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少数民族政权总是以侵略者面目出现？ 　　　　应该说，岳飞这一民族英雄的称号会在学界有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不该把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犯叫做侵略”而引起的。如前所述，侵略是指一国以武力侵犯别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任何旨在掠夺别国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那么不管是谁发动的，只要是侵犯了别国的领土和主权，就是侵略。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总是有少数民族政权或者非政权式的部落侵略中原的战争呢？难道是少数民族天生就喜欢侵略？实质上，少数民族的侵略战争是由于古代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而造成的。 　　　　前文所述，在商周至春秋时期，华夏族的形成是以商周部落为主，兼有各其他少数民族的，那个时候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总人数与中原地区的商周部落是差不多的，在不断的民族分化和融合中，总有很多部族迁徙到中原，跟其他部族融合在一起；而同时又有一些部族仍然在原来的土地上生活繁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部族迁徙到中原地区？我想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当时的中原地区适合人类居住。现在不是有所谓“适合人居”的提法吗？联合国还有个“人居奖”，用来奖励对发展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而做出贡献的人——我个人认为我今天所生活的东北地区，也就是古代很多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就极“不适合人居”，一年一共才十二个月，居然有五个月的奇寒，如果按照旧历，真的是“胡天八月即飞雪”——我现在在有暖气的、室温二十度的房子里尚且大言不惭地说着这种话，想象一下我们的先民在这样的土地上该是如何生存的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商的先祖契会离开东北这块旧地迁徙到商地去。（顺便提一句，沈阳前市长，“著名”贪官慕绥新也得过联合国人居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区都是很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东北奇寒、岭南瘴气、西北干旱荒漠化、西南高原缺氧。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对于这样的自然环境所能起到的改造作用是有限的，他们只能适应环境而缓慢地发展。因此，这些相对中原来说的边远地区，其政治经济发展要远比中原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资料的生产改变社会形态，这些边远地区自然在社会形态上比中原地区落后得许多。所以在中原地区已经从渐由原始走向奴隶制，由奴隶制国家走向封建国家的时候，很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尚停留在氏族公社时期。考虑到中原地区的社会形态改变——从黄帝时期到封建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再考虑到整个人类从蒙昧的原始阶段到出现文明用了好几百万年的时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边远地区比照中原地区的落后其实只是历史中的须臾一瞬；但是，这个须臾一瞬放到当时也是数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边远地区甚至落后中原地区两个社会形态，所以我国历史上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原始氏族公社、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的共存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在当时的体现而已。直到我国解放中国大地上还有着如东北大兴安岭一带以渔猎为生、尚处于原始氏族阶段的赫哲族人，西南也有着尚处母系社会的摩梭族人，西藏也存在着农奴制度，在古代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更是各种社会形态并存的。沈阳故宫里有“十王亭”，就是皇帝和十个王公贝勒议政时代表王公贝勒的权利的机关，这就是原始氏族公社部落联盟议事制度的残余，而“八旗”和“包衣”等制度正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和缩影——皇太极建都沈阳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已经发展了近两千年，可见古代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形态发展的不平衡。 　　　　历史上曾经侵略汉族政权的少数民族国家，或者仅仅是少数民族部落，在政治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这与我们经常挂在口边的“落后就要挨打”似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此，我们就要看看历代少数民族对中原的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 　　　　先来看看原始社会的战争形式。从前我们受的教育中经常描绘出一幅原始社会“天下大同”，氏族公社时期的人类“互相帮助”，财产“原始共有”，人们“没有争斗”的美好图景，尤其我在上中学时的教育，始终给我一种原始社会就是“天下为公”的感觉。实际上都无需用什么高深的学问就可以想清楚，既然原始社会那样美好，为什么人类最终走向了阶级社会？原始社会所谓的“为公”、“公有”实际上只是本氏族内的共有，原始社会不是“天下大同”的社会，而是人们按血缘关系结成的一个又一个的氏族，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当然也会有在同一个地方有不同的氏族出现。原始社会所谓“没有私有”是指没有原始人个体的私有，而属于一个部落的公有实际上相对于别的部落就是“私有”。既然对于部落来说，是存在部落的私有的，那么原始部落之间的争斗当然存在。刚刚脱离了动物形态的人的确是“与天战斗、与地战斗、与人战斗”的，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人与人的战斗就如原始人结伙与豺狼虎豹战斗一样，都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冲突和对抗。在奴隶制产生以前，原始战争里的俘虏都是被杀掉的，我们不能因之说原始人凶残成性，这仅仅是一个部落为了自身的食物够吃、为了自己部落的发展而采取的手段，在那种自然条件恶劣，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多余人口势必会分吃食物，而其他部落的生存和繁衍就是对自己部落的威胁。所以我们毫无必要把原始社会美化成什么天下大同——我们没必要给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罩上什么“温情脉脉的面纱”，就更没必要替数万年前的原始公有扣上什么“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帽子，这些都只不过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自然出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已。这也正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的少数民族总是要攻打中原地区了，在他们而言，那无非就是和部落之间抢夺牧场森林是一样的行为。原始氏族才不会这样：“哦，您是封建国家，比我高级，我不能打你。”他们才不知道什么是原始，什么是封建，他们只知道打败了南边那个“有钱的大部落”就能抢到更多的粮食和财物而已。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根据“木桶原理”把这种战争称为部落战争或者原始冲突，因为当时的中原地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级的程度；中国历史所一向认定和书写的大部分是中原地区的历史以及朝代更替，这也正是后世的胡汉之争产生的根源，实际上这种认定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势造成经济发展迅速，比周边地区先进入阶级社会，先进入文明时代，其历史发展阶段代表了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而周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所限，经济政治发展迟缓，一直处于蒙昧和半蒙昧状态，我们书写人类的文明史自然对这种蒙昧和半蒙昧无从下笔。所以我们不能根据攻打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处在原始社会就认定这不是侵略战争，我们应当看到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行这种战争，其客观结果是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当然是侵略战争——如果按照“唯阶级论”，我上文所述的山戎、东胡等少数民族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是没有阶级的，那么他们对中原地区的阶级国家的骚扰是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呢？这无疑是可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邓小平理论也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还是经典，既然实事求是还是我们的“法宝”，那么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承认古代少数民族发动的侵袭是侵略？只要心平气和地承认那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的不就得了。 　　　　如果说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民族部落的侵袭只是原始部落为了自身的发展而进行的扩张，我们可以因为他们“不懂事”而“原谅”之，不把这叫做侵略战争，那么就再来看看奴隶制国家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产生阶级，这个时候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性质就变了，它不再体现氏族公社内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成为在少数氏族贵族或部落首领的意志支配下，扩大和实现少数人利益的手段了。氏族贵族能拥有占有大量私人财产的特权并且组织氏族部落发动战争，是与他们的首领身份分不开的，但是这个首领身份归根结底也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氏族贵族是从父系氏族的大家长转化而来的，父系氏族代替母系氏族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逐渐产生，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这个时候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他们担负着“开山劈岭伐大树”等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他们拥有更多的财产；这样，氏族内部就产生了继承问题，母系氏族中按母系计算血统，财产也有母系继承，所以女子必须留在氏族内，男子被“嫁出”，母亲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可以直接让其继承财产，但是，当男子的财产增多时，他们必然要求自己的孩子来继承，而母系制度下男子无从知道哪个孩子是自己的，于是这就产生了新的财产继承关系和和旧的制度的矛盾，于是男子必然要求一夫一妻制度，或者说叫一夫独占其妻制度，这样就逐步瓦解了母系氏族以女子为中心的制度，男子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渐主宰了社会生活。而后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越来越大，男子的父系大家长才有可能发动和组织战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占有更多的私有财产。也正是由于农业的发展，使得氏族内部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而且由于剩余财产的出现，“多余人口”不再是争夺口粮的威胁，而有可能成为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所以氏族战争中的胜者不再把俘虏全部杀掉，而是将其变为受控制的劳动力，剥夺其人身自由而让其在本氏族的土地上耕作劳动，这就产生了奴隶，从而为氏族贵族变为奴隶主创造了条件（以下省略若干千字的详述，请自去参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顺便说一句，本人认为无论从语言还是尊重事实的精神，这都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到了父系氏族末期，由于经济发展，氏族贵族的势力日益增强，氏族和部落的事务也日益复杂。当氏族贵族不满足于用正常的生产去积累自己的财产时，战争的掠夺便成为了财富迅速集中的一种手段。于是他们为了掠夺更多的财物和能够以生产带来财物的奴隶以扩大他们的财富，就不断地发动战争。而随着战争的进行，氏族贵族的权力日益增长，最终导致氏族制度的破坏，出现奴隶制国家。而史上曾经侵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是处在由氏族末期转为奴隶制国家的时期。因此战争就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氏族首领聚集自己财富的手段。 　　　　奴隶制国家的出现绝不像我们从前所受的中学教育中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于一部分新兴的奴隶主贵族破坏了旧的“原始民主”，破坏了“和平让贤”的禅让制而产生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奴隶制是落后的，但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所出现的奴隶制却是进步的——进步和落后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已。新兴的氏族贵族要求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永久性的权力机构，改造原来的部落联盟成为一个统治机构，于是围绕着废除旧的“民主制”的斗争就展开了。史载尧老了的时候，将要选举继承人，这时有一部分氏族首领提议让尧的儿子丹朱继承，这其实就是一部分氏族贵族为了废除旧的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了部落联盟中另一部分人的反对，最终用不能破坏传统制度为借口推选了舜当首领。到舜老了的时候，关于继任者问题又发生了斗争，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让舜子商均继承，结果又在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之下没有成功，选出了禹做首领。这一围绕废除“民主制”的斗争，是当时氏族中传统势力和新兴势力争夺政治权利的反映——如果按照我们从前的定势思维来看，“民主”总是比“王权”要好，破坏民主建立王权专制的一定是大坏蛋，但是实际上王权的建立是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它代表一个社会秩序，只有把权利集中于王手中，才能结束氏族贵族之间的混战，为进一步巩固奴隶主的私有制提供了保障，也为能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提供了保障。这无非都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今人没必要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臆度古人的行为是好是坏。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不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嬗变中建立起来的，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或是作为原始氏族公社末期的氏族贵族，或是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王而进行扩张和掠夺，这种扩张在他们而言是是为了本族的发展而势在必行的；而对于已经发展到较高历史阶段的中原国家的人民则是一场灾难。归根结底这就是由于中国境内的各地区各民族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平衡所致。 　　　　契丹族的兴盛和灭亡最能说明少数民族国家的征伐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公元六到七世纪时契丹才出现了“八部”，刚刚进入原始部落联盟时期，而此时已是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已经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契丹的“八部”共同选举一个部的“大人”做可汗，管理部落联盟的事务，每三年改选一次，这正是原始部落联盟的典型；到了九世纪中后期，契丹由于逐渐受到唐文化的影响，氏族制度迅速解体，向带有封建性质的奴隶社会转化。到迭剌部大人耶律阿保机被推举做可汗的时期，契丹的社会变革和汉化过程进一步加速。阿保机采用汉制，学习汉人的生产方式，使契丹人学会农业技术，不再以游牧为生，再加上由于中原地区进入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很多汉人为了逃避战乱，亡入契丹，这更加壮大了阿保机的实力；他九年不曾改选可汗，引起其他七部的不满，终于在916年，阿保机设计杀害了其他部的“大人”，统一了契丹八部，即皇帝位，建契丹国。这个过程，正是契丹脱离了原始氏族制度走入有封建性质的奴隶制国家的过程，与禹子夏启废除禅让建立王权是同一性质，只不过要晚了数千年而已。而契丹一建国就进行了对东北地区一些部族包括渤海国的兼并战争与夏启建国后“帅师伐有夷”、“帅师征西河”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权，取得更多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针对他族的侵略战争。 　　　　阿保机建国以后，首先是征服了奚族和室韦族——奚是与契丹语言相通的少数民族，日后与契丹族逐渐融合在一起；室韦是原东胡族的一支，其中的“蒙兀室韦”后来发展为蒙古族——接着契丹又向辽东发展势力，把其作为日后北征渤海国的基地。919年，契丹重修辽阳故城，把汉人和渤海人充实进去；926年攻打渤海，攻克扶余府（今吉林农安），渤海国灭，契丹在渤海故地建立“东丹国”，意即“东契丹”，阿保机让其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这个过程跟周初的“分封”如出一辙。虽然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但东丹国实际上仍是渤海遗民为主，不久南迁至梁水（太子河），这就是渤海遗民的大迁徙。后来阿保机去世，耶律德光即位，947年改国号为辽。北宋建立后，为收复幽云十六州，于979年和986年两次与辽发生战争，结果都是辽军大胜，于是才有澶渊之盟，此后辽宋有了较长时间的和平，辽逐渐发展为一个疆域广大的政权，东至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南至白沟（今北京琉璃河），北至外兴安岭。将北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了一个政权的管辖下。 　　　　辽政权是以契丹正在向农奴主转化的奴隶主为主联合汉族、渤海等族的封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统一体，多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辽政权中体现得很明显，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也很不同。为了适应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兼顾各族的管理，辽的统治者便制定了一种“胡”、“汉”分治的“一国两制”制度。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具体办法就是在官制上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系统——北面官设在皇帝牙帐的北面，统治契丹族以及汉族、渤海族以外的其他族人，由契丹人充任；南面官设在皇帝牙帐的南面，统治汉人和渤海人，主要由汉人充任，也有一部分由契丹人充任，由于汉人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南面官还主要管理州县租赋和军马等事。看过《天龙八部》的人可能都会记得，萧峰归辽之后，被耶律洪基封为“南院大王”，这个南院大王就是南面官之首，可以说是耶律洪基利用萧峰由汉归辽的特殊身份让他管理汉人和汉化很深的渤海人。这种制度是契丹族统治者的一个创举，我们也许可以由此联想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之类的，其实这种制度的采用不过就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已。契丹统治者征服了北方各地，但是却无法使北方汉族农民固有的农业经济生活改变以适应契丹的奴隶制经济，事实上那也是不可能的，契丹只得袭用汉族的封建生产方式对汉族农民进行剥削，这便使契丹的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到了十世纪末，原来的一些名为属于契丹贵族的、沿用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头下军州”逐渐被辽的中央政府收归，直接管辖，契丹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得到了巩固，封建化也趋于完成，同时，也就是汉化的趋于完成——因为汉化就是使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占据主流，当时的汉族先进生产方式就是封建的生产方式。 　　　　一旦辽政权的封建化完成，其对人民的剥削就和中原任何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封建王朝别无二致了，契丹贵族不但是封建地主，而且是封建牧主，他们对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剥削终于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反抗，这里所说的“各族人民”是包括契丹族平民在内的，不光是汉人，而其中反抗最激烈的要数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女真人。生女真人当时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相对于刚刚走入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的辽，他们是落后的边远少数民族，他们当然会像史上任何一支原始部落那样为了保卫自己部落的财产而战斗——对于其他已经封建化的民族的人民来说，无论是宋统治还是辽统治，都是国家统治，在哪一国就遵守哪一国的国法纲纪，接受哪一国的统治者的剥削，虽然反抗，只是寄希望于统治者放缓压榨而已；但是“原始人”可不这样看，不管你是国也好，部落也好，甚至是豺狼虎豹黑熊也好，只要侵犯到了我部落的利益、威胁到了我部落的生存我就得和你打仗。1114年，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举兵抗辽，在宁江和出河店，以一两万的军队，先后两次大败十几万、几十万的辽军。1115年，阿骨打称帝，在上京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建都，国号金。后来金攻占了辽的战略要地黄龙府（吉林农安），次年又攻占沈州（沈阳）、东京（辽阳）等地，年底大败辽军于蒺藜山（北镇、义县之北），1120年，占领辽上京临潢府。由于抗辽不仅代表了生女真人的利益，而且是东北地区各族反抗辽的暴政的战争，所以金兵的抗辽斗争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响应，使金迅速统一了东北。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带来的人口流动，使金迅速摆脱原始氏族公社阶段，成为奴隶制国家。1122年，北宋与金相约攻辽，南线宋军战败，北线金军获胜，攻占南京（今北京），1125年俘获辽天祚帝，辽亡。契丹族也从此与各族散居，终于消失。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从原始走向奴隶制又走向封建制，最后灭亡的过程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 　　　　写到这里，我要说一句，我一向认为北宋联金攻辽是自取其辱。金朝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是不会理会什么“背约弃义”的封建道德的，攻辽是因为辽的统治严重威胁了生女真人的生存，攻辽过程中战争性质发生了改变，金变成了奴隶制国家，这个时候的攻辽战争就有了金国奴隶主贵族为了扩大土地和奴隶的数量而进行的战争这一性质。这时北宋来“相约攻辽”，金国一看，辽南面原来还有一个比辽还富的“大部落”北宋，在相约攻辽的过程中北宋节节败退又暴露了其兵力虚弱的弱点，金国奴隶主一看，反正出兵一次，干脆就连北宋这个“部落”一起打了再多抢点东西吧。于是在辽亡的当年金兵南下，次年就攻克北宋东京（开封），致使北宋灭亡——或许金兵一看，这个部落里有挺大的城头，里面有不少财宝，那好，抢；然后再一看，城头里还有俩老头，一个叫徽宗一个叫钦宗，长得细皮白肉的又会写字画画，干脆，抢走当奴隶——所谓“靖康耻”纯粹是北宋拒狼引虎的失策行为，给自家子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现在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既然你说古代少数民族的侵略战争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是由于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和社会形态落后造成的，那么本着我们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为什么社会形态落后于中原地区一个甚至两个阶段、生产力落后中原地区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少数民族却常常能在攻伐中原地区的战争中获胜？尤其辽宋夏金元这段历史中这个特点看得更为明显——辽对北宋打仗的时候，是落后的少数民族，结果打得先进的北宋大败而归，签定了澶渊之盟了事；可当辽完成封建化以后，成了“先进国家”，面对落后的金，却节节败退，十年时间就被金所灭；灭辽时如此神勇的金在日后逐步走向封建化以后，面对同样是落后的蒙古族，却毫无战斗力可言，最终被其所灭——难道先进的社会形态反倒使人不会打仗了？ 　　　　没错，在冷兵器时代，就是先进的社会形态使人变得不会打仗的。人类自身的潜能是在生产和生活中逐步得到提高的，是劳动使人迈出了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第一步，也是劳动生产在逐渐改变着人类。我们平时都会有某种经验，长时间从事某事就会变得熟练——比如随着网络的普及，很多人的打字速度成倍提高。北方游牧部落长期处在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下，在骑兵能左右战局的冷兵器战争时代自然要骁勇一些。“无他，但手熟耳”。97年的时候我曾经与同学一起去凤凰山旅游，当我们沿着专门为游人凿的山道爬得呵哧带喘的时候，我亲眼所见一个拎着筐的山民从立陡的绝壁上像打滑梯那样一溜而下，然后准确地停在一块突出的、只有书本大小的山石上，去采摘绝壁上的草药；当时看得我目眩神驰，我相信世上任何最优秀的攀岩运动员也不会有这位山民这样矫捷的身手。在我国的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也经常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运动员以传统的“土弩”大败其他使用以高科技制造的弓箭的运动员的事。骑射的技能是少数民族在与自然做斗争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加强的。更何况北方严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使少数民族在生活中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他们与虎狼为邻，以山林为家，想要变得孱弱都不可能，任何体魄上的劣势都会使他们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生活不下去。而在人与人相博的冷兵器时代，体魄强健当然是军队取胜的必要因素。游牧民族就是骑马追逐着水草或者在山中打猎而生的，这是他们的生存技能；而一旦农耕经济使游牧民族定居下来，他们也就和其他从事着农业生产的民族一样，固定在了土地上，渐渐学会农业技能而逐渐失去了游牧民族的特点了。 　　　　反观游牧民族发动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表面上看是落后的“野蛮”国家战胜了先进的“文明”国家，似乎野蛮趁文明的战斗力落后的时候打败了文明，但实质上，正是野蛮对文明的进攻导致了野蛮的最终灭亡，正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发动的战争导致他们社会形态的急速更替，最终使少数民族走上封建国家一途；是文明以先进的生产方式最终战胜了野蛮，这也正是文明对野蛮更温柔但却更强大的征伐。民族的融合事实上是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不自觉地选择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北方地区的发展，促进了历史形态的更替和生产力的变革而就根据现在的价值观判断那不是侵略战争，从而模糊岳飞等历史人物反侵略的实质。那样不是客观，而是功利。文字可以美化一切，也可以湮灭一切。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的时候坚持说要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为什么希特勒提出要建立“纯粹的日尔曼族国家”？其用心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学过民法的人都会知道，民法中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做“诚实信用”，或者叫做“善意”原则，其原则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的立法者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意识到无论法律条款和合同条款如何严密，如果当事人心存故意，总有规避之法，所以法律规定契约要本着善意执行，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钻空子的行为——放之历史学来看，历史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无论我们从哪方面来看总会有合理之处，如果我们心存故意，无论怎么说都是有理的。那么我们看待历史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种反对规避的眼光？怎么能利用文字来钻历史的空子，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叫你“与时俱进”是叫你根据时代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叫你根据“时代需要”随意把主观的东西加在历史之上。虽然说没有任何人能做到绝对的公正，世上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也不能把历史当西瓜，切成几瓣，想吃哪块吃哪块，其他的放冰箱里，有需要了再拿出来吃。 　　　　我们当然应该看到岳飞有愚忠愚孝的思想，甚至还镇压过钟相、杨幺的起义，我们也应该明白岳飞的抗金在历史上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说民族英雄这个词的时候难道仅仅能受功利的驱使，认为谁“有用”谁就是英雄吗？如此说来荆柯就是阻碍六国统一的大坏蛋了。还有屈原，他始终热爱的是已经消亡的楚国而不是由秦最后统一的中国，我们还叫不叫他是“爱国主义诗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我们所一直赞扬的，但是由于国家和民族都是历史范畴的概念，古代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所指向的对象自然跟我们今天不同，我们赞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赞扬的是那种精神，那种反抗侵略和压迫，反抗暴政，谋取人民生存的权利的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始终有反抗压迫的精神，“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海”等传说都反映了上古时期的人对强权和自然力的反抗；从武王伐纣到国人暴动，再到其后数千年中一直存在的农民战争和起义，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也就是一部压迫和反压迫、反抗和镇压反抗的历史。我们今天所尊崇的反对侵略和压迫的精神是与岳飞以及所有曾经在历史上反对侵略和压迫的人物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不能因为历史变迁改变了当初两个对立面的地位和关系就被我们抛弃。 　　　　因此我们推崇岳飞，绝不能因为他有没有在历史上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的，新事物是伴随着旧事物这个母体的流血和阵痛才产生的，在历史形态的嬗变中必然出现流血，出现牺牲，自然法则不会因为人类的流血而改变，历史也不会因为怜惜在其轨道上生活的人类而停下隆隆碾过的车轮，“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道理，历史上的流血和牺牲最终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享受了历史发展的成果就把那些流血牺牲认为是发展的原因，从而得出为了反抗暴政拯救百姓而做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结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不是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停止了，不发展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也必将成为历史，历史进程中的人物自然有其局限性，我们也自然有我们的局限性。动辄把历史人物标上主观的标签为“现实”而服务跟我们一贯批判的“统治阶级利用XXX麻痹人民”同出一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客观公正，从没要求过我们见风使舵。所谓唯物，唯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当代的“需要”。就算我们真的要用历史来证明一些什么，那么从历代少数民族的内侵战争只能看到一个事实：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是人类社会动荡的最终根由，史上的一切民族战争和民族矛盾实质上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浏览：236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7/14 20:2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