军缴械。为难之际，不知所措。这时高桂慈军驻武汉办事处领的军饷，也正愁无法送往高桂慈部，胡伦就将带去的同志武装起来押车，冒险通过了冯玉祥部的检查，将军饷护送到豫东陈州高军司令部。 为难之中的高军，没想到胡伦在这时给他们送去了军饷，全军上下不禁皆大欢喜。按照周恩来、李富春同志安排，胡伦将带去的同志分配到十九军、二十一军潜伏工作，乘机配备军、师级政治部主任，并扩大原教导队为教导大队，配备了大队长，其余同志则秘密安插在该大队当士兵隐蔽，作军事工作，胡伦担任高军司令部上校参谋、教导团及十九军的党团书记。由于胡伦经验丰富，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 不久，十九军由豫东开往皖北向太和前进，准备进攻南京。此时，正遇奉系军阀直鲁联军侵犯皖北。胡伦率高军教导团协同全军与张敬尧、袁家冀在安徽肥河一带作战月余，击退了直鲁联军。此时杨虎城部为冯玉祥军先锋，在豫东与直鲁军作战，兵败退来皖北亳州与高桂慈互相依靠，与高桂慈共同商量应付时局。胡伦和杨虎城的关系也相处不错，他让带去的陕西同志在高杨两军自找同乡关系，互相引进，在高杨两军开展军事工作，这样既不暴露胡伦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便于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时局变化很快，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倒台，何键在武汉公开投降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农学生，唐生智潜逃，高桂慈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也发生动摇，被蒋介石收买。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胡伦被迫于1927年10月同高桂慈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张庆孚夫妇离开高军前往上海找党中央报告情况。他们路过南京时，高桂慈部在南京的办事处有人告密，宪兵队赶到旅馆搜捕，幸有高太太的哥哥要回无锡，在办事处听到宪兵队用电话询问胡伦的住处，于是赶快跑来告诉胡伦，并把他自己买好准备到无锡的车票给了胡伦，让胡伦赶快离开。胡伦闻讯立即转移，刚走出旅馆不远，就看到宪兵包围了他住的旅馆，并冲进去搜查，胡伦不禁庆幸自己侥幸逃脱。 来到无锡，胡伦住了几天便赶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处在一派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机关都已转移，进入地下工作。胡伦不知党中央在哪里，心中十分着急。原先同行的张庆孚夫妇到南京后直接先回了上海，未能留下联络方法，彼此也找不着。正着急，胡伦突然在大街上碰到了从郑州转移到上海的老同学刘伯坚同志，不禁喜出望外。刘伯坚让胡伦告诉他在上海的住处，他去转告周恩来同志。 通过刘伯坚，胡伦找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向他报告了高桂慈十九军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说胡伦在高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并分配胡伦先看守中央机关。 面对白色恐怖，为了保护党，保护同志，胡伦没有畏惧退缩，担负起了更危险更艰巨的工作。他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积极训练干部，扩大组织，然后将他们分配到各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以反抗敌人的白色恐怖。 大革命失败后，斗争形势愈加复杂。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和严重的白色恐怖，党内一些人产生了动摇，不少意志薄弱者叛变或脱离革命队伍。胡伦在经历了革命的挫折后，也对大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有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把握着革命的舵，并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才渡过一切难关和危险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我们党，在大革命中忘却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放弃了领导权，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断送了大革命，使革命队伍遭受重大牺牲。加之敌人白色恐怖和叛徒的危险，党内一些同志充分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或者消极颓丧，革命情绪低落，破坏党的组织，或者不能忍耐地盲动，毁灭革命的力量。 胡伦后来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说：“事实反复证明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力量伟大，忠于革命。也正由于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力量伟大，所以国民党右派和野心家害怕继续革命。随着革命的每次胜利，革命（队伍）内部就要起分化。北伐胜利到了武汉，蒋介石就叛变。继续北伐胜利到河南，蒋介石又收买唐生智部队何键，并勾通冯玉祥共同反对武汉革命政府。武汉革命政府的人员到郑州与冯玉祥开会，我党代表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积极主张国共继续合作，乘胜向河北挺进，打到北京，争取中国革命的全胜。但是，冯玉祥联苏、联共起家，而看到人民革命力量崛起，太害怕防碍他个人野心，既送回苏联的顾问，又把我党的政治工作同志监禁于洛阳，反苏、反共、反对武汉革命政府，要求进入河南的军队和政治工作人员全部撤回武汉，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武汉革命政府主席汪精卫首先逃往上海与南京蒋介石合作，使革命又遭到失败。何键在武汉开始反动，使武汉政府垮台，这就是依靠国民党右派掌握革命政权和依靠野心家的军队支持革命的沉痛教训。”他认为，“是六中全会的召开，挽救了革命，使党重新走上正轨。” 此时，周恩来同志担任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并继续兼任军委的领导工作。胡伦被分配到中央机关作接头处主任。 一天，周恩来同志告诉胡伦，他怀疑有一个机关有问题，那里只有一个青年团员居住，这人胆子小，不敢住，你化妆成一个工人去住，了解情况，一定要小心点，免遭不测。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胡伦来到那里，就在堂屋住下。他先把重要东西秘密转运到指定之处，待一切安置妥帖觉得没有问题了，便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根据胡伦了解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指示他把苏兆征和邓忠夏同志的爱人和孩子接去同住，保护她们的安全。待中央对这批同志另行安置后，党又派胡伦与另外一个叫陈莲君的女同志（后改名张群英）住到中央机关一个召开会议的地方。在这里，胡伦经常可以与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等中央同志见面接触。他们每周都要到胡伦住的地方开会，他们认为胡伦等同志把机关维持得不错，常常赞扬。 由于胡伦工作积极，深得组织信任，根据胡伦对党的忠诚，中央又将他调到中央特科特务部作秘书长，和顾顺章、洪杨生（洪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陈赓等同志作党的秘密工作，一位叫闻时英的女同志担任交通员。 中央特科是我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机关，1927年5月由周恩来同志在武汉主持成立，掌握着党的许多核心机密。特科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中央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人，处理善后，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为牺牲了的同志收殓，料理家属生活等。特科的工作既多又杂，机密性极强，必须十分稳妥可靠，若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后，继续主管特科工作。在党的六大之后，特科的机构陆续得到发展和完善，使中央机关的安全在白色恐怖下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在胡伦这批共产党员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保卫党的组织，与特务和叛徒作斗争，不仅要不怕牺牲，而且要绝对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中央特科曾有一位由高桂慈军回来的团政治部主任郑同志，对党十分忠勇，不幸遭敌人逮捕，他直到被敌人判处死刑都未泄露一点党的秘密。 当时中央特科组织严密，纪律也十分严格，只有周恩来和邓小平有事到特科来作指示，或者由邓颖超同志转送紧要通知，此外不与中央其他同志发生关系。若有事需要找周恩来同志，也只能通过一位叫欧阳清的同志转告。中央内部与各省的同志互不往来，工作上的联系都必须经过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层层转递，只有在开会时才可以互相见面。即使江苏省委有事，也只能由胡伦去找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当时李富春、蔡畅夫妇与蔡和森同住，此外也再不同别人发生任何关系。为了绝对保密，除周恩来同志有时给胡伦等几个负责同志作报告外，胡伦他们对党的文件和共产主义书刊都不看，但每时又都在紧张地为党工作。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的开始，表明中国革命并未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屠杀而失败，革命烈火未被扑灭，中国共产党从血泊中站起，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红旗，由城市转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但当时新的中共中央尚未得到第三国际的承认，党的经费无着落，各省工作受到影响。第三国际的托派趁机攻击中国革命遇到的困难，歪曲中国革命性质，主张一次革命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也以托派谬论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还悲观失望地说，中国革命已彻底失败，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反对新的中央领导群众继续革命，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如夏之栩同志（赵世炎同志爱人）在赵世炎同志牺牲后，带着两个小孩与她姐姐和姐夫刘伯清同住，彭述之与刘伯清来往关系密切，反对新的中央，不服从工作安排。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为此告诉胡伦与夏之栩联系，把她们分开，送往苏联学习。 由于中国革命遭到挫折，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敌特横行，一片白色恐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部分党内动摇分子悲观失望，迷失方向，而投机分子也纷纷叛党，出卖党的负责同志。如中央一位交通员何家兴，人称何大个子，由莫斯科学习回来后，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同志的秘书，并与罗亦农同志同住。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登记党的工作地址和同志，罗亦农同志的住址除他外没有第二人知道，由于他的出卖，罗亦农同志被特务逮捕，惨遭杀害。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白鑫，1927年曾在叶挺同志领导的二十四师教导营任党代表，1928年随党的“六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农运委员彭湃同志和军委委员杨英一起参加了广东东江海陆丰农民运动。海陆丰农运失败后，白鑫随彭湃、杨英等回到上海。在上海白鑫向敌人自首叛变，并与敌人勾结，利用彭湃在白鑫家中召集中央农委、军委及江苏省委的重要同志开会传达“六大”精神和讨论工作时，将全体与会者出卖，开会的十几位重要负责同志当场被特务逮捕，后全部牺牲。 当时不仅中央而且各省叛徒也层出不穷。叛徒与特务内外勾结，给党构成严重威胁，真堪危急存亡之际。而在这个时刻，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总结了北伐革命的经验教训，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驳斥了托派一次革命的谬论，又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时指出，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尚未完成，必须进行党领导的工农联盟解放广大农民的土地革命，进而明确了革命的方向，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这次会议，虽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希望，但是究竟如何具体继续进行革命，还有些盲目。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向忠发担任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而李立三同志实际做了具体的领导工作。经过党中央艰苦的领导，各省城乡恢复了党的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又团结在党的周围，革命形势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然而，李立三同志错误地认为这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可以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的不切实际的盲动路线。在这条盲动路线指导下，中国革命又走入了一个左的极端。 胡伦曾回忆说，当年刘伯承同志由苏联回国时，就被当时的领导人命令在南京下车，立即组织暴动，结果办不到；又命令湖北周围的革命根据地汇攻武汉，结果也办不到。苏北根据地的同志到上海讨论中央指示，对李立三同志强调革命高潮到来有些怀疑。上海市工会讨论李立三同志强调中央指示组织总罢工也有难色，说工人群众发动不起来，认为这种激进的做法是因为主观主义、脱离群众所致。 由于李立三路线的影响，一些大城市组织罢工或暴动不成，却暴露了党的组织，牺牲了大量干部，挫伤了群众革命力量的积蓄，使革命前程危在旦夕。对此，当时胡伦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只觉得李立三同志有些冒失。当年他和李立三在法国史乃德钢铁厂作华工运动时，赶跑了华工俱乐部的青年干事，李立三就鼓吹罢工，要求同工同酬和取消法国警察监视华工，要求自由，结果被工厂驱逐。1926年初李立三同志到河南省委作工运，在开封组织陇海铁路总工会，也极力鼓吹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被国民二军开封警备司令李纪才驱逐，而现在他代表中央也是命令总罢工或者暴动，胡伦就觉得这是他一贯冒失的表现，尚不知他的盲动主义已酿成了路线错误。 1928年秋末，由莫斯科回国一批学生，其中有一位叫蒲秋潮的女青年。蒲秋潮又名蒲振声，祖籍四川省广安县，娘家为小商人，父母早亡，兄弟离散，家庭破产。蒲秋潮的妹妹蒲振华，与她相依为命。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蒲秋潮考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并认识了胡伦。1926年，蒲秋潮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莫斯科学习两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曾与蒲秋潮同学。邓小平告诉胡伦，1926年底蒲秋潮听说胡伦在开封被捕牺牲，就向去过法国的同志索找胡伦生前的像片，作为她终身的纪念。现在她回到上海，听说胡伦未死，在中央机关工作，想要来见他。邓小平还特意告诉胡伦，蒲秋潮是一位很好的同志，问胡伦意下如何？ 面对这位比自己小四岁的老乡，胡伦对邓小平讲述了自己和蒲秋潮的关系。他告诉邓小平，蒲秋潮是自己在1926年参加“三•一八”北京学生示威运动时与北京女师大联系工作时认识的。蒲秋潮也是广安县人，属于同乡，故而彼此谈得来。加之蒲秋潮在北京女师大读书时领导过该校学潮，坚决反对当时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觉悟。她和其他十来个同学组织成领导核心，坚持学潮达半年之久。这十来位同学都知道共产党好，但却不愿意加入党组织，原因是怕绝对服从组织而失去自由。胡伦给他们作了一些宣传，告诉他们一个真正觉悟的革命者必须加入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行动是盲目的，没有党的教育，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就不能提高，还可能误入迷途，事与愿违。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绝对服从革命斗争，因此就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才能做到意志统一，行动一致。胡伦还领他们到苏联大使馆拜见李大钊同志，通过与大钊同志谈话接触，蒲秋潮后来加入了党组织，不久就被选送到苏联学习。胡伦告诉小平，他与蒲秋潮之间完全是一种同志关系。 邓小平是知道胡伦在广安老家的那段旧式婚姻情况的，也知道他到法国参加革命后就曾写信回家要求解除这段婚约，让父母允许儿媳自由，另外择人，不要等他。胡伦还告诉邓小平，1927年秋自己由河南郑州回到武汉，遇到他的堂叔胡达三，得知父亲病重两三年已经去世。母亲和媳妇也是身患有病，听说胡伦回国后在开封被捕牺牲，她们很是伤心。当时胡达三见胡伦还活着很高兴，要胡伦设法寄点钱回家维持母亲的残生。而胡伦为国亡家，没有办法，就只好将自己领到的三个月薪金全部交给堂叔并写信托他带回家。胡伦给家中的信上说，这笔钱一部分给母亲治病，剩余的给媳妇让她自由，另择佳婿。胡伦认为，自己干革命生死不知，因此也不再写家信，以免添忧。一年后母亲也病逝。 邓小平将胡伦与蒲秋潮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同志，说自己了解胡伦与蒲秋潮同志的心意，并说他到莫斯科时就见过蒲秋潮，是同学中最好的同志。周恩来说，他也知道胡伦和邓小平是亲戚，既然都同意，还有什么顾虑。周恩来问胡伦是否另有对像？胡伦说没有。周恩来就叫胡伦去与蒲秋潮同志当面谈妥。自然双方都愿意，周恩来便代表组织批准，把蒲秋潮接到中央特科与胡伦结婚。 两人结婚不久，中央特科成立无线电组，周恩来同志抽调李强和蒲秋潮等同志到该组工作，任务就是与苏区进行通讯联络。因为这项工作必须绝对保密，所以胡伦夫妻也互不来往。 1929年秋冬之际，蒲秋潮与一个名叫张沈川的同志假扮夫妻，住进了上海城西英租界极司菲尔路福康里9号的一幢石库门的三层楼房。在这里，她接受了无线电通讯培训，成为我党早期用无线电通讯与苏区和其它革命根据地以及香港联络的情报人员之一。今天的一些史料在写到我党早期情报工作历史时，蒲秋潮的名字常常被提到。 正因为如此，蒲秋潮女师大的同学，同到莫斯科学习又一起回到上海后，只听说蒲秋潮与胡伦结婚，却始终见不着面。胡伦和蒲秋潮后来分别先后分配到外省工作。 胡伦在中央特科工作了两年整。他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当时的特务部部长是顾顺章，是特科的实际负责人。顾顺章，上海吴淞宝山人，原名顾凤鸣，又名黎明、张华，曾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做过钳工、小工头。有较重的流氓习气。顾顺章平时喜爱舞刀弄棒，打架斗殴，会耍一点魔术，曾以“华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公开演出。顾顺章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因态度积极、敢打敢拼而被上海总工会看中。1926年，中共中央派他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在周恩来领导的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顾顺章担任了武装纠察队队长，因勇敢而受到周恩来的赞扬。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顾顺章参加了筹备工作，并任行动科（又称三科）科长，以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几乎掌握了包括三人小组（即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在内的中共全部机密。 但就是这个顾顺章，却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在党内飞扬跋扈，就连陈赓对他也无可奈何。陈赓曾对一位熟悉顾顺章的人说过，你我将来都能看到顾顺章是怎么叛变革命的。 就在胡伦作特务部秘书时，顾顺章违背工作纪律，找了一个女人同住在特务部机关。当时胡伦不知顾顺章的这个情况，常去机关训练，因而引起顾顺章不满，怀疑他别有用心，遂暗生怨恨，要调换胡伦的工作。其时刚好遇到军委交通站开设的饭铺资金不足，胡伦就想利用这个饭铺作一个接头机关，便与顾顺章商谈。顾顺章说，接头机关是需要的，过两天他去看好就决定。但顾顺章说了也就作罢，从不提起这事。这天胡伦路经该饭铺时，开饭铺的军委交通员因急需资金，要求胡伦预借他一笔股款。忠厚的胡伦偏于感情便预借了四百元给他。不久顾顺章借故要调动胡伦的工作，在交代帐目时，因该饭铺快要倒闭而这笔借款难以追回，被顾顺章查出，并将此事提交到特委。 特委原先只知道顾顺章不愿让胡伦在特务部工作，并没发现胡伦本身有什么错误，更不知就里。但鉴于顾顺章的情面，拟调胡伦去作军事工作，而借款事件出现后，便决定给其留党察看处分。胡伦对此提出了申辩，认为处分过分。周恩来同志了解情况后，对这件事专门作了说明。他说，胡伦借款只是未经组织决定，办的预借，当时如果如实报告尚可原谅，而将错就错，等查出后，便是欺骗党，应严重处分。出于对周恩来同志的尊重，胡伦表示接受处分，并愿在工作中痛改前非。此事后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调查饭铺，证实了情况，并将借款要回，随即便取消了处分。对这个借款事件，当时的中央委员罗迈（即李维汉）、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等均知道。 第四章在哈尔滨的日子里 1930年1月，胡伦奉调离开特科来到东北，担任哈尔滨地委工运干事兼革命互助会干事，开展工人运动。 这年3月（注：一说4月），曾与胡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学、后负责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张浩（林育英）同志被中共中央调到东北参加筹建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并担任省委常委、工委书记，原在东北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则到长江局工作。 满洲省委组建不到半月，即因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叛变而遭破坏。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之间这一阶段，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反苏、反共，蒋介石依靠帝国主义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在哈尔滨，胡伦由满洲省委转到哈尔滨地委，了解到北满中东铁路在社会主义苏联管理时，铁路收入全部赢利，都用于职工提高工资和办职工福利事业。而南洲铁路被日本占领后，全部收入被日本帝国主义当作赢利劫夺，工人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两相对比，有着天渊之别。日本帝国主义又唆使奉军收回中东铁路，并裁员减薪取消职工福利，还把中东铁路的嬴利当作奉军的财政收入，致使大批失业工人无法生活，在业职工的生活恶化。此时，中东铁路的职工十分悔恨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欺骗，去帮助奉军作战，驱逐社会主义苏联人员，他们称收回中东铁路是“木匠带枷”自作自受，要求复工复薪，但是都遭到无情镇压与裁减的威胁。 胡伦首先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配合，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而当时哈尔滨地委受李立三路线的影响，则提出要赶快组织中东铁路工人总罢工，作为党员，胡伦只有服从组织，执行党的指示。胡伦在工作中发现，在失业工人中宣传总罢工工人当然愿意，因为失业无法生活，而在业工人就不愿意了，怕被开除或裁减。正在为难，这年四月，省委书记张浩同志到哈尔滨检查工作，胡伦向他报告了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后经地委讨论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全市工人、农民、学生搞一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封建军阀，以此来向全市工农和学生进行宣传，组织他们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壮大革命力量。就在胡伦等同志积极按照上级指示筹备“五一”大游行的时候，一位叫周玉书的中学老师、中共党员被敌人逮捕，随后学生中一位叫张小鲁的青年团员又被逮捕。这件事引起了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各校派出代表向当局请愿，要求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并向学校道歉。工人也站出来支援学生，由失业工人派出的代表也向当局请愿，要求复工复薪维持生活。当局使用高压手段威胁示威群众，指责学生和工人都是受了共产党的鼓动，宣称谁闹事就要逮捕法办谁，学生和工人代表的连续请愿毫无结果。为防意外，警署又赶快把被逮捕的教师周玉书和学生张小鲁押送奉天军法处，这就激起了学生和工人群众的更加气愤，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到“五一”群众大游行中去。郊区农民也同情工人和学生，提出减免苛捐杂税，决定在“五一”节参加示威游行。这些群众各有切身要求，但总的目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保障人民的自由和生活。 “五一”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哈尔滨的工人、学生和许多朝鲜青年纷纷走上街头，一些学生还表演起“帝国主义牵着国民党军阀走狗咬中国人”的街头话剧。满街都是商店营业员和居民，拥挤不通。敌人也早有准备，街头巷尾警察密布，但面对几万名工农学生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军，他们不敢阻拦。胡伦等党团工会干部在前面领导群众游行。游行队伍来到日本领事馆门前，激愤的群众不能忍受几个日本人在领事馆门前趾高气扬地进进出出，未等示威游行活动组织者下令，几位朝鲜青年突然用石块猛砸日本领事馆大门、窗户，接着又冲进日本领事馆，将使馆砸得稀烂。馆内的日本人纷纷从后门逃出。大批警察向现场赶来。为防敌人镇压，张浩等同志立即组织示威者撤退，但仍有几十名朝鲜青年被警察逮捕。 这次“五一”示威大游行，群众情绪很高，影响很大，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组织者张浩同志想到几十名朝鲜青年被捕，觉得损失也不小，原因在于组织不周，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自己有一定的责任。为防止今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决定晚上在他的住所开会，总结这次“五一”大游行的经验教训。 晚上，张浩同志召集领导游行的党团工会学生干部，在他的住处哈尔滨道里中国大街一个横街出口处的旅馆内开会。胡伦作为游行的领导骨干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不到五分钟，忽然两名警察推开房间门，看到一群人正在开会，就将门拉过来上了锁，留下一个警察靠着门里看着，一个警察则回去叫人拿捕绳来绑捆。双方在房内房外互相争吵，胡伦他们就在房内使劲弄门，要警察开门。警察不开，张浩和胡伦他们仗着人多力大终于将门打开。张浩把那看门的警察往房中一拉，说声：太不讲理，同志们快跑！乘势冲出门去，屋内的人一拥而出。胡伦和一个姓张的团员在后面则抓住那个警察掩护大家逃离。胡伦吊在警察背上死不丢手，小张抱住警察的腿不放松。眼看开会的人都跑光了，那警察急了，拖着胡伦两人拼命往门外跑，结果三人都被抛在地下。胡伦和小张便将那警察按在地上连咬带打，打得那警察喘不过气来，只好松手。待警察一松手，胡伦两人就乘势跃起冲到旅馆门外的大街上，分两边逃跑。谁知胡伦走的方向正是去拿捕绳的警察赶回来的方向，刚好碰上被抓住，小张也碰到大街上巡逻的警察被捉住，两人为掩护同志被捕。 胡伦和小张被送到哈尔滨特别区警察署。哈尔滨的同乡律师池龙师等听说胡伦被捕，便联名具保，但未能得到准许。警察署将他们送到奉天军法处，关押到看守所的未决监过堂审讯。在军法处，胡伦遭到严刑拷打。敌人要他交代为什么组织群众暴动，要他交出组织计划等。在敌人的刑讯面前，胡伦只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业工人，和大家一起参加游行，既未暴动也未有过什么计划。敌人问胡伦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开会？当场逮捕时有哪些人，开的什么会？胡伦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也未开会，我们到旅馆是瞧朋友谈天。他还大谈“五一”游行的工人学生如何喊口号，观看的人如何拥挤不通，十分热闹。不管敌人怎么审讯，反正就是这一套。军法官无奈，只得把胡伦带下去。 敌人又带小张上堂。军法官诈骗小张说，你们同案的胡伦都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在开会，你老实说免得动刑。年轻的小张不知就里，误以为胡伦真的承认了，便说出胡伦是共产党员，自己是共青团员，领队游行后开会总结经验。于是敌人把小张带下去，又将胡伦提去审讯。军法官说，和你一起的姓张的全招供了，你是共产党员，他是共青团员，你们鼓动工人学生，领队游行反对当局。胡伦说，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未领队，我只不过是失业工人参加游行，要求复工复薪维持生活。军法官生气地说，你还狡辩！令人用皮鞭狠狠抽打胡伦。但是就是打死，胡伦也仍是那一套话。敌人无奈，于是又将他送回看守所羁押。由于胡伦与小张没关在一个监房，胡伦便乘放风上厕所时靠近小张，把自己过堂时的供词告诉他，并叫他不要乱说，下次过堂时要反供，就说上次说的话是法官教他那样说的。胡伦并告诫小张，只要不说实话就无罪，死也不要承认。 下次过堂再审，军法官还是反复的问胡伦承不承认是共产党员？胡伦态度依然，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知道，倘若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就要追问组织和同志，一步一步就要背叛革命。他在心里告诫自己，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就是不怕牺牲，不愿无耻的贪生。敌人又对胡伦施以酷刑，将他的双手放在桌子角上，用胶皮鞭子抽打，一直打到胡伦两手肿如馒头，即使这样胡伦还是坚不承认，敌人只好又把他带下去。 敌人审讯小张。这次小张按胡伦的话对前次的供词作了翻供，于是也遭受同样酷刑，双手被打肿。苦熬不过，小张又承认了。胡伦了解到情况后，趁放风时严肃地对小张说，你供出同志，敌人就将追问组织，你就要变成可耻的叛徒，下次审讯还是要翻供，就说是挺刑不过才假承认的。 又是一次过堂审讯，敌人依然是那套老问法：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有哪些组织和同志？胡伦回答也仍是：失业工人，不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什么组织和同志。他还嘲讽道，若把失业工人当共产党员那就多了，有千百个。敌人恼羞成怒，又对胡伦用刑，将他的手指夹上笔管，然后用力收拢，胡伦的手指被笔管夹得红肿如鸡蛋大，真是痛不欲生，但胡伦还是不承认。 敌人又把小张提上堂审讯，小张再次翻供，军法官叫用刑，小张痛得又哭又叫。法官问，你们有什么组织和哪些同志？小张哭着说，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组织。敌人又问有哪些同志？他说不知道。于是敌人再次用刑。小张哭叫着说，凡是学生都是党团员。军法官告诉胡伦和小张，要是你们供认了是共产党员，顶多判几年徒刑，出狱后还可以作好人，要是你们不承认，押死也不放出去。这样几堂审讯后，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好又将他们关押起来，案由都是写的共产党。 和胡伦一同关在看守所的还有周玉书和张小鲁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案由。一人一案，没有牵连。 张浩同志由哈尔滨脱险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职工运动部部长，并在1930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11月，化名“陈子真”的张浩到抚顺市检查工作，在抚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时，被叛徒范青出卖被捕，押送到军法处看守所。在狱中，张浩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此时的胡伦也被关押在这里。他与张浩在看守所里见面，张浩告诉胡伦，同案叛徒挺刑不过死咬住他不放，因而被判五年徒刑，叛徒则被判了四年徒刑。 胡伦向张浩汇报了狱中的情况。其中特别谈到四月间张浩到哈尔滨地委检查工作，不久满洲省委、团委即被敌人破获，逮捕了几十位同志，大多是青年团员。据看守反映，这些被捕的同志中有的在军法处的劝诱下写了悔过书，得到优待，去了脚镣，转到了病监。病监不锁监房门，可以在监内自由活动，只是不准出病监大门。他们还谈到省委组织部长丁群被捕入狱后意志消沉，天天盼望他的叔父国民党中央委员丁维芬保他出狱。省团委书记饶漱石也要病监的团员转告未决监的团员写悔过书，以去掉脚镣、转到病监同他一样受优待。受这些人的影响，胡伦所在未决监的张小鲁和小张觉得在未决监带上脚镣无丝毫自由，有些动摇。经过胡伦等人劝阻，他们还犹豫地说，党团负责人丁、饶都写了。因此，胡伦感觉那些同志有问题。 听了胡伦的汇报，张浩告诉胡伦说，他到省委不久就到哈尔滨检查工作，组织被破坏的原因尚未查清，现在病监那些党团员中确有变节的坏人，但大多数还是好人，要胡伦再告知未决监的党团员同志，一定要坚决站稳立场，决不能写悔过书，倘若发生动摇，被开除党团就丧失了政治生命。胡伦将张浩的指示认真地进行贯彻，这才制止了一些被捕同志中出现的犹豫动摇现象继续发生。在判决期间，张浩和胡伦在看守所里成立了秘密的监狱党支部，张浩担任党支部书记，胡伦为小组长。他们联络尚未判决的政治犯，鼓励他们坚持党的立场，不动摇，不叛变，作有革命气节的党团员。 不久，胡伦所在的看守所又先后押进十多名政治犯，案由都是共产党，他们是由莫斯科学习回国的中国学生，其中有赵世炎同志的爱人夏之栩，团中央书记吴正鹏，吴是到莫斯科开完会后回国的。他们在绥芬河过国境以后先后被捕。被捕的同志中还有一个名叫武止戈的同志，是胡伦1924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当时中共旅莫支部认为武止戈的思想落后，又将他送到马列学院学习了几年，毕业后于这次一同回国的。武止戈在被捕后的拷问中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1924年就到莫斯科东大学习，后在马列学院毕业，武止戈因而被判五年徒刑。其余的同志都未判决，和胡伦一起被关在未决监。胡伦曾把病监的团员写悔过书的事与吴正鹏同志交换意见，吴肯定地说党团员写悔过书决不能当作一时的权宜，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也是立场问题，是绝对错误的。他让胡伦与未决监的党团员联系，要他们坚定立场，不能动摇。在未决监，胡伦就是这样一面与敌人的诱骗、威胁作斗争，一面又帮助犹豫、动摇的同志坚定革命意志，不屈不挠。 在未决监，胡伦他们虽然受尽折磨，但是，组织上也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对被捕的同志进行营救。 胡伦所在未决监的吴正鹏通过花钱找人担保，最先出狱回上海，其余的同志都在等待组织设法营救。后来一些重要的同志经上海党中央汇来款资陆续保出先后回到上海，只剩下夏之栩和假装其爱人的吴同志，因为款不够还在监狱等候。胡伦和张小鲁、小张等是哈尔滨地委的同志，也要等地委设法筹款来营救。 在胡伦的监房，有一位叫郭宝山的蒙古人，倬号老九江。此人早年曾做过匪首，后投靠奉军，做过奉军骑兵二十五团团长，因买军马侵吞公款而在胡伦入狱之前就关押在未决监。胡伦常代他写家信，关系相处很好。每次郭宝山家送来吃的都要分给胡伦吃。郭宝山后来托一位日本商人将他保出。临行时他向胡伦告诉了自己的住址，要胡伦出去后找他。另外两个同监房的案友，一个是热河史旅长的副官郭云峰，因用手枪打伤警察妨碍公务被关押一年多，另一个是一位穷学生，因告官胁吏而被关押了一年多，他们先后都由家人托日本商人保出。胡伦与他们关系都不错。他们也知道胡伦是个南方人，无依无靠。胡伦希望他们出去后与郭宝山商量，设法将他保出。“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这时狱中的保出条件有所降低，只要有个小铺出保都可以，因而未决监中的政治犯差不多都被保释出去了。那位郭云峰的姐姐在奉天开有小铺，于是郭云峰就托他姐姐以小铺出保保释胡伦。1931年，胡伦终于出狱。此时哈尔滨地委也正通过赤色救济会把还在狱中的哈尔滨同志设法保出。 胡伦出狱后，积极想法为还被关押在狱中的同志出狱而奔波。他托郭云峰的姐姐再以自己的小铺将赵世炎同志的爱人夏之栩和另外的同志保出，并安置在他同屋的邻居兵工厂工人家暂时吃住，直到一个月后上海汇来路费，才将他们送往上海。他还去监狱探望了已被敌人判徒刑在监狱酱园劳动的张浩同志和武止戈，为他们出狱设法。1932年初，张浩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由他爱人出面将他保释出狱回到上海。 胡伦在积极营救同志们的同时，找到省委接头的同志报告了自己被捕和在监狱里的情况，请求党组织对其在狱中的表现进行严格审查，辨别优劣。省委的同志说，张浩同志出狱后已向省委汇报过你的情况了，你在哈尔滨为保护同志们而被捕，在监狱里的表现也很好。 正当胡伦在狱中与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时，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重大事变，主管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之间交通网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送张国焘到苏区去时，于1931年4月24日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使胡伦早先因顾顺章而受到打击的真相得以大白。胡伦出狱后，根据胡伦以前和当时的表现，组织上认为他工作一贯积极，在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俱无错误，仅仅在经济上有一点失误。过去处分不当，是因为特委三人中，中央书记向忠发虽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顾顺章时任特务部长，为中央所器重，他对胡伦提出的处分意见实际包含了个人的怨恨在其中，因而使胡伦遭受了过分的打击。尽管胡伦对处分曾提出过抗议，进行了申述，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顾顺章的叛变，使情况得以清楚，因此组织上劝胡伦还回上海或到苏区工作，那里有许多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彼此间都有深刻的了解，工作容易开展。然而，已经在东北工作的胡伦向中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决定仍然留在东北，在这里一定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 第五章 战斗在敌伪心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吉林、长春和哈尔滨，进而占领了整个东北。哈尔滨的奉军于芷山和依兰镇守使李杜等部队撤退到东北国境线一带。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和日军打了一仗，取得胜利，东北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地纷纷自发组织义勇军，奋起抵抗日同盟军侵略，宁死不当亡国奴。 此时的胡伦想到日寇占领东北，国民党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全力围剿江西苏区工农红军，因此组织义勇军抗日救国不仅是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时，省委已派出一些同志到各地义勇军中开展活动，胡伦觉得应该趁此时机到东北义勇军工作，领导抗日。这样，不但可以做出成绩，也符合离开中央时对党所承诺的誓言，而且工作做好了，会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因此，他请求吴振鹏把他的意愿转达中央，并请中央指示。吴振鹏同意了胡伦的请求，除将此意转告给奉天省军委和中央外，并约定了通信地址与联络方法。后来胡伦不断地与吴振鹏通信，由吴振鹏向中央转达他的工作情形。同时胡伦又托从奉天监狱出来的夏之栩大姐，将他要到义勇军去工作的愿望转告中央。胡伦的请求得到组织同意，要求胡伦将活动情况随时报告省委。就这样，胡伦由奉天省军委任命为特派员，前往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 这次随胡伦同往义勇军活动的人中，有与他在监狱同监房出来的郭宝山。不久前，胡伦专门去看过这位监友，因为胡伦知道他对蒙边一带十分熟悉，他也想去搞义勇军抗日，所以两人一谈即合。 他们先找到郭宝山朋友的一支有数十人组成的抗日队伍，并加入进去，共同抗日。胡伦在这支队伍里先任上士，后接连升任排、连、营长，最后至中校团附。这支部队由奉天西北、蒙边一带游击到吉林西部，占领乾安县。队伍后来发展到数千人，便成立司令部，郭宝山任司令，胡伦任参谋长。 这年底，胡伦同郭宝山来到洮南，与郭宝山的老朋友王振海、张得胜等取得联系。这两人当时在蒙边土匪甚多的地区，带领少数武装骑兵给乾安、长岭各县的商货大车保镖，专门打击抢劫行人车辆的劫路土匪，由于怕被各派义勇军吞并，正愁无人领导。胡伦、郭宝山与王振海、张得胜联系妥当后，又了解到洮南的陶冶因为告官胁吏而遭到当局捉拿，出狱后，陶冶跑到白城子至太平川一带，沿洮辽铁路组织了一营武装，专门袭击运输日寇军用物资的火车。这些队伍都是自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他们还打听到乾安县贾团长领导的民团也想抗日，但因无人领导而也怕被其他队伍所吞并。鉴于这个局面，胡伦等人在洮南商议，决定成立吉林抗日骑兵支队，自做和自刻支队司令部和各团营的旗帜和官印，仍由郭宝山任司令，胡伦任参谋长，同时委任王振海、张得胜、陶冶等为各团团长，带着王、张、陶等团打起吉林抗日骑兵支队司令部的旗帜奔往乾安县，与贾团长会合。到了乾安县，贾团长亲自出城迎接，进入城里安扎下支队司令部。吉林抗日骑兵支队司令部到达乾安的消息远近传播，周围各武装部队闻讯先后派人前来接洽改编。 当时，扶余县城驻有一支属于吉林省吉兴警备司令部的伪军队伍，团长姓尹。抗日骑兵支队决定攻打这支伪军。开始伪军坚决抵抗，骑兵支队围攻一昼夜，都未能攻下，双方均有伤亡。胡伦和郭宝山分析了情况，认为这一仗必须打胜，这样才能树立起骑兵支队的威风，于是决定派兵增援。第二天，当守城的伪军看到骑兵支队的后续部队又开来两团支援，不敢恋战，愿意投降，打开城门迎接骑兵支队。为争取力量，骑兵支队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队伍进城只驻了三天。尹团长送给骑兵支队四百支捷克式马枪，并表示愿接受骑兵支队指挥。胡伦他们考虑到扶余接近哈尔滨，命令尹团长仍然驻扎扶余，骑兵支队仍然回到乾安，准备进攻中东铁路南段松花江桥和德惠县。 这时，胡伦的狱友郭云峰和一位姓赵的赶来投奔骑兵支队。郭宝山一概信任，委任郭云峰为支队司令部副官，赵为秘书掌印。同时，郭宝山以前的骑兵二十五团的参谋和副官等也都来了，郭宝山也是一概信任。不久，骑兵支队突然跑来了一个姓杨的国民党人。这个杨某与郭宝山曾在奉军同过事，尤其与郭司令的太太最好，故来活动。这时满洲的敌伪军被分往各处讨伐，伪军新京（即当时的满洲）空虚。胡伦主张乘虚袭击捣毁伪政权，政治意义非常重大。而杨某却向郭宝山进谗，使得胡伦的建议未被采纳。 此时的胡伦深感骑兵支队的进步力量十分薄弱，不利于开展工作。他几次给省委去信要求派一些同志来骑兵支队共同工作，但省委总是回答选派出的同志都已派到各地组织义勇军去了，并说省委已把胡伦介绍给哈尔滨党组织，要他就近联系。于是，胡伦又向哈尔滨党组织几次去信要求派同志到他那里工作，但回答也是哈尔滨的同志大多数都已派到黑龙江省北安县组织学生去了，现有的党团员不够分配，等调到同志后再给予分派。在组织派不出同志而内部又有变化的情况下，骑兵支队无人作士兵工作，地方上也无人作群众工作，孤立地从事军事活动既没根基，又无群众依靠，胡伦的工作十分为难。他唯有的办法是紧密联络原有的两个团坚持抗日。 随着骑兵支队队伍的扩大，来自各方面的联络者日益复杂。先是由伪吉林警备司令吉兴派出的收编委员长赵中升，随带子弹数万发和大洋数万元前来收编骑兵支队，准备将支队编为五个骑兵旅。赵中升的想法遭到胡伦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杨某强调部队需要子弹和军饷，郭宝山也同意让他带着东西来收编，说得到东西以后再看，要是条件苛刻，还可以自由行动。于是，骑兵支队就派队伍到洮辽路太平川车站迎接赵中升和他带来的子弹、军饷。赵中升来到乾安支队司令部，见到支队司令郭宝山，郭宝山把子弹、军饷都收下，先不发放。赵中升委任其姨太太的兄弟为骑兵支队的军需处长，并与各团拉关系，借给部分经费。赵中升和郭宝山为表示信任，还彼此结拜为异姓弟兄。赵中升劝郭宝山取销“抗日”两个字，就称吉林骑兵支队，以保存实力。胡伦担心郭宝山上当，极力劝说郭宝山一定要看清赵中升的阴谋，他是要收买部队。这次郭宝山听了胡伦的劝告，决定将计就计。这天，他下令各团集合整编，请赵委员长训话。郭宝山让自己的警卫人员做好准备，随时听他命令。待赵中升训话完毕，郭宝山讲话说，赵中升不是来收编的，他扣押子弹军饷不发，只给接济，其目的就是要收买部队叛变。郭宝山随即命令卫士把赵中升绑起来，带上脚镣关押，然后命令各团派军需官到司令部领取子弹和军饷。部队官兵见状大喜，都表示拥护郭宝山司令。郭宝山又同时命令各团准备出发进攻松花江桥和德惠桥，切断日寇的铁路运输。 就在这时，塘沽协定①签订，时局突变，因为胡伦在奉天监狱是共产党的案由，杨某等劝郭宝山不要重用胡伦，恐怕影响该军前途。郭宝山听信杨某谗言，委任杨为参谋长，另一姓宫的为参谋，姓张的为副官，却让胡伦担任秘书。这样一来，支队司令部就分成了两派，胡伦在监狱的案友为一派，郭宝山的旧部为一派。胡伦这派认为，胡伦和郭宝山两人经过许多艰险建立起来的支队，现在郭宝山一下就把大权都给了他的旧属，而胡伦只当秘书，眼下又有了赵秘书，实在很不公平。郭宝山于是提出让胡伦当军法处长，胡伦坚辞不干。 就在此时，乾安县鼠疫盛行，一千多户人家的县城陆续病死不少人。郭宝山便命令各团准备出发进攻松花江桥和德惠桥，切断日寇的铁路运输，只留第一团王振海留守乾安，命胡伦也随王团长的队伍暂留，任中校团副。部队害怕鼠疫都愿意出发。胡伦知道情况有变，与王团长商量，决定要克服困难，坚持抗日救国。他鼓动王团长四处游击，不断打击日伪，常获胜利，缴获了不少重武器。在这个基础上，胡伦扩充机枪、迫击炮混成大队，自己兼任大队长。后来鼠疫使乾安的居民死去近一半，前方也几次来命令催胡伦所在团开赴前线，胡伦和王团长都借故乾安不能放弃，先整训部队，暂缓前进。 这时，郭宝山率部前进至德惠县车站，分兵把守松花江桥，在吉北五常等县盘据的东北军冯占海等部正要通过松花江桥，由东北向西南往热河古北口一带移动，骑兵支队放过该部，然后进攻德惠县城。德惠县警察大队长阎成珠开城迎接，愿受编制。郭宝山将其改编为第三团。之后，骑兵支队乘胜再经九如县前进，切断吉长铁路，又收编了第四团和第五团，委任宫参谋为第五团团长，第四团是炮兵，把山炮和迫击炮分为两个营，暂时维持现状。 此时，日伪军十分猖狂，各地义勇军由于力量单薄，连连失利，被日伪军击散，或退往关里，或被伪军吸收。而胡伦所在团在顽强抗日的战斗中，势力却逐渐发展。 杨参谋长这时极力劝说郭宝山不能再让部队前进，因为部队已逼近长春，威胁吉林，若日伪军联合围剿，新凑成的部队难以抵挡，十分危险，要郭先退回德惠，由他从九台车站去吉林见伪吉兴司令，说明扣押赵中升收编委员长的原因是赵收买我部图谋叛变，看他的态度如何，然后相机行事。郭同意了杨的主张，让杨到吉林伪警备司令部与吉兴司令商谈。果然，吉兴不但原谅了赵被扣押一事，还夸奖郭宝山部所到各县军纪严明，治安井然。吉兴让杨转告郭宝山，你们不了解东北目前的形势，马占山已经投降，日本进入了齐齐哈尔。李杜和于芷山退据东北国境一带也已瓦解，冯占海等部已往关里逃跑，王德林见大势已去只身潜逃，号称顽强的邓铁梅也被打死。为了保存实力，等待中国将来收复东北，你们应当接受改编，若不接受改编，就会没有前途。若日本人腾出手来围剿，十分危险。倘若你们怕我缴械遣散，我可以把你们支队调到密山虎林国境一带驻防，维持治安。至于你们支队人数太多，可由自己缩编为三个骑兵团，改为正式骑兵旅，保存实力为先。 杨参谋长回德惠与郭宝山商议说，形势大变，如不改编，前途危险，改编能保存实力，调到东北国境不受威胁，十分安全，并可再看将来。郭听信了杨的劝说，并秘密商议将支队改编为三个团。他们认为，第一团团长王振海违抗命令撤职，由宫参谋的第五团去乾安把第一团带来前方，合并为第一团，宫任团长。第二团贾团长和第三团阎团长不变，独立团陶团长改为补充团团长，把山炮和迫击炮两营的轻重机枪抽出来编为机枪连，迫击炮缩编为两个连，机炮共三个连合为机炮营，缺营长、连长先不安置人，等改编后由上面派来人员充当。 密商妥当之后，杨再去吉林伪警备司令部接洽改编事宜，同时派宫团长带着第五团直奔乾安县。通信兵先入城通知王振海团长，王团长要胡伦一同出城迎接。胡伦向王团长说奉令调往前方何必来一个团长，小题大做，多加小心。王团长说他和郭司令是老朋友，又是开始成军的原班人马，不必多心。胡伦不愿去，就在团部自己的寝室里静坐，说宫团长要是有事就来找他，因为宫和杨都是国民党人，很阴险，加之他们把胡伦排挤出了司令部，胡伦对此心有余恨。 王团长把宫团长接进城，并肩同行到团部,突然宫命令自己随身的马弁二十来人，将王团长绑起来，同时也缴了王团长马弁的枪械，宣布郭宝山命令：王团长违抗命令，不服调遣，扣押查办，与其他人无关，要团部下令全团准备开往前方，听郭司令改编。 第一团的士兵闻讯极为不满，一些士兵当夜逃跑，剩余队伍随宫团长开往前方。当时，胡伦的护兵也被缴械，胡伦不知他们要把自己怎样，正静观事态发展，思考应对。不料，宫团长上门找到他，发还护兵枪支，对他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宫告诉胡伦，郭司令要他随同到前方。 来到德惠司令部，胡伦见到郭宝山司令和郭副官、赵秘书等。郭宝山说，老胡，杨参谋长和宫团长都怕你是共产党。郭副官和赵秘书说，老胡只是一个嫌疑犯，罪都未判，是什么共产党？ 胡伦十分生气，问郭宝山：王团长留守后方是按你的指示行事，倘若前方连续获胜，部队扩大，丢掉后方没关系，若前方失利，退守的后方都没有，岂不是要束手就擒？这种做法不是用兵之计。王团、陶团都是当初成军时的原班部队，现在王团长被缴械扣押，部队也搞散，带来残余还要裁减。陶团一贯打先锋，功劳不少，现在变为补充团。我胡伦有共产党嫌疑，他们总无共产党嫌疑，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