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曰：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如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老来无事，爰览前目，起自春秋，讫于宋元，分为纪、传，总类别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书》。《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也，则善矣。 　　 　　【释】毛泽东主席在1973年8月下达我们标点注释的古文，有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附石鼓文。9月下达的有柳宗元的《咏荆轲》，这些篇目都是毛主席亲自挑选，通过姚文元下达给我们的任务，这些文字的主题都是围绕如何评价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其文字所指都与林彪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借攻击秦始皇来攻击毛泽东有关，故毛泽东以历史上对秦始皇的正确评价，来批判林彪集团如何歪曲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这当然涉及中国历史上如何评价秦始皇一生之事功的实际状况，其中没有争议的诸如统一六国，设置郡县制，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有争议的若“焚书坑儒”。1973年10月5日，他下达了李贽之《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一文，只要求标点，我们在10月16日即上送此文，共七份。李贽论史之著作，有《藏书》与《史纲评要》二种，《藏书》是纪传体，而《史纲评要》是编年体，中国的史书，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史论皆以儒家为宗旨，也有不少史家，诸如李贽则反其意而用之。在李贽看来，人们对事物的是非，“初无定质”，对许多人物的评论也没有定论，有许多问题和相关人物之评价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以孔子即儒学的是非观念来判断人与事之间是非，如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实际上是“未尝有是非也”，故儒生们对秦始皇的评价观念不能作根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欣赏李贽的作品。 　　现介绍一下李贽之《藏书》的相关情况，《藏书》共六十八卷，纪传体，论述自战国至元亡时的历史人物约八百人。与李贽同时代的公安派重要代表人物袁中道所撰《李温陵传》，称李卓吾酷爱读书，“于诵读之暇，尤爱读史。”又喜欢对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评论，“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所长。其意大都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窍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藏书》由焦竑始刻于南京，焦竑（1546-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人，万历进士，官翰林院修撰，后任太仆寺丞。时任南京司业，与李贽有深交，他向李贽索要此书。李贽《焚书》载有《答焦漪园》一文，称：“承谕，《李氏藏书》谨抄录一通，专人呈览。”信中称“年来有书三种”，即《李氏焚书》、《李氏说书》及《李氏藏书》，“惟《藏书》宜闭秘之，而喜其论著稍可，亦欲与知音者一谈，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数既多，不尽妥当，则《晋书》、《唐书》、《宋史》之罪，非予责也。窃以魏晋诸人，标致殊甚，一经秽笔，反不标致，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者，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岂不真可笑。”又言：“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已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前人岀气而已，断断然不宜使俗士见之，望兄细阅一过，如以为无害，则题数句于前，发岀编次本意可矣，不愿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间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处远，势难遥度，但不至取怒于人，又不至污辱此书，即位爱我。中间差伪甚多，须细细一番乃可。若论著则不可改，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爰之书，未易言也。” 　　李贽在思想观念上颂扬《庄子》与《韩非子》，袁中道《李温陵传》中提到，李贽欣赏《庄子》的汪洋自恣、超然于名利之外，对《韩非子》则称：“申韩之书，得其信赏必罚者，亦足以强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诸葛，亦手写之以进后主，何尝以意见少驳，遂尽废之哉！”对于儒家，包括六经和宋儒，他都抱否定的态度。其云：“夫《六经》、洙泗之书，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滞而成痞，故医者以大黄蜀豆泻其积秽，然后脾胃复而无病。”袁中道对此书评论称：“谓公之书为消积导滞之书可，谓是世间一种珍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亦可。” 　　我们了解过此书的背景及作者的思想，再读其《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便易知其著书之宗旨。李贽在观念上崇尚道、法二家，对儒家这个传统观念指导下的史书，抱着审视与批判的态度，对前四史抱肯定的态度，对此后诸史，则抱分析的态度。他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未尝有是非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实际上也是随着时代的需要之变化而变化的，如市场商品价格那样围绕着需求之变化而变化。故其云：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这一点古今都是如此。对儒家的评论也是如此，太平时期对儒家的需求要多一些，何哉？因其可以粉饰太平也。故儒家之思想，亦并非似其所言一无是处、一无用处。毛泽东那个时代重点在治乱，为未来开太平之世，故重申韩之学，好汪洋自恣之文风，此为毛泽东与李贽之所以心心相印的原因。故在一片赞颂之声中，读一点李贽的文字，未尝不是一帖清醒剂。毛泽东当年对斯诺说自己讨厌林彪的四个伟大，直到评儒尊法，其思维运行的轨迹也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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