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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念馆

往事:郭沫若在文革中失去的两个孩子(转)

未知

  郭沫若生在一个充满动乱的时代,在政治上也经历了较大的起落浮沉。作为一个文人,似乎不应当从政,既然从政,就难免沾染官场上的腐朽气。而郭沫若的从政道路似乎有些特殊,对此,世人也是褒贬不一。近年来,对他批评最多的意见,是认为他在政治上摇摆不定,有好撑“顺风船”之嫌。和缓一些的意见,也认为他天性懦弱,尤其是在后半生,与他的老朋友田汉等人相比,较善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政治问题,因此才得以保全自己的地位。这些批评意见,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由于郭沫若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如
  果一概而论,仍有失偏颇。若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回顾历史,应当看到,在国家与民族面临重大变故的关键时刻,郭沫若基本是选择了正确的立场,而且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气节与品德。在这个充满浪漫气质的文弱诗人身上,也有铮铮铁骨。
  
    郭沫若初次踏入政坛是在1926年,正在广东大学主持教政的他被大革命的浪潮所吸引,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先后担任宣传科长、宣传处长、行营秘书长,后来成为政治部副主任,晋为中将军衔。在蒋介石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曾经企图拉拢郭沫若,但他当面拒绝,并奋笔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痛斥反动的国民党右派,义正词严地揭发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人们立即投入到反蒋斗争中去。他大声疾呼:“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起来反蒋!反蒋!”蒋介石老羞成怒,立即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并未被吓倒,而是积极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了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在革命陷入低潮、形势最为严峻的关键时刻,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他东渡日本避难,这一段经历是后来最遭他人非议的,因为有一种说法十分流行:郭沫若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临阵脱逃,就此“脱党”。关于这个问题,60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曾经有十分明确的说明:“(郭沫若)于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经组织同意,旅居日本,继续为党工作。抗战时期归国后,即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1958年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共产党员身份。”这样,事情的经过就很清楚了。实际上,就郭沫若的个性而言,他是不会因为活命而屈服于权势或临阵脱逃的。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后仅半个多月,他就抛妻别子,不顾个人安危,匆匆回国参加抗战,说明他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郭沫若的第二次从政,是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如果不是由于周恩来的劝说,他是不屑就此虚职的。尽管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捣乱,他担任厅长的时间不算长,但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郭沫若始终怀有极深的感情,正因如此,他才在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的时候便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阐述了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及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由胜转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很欣赏这篇文章,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篇文章写于1944年春天,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但郭沫若已经预感到中国共产党必将掌握中国的领导权。在胜利来临的前夕,郭沫若提醒共产党人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些话,可算是逆耳忠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从此,他开始担任更多的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待到20世纪60年代,当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数不清的头衔表明,他似乎已经由一个文学家、历史学家变成地位显赫的政治家了。
  
    但郭沫若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在国家与民族的危亡时刻,他能够坚定不移地选择正确的立场,但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情况下,他却感到无所适从、难以把握方向了。因此,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简单一些的道路:“绝对紧跟”、“坚决服从”、宁“左”勿右;不断忏悔,以无情的“自我批评”作为盾牌,以不断的“自我改造”应付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原先铁骨铮铮的荡荡君子开始变得像一个只会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懦夫。早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他就积极加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队伍,尽管不久前他还刚刚赞扬过武训“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在后来开展的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以及批判胡风集团、反“右”斗争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要来一次对自己及对他人的批判。1966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前的两个月,他主动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发言,并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大革文化命”的邪火浇了一大勺油。
  
    然而,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并不能避免这场熊熊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颇有些离奇色彩的历史事件,经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超乎常理的事情,比如帮着烧火的人往往自己竟会变成干柴被烧掉,郭沫若就差点成为这样的“干柴”。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曾有一本畅销小说《欧阳海之歌》流传甚广,被誉为“革命文艺作品”的典范,那本书的书名是郭沫若亲笔题写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有传言说该书封面中欧阳海拦惊马的塑像中有台湾的图案,更有人说那题词中隐藏着“反毛泽东”的字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红卫兵甚至寻到郭沫若门上,勒令他必须“老实交待罪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赶紧将他转移了住处。郭沫若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
  
    海字生纠葛,
  
    穿凿费深心。
  
    有初中年少,
  
    道我为佥壬。
  
    诬我前曾叛党,
  
    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
  
    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
  
    零时倾,
  
    饬令严。
  
    限期交待,
  
    如敢抗违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
  
    闹市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
  
    我亦受之甘。
  
    这首诗不仅把“书名事件”的始末记述得十分清楚,还流露出作者尽管委屈、无奈、不服气,却仍要扮着笑脸装出“受之甘”的复杂心态。
  
    郭沫若的这首诗是不敢、也不可能发表的。牢骚流露得太多了些,是很危险的。消极对抗不如顺应形势,发牢骚不如唱赞歌,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许多事情,有被迫无奈而不得不做的,也有自己主动做的,但是有一件事却始终不能为人所原谅,那就是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会议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闭幕词之后,竟主动朗诵了一首献给“江青同志”的诗,肉麻地称:“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时,他几乎已经完全是在闭着眼睛说胡话、吞着黄连非说“受之甘”了,因为就在几天前,他的儿子郭民英刚刚死去,成为“革命热情”的殉葬品!
  
    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两个儿子。郭民英自小操习小提琴,凭着出众的音乐天分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来因为同学中有“积极分子”写信给毛泽东,说郭民英搞“特殊化”,把录音机带到学校里,那信还被刊登在“内参”上。这给郭民英造成很大精神压力,一气之下,放弃音乐,去了部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精神上受到刺激,于1967年4月自杀身亡。而就在一年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另一个儿子——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被造反派关押。世英比民英大3岁,虽然主攻农业,但也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和气质,喜欢文学写作。他性格坦诚,显然无法适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风暴。然而,事情的严重远超出郭沫若与于立群的预料,几天后,郭沫若的秘书和其他儿女在农业大学见到了世英的尸体,他浑身是伤,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手腕与足踝的肉里……
  
    连续失去了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郭沫若还能再昧着良心说什么“受之甘”吗?!这样虚伪地活着,比死更要痛苦百倍。
  
    不久前,在参观郭沫若故居的时候,听讲解员述说了一个令我受到强烈震撼的故事。
  
    郭沫若毕竟是一位在国内外均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候,也不能轻易打倒,他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接见外宾、参与外事活动甚至出国访问,但是,被捧上政治舞台之前的郭沫若形如提线木偶,只能仰人鼻息,并无自由可言。当他回到那所宽敞豪华的宅院中,独坐在书房里面的时候,丧子的悲痛不可避免地会涌上心头,那种孤寂悲凉的心情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然而,最可悲的是,他还要被迫写文章、作报告,继续歌颂这场夺去他两个儿子的“革命运动”,继续以一副虚伪的脸孔面对世人,这真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他几乎要被这巨大的痛苦压垮了!在万般无奈之中,既不敢怒也不敢言的郭沫若只能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以泪研墨,一笔一划地抄录两个儿子遗下的日记,以此寄托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作为一个笔力雄健的书法家,他却把超群出众的书法技艺用于这样残酷的自我折磨之中,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让人心颤。那一册册被点点泪水洇染墨迹的“手抄本”,整齐地置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是世英与民英中学时的一幅合影,兄弟俩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容在寂寞寒夜中陪伴着他……
  
    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还忍心指责他的所谓“懦弱”吗?
  来源:《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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