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四合院不在北京而在昆明!这是座极不一般的四合大院，它可以大到点校军马；它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朱德、叶剑英，以及影响过中国近代史的蔡锷，无不与这所日渐被人们忘记的四合院有关。 　　 　　引言： 　　 　　这是一座将近百年历史的老房子。 　　 　　这里走出了共和国的两位元帅：朱德、叶剑英，涌现出一大批灿若星辰的爱国名将……如今，它是国家级重点文明保护单位，是游览胜地，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这座几经沉浮、走过曲折漫长道路、有着显赫辉煌历史的老房子，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 　　 　　（一） 　　 　　我们不知多少次领略过它的风貌，花红柳绿的３月，我们又来到这里，举目四望，在高楼林立的掩映下，讲武堂似乎除了古朴的一面之外，没有了很特别的地方。 　　 　　其实，当我们再次聆听了有关它的讲述，了解这座百年老房子本身的建筑价值，才深深感到讲武堂之所以仍被人称道，不仅仅它是自洋务运动以来目前国内保留得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军事院校，培养了朱德、叶剑英等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依然有着许许多多可供从事现代建筑的人学习和借鉴。 　　 　　云南陆军讲武堂占地７万余平方米，是一座极其标准的走马式转角正方形建筑，东、西、南、北楼，每楼各长１２０米，周长４８０米，西、南、北楼各两层高１０米左右，东楼为３层高１６米；它的东、西楼宽１１米，南、北楼宽９．４米，外观十分协调，内部却不对称，这种建筑手法实不多见；东楼墙体全为大青石砌成，南楼墙体则用土基而建，西楼、北楼墙体是青砖夹层，集土、木、砖石、石木结构为一体，这在一幢老式建筑中亦实为少见，尤其是它的根基全用云南特有的沙松制成的梅花桩，历经９０多年风雨剥蚀而完好无损，牢固如初，更是堪称罕见。 　　 　　另外，讲武堂青瓦楼宇和黄色的墙面，围着的１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院子，据考证是中国现今最大的一座四合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西洋式的钢筋窗形以及全部包在墙体内的暗柱，则又说明这是一座典型的中西合壁式的建筑。至于这座老建筑究竟有多少房间，比如教室有多少间，宿舍有多少间，由于年代太久，多次改造，变化太大，如今的人谁也无法按照当时的状况一一细数细说。但二楼上那条贯通东、西、南、北楼全长４８０米、毫无阻隔的长廊，称得上是中国最长的楼中通廊，特别是这座建筑四边转角处竟无一点伸缩缝，更加体现了它完美精湛的建筑艺术。用专家们的话说，这不仅在９０多年前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就是在现代建筑中，要用此种手法建造这么一座如此之大的楼房也十分十分的不易。 　　 　　可惜的是：讲武堂的建筑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它的很多特点和奇迹，变成了一个一个的“百年之秘”，而也正是这样的一些“百年之秘”，冲动着我们去追寻它那叱咤风云的历史。 　　 　　（二） 　　 　　面对着一部厚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史略》，我们可以将它那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浓缩成如下一段文字： 　　 　　１９０９年阴历８月１５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学，校址设在昆明承华圃，由云贵总督高尔登为总办(校长)，李根源为监督(教务长)。１９１２年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实行校长责任制。护国运动和其后，先后为川军代办速成班两期，培训军官４００余名，又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立分校，创国内军事学校在外地设分校之先河，国内外青年纷纷报考，声誉和影响之大可谓全国讲武学校之冠。 　　 　　叶剑英讲武堂第十二期学员，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 　　 　　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前后共办１９期，培训学生５０００余人，其中华侨学生５００余人，朝鲜藉学生３０余人，越南藉学生６０余人。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６日，黄埔军校创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应邀派往援助建校的教官有刘耀扬、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分别担任步、骑、炮、工四大兵科科长，并派一些队官，带枪械一批前往协助办学。林振雄后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讲武学校第１２期毕业生叶剑英为副主任。曾任讲武堂兼职教员的何应钦，此时也从上海赶来就任黄埔军校总教官。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明令各省不得自办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停办而改为军官教导团。１９３５年被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１９３８年按黄埔本校系列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５分校”。 　　 　　截止１９４５年止，云南陆军讲武堂各期毕业生两万多人，大多数充分任各部队军官，分布全国各战场及驻印缅各军，对敌浴血奋战，献身报国成仁者数以万计，幸存者或升任军政要职，或转任军事教育及其他工作。 　　 　　可以说，象这样一所地方级的军事学校，经历了清末、北洋、抗日等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３６年久盛不衰，作为一个军事人才的大摇篮，培养了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帅星名将，在当时称得上是举国无双。而综观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它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从创办之始到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初。 　　 　　清朝末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清廷敕令全国编练“新军３６个镇(师)，先后创立了一系列军事学校，企图以新的武力支柱作垂死挣扎。 　　 　　当时，“新军”第１９镇始建于云南，亟需新型军官，云南藩台沈秉几经奏请，方被获准筹办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部份高级将领这座军校是１９０７年破土动工的。它之所以选昆明翠湖畔为校址，是此处为原明朝沐国公练兵之处，意在“明耻教战”。１９０９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全面落成，是年阴历８月１５日，也就是中秋节那天，迎来了首批学员。 　　 　　据记载，讲武堂最初只设甲、乙、丙３个班。 　　 　　甲班：学员选调第１９镇队官(连长)、督队官、管带(营长)中文化较高者复训，分步、骑、炮、辎重４兵科，第１期６６名，第２期４９名，共１１５名。 　　 　　乙班：学员选调巡防营中具有“功名”如监生、贡生、武举等并经过考试合格者，分堂复训，亦分两期，第１期６１名，第２期３３名，共９４名，全为步科。 　　 　　丙班：除接受武备学堂和随营学堂生并入的学生２００名外，对外招考具有中等学堂学历且体检合格的青年，共录取１４２名。入校后与前者合编为两个队，第１队１８７名，第二队１５５名，共３４２名。与甲、乙班复训军官不同的是：丙班接受“养成教育”，学员必须进行从列兵、军士到军官全面而系统的教育，同时需要先接受数理化及外语(英、法两种之一)等普通教育，考试合格后，分发到第１９镇各部受入伍期新兵教育，期满回堂受军士、军官教育。嗣后的讲武学校以及黄埔军校，均沿此规，即：学生必先受入伍期新兵教育，但仅在校内而不下部队，也不先受普通课教育。 　　 　　为适应“新军”各部下级军官的迫切需要，讲武堂又开设了特别班(亦称附班)，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等一批名将，就是其中的学员。 　　 　　讲武堂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后，由于唐继尧主张：“非练兵不足以御外，非练将不足以强兵”，先后在校内创立了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及陆军将校队，外语课增设日文，其学制均仿照中、日陆军大学，以之抗衡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全国唯一的陆军大学；并结合滇军及学校实际，对教育、训练、管理和设备，作了很大改进，尤其是减少兼职教官，聘任军事学家杨杰等人为专职教官，邀请日本陆军上校苫米地四楼(别号北洲)主授高等兵学、参谋旅行等课目，日本陆军中校铃木兵一郎主授兵器学、筑城及交通学，并兼任劈刺教练……在唐继尧等人的主持下，自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２年的第１１期到第１８期，讲武堂的教育、军训日趋正规化、系统化，爱国华侨也为学校捐献大量经费，得以改建校舍，学校的规模逐步扩大，引进更新武器装备，学校的火炮、枪枝也开始现代化；加之讲武堂师生组织指挥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役中战绩辉煌，并在广州等地办了５所分校，学校声誉日隆，使国内外青年纷纷前来报考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仅第１１期至第１７期，朝鲜、越南藉报考讲武堂的青年就达２００多名。原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键大将即为第１７期毕业生，原越南国防部部长武元甲大将亦毕业于讲武堂，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学生叶剑英元帅为第１２期毕业生。 　　 　　由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出了云南的地域，成了一座跨省际的军事院校，学生来源也走出了国门，中外爱国青年济济一堂，从而推动着这所学校走向了全盛时期。 　　 　　（三） 　　 　　实行从列兵、军士到军官的阶段系统教育，在分兵科前均为步兵教育，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最基本的军事教育。被称为４大教材的《战术》、《筑城》、《阵中要务(亦称勤务)令》、《步兵操典》是各科学员必学的教材，分科后则专攻本科操典，意在将学员培养成一专多能的军官，甚至辎重兵也能独立作战。讲武堂的军训内容则大致如下： 　　 　　基本军事学科———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测绘等；应用军事学科———国文、伦理、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外语等；术科———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射击教练、野外勤务等。 　　 　　由于特别注重操典训练，每天清晨５点钟即吹起床号，全体学员列队绕翠湖跑步３圈，齐声高唱李根源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即校歌)，歌词是： 　　 　　风潮滚滚， 　　感觉那黄狮一梦醒， 　　同胞千万万， 　　互相奋起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 　　携手去从军， 　　凭着团结旋转新乾坤， 　　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凶狠， 　　练铁肩， 　　担重担， 　　壮哉中国民! 　　正当中! 　　中华男儿， 　　要凭那双手撑苍穹， 　　睡狮昨天， 　　醒狮今日， 　　一夫振臂万夫雄， 　　长江大河， 　　翘首昆仑风虎云龙， 　　泱泱大国取多宏， 　　黄帝之裔天骄子， 　　红日中国民! 　　正当中! 　　…… 　　 　　这首校歌不仅全体学员在出操时须齐声高唱，而且在每天早晚升降校旗、开会、校阅时，也须齐声高唱，以使“练铁肩，担重担，旋转新乾坤”的讲武精神，永远铭刻于心。 　　 　　为了加强管理，讲武堂在创办伊始就堂设总办(校长)，下设监督、提调、军医、编文、财务５个处及步、骑、工、炮４个兵科，队以下为区分队。 　　 　　这种垂直式即简单又便于管教一致的原则，由下可见一斑： 　　 　　总办(校长) 　　监督(主管教务) 　　提调(人事行政) 　　编文(秘书文牍) 　　军医(医疗卫生) 　　财务(财会出纳) 　　学员队主任 　　步兵科———区分队 　　骑兵科———区分队 　　炮兵科———区分队 　　工兵科———区分队 　　…… 　　 　　与此同时，讲武堂制定了有关章程，施行后又根据得失，总结经验，增删订出《云南陆军讲武堂改订章程》。讲武堂改名为讲武学校后，再经增补修订更臻完备，使之成为“军令”，有法可循，依法治校。 　　 　　《章程》特别规定：“总办(校长)必须对训育之得失，军风纪之驰张，经理(后勤)及内务之良否，均以身任其责。”对监督、提调、各兵科长以及教官也作了明细具体的职责规定，要求他们“奉公守法，自为模范，力任其责”，并对他们实行“精选良师以从教，给予高薪以养廉”的方针，教官的月薪是１００两纹银，科长以上高达１２０两之多。 　　 　　因此，学员每早从５点起床跑操至每晚９点方可入睡，每日３餐后稍事休息即投入“课堂学理论，操场演实战”的教育训练，以至夜间也时有演习。尽管格外艰苦，“尤为严格”，由于各级管教官员皆能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专心教授而无贪污腐化行为，故使学员的各项利益得到充分保障，而用心训练。熄灯号过后，“学习间仍不少人燃灯苦读”，“每一期学生无不满者退学。” 　　 　　这种从严教育、从严管理和从严训练，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成为每一学员生活的座右铭，凡“应、对、进、退”均合规矩，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公卖，严禁惊扰，因而在护国、护法和抗日战争时，滇军所到之处，人民大都自动作向导，抬担架，箪食壶浆以迎，受到拥护爱戴。 　　 　　有两个例子可以对此作一佐证：一位名叫常绍群的老人曾向讲武堂今天的管理人员介绍：２０年代他是这里的学员，有次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出手和老百姓打了起来，他虽打赢了此架，老百姓上门告状，常绍群险些被开除学籍，只因他肯学上进，颇得教官偏爱，几经求情和自己检查，校方向全体师生通报后，才以“下不为例”为名，对他关了１个月的禁闭后方能归队训练，充分说明了讲武堂的军纪之严。 　　 　　另一件事是：护国战争中的叙、泸战役时，讲武堂毕业的工兵连长胡岳奉命率部增援并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顽敌，全连壮烈牺牲，阵地巍然不动，寸土未失。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体阵亡官兵之着装，包括弹带、绑腿、军风扣(领扣)。全如平时操场训练一样，完全符合规定，临危不惧不乱，可见讲武堂学员及其指挥的部队系质之高。 　　 　　就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构成和训练结果的总体情况而言，正如后来的一些有关研究者评价的那样：除复训军官外，报考生必具高中毕业资格(含同等学历)，入校后兼学文、理各科，学制３年，与美国西点、日本士官、法国圣希尔等军校大致相同，故应列为大专级学院，而高等军事学校和将校队(第２届)，则名符其实地应是陆军大学。 　　 　　此外，一位法国观察家１９２１年在《香港时报》客观评言：“在我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特别是滇军军官要比广西、广东的显然要高明得多。……滇军素质上优越得多的原因，是他们在讲武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学校学习炮术、识图，认真进行夜间演习……” 　　 　　毫无疑问，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中最终能够走出一大批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帅星名将，正是这样严格训练而成的! 　　 　　（四） 　　 　　清政府批准创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初衷不言而喻，然而清廷万万没有想到，讲武堂一开始就被办成了革命军的熔炉，培养了一大批封建帝制的掘墓人。 　　 　　１９０９年末，李根源继任讲武堂总办后，一改前任高尔登承袭旧式武备学堂之陈规陋习，锐意改革，学校面目一新。李根源并增聘一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任教，如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顾品珍等，他们留学时已在东京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 　　 　　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期)教职工的政治成份是： 　　 　　教职员工总人数４７人 　　同盟会会员人数１７人 　　各革命党派人数１１人 　　留学日本者人数１０人 　　其它９人 　　 　　这批人任教后，与学生朝夕相处，灌输革命思想，传阅进步书籍，秘密发展同盟会员，成了革命军的骨干力量。 　　 　　云南人民抗议法帝国主义强修滇越铁路之际，讲武堂教唱《云南男儿》歌。歌词是： 　　 　　勉哉云南男儿， 　　汽笛一声， 　　金碧变色， 　　大好河山谁是主? 　　倒挽狂澜， 　　中流砥柱， 　　好男儿， 　　磨砺以须， 　　兴亡责， 　　共相负。 　　…… 　　 　　就在滇越铁路通车时，李根源不顾清廷禁令，带领学生身着便装高呼爱国口号，高唱被誉之为“滇人豪歌”的《云南男儿》，到车站示威抗议，使法帝国主义者为之震惊……正义的爱国感使讲武堂建校后很快就发展了一支组织较为完备、实力较为充实的革命武装，从总办李根源起至李烈钧、顾品珍等一大批教官，与同为同盟会会员又在清军中手握兵权并兼任讲武堂教官的军官：第１９镇７４标统带(团长)罗佩金，该标第２营管带(营长)唐继尧等人，“随时集会，密谋革命之策略，议定对于军队及讲武堂加紧训练，积极准备发动革命”，推翻那早已深感不满，深为痛恨的满清政权。 　　 　　１９１１年，讲武堂一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甲、乙班和特别班数百名学员，毕业分发至各部队，同时又将革命种子分播各部，从上而下联手，掌握了第１９镇和巡防营的大部份武装，为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年农历重阳节，为响应辛亥革命，以讲武堂师生为领导核心的武装起义爆发，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以讲武堂主要官员李根源、唐继尧、谢汝翼、李鸿祥、顾品珍任要职的军政府，实现了光复伟业，旋即又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成“北伐军”驰援川、黔，促进了大西南的光复，也促进了各省的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写下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个最辉煌的篇章!１９９１年，在纪念辛亥革命８０周年前夕，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为讲武堂亲笔题写“革命熔炉”之词，对其当时的重大贡献及流传后世的丰功伟业，作了最好的概括。 　　 　　（五） 　　 　　作为一座培养军事人才的大摇篮，云南陆军讲武堂不愧群英汇萃，人才济济。我们发现：从这里走出的两万名爱国军官中，除了朝鲜的崔庸键委员长，越南的武元甲大将外，国内的将级军官乃数以百计，其中上将就有１０多人。在教官和学员中有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烈钧、顾品珍、唐继虞以及贵州省主席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曾任北伐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校长杨杰(先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云南省主席金汉鼎、胡若愚、胡瑛、龙云、卢汉，热河省主席孙渡等，担任过省长或省长以上的职务，还有在白山黑水中与日寇奋战了多年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和平起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朱家壁将军等共产党人……可谓名将辈出，非同凡响。 　　 　　然而，在讲武堂众多战绩辉煌、功勋卓著，对历史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杰出人物中，最值讴歌的乃是朱德和叶剑英元帅。 　　 　　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新中国１０大元帅的帅星之首，朱德元帅曾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朱老总”。 　　 　　对于“朱老总”在讲武堂的经历，我们在采访中只见到如下一段简练的文字： 　　 　　１９１１年，特别班学生提前毕业，分发至第１９镇任见习官，朱德分至该镇第３７协(旅)蔡锷部第７４标(团)刘存原营任事务长，后任排长，参加辛亥光复革命时为连长。护国运动中，顾品珍率领的朱德、禄国藩支队(团)及友军，血战纳溪、蓝田坝、朝阳观、棉花坡，前后４８昼夜，坚拒１０倍以上顽敌。 　　 　　关于“朱老总”本人在讲武堂和滇军中的全部经历，他是这样自述的： 　　 　　“我于１８８６年生在四川仪龙县一个叫马鞍场的村子……１９０９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即昆明)，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离校。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由于有革命的倾向，１９０９年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１９１１年，我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是１０月１０日在武昌开始的，２０天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４———６月间回到云南。１９１２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 　　 　　１９１３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１９１５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６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上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７师的精锐第１３混成旅(后来改为第７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５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 　　 　　到１９２０年底，我回到云南府，反对唐继尧……１９２１年从９月到１０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２０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 　　 　　而作为特别班的首期学员，“朱老总”是如何将在讲武堂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其后的军事生涯中，尽管我们查找再三仍无发现，但有这样一段事实记入了史册，即：１９３５年，红军４渡赤水攻占遵义后，为了调动滇军，“朱老总”指出“必须佯攻贵阳”。红军照此行动，突袭贵阳，果然吓坏了在此坐镇指挥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他慌忙命令滇军前来救驾，红军由此乘虚进入云南，直逼昆明，尔后又虚晃一枪，直奔皎平渡，３万红军将士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当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赶到这里时，只捡到了红军留下的几只破草鞋。 　　 　　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那么，朱德总司令的此计却使红军从此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而“朱老总”之所以能看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是讲武堂学员，是滇军老将，深知滇军各将领的特点及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１９６４年，“朱老总”再次回到昆明后，专门拜访了他当年在讲武堂的老校长李根源先生，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关于叶剑英元帅，由于他曾经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总参谋长，故被人们誉之为“叶参座”。他原叫叶伟宜，１９１９年考入讲武堂第１２期后，改名叶剑英，意在成为“要及时练剑胆琴心”、报效祖国的英才豪杰。 　　 　　１９２４年，“叶参座”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后升任教授部副主任，培养了国共两党的一大批将帅之才；１９２７年，他与共产党员张太雷等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在长征路上，在抗日年代，“叶参座”或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荩筹硕划，为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或在武汉等地，协助周恩来深入虎穴，针锋相对，痛斥国民党投降派，有力地维护了国共第２次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抓军队训练，在全军推广了有名的“郭兴福教学法”，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尤其是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叶参座”以特有的眼光以静观动，审时度势，采用军事上“快打慢”和“擒贼先擒王”的战法，一举抓获了“四人帮”，从而使我们的党和国家获得第二次解放，我们的祖国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尽管我们对“朱老总“和“叶参座”在讲武堂的情况了解甚少，但正如人们所说：他们最初的军事知识是在这里学到的，无疑是在这个军事大摇篮里“出徒成师的”。 　　 　　在英才济济、名将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叶剑英将是两颗永远闪耀的“帅星”，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代杰出人物。 　　 　　当然，从讲武堂出来的少数人如反复多变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大革命时期在广东沦为新军阀的杨希闵，接受浦仪复辟后被册封为四川巡抚的刘存厚等人，特别是后与蒋介石形同难兄难弟、在北伐中却屡战屡败又专爱寻花问柳、被人斥责为“梅毒将军”的王柏龄，战绩平平、后来却官至国民党军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职，成了蒋介石的军事大管家，而被人讥讽为“何婆婆”的何应钦，虽然也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但他们毕竟只是少数人，丝毫也无损于讲武堂光荣的历史、光辉的形象!１９９８年，叶选平将叶剑英当年作为第１２期学员的毕业证书赠送给讲武堂，更为它帅星闪耀、名将辈出、英才济济的历史形象增添了荣光! 　　 　　（六） 　　 　　１９８８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拂去历史的尘埃，几经修复，它又展露出威严肃穆的风貌，如今这里芳草青青，面目一新，和绿水盈盈、楼台亭榭的翠湖公园相映成趣，以宁静优美的历史文化景观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了人们观光游览的胜地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一项统计表明：９０年代讲武堂对外开放后，已有１０万余人来到这里游览或是参观，其中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１１月来此参观的中外游人、机关干部和大、中、小学生就有１６０００多名。人们纷纷表达了对它的敬仰之情。 　　 　　云南陆军讲武堂必将与日月同辉，与大地同在，人们将永远缅怀它的历史，光耀它的精神，以更加高涨的爱国热情，携手并肩，开创新的明天，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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