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录入：翼王坪 　　 　　野史，系私家编篡之史书，所载多属历史事件的片段或片面的情况，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加之作者以一己之观点为之评述，这就难免发生臆度及虚构了。如许亮儒的《擒石野史》(以下简称《野史》)即属此情形。民国初年，《野史》先经越西县大树堡乡村教师李左泉略事整理，更名为《石达开涐江被困记》，复经都履和略予损益与校正，又更名为《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并发表子1945年9月《新中华》杂志复刊第三卷第九期。我因参与石棉县志的整理工作。查阅过有关史料和私人著述，并到石棉、汉源、越西、冕宁等地实地调查，发现《野史》虽经李左泉、都履和二人整理、损益与校正，仍有错误一一或者说更增加了该文的不实之处。从都履和记述搜求《野史》经过的文字中得知，许亮儒是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的记室(俗称师爷，掌理文书)，曾参与阻止太平军抢渡大渡何支流松林河的局部战斗。他的《野吏》被研究者们称谓第一手材料，颇为重视。援引作证，竟至以讹传讹了。兹仅就《野史》对太平军兵覆涐江事实中主要不确之处辨析如下: 　　 　　赖裕新之死当系岭承恩所为 关于清军在越西县属白沙沟山岭置滚木擂石和翼王石达开的中旗赖裕新战死事件，据《越巂厅全志》载，同治二年二月，越巂同知周歧源认为“白沙沟路险而逼”，对赖裕新率领的太平军“可以聚而歼”也，遂“命土司岭承恩带夷兵数十绕西山，潜出腊关顶，安设滚木擂石。”当赖裕新的前队至自沙沟时，忽然“滚木擂石齐发，“伪宰辅赖裕新亦在压中”。而《野史》则称赖裕新在越西城东，被“驻营高阜”的岭承恩率领的夷兵“冲突赖部，裕新死于乱军中”。又称，白沙沟滚木擂石之设，是土千户王应元“预筹置备”的。通过实地调查和史料查证，土千户王应元是藏族人，越西藏族同胞大都聚居在“河道地区”(今之石棉县大渡河以南地带)，王应元的防区即在这一地区。岭承恩属彝族。彝族同胞散居在越西县(今之越西和甘洛两县)境内，这一区域当系岭承恩的防区。今石棉和甘洛两县交界的竹马岗，即是王应元和岭承恩防区的界线。白沙沟远距竹马岗100余里，在岭承恩的防区内。彝族人多，战斗力强，藏族人少，力虽较弱。王应元未受越西厅命，何以越界百余里以外，去他防区负坦作战任务(设置滚木擂石)?而越西白沙沟附近老年人的口述则与厅志吻合。《野史》的有关记载很可能是许亮儒为了替池的上司王应元邀功而曲意虚构的。 　　 　　石达开涐江蒙难似与“诞子”无关 　　 　　清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到紫打地的当晚，恰遇大渡河洪水陡涨不能径渡。《越巂厅全志》记叙其实况称:“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不得渡 o”土人赖进学《述石逆被擒事》也称:“彼时两河水陡涨文余。”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其《生擒石逆疏》也说:“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因河水陡涨，大渡河就成了无法飞越的天险。太平军虽抢渡数次，均遭失败，更兼敌方(清兵)大军云集，扼守东岸，因而陷入困境。 　　 　　《野史》记载认为，清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863年5月14日)，“当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靓此水碧山清，愿与诸卿玩景欢醉’……以是传令犒赏，休养三日。”“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这个结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是大渡河上游流域，风雨骤发，江水暴涨.不能径渡，为赶造船筏战具，不得已延缓了两三天。除《野史》以外的其他官私文件在这个问题上说法比铰一致，也是令人信服的。军营诞子之事，虽不能肯定必无，可是在军事极度紧张，羽书日夜交驰的时刻，翼王决不会因诞子而休兵三日，这当是违背情理的。 　　 　　存真之处有如“诈降”之说 　　 　　《野史》记，四月二十四日晚，石达开率残部至利济堡，在极端困难的时刻，石达开对军师曹卧虎、宰辅曾仕和等“叹曰。‘此天绝孤，非孤不能为诸卿解危之过也。’言讫泪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曹卧虎提出“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的主张，宰辅曾仕和不以为然，则进言:“明日我军诣梁(凉)桥，宜表诈降，俊济河劫粮，斩木猝攻声威则无不复盛者，何待毙为"！“石达开壮其言，即令卧虎引炬据石为席，援笔成表。”按一般宫私文件载，石达开在俄江全军覆灭时间是四月二十七日(1863年6月13日)，《野史》记石达开草书诈降是四月二十四日晚。由时间上推算，是符合逻辑的。 　　 　　史学工作者们对翼王石达开毁誉的焦点之一，是他在生死关头“释兵表降”的致骆秉章书。持否定论者，指此书是石达开变节的铁证，不能否认。持肯定论者，谓翼王“舍命以全三军”，不计毁誉，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能谓之“变节”。从许亮儒《野史》记“宜表诈降”的情节，我们又得一佐证:石达开非畏死求荣之徒，虽身临绝境，仍图谋东山再起，不失英雄本色. 　　 　　另外，许氏《野史》中记述翼王石达开与土千户王应元之书函往返，请水让路，通商购粮等事，也是可信的，珍贵的。但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当时实际的记录，也所在多有，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是。 　　 　　附带的话 　　 　　清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二十七日，翼王兵临大渡河岸，重兵驻地是紫打地。直至光绪二一八}年(1902年)尚沿用此地名，40年内并无一改变。(据《越巂厅全志》载，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剐老鸦山崩，松林河大水横溢，紫打地被冲毁，乃卜地于中坝，重建家园，更名为安顺场。)《野史》却用“安顺场”入文纪事，计有(一)“安顺场团练”，(二)“侦知安顺场空虚”，(三)“当石达开被困安顺场时”。这显然是后人整理时的妄加之笔。附带予以辨识。 　　 　　 　　镝非评论:关于诈降说 虽然逻辑是通的，但没有提到清军派王，杨二人谈判这个重要事实，究竟是作者根本不了解真相，只因为不相信翼王是真降，才虚构了该情节，还是作者因为不方便戳穿骆秉章的谎言而隐去了这以节，“诈降”是事实而细节乃是虚构，又或是既要替骆秉章圆谎，又不想重复骆秉章等人“乞降”的污蔑之词，才虚构了诈降的情节以求两全呢？ 　　 　　又翼王军中确有曹卧虎其人，但印象中他在广西的军报中出现是在某支后来反旆的队伍中，是他没有跟随反旆之师而单独留了下来，还是许亮儒只是听说了此人之名（从参与审问者或刘王娘口中）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奏报看似乎很难想像此人竟是后期翼王军中若此前张遂谋一流的人物。 　　 　　至于诞子说，今有唐炯著《成山老人年谱》为证，“石大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而振武军前队始驰至对岸”，则翼王到大渡河后下的命令是“多备船筏，明日齐渡”，勿庸争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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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2/17 5: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