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0 撰文 毋氏宗亲会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积极推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从而导致了中国农村中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乡绅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接受过新式教育，他们依附和服务于国民政府，掌握着乡村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是广大乡村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是国民政府在乡村的统治基础。【参见李巨澜：《试论民国时期新乡绅阶层的形成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但民国时期也是苏联投入巨额人力物力资源、积极对华进行革命渗透的时期，是日本全面军国主义化、积极在东亚扩张势力范围的时期。这些乡绅出自乡土，又耳濡目染时代时尚，一方面勉力扩展自身事业，参与乡村建设；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他们的现实遭际，反映了大变革时代乡村精英无处遁逃的悲惨处境。今天我们介绍的毋戴宸，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 　　 　　 　　毋戴宸在苏家作村的故居。 　　毋戴宸，字翼之，1884年出生，今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苏家作村人（2012年之前苏家作村属于博爱县管辖），是苏家作毋氏后祠堂人。戴宸弟兄六人，排行老二。大哥毋敬芝也是苏家作村有名的地主乡绅。1929年中共鹿村（该村位于苏家作村西北）支部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在博爱县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分化、瓦解国民党基层政权。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部败退山西，过境博爱县，加派粮款数十万元。博爱县为此成立支应局，筹款备粮。当时博爱县划分为15个区，十四区长是毋应田（苏家作村人），十五区区长是刘殿盈（北西尚村人），这两个区在苏家作村北的阳庙镇合署办公。刘殿盈等人在为冯军筹款过程中，大量贪污公款，引起群众和毋敬芝等一些乡绅的不满。毋敬芝串通本地头面人物杨子俊（小中里村人）、薛敬立（大中里村人）、董士仁（北西尚村人）等搞了个清账委员会查账。中共鹿村党支部抓住这个机会，联合毋敬芝等人积极参与查账，查清贪污事实后，中共党员郭守业在苏家作村西北的沈鹿宿火神庙召开说理大会，利用毋敬芝反对贪污的心理继续斗争毋应田、刘殿盈等人。此事引发农民暴力冲突，进而导致博爱县长张博文下令镇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至此失败。郭守业等人逃往外地，鹿村支部也宣告解体。应该看到，民国时期，基层政权吏治不良，乡绅即便出于道义参与社会建设，亦难以避免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 　　 　　 　　苏家作毋氏后祠堂剪影。 　　毋戴宸七岁时入私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入北京豫学堂师范班，后又考入河南法政学校法律科，在武安县当过小学教员。民国四年（1915）冬经友人介绍到南阳盐厂经商。民国七年（1918）任河南财政厅秘书室书记，民国十二年（1923）任范钟秀建国军司令部财政处第二科科长，范钟秀被蒋介石飞机炸死后，辞去。在焦作福中公司、中原公司做过职员。【1915年福公司与河南官商合办的中原公司合组福中总公司，资本100万元，各占一半，联合经营河南煤产的运销。1933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改组为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1937年国民党政府根据中国矿业法和公司法再次对该公司进行整顿，由中国人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另据陈军《民国十三年焦作中原公司矿难钩沉》（《焦作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6年第3期）介绍：近代焦作是以生产优质煤炭而闻名的煤城。中原公司是近代焦作乃至河南最大的民族资本煤矿公司，也是我国近代史上较大的民族资本煤矿企业，极大地推动了焦作早期的城市化进程。】民国二十五年（1936）任河南省高等法院书记员。日本占领博爱时期任清化水烟公司经理。【参见中共博爱县委统战部文件《关于毋戴宸历史问题调查报告》博统（2010）11号】 　　 　　 　　民国实业家、苏家作毋氏后祠堂名人毋戴宸（1884—1946） 　　清化水烟公司成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冬，因日本富国产业公司垄断烟业行销，博爱多数烟房遂托谢松如与毋戴宸等与日方交涉，成立清化水烟公司应付日方控制。 　　 　　 　　作为生活在日伪沦陷区的实业家，毋戴宸周旋于日伪统治者之间，但并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据樊景泉回忆： 　　民国31年冬至32 年春天，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当时我住在三街小十字口临街的房子里。在寒冬腊月的夜里，一阵凄惨的小儿哭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小儿哭得声嘶力竭，嗓音沙哑地喊道： “妈妈！快来抱宝宝吧！……” 我不禁惊叹道，呀，又有人抛儿了。那时经常有人抛儿充女。 那些朝不保夕的灾民，自知养不活儿子， 将儿子送与他人又没人肯要，便趁着天临明时，将孩子抛在街上，期望有人收养孩子，让孩子逃条活命。若在白天抛儿，怕被人发现，自己走 不脱。天亮了，孩子的哭声引来许多人。大家都 说：“这么冷的天若没有人收养，准把孩子冻死！”可是谁也不敢将孩子抱走，怕抱起来难以抚养。这时恰好水烟公司的经理毋戴(辰)〔宸〕从这里经过，大家便求他救救这孩子。毋经理只好写了个条子，差人将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设在城内七街的三灵侯庙内，是商务会负责向城内各大商号募捐开办的慈善单位。起初是发现孤儿就收，后来见孤儿多了，院内收容不下，只好改作没有头面的人介绍，院内不再接受。 进了孤儿院的孤儿也是死亡的多，成活的少，经常往外扔死孩子。 1945 年八路军解放清化时，孤儿院内还有30多个孤儿。博爱县抗日政府派郎主任接管了孤儿院。1946年国民党进攻博爱县时，孤儿院也转移到山上去了。【樊景泉：《博爱：灾年见闻》，载宋致新：《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除了救济孤儿，毋戴宸还在荒年积极赈济苏家作村的父老乡亲。据苏家作村十三队（废除人民公社后队改称组，但村民经常沿袭旧称）毋世旭回忆：民国三十二年（1943）本地饥荒，日本人仍然向苏家作村派粮1000麻袋小麦。毋戴宸到阳庙镇找郜凤关商量借粮，戴宸就带领群众把粮食弄了出来，又从毋行道那里弄了一部分，这些粮食最后没有交给日本人，而是给村民解饥救饿。苏家作南街村民韩相林也提及毋戴宸接济过他家一袋粮食。 　　1944年八路军太行军区派常以恭到苏家作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区工作。经常由村伪自卫团团长毋春芹（苏家作毋氏后祠堂人）负责掩护。白天住在火神庙隐匿，夜晚春芹再派苏家作自卫团员十几人带一挺机关枪，十几支步枪，掩护常以恭到各村组织抗日民主村政府，东至大驾，西至小中里，南至刘村、王保一带，北至小尚、朱村，方圆数十里。 　　在这种形势下，常以恭和毋戴宸也发生了直接联系。1944年秋，常以恭在樊道高带领下，进清化城到水烟公司找毋戴宸，俩人倾心交谈。当天即由毋戴宸搞了一部分药品，由樊道高以其他名义带出城，交给常以恭转交八路军。【据樊道高回忆】 　　毋戴宸和毋春芹等人还串通一气，往八路军太行山区秘密送粮。八路军伤员经毋戴宸协调，送入苏家作村天主教医院疗伤。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7日深夜，毋戴宸遇害。当时八路军团部驻扎在苏家作。1947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九纵队在苏家作村西面的寨卜昌村成立。 　　 　　 　　中国近现代专家王毅教授在西安采访毋戴宸小儿子毋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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