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晚年阅读李贽《史纲评要》（十）朱永嘉 (2017-04-24 08:28:36)[编辑][删除]转载▼ 　　第九条：评吕不韦 　　秦王薨，子政立。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号称仲父。 　　【评】好一个徽号！仲父讨死。 　　 　　【释】这一条目涉及三个人，吕不韦，秦庄襄王子楚，秦始皇嬴政。徽号，是对皇帝的美好的称号，专以称帝王，如宋太祖赵匡胤有徽号。仲父，指叔父，是效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事之如父。关于庄襄王子楚与吕不韦的关系，子楚是秦安国君之中子，为质于赵，赵国的首都在邯郸，《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其又云： 　　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適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原得子楚立以为適嗣，以讬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就这样，子楚成了安国君的继承人。秦昭王五十年，秦大兵围邯郸，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此归秦。赵欲杀子楚之妻子，子楚夫人为赵豪家女，以故母子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其子嬴政归秦。 　　安国君立为秦王，即秦孝文王，立一年即薨，太子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以华阳后为华阳太后，以真母夏姬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即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实际执政者为吕不韦，此即为吕不韦与庄襄王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再说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关系，《史记·吕不韦列传》称：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这段记载带有传说性质，很难完全凭信，大期为十二个月，一般怀孕不会超过十个月，很难说是吕不韦知道赵姬有身孕而送给子楚。嬴政出生的时间，应在子楚为安国君立为適子以后的事，那么赵姬才能立为夫人。如果真有这回事，秦始皇执政以后，嬴政作为秦国国君的合法性便成为问题，秦始皇当然容不得吕不韦的存在，即使是传说，也是犯忌的，这大概也是吕不韦致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庄襄王即位时，嬴政才立为太子，庄襄王在位只有三年时间，嬴政即位时只有十三岁，自己不可能执政，大权都在相国吕不韦之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为仲父，这当然出自庄襄王与赵姬之手，在当时也是为了保护嬴政的地位。到了秦始皇亲政时，情况就变了，吕不韦的存在反而成为秦始皇执政的障碍。尽管吕不韦在秦国执政的十三年对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功的，但王权毕竟不能分割，战国四公子，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好宾客，俗言宾客三千，皆有功于各国，但毕竟对王权是一种有形无形的威胁，最终的结局都不太好。吕不韦亦有食客三千，家僮万人，他让自己的食客人人著所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吕氏春秋》，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二十余万言，其内容记述天地万物古今如何行事，目的无非是为秦始皇执政提供参考。除了文治，在武功方面，庄襄王在位三年，吕不韦为相国时，先后灭东周，尽入其国，伐韩，取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攻赵，定太原，攻魏，拔高都、汲，在上党置太原郡，秦的疆界扩大到关东地区。嬴政即王位时，秦国的地界在南边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文信侯，委以国事。嬴政即位的最初七、八年，秦之国事还是顺着这个大势继续发展。 　　问题出在宫廷生活，当时嬴政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秦始皇清洗嫪毐集团实际上是宫廷内的武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 　　秦始皇在处理完嫪毐以后，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母亲与吕不韦的问题，《资治通鉴》载其事比较完整而又简洁，今录其文于下： 　　迁太后于雍萯阳宫，杀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肢，积之阙下！”死者二十七人。齐客茅焦上谒请谏。王使谓之曰：“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对曰：“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烹之，是安得积阙下哉！”王按剑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王曰：“何谓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指嫪毐），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这段行文，二十三岁的秦始皇之性格特征跃然纸上，他性格中既有刚愎自用的一面，又有纳谏善听改过的一面，虽然暴戾，亦有王气一面。类似的例子若其下逐客令之后，明知李斯曾是吕不韦的舍人，是吕不韦将其推荐给自己的，仍然接受李斯《谏逐客书》的意见。他在用人上还是有一点宽容的，在这一点上还算明白是非。他既把母亲接回咸阳，那就有一个如何处置吕不韦的问题，吕不韦被免掉丞相也是在处理嫪毐之后。《史记·吕不韦列传》称：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吕不韦是秦始皇父亲庄襄王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秦始皇只是把吕不韦免相，要他回到洛阳封地去，使他与太后分居两地。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 　　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称吕不韦为闻人，“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所谓闻者是指“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马融谓此佞人也。然而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对吕不韦的遭遇仍有为其抱不平之处，其言：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可见司马迁既肯定《吕氏春秋》之书，它毕竟是集战国诸子荟萃之著作，同时也对他不幸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这反映了司马迁遭遇不幸后对《史记》一书在精神上的寄托。如果仔细检点吕不韦一生，他在起点上便注定了他不幸的结局。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出身，他看上子楚，是以商业的视角来看重子楚的身价，一开始便把子楚看作投资的对象。《战国策》记载：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这一段父子之间的对话，反映了吕不韦是以商人的眼光来投机于政治，士、农、工、商在中国古代各有分业，各页的运行规则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政商结合，可以得逞于一时，而结局往往不好。汉代有一个桑弘羊，也是商人出身，由商从政，官商结合，他的失败不在商而在政商，他得势于汉武帝时，失败在霍光执政时期。在古人身上是如此，在今人身上，这方面的教训亦不少。政商结合，以商营政，权钱交易，初始是隐蔽的，最终都以败局结束，弄一个身败名裂。政商二业运营之规则不同，混淆二者业态，可谋得一时之利益，从长远看对二者之业态皆不利。故商人从政者，能获益于初始，能善终者极少。然而政商二业又有紧密的联系，为政者要懂得经济形势，为商者也要懂得政治形势，而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又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讲二者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故二者又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相互关系。政商之间必须互相沟通，互相配合，处理和规范好一国之政商关系，对一国之兴旺发达密切相关。说到底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大家好好相处，才是国家兴旺的标志，市场经济的发展绕不过这个坎。 　　我们今天读《史记》，吕不韦、子楚、秦始皇这些人物皆栩栩如生，那么多对话，刻画出人物即时的性格，场景是那么生动活泼，而且不是脸谱化，有分析地展示各个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形象特征，而今天读当代的许多史著，缺少的就是如此生动活泼的人物性格。中国历史著作的经典还是离不开廿四史之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读这前四史，其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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