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 泽 绵 长 　　——忆杨老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训正 　　 　　 　　1948年我刚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时，有一位深知中大建筑系情况和本人夙愿的知情者诚挚地祝贺我选择了理想的学校和最好的系。一踏入建筑系的大门，就得悉我系有悠久的历史，拥有最优秀的师资队伍，杨、童、刘等先生的名声响彻耳际，更得知杨老已蜚声中外。当时，杨老的若干作品作为最优秀的建筑范例，鹤立在南京，也得知杨老留美时成绩出类拔萃，曾得几次大奖，给中国人扬眉吐气。杨老在学成归国赴欧考察途中所作的水彩画已达到炉火纯青、超凡脱俗的境界。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杨老的形象非常崇高，是我们的景仰对象和理想目标。回想起来，令人惊异的是那时的杨老只不过47岁，他达到水彩画水平的顶峰时也不过26岁左右，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一年龄段还几乎是一张白纸。 　　在我就学期间，杨老是系主任，我们私下里称他为“杨老板”，“老板”是出了名的严厉，给我们“刮胡子”（批评训斥）是家常便饭，在这一点上，我恐怕算是“得宠者”。我们一年级的素描课是杨老亲自教的，他每次都带了教具来一年级的所在地丁家桥上课，有的教具还是沉重的砖雕。当时我们野性未驯，心态浮躁，不耐心细磨慢琢，四个钟头的作业时间一个钟头就完成了，其成果的粗糙可想而知，自然就招来杨老一阵痛“刮”，说以后要加倍延长作业时间。在一年级上学期倒数第二个作业是渲染希腊Doric柱式，最难处是方帽盖对双曲圆鼓形体块的阴与影的转换，我们的浮躁风到了极致，有人索性给背景涂上毫不稀释的浓墨，结果全班只有两个人勉强及格。杨老当着全系同学的面（全系学生都安置在一个大图房内）对我们严加训斥，说：“如果你们马马虎虎，不想认真学习，就趁早转系”。对最后一个总结性作业——西古构图渲染，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但某些方面还免不了故态复萌。我在描绘一个希腊柱式的檐部时，原图上有卷草花纹，我想偷懒不画，杨老一看倒是“刮”得很直接了当：“你想偷懒就不必学建筑了”。后来这个作业我们都很尽心尽力，态度特别认真，在接近完成时，杨老居然喜形于色，兴奋地请来童、刘等老先生，巡视一遍后说：“我看这一班将来大有希望”，久旱望云霓，久“刮”之后好不容易得来这么一句赞许的话，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鼓励，最后我班的成绩都很不错，我得了最高成绩95分，倍增了我学习的信心。在一年级下学期,第一个设计题规定以西方古典手法设计一座公园桥。当时我的创作欲望很高，面对设计的处女作，自然要发挥一番，使出了浑身解数，添这加那，意犹未尽，全然不顾古典法式的严格约束。杨老在改图时要删改的正是我呕心沥血自鸣得意的“精华”，我不肯割爱，犹作困兽之斗，弄得杨老忍无可忍，严肃批评我是在干一般泥水匠的活。杨老在教学上很务实，很注意与国情的结合以及现实的可行性。他很反对囫囵吞枣地生搬硬套国外杂志上的新时髦，对我在设计上常出现的“新潮”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杨老对我的重锤敲打，虽然有时弄得我灰头土脸，甚至使我有难以忍受的痛苦，但痛后反思，继而改正，每改必有明显的进步，使我受益匪浅。 　　杨老在国际和国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处事公正无私，决不压人之长，护己之短，坦诚待人。在矛盾重重的建筑界，都能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和爱戴。杨老的无私绝非无情，虽然在教学工作中铁面无私，平时却平易近人，对同辈很尊重，对晚辈既爱护又关心。1952年我毕业后分配至中南区，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各一年，杨老得知我学用并非一致，亲自要求高教部调我回校。当时越区调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高教部下调令到武汉大学，武大按兵不动，后来杨老在人大会上与当时的杨秀峰部长重申调动一事，高教部去电催促，终于调动成功，我满怀幸福感回到了杨老身边。1962年我参加组建了杨老的研究室，虽然那时国家经济紧缩，设计实践很少，整个研究室倒也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像一个和睦温馨的大家庭。杨老对我们关怀备至，令人感动的是当我们春节赴杨老家拜年后，杨老竟亲自登门回访。文革以后，学校重组杨老的研究所，杨老两次亲自登门邀我入所，并建议我可自带科研项目。后因一些客观原因,我婉言谢绝了杨老，杨老似乎也能理解。至今，我仍然深感内疚，一是辜负了杨老的信任，二是失去了亲聆杨老众多教诲的机会。杨老去世后的1984年，我有机会出国访问，在决定出国人员的出访国家时，当时的副校长王荣年先生召集出国人员谈话，言明：“赴美国访问的只能有两人，一个是专业所需要的三系×××，一个是杨老生前就跟校领导叮嘱过的钟训正，杨老那时还说要写推荐信给贝聿铭”。在这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出访美国一事竟是杨老的遗愿之一，我为杨老对我的关怀既深怀感激又深感歉疚。 　　杨老一直很关心对年轻师资的培养，我在第一次开《构图原理》课时，杨老组织了试讲，对惶恐不安的我给以鼓励。那时教研组内经常开展学术活动，较多的是对青年教师的设计课题试作进行评议。另外就是绘画的展览和评议，一学期有几次，几位老先生都参加，点出优点，指出不足，明确了我们奋斗的目标，使我们获益极大。50年代中期，我曾着迷于美籍匈牙利人考斯基KAUTZKY的铅笔画，认为他用笔刚劲有力，豪放洒脱、简洁概括、层次分明，潇洒的寥寥几笔，立见效果,特别适用于快捷草图。于是，对他的画风刻意摹仿，有一个暑假，尽摹KAUTZKY铅笔画册的全部，然后，以考氏画风用之于写生和录绘照片资料，乃至于人物画，工作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那时得到多方面的褒扬，自以为已得考氏的精髓，欲定其为今后自己的风格和努力的方向。杨老看了很不以为然，正在我得意忘形之际，给我泼来一瓢冷水，他恳切地说：“你年纪还轻，不要过早建立自己的风格和独家手法，更不要以他人的风格来束缚自己，应博采众家之长，勤学苦练，融会贯通，日久自然水到渠成。某一家的独到手法也须经过他本人的刻苦探索、千锤百炼，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虽得之不易，但并非就十全十美，无可挑剔。如KAUTZKY的画刚劲有余，柔润不足，表现领域不是那么宽广、层次表现也较简单……如果你仅学此一家，形似易，神似难，你不可能得其全部精髓，也不能全部消化为己所用，进一步发展很难，超越他更属妄想，除非你改弦易辙，广采博纳……”。他又说：“用笔的简练、豪放、传神，必须出自深厚的功底。不要看人家传神的寥寥几笔，该凝结了多少年的心血。粗要出自细，从功深的细得到解脱和无羁的发挥，才能获取神韵……”。杨老的这番教导，给我的震动极大，动摇了我的根基，否定了我过去引以为骄傲和拿手的“掖家”本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改！从新开始。后来，有机会在国内外见到不少优秀作品，各种书刊中也展现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经对比，自觉达到艺术的高超境界，路途实在遥远。艺海浩瀚，穷毕生之力能自由地遨游一角，就算万幸了。我想，如果在关键时刻不是杨老为我点破迷津，促使我痛下改革的决心，我恐怕还陷在浅薄狭隘的小圈子里而不能自拔呢！ 　　在做人方面，杨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我：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不要在意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受到一点委屈，也不要过分计较，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只要你工作有所成就，对社会有所贡献，自然会得到公众的承认。杨老的这番谈话，一直成为我处世的座右铭。 　　杨老在指导我们的设计时，常有不肯定的语句：“也许”、“可能”、“这也可以”、“那也行”。那时私下里认为处事总该有真理和原则吧！正确的答案只会有一个。当时的我，思想单纯幼稚，加上血气方刚，看问题绝对化、简单化，还自以为是非分明，果敢干脆。日久天长，经过生活和工作的不断磨炼，慢慢悟出这些不定语句的真谛，对设计创作来说，本来就“条条道路通罗马”，绝非只能有一条康庄的“真理”大道。杨老的富有哲理的“模棱两可”的话绝非丧失原则，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就是正气凛然地坚持了原则，在教书育人上绝不敷衍了事，“刮”，就是原则的另一种高度体现。在设计创作上，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毕竟还有不容否定的客观原则。杨老在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南京在“鸡鸣寺”区市政府的正对面，隔和平公园的北京东路上有一坐南朝北的基地，这块基地可说是“兵家”必争的一块宝地，问津的业主和设计方案历经更迭，后来设计了一板式高层的办公楼方案，设计者假传“圣旨”，说已得杨老认可，于是，施工单位、建筑材料、混凝土桩进入现场，只等市领导一声令下即可开工。杨老得知此事后，气愤地向市领导严正申明他的否定意见，他极力反对以板式高层的大片阴面正面面对和平公园和市政府，力主此基地和建筑应属市民共有。在他的坚持下，终于推翻了此方案并更换了业主，最后由我本人设计成临街为三层的南京科技中心（后改名为科技会堂）。 　　杨老在亲受教诲的年长一代的心目中是严师，在少有接触的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只有慈祥，其实，他两者兼而有之，在一个大“家庭”中，他既是严“父”又是慈“母”，如果称他为建筑界既严且慈的祖师爷，恐怕更为恰当而且也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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