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佑君
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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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佑君，四川省乐山五通桥市人。一九三一年九月生。一九四七年进成都市立女中高中肄业。一九五零年考入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于同年四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结业后，被分配去西昌工作，曾在西昌县立中学教课兼做青年工作，在河西搞征粮工作。同年九月，为蒋帮残余匪特杀害。牺牲前，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坚持真理，英勇不屈。中国共产党西昌县委特追认丁佑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四九年春天，成都解放了，好象连大街都显得宽阔了，到处贴着红色大标语，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们喜笑颜开，欢庆解放。成都市立女中的高中学生丁佑君，也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这时候，她读了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觉得毛主席给青年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一个革命青年，必须把自己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才能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她焦急地想参加革命工作。一听到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招生的消息，她马上就去投考。 丁佑君被录取了，她高兴得跳了起来，去向一个老朋友告别。她说： “我要走了，到西康去！” 朋友惊讶地望着她：“你考虑过没有？家里晓得不？西康那个地方苦得很，你又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就不能吃苦吗？真是，……革命，怕吃苦还行？” “毕业出来做啥子？” “干革命！” “干革命？——算罗，还是去念书好些！” 朋友的落后思想使她很生气。她转身就走，回去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封绝交信：“这是一个看谁经得起考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我真幸运能生长在这个大时代……” 她愉快地搬进了新的学校。没有几天，父亲来信了，说：“女孩子当兵行吗？西康那个地方苦得很！”接着又来了个电报，催促她赶快回家。 她拒绝了，一点也没有动摇。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革命的大集体比家里更温暖。只要跟党和毛主席干革命，吃点苦，那算啥！” 一九五零年二月八日。一支有五六里路长的队伍，从成都向西康挺进。 丁佑君背着背包走在队伍里，她大声唱着，兴奋得忘记了疲倦。 二月十一日，队伍正向邛崃前进中，突然遇见了土匪，大了一仗，把敌人赶退了，队伍临时就在一个小镇上宿营。这时，四面还不断地听到枪声，队伍还处在危险中。 丁佑君躺在床上睡不着，她在考虑：斗争是残酷的，革命的道路还很长，我要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夜里她看见四处都有黑影蠕动着，那是解放军战士们在护卫着他们；班主任深夜还不睡觉，照顾着一千多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同学。她看到这些，心里很受感动。“革命队伍多么温暖，多么强大！有毛主席的教导，有党的关怀，我什么都不怕。我一定要向解放军和老师们学习，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她暗暗对自己说。 第二天拂晓，副校长召集全体同学讲话，鼓舞大家说： “别害怕，有战士同志保护着我们，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队伍出发了，教育长亲自骑着马提着枪走在前面。他不时回过头微笑着，望着同学们。丁佑君更深刻地感到：党对同志们是多么爱护啊！ 出了镇口五里路，又发现敌人，战斗打响了。战士们迅速地向两翼展开，迎击敌人。副校长也跳下马来，大声地喊着： “同学们，沿公路两边匍匐前进！” 敌人扑上来，越来越多了。上千的土匪从四面八方包围拢来，枪弹射得公路上尘土飞扬。战士们在两侧以猛烈的火力压制着企图靠拢的敌人。副校长走在最后，冒着从后面射来的枪弹掩护大家。学校的首长们都冒着纷飞的弹雨指挥着队伍。同学们沿着沟边，穿过坟墙，迅速地冲向前，沉着、勇敢地继续前进。 拉在后面的几个同学眼看走不动了，副校长一面挡着敌人，一面鼓舞着他们迅速前进。 有几个敌人从他的后面逼过来，疯狂地大喊着： “你们被包围了，缴枪吧！” “缴枪？共产党从来就没有缴过枪！” 副校长喊着。一边瞄准敌人射击，一边指挥战士们向敌人开火。一个个敌人倒下了，刚聚集起来的敌人又惊得停下来。 这一切，丁佑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看到在危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对待敌人，保护同志的。她也立刻搀扶着走不动了的同学，奋勇地往前面冲去。忽然，丁佑君看到子弹打伤了一个女同学的腿骨，连忙赶过去背她。 “不，你快走。你力气小，不要掉了队！” “我能背动。咱们都不能掉队！”她还是把受伤的同学送到一辆骡车上，用自己的手帕包扎了她的伤口。 在路旁的一条兰田坎上，她又遇见了两个同学：一男一女。那女同学已受了伤，男同学在搀扶着她。正在这时，敌人的一粒子弹射倒了那个男同学。丁佑君望着奄奄一息的同学，感到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怒。她咬紧嘴唇，眼泪也流了出来。同学们赶来，把负伤的男同学抬上骡车。丁佑君立刻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他的身上。 这一支革命队伍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包围，进入邛崃城。 “让我们向死难的烈士们致哀！”一进邛崃城，副校长就召集大家讲话：“要知道，今天的土匪不是普通的土匪，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他们在作垂死的挣扎。但是，蒋介石八百万匪军都给我们消灭了，这些毛毛土匪，我们难道消灭不了它！……” 丁佑君凝视着这个英勇、沉着的共产党员，整个的心都激动了。她想起死难的同志，他哭了，她更加仇恨敌人。 这一次战斗给她上了第一课，使她知道了斗争是残酷的，要革命就免不了要流血。所以革命战士必须具备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苦的品质。她决心更加严格地锻炼自己，经受住革命的考验。 于是，她以更大的热情和信心迎接着艰苦的生活。天寒地冻的时候，盖着谷草过夜，她毫无怨言；并且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受伤的同学送去。哪里发现匪情，她立刻主动报名，冲上最前线，与战士们和群众一起参加剿匪斗争。 听到丁佑君他们在邛崃遇险的消息，父亲又接连来信催她回家。但丁佑君坚决地回答他：“我在这里生活得比家中有意义，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大众的女儿……我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坚决不回家。” 学习的热潮掀起来了。这是一种战斗的学习生活：随军征粮，协助群众春耕生产、挖沟修堰…… 丁佑君满怀热忱地投入了这个崭新的生活里。她积极地学习着、劳动着。学校里每一次表扬那些模范的同学，都激动着她。她把那些同学被表扬的原因仔细地记下来，为的是知道要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晚上，她就在自己的日记上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她愿意听取同志的批评，对每句话都细细地琢磨着。别人提的意见，她没有经过认真地考虑，是不轻易接受的。因此，有的同学就说她固执。她听了，不恼，也不生气，就和气地跟同学说：“我不是固执己见，要是我想通了，我会马上接受的！”丁佑君就是这样，当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立刻虚心接受，而且坚决改正错误。 入校一个月以后，学校开始建团了，丁佑君没有申请入团，那时她有个想法：我的条件还差得远！ 但是，在第一次入团宣誓大会上，她看到那些优秀的同学都入团了，他们光荣地站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了誓，她兴奋极了。晚上她很久才睡，她知道自己想错了。“看我们小组就有一个人批准了！我为什么不能争取呢？” 第二次入团宣誓大会举行了。丁佑君的入团没有被批准，因为她在自传上对家庭的认识写得不够清楚。同志们帮助她做了深刻的分析，她自己仔细地想了想：“是啊！我为什么不坦白地写出我家庭的历史情况呢？……害怕批评是我进步的绊脚石！”于是她做了检讨，严格地批评了自己。在团支部的耐心帮助和鼓舞下，她一点都没有灰心，决定在实际工作中克服自己的缺点。在看了歌剧《刘胡兰》以后，她的勇气更大了，刘胡兰对于组织的热爱进一步教育了她，“我一定要学习刘胡兰的精神，争取入团！”以后，她在工作和学习中情绪总是很饱满。在邛崃至雅安途中，她帮助身体弱的同学背行李；一到宿营地，她就帮助炊事员同志担水、搬柴、搬米，耐心地照顾生病的同学；到雅安后，在学习上也更加积极起来。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她终于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五月一日，丁佑君和新团员们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宣誓：“为了革命，要不怕流血；为了革命，要勇于牺牲。”会后，她激动地拉着一个同学说：“我已经举过手了，以后就看我怎样保持团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了！” 学习结束的时候，丁佑君被选为学习模范。几个月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剿匪反霸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丁佑君茁壮地成长着。她下定决心，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火热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丁佑君，你希望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快毕业时，同学们问她。 “服从组织分配，什么地方最需要，我就到什么地方去！”她答道。 一个星期天，她和一群同学到书店去。一进门，她就请售货员同志拿出一本地图来。他对同来的同学说： “我对这里的地理不熟，你说，西康什么地方最艰苦？” “什么地方？你这是啥意思？”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回到学校里，她听到领导上号召同学们到艰苦的昌都去。她就争先地到班主任那里去报了名。但最后组织上却分配她到西昌分区做青年工作，她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她听说到西昌去也要爬大山、过小山，路又远，又难走，她想：“好啊，困难摆在面前，正是要我们去克服它，我是个青年团员，就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新的战斗生活就要开始了，丁佑君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临走前的一天晚上，她看到有些同学缺少装东西的袋子，她就把自己的长褂裁开，缝了几个书包送给她们。她的阶级友爱给同学很大的鼓舞。 丁佑君和同志们向西昌出发了。路上，十八个女同志轮流骑九匹马，丁佑君一直步行，把马让给别的同志骑。到了著名的大山——大柏岭，前面发现了敌情。领导同志要女同志们另组织一个行军小组。大家选丁佑君做小组长。在危险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小组长会议上，她说：“我保证我们一组全部到达，一个也不拉下来！” 这座山，一上一下有四十里路程。他们爬过陡坡，越过深沟，累得直喘气。丁佑君走在队伍后面，帮助身体弱的同志，继续行进。 快到山顶时，丁佑君也累得脸色刷白，几乎站不住了。男同志们要来扶她。她说，她站一会就好的，要他们快扶别的同志去。 过了山，到了宿营地，丁佑君的脚磨破了，身体也疲乏极了，但她还象往常一样：打扫房屋，把病号安顿好，帮她们弄来稀饭，打水给她们洗脚，然后自己才休息。 几天后，到了大渡河边，情况紧张起来了。国民党土匪前几天还在这一带杀害了我们的干部，其中有两个就是先分配到这里来工作的同学。丁佑君听到这个消息，对土匪更加仇恨，也更加提高了警惕。夜里，同志们睡熟了，她悄悄起来巡视着，看见对面山上好象有匪徒放的火光，她就喊醒副组长一同守卫到天亮。大米没有了，她冒着土匪袭击的危险，和同志们一起到河坝乡磨房去推包谷面，晒谷、放水、筛面、扛面，她一点都不怕疲劳。 过了大渡河，队伍进入深山。在这里，丁佑君看见了国民党长期的反动统治流给山区人民的穷困和痛苦。老人住在漆黑的岩洞里，他们在什么地方死了，也就在什么地方腐烂掉；背柴的小姑娘，驮煤的小孩子，弯着腰，低着头，背上的东西压得他们几乎要倒下来。一个叫做窑厂的小村庄，只有三五户人家，和几间没有墙壁的屋架；在一间房子里，有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女人坐在地上，一个乌黑的小孩在她身旁哭叫着：“饿呀！饿呀！” 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使丁佑君想到自己的工作的重大意义。“肃清残匪，打倒恶霸，斗到地主，让穷人翻身解放！”这是她和同志们一致的决心。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行军，他们终于到达了西昌。 分配工作时党派她到西昌女中当军事代表。她惶恐了，自己才是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学生呀！但是她决定去迎接这个迎接这个困难。搬进学校以后，丁佑君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一双包谷皮编成的草鞋，一床旧的军用被，晚上就睡在图书馆的暗角里的光板床上。没有脸盆就在教室外面浇园子的水荡荡里洗脸。 她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听课，关心她们的学习，细心解答她们的问题；她在课外教她们跳秧歌舞，给她们讲革命故事，和她们一起出去打扫街道，鼓舞她们争取入队、入团。终于，她和老师、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都说：“共产党真伟大，这样一个女同志，会吃得这样的苦！” 放暑假了，她被调到乡下去工作，同学们都不放她走，她们买了许多糖果和蛋糕送她。 “你们不应该买这些，有钱支援国家建设多好！”她诚恳地劝告她们说。 同学们要一直送她到河西。 “不，”她对这些孩子说，“要是能加紧学习，争取入团、入队，比送我到河西还好哩！” 到了盐中区，她投入了紧张的斗争。按照区委的指示，她担任区上的青年干事，首先分配在香域镇二保做征粮借粮工作。每天，吃了早饭，她就和小组的同志们一道出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摸地主的底。起初，地主散布说：“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咱这里还得我说了算！”群众还有些顾虑，不敢接近她们。丁佑君就找机会和群众一同劳动、做针线、收庄稼，得空就教他们认字、唱歌，和群众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她一上街，这个也拉她上家，那个也拉她上家，大家都说：“丁代表这个人真是和和谐谐，象一家子的人。”然后她就告诉他们征粮借粮的政策，告诉他们土地改革以后就可以过翻身的好日子。群众慢慢相信了她，都愿意和她说知心话。 有一次，三个顽固的地主抗拒缴粮。丁佑君请示了领导以后，连夜去把顽固地主扣押了。顽固地主看到人民政府真不好惹，只得把藏起来的粮食交出来。地主恶霸们恨死了丁佑君：“这个鬼女子，倒把我们整住了！”群众都夸奖丁佑君：“没见过这样十七八的姑娘，真是能干啊！” 就这样，丁佑君在工作中锻炼着。每天晚上，一回到机关，她就把一天的工作情况向领导同志汇报；提出问题，注意地听着领导同志的分析。她又热心地关怀着同志们的学习和生活。她看到同志们工作紧张，学习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生活没有秩序，她就向领导同志建议，买了图书，开辟了学习室。她自己动手，并且请人帮忙，把这个房间布置起来。她每天一早起来看书，并且到每个房间去催促同志们起床。她热爱同志们，休息的时候就发动同志们唱歌，帮同志们洗衣服；空闲的时候就帮炊事员做饭，教通讯员文化。同志们都说：“丁佑君同志真好呀！” 十九岁的青年团员丁佑君以全副精力做着工作。由于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党的教育，这时，有一个愿望在她心里成长起来了，她希望将自己提高到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水平。 征粮借粮的工作胜利结束了。 她想：“到区上已经一个多月了，工作还只限在镇上，全区的妇女都该发动呀！”她接到高草坝、裕隆镇的妇女来信：“丁代表怎还不上这来呀？我们真想看看你呀！”她想，她应该到那边去看看。她向领导同志提出了要求，正好副区长和农民干事要到那边去召开农民代表座谈会，九月十七日一早，她带了一枝手枪和一本毛主席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冒着雨和他们一同上路出发了。 出了门就听说情况不太好，裕隆镇又叫罗家场，这个地方很偏僻，地主恶霸和土匪勾结一起，经常破坏党的工作，最近又在准备骚动。 “你不必去吧！”副区长说。 “不，还是去，革命干部那能前怕后怕！”丁佑君笑着回答。 经过高草坝、张八街，他们到了裕隆镇。一到镇上，她就找镇上的劳动妇女摆谈去了。走到镇公所隔壁，她看见一家母女正在捶豆子，她也坐下来帮着用棒子捶。 “你们解放军真好，又能吃苦，又能帮助老百姓！” “解放军和老百姓本是一家人，应当帮忙的！”她和她们摆起家常来，“生活过得怎么样呀！” “还是困难啊！” “不要紧，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过些日子，减了租，生活就要好些了，分了田地，那就更好了！……”她们谈得很顺畅。 裕隆镇有个地主叫王正中，正在勾结土匪阴谋杀害丁佑君和干部们！ 第二天，雨下得更大了，丁佑君他们不能出去工作，只好坐在镇公所里。农民干事在写减租退押的黑板报。丁佑君坐在桌旁读《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她心里想着，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真是多么幸福啊！ 农民给他们借来了雨具，副区长和公民干事决定冒雨出发。道路泥泞，外面情况不好，丁佑君又人地生疏，他们决定，今天不要她去，把枪借给裕隆镇长，她还是回到驻地去休息。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八日上午，丁佑君正在教孩子们唱歌，突然有四个匪徒闯进门来。他们提着滑刀，背着长枪，包着头帕，卷着裤脚。 “丁代表，门口有人请你说话！” 丁佑君怔了一下，但随即又镇定下来。 “什么人请，叫他进来！” “我们队长请你出去！” “哪个是你们队长，我不认得！” “你走不走？”一个暴徒过来拉扯了。 “怎么，这是人民的世界，你们要在光天化日底下造反吗？”她斥责着土匪。 四个土匪上来捆她了。她看到自己无法脱身了，就大喝一声： “不许动，没有哪个怕你们这些毛毛土匪！” 丁佑君甩开暴徒的手臂，昂然地跨了出去。 “缴枪！”一群匪徒站在门口，但带枪的只有五六个。 “要枪没有，要命有！”丁佑君愤怒地甩开这只手。 匪徒们把丁佑君拥上了大街。街上的群众看到了，大吃一惊，“丁代表给捆起来了！”一个农民积极分子连忙丢下手里抱着的孩子扑了过来。 “快放下她！这是区上的丁代表。” “放她？还要捆你呢！”土匪头子凶恶地看着他。 他看形势不对，窜出人堆就跑，连夜找到小船，偷偷渡过被土匪封锁的安宁河，向西昌人民政府报信去了。 土匪们把丁佑君带到镇公所。这是，雨已经住了，群众焦急地围聚在镇公所的外面。 “你是干什么的？”土匪头子高开祥凶恶地站在丁佑君面前。 “我是盐中区的工作员！”丁佑君脸背着土匪。 “站过来！”高开祥粗野地拉了她一下，问道：“马区委哪里取了？” “不知道！” “区上有好多粮，好多枪？” “不知道！” “把区干部给我找出来！” “不知道！” 匪首高开祥激怒了，嚷道： “找出来就放，找不出来就枪毙你！”说着就拉开了枪栓，恐吓丁佑君。 群众看到土匪拉开了枪栓，就象潮水一样地围拢来。 “不要拿死来吓人，没有人怕你们！”丁佑君昂然望着他，“蒋介石八百万匪军都给我们消灭了，你们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她转过头去，向着被胁迫的土匪喊道：“你们快回头吧！要知道人民政府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你们回家去生产多好，为啥要当土匪？当土匪只有死路一条！” 高开祥气得脸上的青筋也暴起了，他疯狂地喊道：“把衣服给她扒下来！”说着就一把撕开了丁佑君的上衣。“给她脱光，看她还嘴硬！” 一个老婆婆从人群中扑出来，用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搂者丁佑君，朝着土匪喊道： “人人都有姊妹，家家都有六亲。这样骚皮，哪样要得！” 但是匪徒们凶暴地把她推开了。 “老乡们，不要怕。这不是我的耻辱，我是为老乡们来工作的，就是死了也光荣。能为人民而死，是最光荣的，这群土匪才是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的！” 另外一个匪首朱煊提了颗手榴弹来了。 “走，带到张八街，把她送到河西去！”他看到丁佑君这样的坚强，问道：“这样凶，你是不是共产党？” 丁佑君冷冷地盯着他，没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