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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军蒙古族抗日八路军女战士纪念馆

康军同志自述革命人生

康军

  康军同志自述革命人生
  —蒙古族抗日八路军战士
   党史编委
  
  
  
  
  导言:
  康军 女(潘静-抗日战争特工机要报务员曾用名)
  1925年12月10生于绥远省土默特旗把什村,
  2017年6月18日于北京陆军总医院因病去世,
  享年93岁。
  
  蒙古族抗日八路军女战士
  延安女子大学学生
  革命老干部
  贾力更抗日烈士的妹妹
  刘志丹警卫员陕北红军团长于占彪同志的夫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把什村人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孙家村于占彪的婆姨(媳妇)
  
  康军自述:
  1924年中国农历11月14日,我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旗的察素齐把什村,因为那个年代出生日是按中国农历所计。我出生于一个蒙古族家庭,在家排行第六,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女儿。然而我父亲康海明从不重男轻女,依然送我读书学习,最早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上小学,后来又到绥远省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时称“南高”)和绥远省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上学。我大哥康根成和二哥贾力更(原名康富成)先后于1923年和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康根成 内蒙古早期革命家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1925 年 10 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领导人和党组织委派康根成与乌兰夫,多松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进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事,1929年毕业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康根成加入了苏联远东伯力城中国游击队在刘伯承.黄平领导下任重机枪队队长,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侦察科上尉翻译,远东边疆党部<<工人之路>>编辑,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侦察科军事翻译、情报组组长,主任等职,1956年回到中国,任内蒙古自治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贾力更(原名康富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城共产主义战士。蒙古族英雄,革命抗日烈,1925 年加入共产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所长的学生,绥远省国民党部农民特派员,中共绥远省委委员、省委蒙政部部长兼中共土默特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兼蒙古游击队指导员兼绥察行政公署蒙政处处长,中共七大代表,1941 年 3 月对日作战中牺牲。) 每个人年轻时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年少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半个中国沦陷,我的家乡也被日本人侵占。受到我大哥康根成和二哥贾力更(康福成)与非常敬佩的乌兰夫(乌兰夫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国民党) 新编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延安民族学院教务长,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兼政府主席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上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家副主席。)大哥哥等内蒙古革命前辈的耳语话教那时我的梦想就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当时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都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奔赴延安。1939年冬天,我也踏上了赴延安的路,那一年我才15岁。那一幕幕情景,回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从内蒙古土默特旗察素齐镇把什村到延安,一千多里路,靠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还要经过日本侵略者站领的土地和国民党军队控制土地岗哨,一路充满危险和艰辛。离开家的那一天,父亲把我送出察素齐镇,剩下的路我自己走。我绕过了日寇的碉堡,穿过铁路,朝着向南50余里的乌兰夫同志家乡塔布村走去。天快黑时,我们住在一个叫七七(赵戈锐)的贫农家中。第二天天亮后,我们起身往小果树村走。护送我们去延安的韩志宽同志带着我们往黄河边走。冬天的黄河,冰结得又厚又硬,我们踩着冰往前走,每走一步,脚底下打滑,不知跌了多少跤。 过了黄河以后,国民党军队士兵从碉堡里出来盘问。韩志宽同志带有证件,回答说我们要去西安,国民党士兵便把我们放过了。好不容易到了陕北神木,神木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见我和同伴年小体弱,借给了我们三匹马,真是雪中送炭!我一下子感到党组织的温暖;骑上马,感到轻松了许多。从土默特旗到延安,一路上我和同岁的小老乡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脚底磨出了血泡,苦不堪言,但心中有目标和梦想,什么苦和累都不在话下。那时候,延安在心目中是抗日根据地,是中国人民抗日的摇篮和出发地,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天天走,天天盼,盼望早日到达延安。那个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蛮激动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看到巍巍宝塔山,清澈流淌的延河水,我和同伴们无比兴奋,激动得热泪盈眶。 到延安后,组织上先安排我住进窑洞。因为我从未见过窑洞,刚住进去时总担心泥土会从窑顶掉落下来。时间一长,窑顶上并没有掉下泥土,这才放下心来,不再害怕了。而且,这窑洞冬天住着暖和,夏天凉快,逐渐对它产生了感情, 1940年初党组织安排我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特别二班学习。在延安我见到了乌兰夫女儿云曙碧(云曙碧乌兰夫的女儿,1939年初16岁赴延安投身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由延安回到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宣传部长、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内蒙古人大党组副书记、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常委、红十字会长等职。)我和后来丈夫的介绍人,云曙碧她告诉我许多革命道理和革命根据地延安的知识,现在想起来都十分感谢她那时的帮助与指导也特别谢谢她介绍我认识于占彪我后来的丈夫。 “延安女大”建于1939年7月,校址在延河岸边,紧靠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和八路军总部王家坪。这是毛主席亲自倡议创办的为党培养女干部的惟一一所大学。后来我才从我丈夫于占彪(于占彪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团长、全国政协委员、 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战士;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刘志丹参谋长警卫员;班长;排长;连长;工农红军二十八军二团团长;二五一团团长(无师级编制);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部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副司令;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二团团长;中共绥远省委常委、军事部副部长、部长兼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司令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长代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三团团长;中共绥察边区区委常委、武装部部长兼绥察军区副司令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委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司令员二团团长;人民解放军晋绥军政干部学校队长;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大劦分区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渭南分区司令员……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二等乙级革命残废军人。;参加了陕甘宁根据地一次、二次、三次反围剿、红军东征、西征战役;参与领导创建了绥远地区党的组织、抗日武装、培养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举世关注的爷台山反顽战斗、延安保卫战、陇东、西府等解放西北的战役;作为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着名智取华山战役……辞世后经中央与陕西政府同意骨灰撤在浴血战斗过的西岳华山引风亭山脉。)那里知道,我们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参加抗战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同志于1939年初指示中共绥远省委:动员选送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参加抗战。从1939年夏天开始,蒙古族数佰青年陆续来到延安学习参加抗日战争、参加革命。我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学到了很多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但我到延安来是参加抗战的,我和同学们一起反复要求参加抗战到前线,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和持久发展,党组织根据文化水平和我革命家庭的背景。特别调我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绝密的机要无线电收发报。中央军委通讯学校(简称“中央军委通校)1940-1945年期间分别设立有情报训练班、通信训练班和气象班。1940年未我到中央通校通信训练班学习。学习无线电收发报。在此期间,调情报训练班学习特殊无线电报务,由苏联特工专家授课,内容有苏联新式报话机使用原理方法与密码修正及电台维护,日本侵略占领地区无线电军事侦察等等。早在1929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那时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做到可以破译对方,但对方无法?破我方的佳绩。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当然这只是史记与后话。我1941年10月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枣园毛泽东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纟与直接派遣到日本侵华占领区的地下人员苏联特工专家负责的无线收发电台上工作,这期间在苏联特工专家的领导下我和其他五位报务员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在电台上收发电报保证了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与共产主义事业工作的交流并保证了潜伏于敌占区地下党特工与党中央联系工作。那时苏联特工台与中央军委台同驻于延安。但苏联特工台人很少,工作比中央军委台困难很多。尤其是受派遣濳伏地下工作同志条件所限,几乎都是在深夜与他们联通电台工作,对方用的是小功率发报机,信号弱,不稳定。不仅如此,工作纪律特别严,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报务员各人只要管好自己份内的事,互不交流。特别记得就是联络张家口一个地下电台。特工专家领导只交待联络时间、规定频道、彼此唿号以及对方战友如遇危险时的警示信号。工作要求绝对守时、联通后要在最短时间内准确完成收发报任务,以保障对方战友安全。我知道张家口濳伏对方战友是我的情报训练班的同学(一对伪装成夫妻的同志,原本派我去执行此潜伏任务但因为我是张家口临近归绥土默特地区的人怕遇熟人爆露,而改派另外一个女同学战友执行任务。)是一个怎样的人,从彼此通讯中能感受到对方的革命精神。每次联通工作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心情很是愉快,因为说明我的同学战友是安全的并战斗着的。但是,就在两个月后不幸突然降临。 1941年6月末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通后对方就抢先发报,而且几度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由于战争形势对日本侵略者不利,加紧了对我方地下电台的侦察而实行分区停电所致),对方只能在来电后尽快发报给我。接着,我听到的不是平时工作完毕时的习惯信号“GB”(英文“再见”缩略词),而是十分急促的三个“V”字的电码:嘀嘀嘀哒、嘀嘀嘀哒。这是对方战友按约定在示意我,他正处于危急情境!三个“V”信号让我突然受到巨大的惊吓。我再也听不到对方的信号,顾不上关机就跑到电台领导那里报告了对方发出警示信号,并把收好的电报交给领导。之后我曾多次按时开机守听对方,每次都是无结果联通的关机。然而,一个关系战友生命安危的问题———“我的对方到底怎么了?”就成了我一个刻骨铭心的挂念,很久很久……后来领导回答我是机耍联系情况无法告诉我具体情况。确实机要工作这一切都不可能让我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的50 年代初,我曾询问过一位张家口当时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这位负责同志告诉我这对假夫妇被捕及被侵华日军敌人秘密杀害了。我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的也是最不希望的一个答案,那时我完全不能自已,泪水无声无尽的流下,心中无尽无尽的哀悼。 由于我收发电报和维护电台技术的不断提高,并多次出色完成苏联特工专家的任务也由于抗日战争进入到最难苦的1941年未中央军委抗日战场指挥收发电报量的增长和重要,中央军委调我到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参与负责收发整个中央军委核心作战指挥电报的收发。 中央军委三局位于现延安市枣园镇延店子村和裴庄村,(原址己设为纪念馆并由三个部分组成,窑洞旧址、陈列馆和烈士陵园。)中央军委三局是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解放军唯一的重要通信指挥中心,是中国通信事业的先驱,在通信指挥、情报收集、无线电人才培养方面建立了不朽功勋,为通讯事业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央军委三局以前设3个科,到1941年6月设5处1科。八路军总部及下属各师、新四军军部及下属各支队参谋处均设通信科。晋察冀、山东、晋西北军区和其他战略区相继成立通信科。
    为适应共产党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战略、战役通信实施集中统一指挥,战斗通信的组织实施强调主动性、灵活性。抗日战争时期,通信兵是逐渐壮大,指挥体制也是逐步统一,从中央军委到师、团、从军区到军分区基本按局、处、科、股设置通信部门。为适应大作战需要,对通信兵的作战指挥更加强调集中统一指挥,不断积累和丰富指挥经验,指挥理论也得到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无线电通信为主,多种通信手段结合运用;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确保重点、留有后备;主动配合、密切协作、周密组织通信器材保障等通信指挥的原则和制度。中央军委三局长是王诤(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任命的我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继而出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通信联络局局长,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国家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1955年授中将军衔。)我调入中央军委三局的第一天在门口就见到了不认识的王诤局长。王诤当时穿一身破旧的八路军军服,很不起眼。我和被从其它单位调来的报务员一同被召集开会,说请中央军委三局王诤局长讲话,我细细的一看,原来他就是局长啊,怎么一点不像个大领导的样子呢?后来在工作中知道了许多王诤局长的故事: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有一位老红军,也是一位科学家,他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科学家王诤。电视剧《寻路》第34集里再现了毛主席朱老总任命红军首任无线电总队长的场景。 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把张辉瓒的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活捉了张辉瓒,而且有个叫王铮的国民党中尉报务员,带着几个国民党无线电兵,连同电台一起投奔红军。毛主席朱老总随即任命王铮为红军第一任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王诤刚加入红军时,可用的装备只有缴获的一台收报机,无法进行正常的通信联络,他就用这“半部电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侦抄、破译敌军的来往电报,保障红军以五战全胜的战绩赢得了胜利,并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为把这“一部半电台”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他用一部完整的电台在中央红军内部建立了简易无线电通信,并继续用那部收报机进行无线电技术侦察,同时抄收、翻译国内外新闻,经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的工作人员编辑后,油印成“参考消息”,送给红军领导人参阅,这就是今天的报纸《参考消息》的前身。 延安时期,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通信材料极其短缺,迫切需要创办一座自己的通信材料厂。王诤带着战友们从战场上缴获的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中寻找原料,不到一年,就成批生产5瓦、15瓦、50瓦、500瓦收发电台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保障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全党全军的通信联络。毛主席感动之中专门为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整个抗日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在围追堵截、生死存亡的险境中,还是在腥风血雨、炮火硝烟的考验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简陋条件,还是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王诤总能以他过人的智慧、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领导着中央军委三局全体指战员,想尽一切办法让红色电波穿越万水千山,第一时间为作战部队送去中央的指示和接受作战部队胜利的信息。对此,毛主席党中央非常满意,说解放后要给王诤发一个大勋章,并在1941年我也是中央军委三局的一名报务员抗日战士期间为中央军委三局所办《通信战士》杂志欣然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周总理也以“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高度赞誉中央军委三局通讯兵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 抗日战争从开始后,中央军委三局负责保障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中央军委党政军各系统通信联络任务。毛泽东主席签发了《通讯工作训令》,指出“在游击战与运动战中,各支队及各兵团长的联络,自上而下的报告及友军的相互通报,在我们部队中通信工具不发达,使用无线电通信占着重要地位。”遵照这一指示,中央军委三局着力组织好无线电通信。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司令部、情报部及新华社等为中心组建6个无线电网:1个新闻广播网;2个党中央联络网,其中1个联络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1个联络地方组织秘密电台和共产国际;3个军委指挥网,分别联络八路军总部及其所属各师、旅、留守兵团所属各旅、团、新四军军部及其各支部队。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步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根据地和部队有很大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联络指挥的单位几乎遍及全国。此时1940年中央军委三局直属电台10部,按照工作性质和联络对象分别组成8个无线电网,分别是:中央联络网、军委联络网、情报联络网、新华社联络网、军委战报联络网、保安部队联络网、留守兵团联络网和边区商业联络网、共计联络对象80个左右。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建立了广播电台和气象通信电台。中央军委电台是报务主任值班负责制,我们每人都由一位报务主任带班上台,虽然我们报务员只能看到电码,不知内容,但可以看到报头上的等级,如平报“A”,急报“AA”,万万火急“AAA”。有时情况紧急,报务主任,甚至队长、台长都来上机,有时八路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参谋或总参谋长叶剑英都来电台直接下达命令或传达党中央首长的指示,这一切使我们每个报务员都深深感到工作的重要和责任。每次上机一点也不能分心,要把发来的报准确地收过来,把发出的报清楚、准确地发出去。我发报平稳、清楚、好抄,为此,我曾负责值过发“全台报”的班,如有比较重要的电报,我都要唿叫点名。当时有十家电台每天有固定的收发报时间,开始一个台一个台叫到,发后再一个台一个台问收得怎样?抄不上我给重复,抄完整他们就给收据,这样十家电台逐个完成。遇天气情况好,发后一问,各家都抄得完整,给了收据,真痛快!对方“再见”时,也多发来鼓励友好的术语,我感到无比愉快髙兴。
  ? ? 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党政军机关密集,为了保障各机关内部及其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中央军委三局1942-1944年期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和走向胜利阶段,电报量大增,总台与前线作战部队通讯十分频繁,无论白天、夜晚,无线电电台报房里都响彻了嘀嘀哒哒的通报声,好像总在演奏着一种动听的指挥交响乐。中央军委三局管辖下的无线电总台,是前方和后方联系的纽带。前方战场的请示和汇报汇集到总台,而后上报中央和军委,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又通过总台发往前方战场。电报往来如雪片,我和我们那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务员却创造了一个战争奇迹,中央军委三局几乎没有电报被敌方日本侵略者破译! 制胜的重要要素之一就是——我方电报不泄密;但能破译敌方日本侵略者的电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当时的战争而言,“知彼”必须包括破译对方的电报密码、密信、中央军委三局电台所收发电报有一个原因是保密、变密技术非常高。指战员责任心强,至于有什么技术原因未泄密,我也不知道,这属于绝密。但此光荣功绩是属于那时工作战斗在中央军委三局的全体指战员。   抗日战争期间的情报部门,想方设法将敌方的各种绝密信息源源不断透过无线电台发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提供了依据。那时候收到重要情报局长会亲自送去中央军委和党中央,每天至少要骑马跑一趟枣园党中央驻地,究竟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在众多档案尚未解密之前无从知晓。但历史肯定地告诉我们的是:情报部门,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台对抗日战争的军事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句简简单单的话,看似平淡无奇,却蕴含着情报人员、无线报务员无穷的智慧和曾经付出的辛劳乃至生命。  
  人生感悟人生短暂我己步入九十年期,回想70年前那场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我仍然充满活力激情。由于涉及当时军事情况解密所限无法回忆和记叙过多的那时抗日战斗经历情景但我仍然作为一名蒙古族的抗日战士而自豪与骄傲,仍然无限的哀悼抗日战争中牺牲和后来逝去的亲人烈士、战友、同志。 ? ? 2015年对于我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元月4日(农历11月14日)是我90岁生日。过去的2014年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七七事变77周年,咱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国家设立了抗战胜利纪念日,而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胜利70周年,国家将举行盛大抗战胜利纪念与阅兵仪式,70年前我参加了那场血浴拼搏的抗日战争,今天我辛存于世忆历史忆牺牲的亲人烈士忆牺牲的战友和逝去的同志感概无尽。中国的抗日战争战,是一场伟大的国家与民族的保卫战。在这场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争中,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女战士,我和其他的战友们以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抗日战歌。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忠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请共和国接受一个蒙古族抗日女战士的敬礼。 201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是蒙古族人民的女儿忠心祝福内蒙古自治区繁荣昌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康军2017年元月书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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