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向全国提出了造就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这可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问题，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我们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的代表者，也是他们的领导者。而产业工人则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一部分，故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整个工人阶级的面貌和素质，他们是团结更广大工人队伍的核心力量，他们既是我们国家存亡的依靠，也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希望。我们国家有多少产业工人，我还没有看到过统计数字。我们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有多少，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正式的统计数字。在人们日常心目中，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的界限也不是很清晰，能不能讲在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就是产业工人呢？即使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有一部分在编制内的，有一部分是劳务派遣的劳务工，他们算不算产业工人？在那些大型企业生产第一线的，在流水线上的工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劳务派遣工，他们算不算产业工人？例如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人，算不算产业工人？他们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工，是劳务派遣工。在讨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时候，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队伍界限在哪里？如何确定这个界限？如果以工种来分别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在制造业第一线劳动的是产业工人，在非制造业，比如在服务业劳动的，如环卫工人，送快递的快递员，商场的职员，便利店的营业员，餐饮业的服务员，诸如此类，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他们算不算产业工人？即使不属于产业工人，他们也应该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吧，他们都是靠工薪收入来维持生计的。在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时，我们先得把队伍的区划说清楚，那么产业工人队伍有一个如何建设的问题。而非产业工人队伍如何加强建设，也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工人阶级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是否健康活泼奋发向上，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前途能不能兴旺发达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新时期考虑推动工人队伍的建设和改革，就必须弄清楚我们队伍的状况和问题。首先应该摸清它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的程度。我们国家目前工人队伍组织程度不高，从党组织来看，党员中工农的比例不少，但党组织的领导层，官员的比例就很高很高了。党组织的官僚化程度愈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与金钱结合，很容易侵袭我们的肌体，其结果往往会使得党员反而处于无组织的状态。苏联的解体便是前车之鉴，今天的反贪反腐就可以看到这方面问题的紧迫性。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对党各级组织的监督，如何健全对工人队伍的组织，如何发挥他们的活力，提高他们的觉悟，比掌握先进生产技术，也许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弄清楚有哪一些是我们认识上的问题，有哪一些是我们制度、政策方针、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自从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市场经济以来，也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而这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取向功不可没，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功不可没。市场经济，说到底是利益驱动，各种生产物的生产者和所有者到市场来进行市场交换，既是为了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也是追求个人利益的驱动，互相交换的是各自的使用价值，而交换的过程则是各自价值的实现，也就是利益的追逐。《韩非子》之《外储说左上》之四，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利之所在民归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不仅百姓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和繁荣，国力也得到了上升，在一个阶段社会也得到了安定。其另一句名言是“国安则尊显”，我们国家在世界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处于稳定而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点与市场经济的取向密不可分。那个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不争论还是对的，如果大家忙于争论，那么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机便错过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这样决策还是非常英明的，正因为有这么多年的经济繁荣发展，国家的安定，为我们赢得了全世界广泛的尊敬，即使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今天习近平同志在世界各国赢得的尊敬和荣耀，实际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这个成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骄傲的。 　　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有所得，必有所失，对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它既给我们带来成就和荣耀，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利之所在民归之”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而民之所以归之的驱动力，是利，《史记·货殖列传》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么就必然产生为利而互相争夺，故利的背后，还包含着竞争的问题。《孟子》首篇即云：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里有二个角色，梁惠王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决策者，是政策的制订者，他为什么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作为一个决策者，无论从国家还是统治者的视角思考，当然有利益得失上的考量，怎么能不考虑“利”这个字呢？而孟子的角色是思想家。梁惠王尽管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但他对孟子还是非常客气的。从历史上看，老子是思想家，孔子也是思想家，在齐国的稷下便是思想家汇聚的地方，荀子在那里任祭酒，便相当于社科院的院长，博士是对那时学者的尊称。战国的君主，有一个风气，那就是礼贤下士，这方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待有机会再说吧。思想家和政治家这两个角色很难兼有，如秦始皇是政治家，韩非子是思想家，到了汉代，汉武帝是政治家，董仲舒是思想家。博士是给思想家的一个尊称，齐国稷下到秦博士的定员是七十人。汉继秦制，秦亡以后，秦的博士到汉初仍任博士，如叔孙通便是一个典型。汉武帝时设博士弟子员，是为了培养未来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角色彼此不能越位，也很难兼而有之。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四十周年时致贺信，便是政治家向思想家发出号召，希望他们拿出好的理论著作来。理论著作与政治宣传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宣传的重点是传播，理论和思想则要求思想家来构建。故系统的理论架构需要比较系统的矛盾分析，《资本论》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出发来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已有那么多年成功和失败的实践，需要系统的理论分析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再说作为王者的政治家是一元的，是集权的，如果多元那就乱了。而思想家应是多元的，战国的百家争鸣，就是为王者在决策上提供更多思考和选择的余地。如果思想家也是一元化的话，那么带来的只能是思想的僵化，这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百家争鸣是知识分子、学者之间的争论，目的是让真理愈辩愈明。但如果你让全民都来参加大辩论那就不好办了，让公投来决定政策和是非也不是好办法，如英国脱欧通过公投来决策就一定正确吗？恐怕是一个问题。认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实践。一种思想理论，经过政治家的筛选转化为决策，逐渐变成政策，通过官僚队伍到民间去实施，然后由实践证明它是否合理，需要哪些校正，所以需要一个流程，它不是在表决中有多数人的赞同就一定正确，事实上真理常常会在少数人一边。 　　那么孟子作为思想家说的话都对吗？当然也要作分析，梁惠王便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思想上的争论，可以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给决策者更多的思考，如果决策都通过表决机器来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就一定正确吗？从决策的效率及正误的比例上讲也是不高的。这个争，如果是在市场上的竞争，那并非都是坏事，它可以优胜劣汰嘛，可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竞争也要有公平，要有规则，要守规矩，用欺骗的办法就不好了，用强迫的办法则更不好，那很难达到优胜劣汰的结果，新生的嫩芽，很快会被强有力的竞争者扼杀，市场那只无形的手需要政府有形的手来调控，而且竞争本身必然会产生垄断，那就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发生作用。市场有可能通过竞争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但也是有条件的，要建立在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市场的交易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秩序，这也不是哪一个人拍脑袋能拍得出来的，那是不断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和各种失误的教训中逐渐形成的，让市场的参与者遵守这个规则和制度，也是逐步在实践中学会的，逐步成为自觉的习惯。故盲目地崇拜市场的作用，把市场看作万能的，那我们也会吃大亏的，因为国际市场上，海外的大垄断者，他们才是操纵市场的高手，如果不懂得如何防卫那会吃大亏的，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如高盈便是扒手，它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可捞了不少暴利。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是吃了大亏吗？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也不是市场经济万能论的崇拜者。 　　我为什么在讨论工人队伍建设的问题上，扯起市场经济的事呢？是为了要知道市场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资本，在市场经济的所有商品交易上，说到底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易，劳动者在市场上出卖的是劳动力，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劳动者出卖的劳动力，通过资本对劳动的结合生产商品，从而在市场上看到的是商品的贸易。市场经济产生的职能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资本与劳动者发生交易的目的，是攫取剩余价值，在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这就是最基本的阶级关系，也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我们好久不讲阶级，不讲剥削和资本掠夺的问题，这些概念可是马克思创造的，我们可不能数典忘祖啊！当然，这并不排斥资本在组织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管理企业、扩大再生产这些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资本在利润的追逐上，永远是贪婪和不顾一切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说到底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这个关系也是有限制的资本为自身的存续，必须保证劳动者自身的再生产。如果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能维持，那么离开了劳动大军，资本也没有生存的余地了，竭泽而渔的结果是鱼也没有了。西方的社会矛盾，反映在人口结构上，便是劳动人口的减少，生产者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也就是人口结构不断加深老龄化的问题。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移民引入劳动力人口，在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状态下，外来的移民大都是生产不发达，人口繁殖比较快的地区，到了发达国家他们处于贫困化的一端，再加上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往往表现为恐怖主义独狼式袭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自身感到没有出路，怨恨社会的不公平，转而在情绪和行为上表现出报复社会，这是目前西欧北美之所以不得安宁的重要原因，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必然的产物。这毕竟不是真正有觉悟的表现，但对于之所以产生恐怖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应深入到所以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基础和土壤，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恐怖主义的袭击是难以消失的。有一些问题的根子，还在于美国相当长时期以来，在中东与北非错误的政策导致的恶果，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谁种下罪恶的种子，谁就该承受由此产生的恶果。中国的一句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谁就遭殃，那是必然会得到它应有的报应。现在美国内外经济的困难，特朗普成了一个叫花子，到处强讨钱，这能行吗？我想特朗普自己心里有数。 　　也许有朋友要问，你讲这些内容，与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有什么关系呢？岂不是南辕北辙吗？我是把这些现象和问题，当作前车之鉴的，这几十年我们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安定，有的朋友将之归功于外资和外来技术的作用，这有影响，西方大量企业的外迁，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劳动力成本太高，同时销售的市场又在海外，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在我看来主要靠的是我们劳动力红利，靠的是廉价的农民工的劳动，全国长期以来有2.8亿农民工在参加工业生产劳动，从八十年代起是第一代农民工劳动力，到了本世纪初，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我们积叠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的农民工之劳动力创造的。农民工为什么会自发地到城市打工来谋生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低廉，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存在。二是在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农民工的收入中，对家乡的汇款多，他们的工资收入，大部分汇到家乡，改善家庭的生活，有的用来盖了房子，有的用来支持儿女的教育，在农田劳动的都是老人，这是相当普遍的情况。第一代农民工还有农事劳动的经验，老了还能返还乡村，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事劳动，接他们父母的班。第二代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情况便不同了，他们遇到城市化的浪潮，他们缺少农业劳动的历练，他们一般都会受到中等教育，到了城市以后，他们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他们的父母辈，他们希望在城市落户。而农村情况也在变化，婚姻习俗在变，要彩礼，要住房，要排场，靠他们劳动的收入不可能维持这方面的需要。这一代农民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换一句话说，他们这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客观上有困难了。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不过在3000元左右，今年全国七个城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上海是2300元，深圳是2130元，最低的青海只有1500元，即使是大学毕业生第一年就业，今年的待遇不过1400元左右。反之，职工待遇提高了，有一些企业受不了，职工可能失业。所以他们只能维持个人的生活，要谈婚论嫁，要养儿育女，要有房住，儿女要接受教育，那在一线大城市北上广谈何容易，在二、三、四线城市就业有困难，如果没有老一代农民工积蓄，那是根本谈不上这些要求的，要勉力为之也是靠举债度日，如果遇到在不景气的行业工作，那就很困难了。农民工没有养老、医疗保险，他需要有一点积蓄，还要准备遇到失业的情况。生存的条件都那么艰难，要说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提高自己的素质，就更难了，既没有时间——因为他们都在超时劳动，也没有这方面的社会条件，哪来经济条件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技术改善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状况呢？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英国有那么多医生写《公共卫生报告》描述工人贫困的情况，我们现在还缺少这样的医生，那我们要讨论如何健全保障工人地位和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制度建设，又从何着着手呢？又怎么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以劳动光荣，技能熟练，有创造性，不失这一伟大时代风貌的工人阶级的状态呢？又怎么能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体现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队伍呢？事实上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处于生存困境中而拼命苦斗呢！ 　　《韩非子》之《外储说左上》之说三，讲了一个故事，还很有趣，其云：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周）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这个故事，是讲事物的双方，地主与雇工之间，都要有利人之心，才能大家把力气往一块使。地主善待雇工，雇工也会善待主人，把土地的耕耘打理得更好，结果是生产发展了，双方是互利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用来讲当代的劳资关系，也是一样的。资本应关心和爱护劳动，建设一支好的工人队伍是互利的。记得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讲到过劳资两利的政策，从道理上讲这是一致的。故要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改革方案，还要有许多前期工作要做。首先，要给工人有比较好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应发挥它的组织作用，需要组织的，不仅是国营企业的职工，也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工人，既有正式编制的工人，也应包括外包工、临时工，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成为国家可以依赖和依靠的力量。此外，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会工作做得很不够，不能把工会变成俱乐部、游乐场，那就丧失工会应有的作用，工会应真正在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方面，在提高工人觉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应该让他们有一定的时间从事学习，学习技术，学习文化，学习理论。工人不仅是物质生产者，他们也应该创造自己的精神文明。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也应该是一个思考者，孔子讲过“学而不思则罔”，这个思包括专业技术的学习和创造，创新就需要思考，学习理论也需要思考，要知道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地位，我们现在的困难，将来发展的希望和前景，党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方针，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唯其如此，工人阶级才能从自在，经过自觉达到自为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在一切困难面前，他们将具备“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那种豪迈的英雄气概，我们的工人阶级才能以奋发向上的雄伟气概担当这个时代所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不是那种听天由命、听任资本随意安排的一盘散沙。当年苏联解体时，没有一个英雄汉站出来维护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便是前车之鉴，他们的党瓦解了，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啊！这就是基本群众成为一盘散沙的结果。中国的农民所以能推翻压迫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那是因为他们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农会的组织，连妇女和儿童也能组织起来，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啊！这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不能丢，不能只靠执政的权力呀！要有群众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群众有组织的程度，在群众的觉悟之上才有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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