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435号馆文选__先生文集

“澶渊之盟”是北宋真宗时代宋朝与北方辽国会战澶渊订盟休战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是北宋抗辽史上的重要一段。北宋由于这一次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方针，挫败了辽方一举吞灭宋朝的侵略野心，挽救了国家民族免于一次悲惨奴役的灾难。但是做得不彻底，没有把敌人的战斗力彻底摧毁，在胜利的形势下，反而订立了赔款屈辱的和约，让已经深入重地、丧失斗志的敌人安然回去，留下了无尽后患。一日纵敌，万世之害。所以这一事件，一方面给人以莫大的鼓舞，一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是很有写戏的必要的。但是在历来戏曲方面，却没有从正面表现过这个题材，有少数与此有关的传统剧目，大多是从民间传说的范围，小说、演义等文艺作品改编变化而来的。民间传说在这个事件上，确实发展了不少东西，由此改编的戏曲节目，也都受到人们的热爱。这个事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是深入人心的。 　　 　　《澶渊之盟》这个剧本，是从正面来描写这一事件的。把历史上真实的重大事件处理成戏曲，一方面要符合于戏曲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符合于历史的要求，所以首先必须解决历史剧与历史关系问题。戏曲的特点是以描写人物、发展人物性格为主要目的。既不能只管历史不管戏曲，叫人看了索然无味；也不能只管戏曲不管历史，叫人看了不真实。描写人物、发展人物性格的主要方法是抓住重点，进行发挥，扩大到全面。这些重点，一定要能够突出人物性格，便于人物的活动和发展。“澶渊之盟”这个事件的最主要人物是寇准，因而就必须从寇准的身上找重点。寇准的主要任务是拉着真宗去亲征，并设法完成亲征任务。因而有两处行动最关紧要、属于重点。一处是寇准接到边关急报，故意把它压下来，不向皇帝启奏，而在家中逍遥饮酒。史称：“契丹果大入，急书一夕凡五至，准不发，饮笑自如。”另一处是真宗御驾到达澶渊，辽兵大至，蔻准坐上北城，与知制诰杨亿畅饮高歌，使真宗与将士全都获得心安。史称：“上还行官，留准居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以上均见《宋史·寇准传》）这两处饮酒，正是寇准这个人物性格上的特点。这个特点，恰好符合于戏曲发展人物个性的要求，而且都是处于事件的紧要关头，它的上上下下，联锁着事件的全部。抓住了这个重点，也就把全盘带动起来，容易形成一环扣一环、连绵不断、波澜起伏的场面，符合于一个戏曲作品的要求，而不会成为支支离离一堆材料的罗列。 　　 　　《澶渊之盟》抓住了重点，掌握了历史真实的最主要方面，其他有关的细节，可以采用的就采用，不便于采用的就舍弃，既不被历史材料束缚住手脚，也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一切服从于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历史剧与历史的关系，也就获得了解决。 　　 　　剧本除了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而外，也有不少的创造和虚构。对于传统剧目里的东西，也有不少吸收和参考。寇准这一形象，就参考了《清官册》《黑松林》《背靴》等许多剧目。这些传统剧目，虽然故事情节十九不载史传，但是它的现实根据，却也是充分的。有的根据诗词文章，有的根据说书评话。比如很多笔记上都说寇准早贵豪华，善饮酒，人莫能敌；在诗词中有如他的妾茜桃赠给他的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处士魏野献给他的诗：“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都是对于他的生活方面的评述，成为前辈老先生们在传统剧目中创造的依据。至于说书评话，多半产生于民间传说，那本来就是当时的、后世的人民根据他们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是是非非，辗转流传，久而久之，注入了加工想象的成分。事实虽不尽与正史记载相符，但那些对于好人好事、坏人坏事的评判态度，往往较之正史记载更为正确。说书评话发展了这些传说，戏曲界的老先生们又接收了他们后，化成戏曲。不但是寇准，就是王钦若这样一个软弱无能、模棱两可，敌人来了就要逃跑，敌人去了就陷害忠良的大坏蛋，逐渐变成卖国的“货驴儿”也是十分自然的。其实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文人，除非少数有正义感的，又谁不是象长乐老冯道那样，历事五朝，不以为耻，还大宴宾客，认为无上光荣？王钦若一听辽邦大举进犯，立刻劝御驾逃往金陵，但求自己安安稳稳，保全富贵，国家存亡，与自己了无关系，正是冯道一类的人物，也是所有士大夫中败类的典型。历代人民把他处理成一个奸细，正是对于他深恶痛绝的表示。所以在我们看待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上，不能采取对证古本的态度：正史上有记载的，就是真实，正史上没有记载的，就是不真实。 　　 　　《澶渊之盟》在以历史真实事件为基础之外，也吸取了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其他有益的东西（如传统戏曲中的寇准），对于剧本的历史事实的戏剧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帮助和丰富了剧本艺术。全剧除了寇准以外，其他人物也都是根据历史记载发展创造的。其中重要的人物有三个：寇准、宋真宗、萧太后，而以宋真宗写得最好。 　　 　　 　　关于宋真宗 　　 　　关于戏的矛盾有两方面，一个是对敌矛盾，一个是忠奸矛盾，而实际上都是真宗的矛盾。萧后实行军事恐吓的主要对象是真宗，王钦若贪生怕死想拖着个领头的逃跑也是真宗，寇准抗辽，更是要真宗亲自出马。而真宗呢？最基本的思想是惧怕辽方兵力，怕打仗，他的父亲太宗在世时与辽方决战的失败以及陈斜谷、杨继业全军覆没的往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因而他一心一意想议和，保持现状，不要闹成破裂的局面，打起来不可收拾。另一种思想是自己毕竟是一个尊严的大宋天子，这时候，太宗死了还不久，国家没有遭遇过什么太大的变故，太祖杯酒释兵权，朝廷是一向集有重兵的，不是毫无力量与辽方对抗，江山社稷，也不肯轻易丧失于辽方之手。一方面怕敌人，一方面又珍惜自己的尊容和社稷，这就使他在这次事变中陷入极端的矛盾，不能解脱，以至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矛盾的，有时候，矛盾得叫人难于理解。 　　 　　他一上场就处在这种矛盾的中间，他明明已经得到辽方暗集兵马的消息，并派曹利用前往探听，而他却认为消息不会是真的，是谣言。赞扬他所最信任的人王钦若的“辽兵不敢前来”的判断最有识见。好象这样一想，辽兵就真的不敢前来，忧虑、恐惧也就随之消失。他是不喜欢寇准的，认为他好刚任性，缺乏大臣风度，难登高位，但是当毕士安认为形势十分危急，除了寇准，别无一人能担当这千钧一发的重任的时候，他就九十度大转弯，连刚刚还极口赞扬的王钦若的话，也不再去听，好象他并不是信任这个奸佞小人似的。辽邦入侵的消息证实以后，又是王钦若与寇准两条道路之争，一个主张逃跑，一个主张亲征。按照他的思想要求，自然王钦若的路比较安全合适，因为金陵远在江南，离辽方强大军力的攻击比较远；维持半壁江山，保全生命，都比较容易。可是他却又听了寇准的话，冒着生命的危险，身临前线。好象他除了不听王钦若的话以外，连惧怕辽兵的思想也并不怎么样严重。可是到了过河的时候，一切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他在船上的一段唱，把他的内心矛盾表露无遗。“茫茫黑夜波涛滚，九重天子身履前军，虽然是过河来心中不定”，他对于自己的作为天子之尊，轻于跑到兵凶战危的前线来，首先感到十分懊悔与遗憾。到了中流的时候，他的心情更加紧张：“过中流便到那背水孤城，越行来越觉得心中不稳。”这时候，对于就要来到的背水孤城澶渊，简直看成是绝地，不得不发出一个可笑的命令：“将舟船暂驻中流，寡人要一观黄河夜景。”他不想前去了！由于寇准与王钦若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终于没有好意思把“孤不敢前去”那句难堪的话说出来，于是只有“横竖横”，“看起来不过河势已不能，难道说就是孤一人要命，生和死全付他寇准一 人！” 　　 　　保全生命，还是保全江山，在他的身上，成为不能调和的两个极端矛盾的东西。在京城的时候，这两种思想，没有形成尖锐对立的局面，那是因为没有看见敌人，对于敌人的惧怕还不十分具体，大家一打气，再把厉害一比较，也就硬下了头皮。可是到了河边，上了船，情形就两样了。眼前就是敌人，就是自己思想上惧怕的敌人。过了河去，还能不能回得河来，生与死的问题，完全具体化，保全江山社稷的思想，退居到次要的地位，惧敌的思想，完全占据了上风。 　　 　　真宗把他的这样尖锐的思想矛盾，带到了澶渊，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平静。寇准要王钦若出镇大名他答应，请他观战他也答应，好象惧敌的心理，完全被决胜的思想所代替，“生和死”当真“全付他寇准一人”。而实际上却是矛盾越压越紧，思想斗争越来越激烈，通过曹利用的回营，萧太后的请和，来一个突然地总爆发，决定向战败的敌人，赔款罢兵。 　　 　　向战败求和的敌人，赔款屈辱，好象是难于理解的事情，但在真宗这个具体人物身上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他本来的愿望，就是怕打仗，望议和，保持现状。不幸终于打起来，又不幸自己被逼上前线，想回去不得回去，澶渊城外，就是可怕的萧太后，两狼山的往事，很可能又一次重演于澶渊。况且自从御驾北征以后，军中大事，一切全归寇准作主，寇准说什么就是什么，寇准要怎样就是怎样，连自己唯一的最宠信的王钦若也都被弄出去，好象非把自己完全控制不可。特别是王钦若临去大名的时候，说自己成为寇准的“孤注一掷”，看起来确乎有这种情形。王钦若既然有这样的看法，安知道一众臣下没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处于生命危险的战阵之前，一方面还要蒙着“孤注一掷”的“侮辱”，这岂是一个尊严的皇帝所堪忍受？适巧，辽方忽然来求和了，这样成为解除矛盾的绝好机会。得着台阶不下，更待何时。和！这个主，要由自己来作了。燕云十六州，百万金帛，都是小事。这个时候，就不再是“生和死全付他寇准一人”，而是“孤意以决，再言者斩”！权，回到自己的手上，生命也有了绝对把握，既避免了和辽兵决战，又保持了大宋皇帝的尊严，正好达到自己原来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胜利的时候，反而赔款议和的原因所在。 　　 　　所以“澶渊之盟”的结局，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的非常深远的基础和原因的。这是五代以来，中原衰弱，人们长时期来对辽兵怀着畏惧思想在宋真宗心理上的反映。而寇准适逢其会，奉着这样一个不彻底、不坚决、动摇不定的皇帝，要求达到一个彻底、坚决、永除后患的斗争目的，这就必然替他带来了百般的艰难、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失望的结局。 　　 　　 　　关于寇准 　　 　　我很喜欢忠臣，喜欢演忠臣的戏，一般都是正言厉色，对奸佞小人切齿大骂的多，而这个戏却两样，全剧采取的是喜剧处理形式，寇准的性格完全从喜剧出发。这个性格，一半参酌过去传统剧目中的寇准戏，一半根据“澶渊之盟”这段历史事件生化出来。寇准在这个戏里所负担的是社稷存亡的重任，这样一个重大严肃的任务，用喜剧性格来负担，本身也是一个有情趣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戏有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忠奸矛盾，关键的人物是宋真宗，因而寇准要解决这两种矛盾，也必须首先解决宋真宗的矛盾。在当时，要解决真宗的矛盾，不是容易的事情。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习惯于安静的岁月，朝廷的大臣们，十九惧怕辽兵，割地投降的思想多。真宗本人的惧敌思想，也正是在这样思想影响、包围之下形成的。辽方以突然的行动全面进袭，上上下下，立刻陷入全面的混乱。众人要逃，真宗也要逃。不采取非常的手段，是很难扭转真宗的思想的。在当时，逃难派的实际领袖，是王钦若，所以首先要集中力量打垮王钦若，才能掌握住宋真宗。单是把真宗说服过来同意抗辽，还是不行，必须把他逼上无法逃走的路上，让他亲自领导这个战斗，站到抗敌的最前面，才能比较保险。要不然，在逃难派的影响下，他随时随地都还会溜之大吉，败坏战局的。寇准洞察了朝廷当时情况，断然地向真宗提出御驾亲征的方案，并且立即一把拉住，连回宫看一下的时间都不让，可以想象当时的斗争情况多么紧张而尖锐。后面的过河，以及调出王钦若镇守大名，都是这种情况的继续和发展。演寇准，必须首先彻底理解这个千钧一发的具体情况，才能正确地掌握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不至于对寇准的忠心为国误解为不尊重皇帝、专权。 　　 　　寇准这样做，是不是冒险呢？是不是如王钦若所说，把真宗当成“孤注一掷”呢？绝对不是。寇准决定真宗御驾亲征，是对于敌我兵力完全了然于心，有着充分的“五日破敌”的把握时作出的，绝不是盲目的行动。在决定这一行动过程中，寇准的思想情况，大致如下：在马继没有回报军情以前，他接连接到边关的紧急军报，这时候，他是有些紧张的，因为他虽然料到辽方是虚张声势，想以突然行动，把宋朝军臣上下的精神打垮，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但是辽邦的军情到底是怎样？他没有弄明白；而朝廷上下，确实被辽方这头一手吓得一团混乱。他在镇静之余，不能不因为一时还找不到制胜的手段而感到焦急，可绝不是矫揉造作。寇准一生，就是没有矫揉造作。这时候，他集中在一个问题的考虑上，那就是这个仗应该怎样打？等到马继回来，辽邦的军力部署，全部了然，他就有了充分的把握。怎么打？择敌人重点，吃掉他。怎么吃？敌人的重点在澶渊，即以大兵向澶渊。敌人是以虚张声势出其不意的手段，恐吓以真宗为首的朝廷的，照样，也反来一个以真宗的御驾亲征，是稳如泰山的，一点也不冒险。因此这一战役的胜利，不是决定于两军对峙打死萧挞览以后，而是在萧后的恐吓手段破产，真宗决定北上时就胜负判然了！ 　　 　　寇准的对于投降派的打击，对于真宗的争取，也是胸有成竹的。他首先了解真宗不是一个糊涂皇帝，他也晓得他内心有矛盾，他有惧敌思想，怕打仗，可是叫他真的抛弃宗庙社稷，拔腿就走，总得考虑考虑。他身上存在着能够争取的条件，可是这种条件不稳定，容易受外力的影响动摇不定，所以必须眼明手快，先将影响他的主力王钦若击垮，然后乘他来不及考虑更多问题的时候，拉着就走。这不是什么圈套，是针对当时情况必须采取的手段。 　　 　　这场戏，从封相到起驾，看上去比较大，演起来，也好象有点吃累，但这是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铺垫，在这一场里铺垫齐全，后半部的戏就好演得多了。如果嫌这场戏大，把它分开来，反而不集中。这里还采取了一些话剧的处理方法，边关的紧急，京城的慌乱，金殿和战的争论，都在幕后交代，幕后的戏十分热闹，而前场却只以寇准的活动为中心，简单清楚。 　　 　　到了澶渊以后，发展了一场很有情趣也很深刻的文戏。本来一个戏，必须有闹也有静，如果老是敲大锣，闹中无静，是非常犯忌的。武戏是闹，文戏是静，该闹该静，要善于根据整个剧情和艺术需要作出适当的安排。这个地方，利用了寇准的两个条件。一个是朝廷七万禁军，分道渡河，安排部署，尚需费一段时间。一个是镇守澶渊的将帅需要集合一番，谈谈决战计划。这时约摸才二更天光景，离五鼓还远，是一个清闲时候，正好安定一下情绪和心神。除了这个具体时间条件以外，还有两个问题，也很重要。一个是真宗不安心，虽然到了澶渊，但心存畏怯，王钦若现在身边，很可能坚持不下去，突然变卦，又要回转河南，败坏大局。一个是澶渊将士，慑于敌人所宣传的强大攻势，有些惊慌不踏实。这两方面都需要寇准想法子让他们在精神上安静下来，振作起来。根据这些条件和需要，也就决定了寇准必须有一种静的行动，从而演出了一场文戏。这场戏，唱句不少，〔西皮倒板〕起，转〔慢板〕，〔慢板〕转〔二六〕，转〔流水〕，馆驿里面还接一段〔慢流水〕。词句写得很好，有抒情，有叙事，也很有情趣。“一天风雪澶渊境”，用写景揭开这一场戏的序幕，接一句〔散板〕后收住，就转入了〔慢板〕。〔慢板〕先四句：“一不是晋谢安矫情物镇，二不比汉诸葛城上鸣琴；块垒儿在胸中消融未尽，寻快意还须要浊酒千樽。”是抒情。接下来就向老军问话：“北城上可容得寇丞相樗蒲怒掷，妮子们歌舞纷纷？”与老军问答之后，就是听音乐。先听的是军中乐：“军中乐从来是音凄节冷。”再接听村姑歌唱：“今日里山歌竹笛却胜过白雪阳春。”这样，就成为写景、抒情、问答、耳朵听、眼睛看、歌词不断变化，产生了情趣。我们戏曲中，有所谓水词，那种词，唱也罢，不唱也罢，就是缺乏准确的情感变化，没情没趣。在行腔方面，要避免重复，“寇丞相樗蒲怒掷，妮子们歌舞纷纷”和“今日里山歌竹笛却胜过白雪阳春”的行腔容易雷同，前面唱的是一般通用的大众腔，后一句就采用了汪笑侬的《献地图》中“长板坡七进七出杀曹营百万兵”的腔。这样，这两个原本上容易雷同的唱腔，就有所不同，不重复了。接下来转〔二六〕进一步接触到寇准的内心思想。寇准忠心为国，在有些行动和做法上，迫于形势，不得不然，但在旁人看来，总认为他有些专权，独断独行，那些奸佞之流，如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更是百般谗谮，在真宗面前说坏话。而真宗呢？本来既不是太喜欢他，用他做宰相，跟着他一道来到澶渊，并不是心甘情愿，也更不是推心置腹。这些情况，寇准是完全明白的，因之他不能不有所感慨，所以紧扣着上面听音乐的唱词转入了〔二六〕：“愁只愁萧燕燕胸无情韵，纵遇着寇相公她不算知音。”这两句先从敌人方面写起，萧太后是一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寇准在内心里也承认她的。但是要作为自己的知音，还愁她配不上。借宾定主，萧太后是宾，接下来就转到主的正文上来了。“说什么萧燕燕知音不称，到如今满朝中君君臣臣、武武文文，置腹推心，又有几个？”这就把自己的一片忠直孤寂的心情和盘托出。这里前两句，还是以风趣的语气唱出的，后两句就要感慨中略略带有愤激的情绪。但是怎么办呢？“今日里管天下我当以天下为己任，哪管它明日里奸邪谗谮，发挥充军，碎首尸分，九族无存！”这就立刻回到了他的基本性格上去，以一身挑起江山重担，其他一切，在所不计，他是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性格不会有圆满的收场的。一个这样为国家为人民的人，却要等待着一个悲惨命运的到来，这样的人物性格描写就不单薄了。紧接着以一句“一生毛病好任性”风趣地自我批评，来收束住这一大段复杂的思想情感。这一句用了一个〔回龙腔〕，因为上面一大段的感情非常曲折，使一个千回百转的唱腔容易收束得住；并且以上的感情偏偏于愤激，行腔运调近于刚，而〔回龙腔〕曲曲折折近于柔，这样就使得刚寓于柔，和谐舒展了。 　　 　　〔回龙腔〕收住了这一段以后，接着“圆场”，滑倒。这一个滑倒的身段，有两个用意，一个是点清“踏雪”的“雪”字，因为这时候正在下大雪；一个是借这个动作把寇准的疾恶如仇的性格写透，特别补出他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刚下去必然要跟眼前一样“摔大斤斗”，可是也决不愿意稍稍改变自己的作法去躲避不幸。当老军紧张地把他扶起来担心他摔坏的时候，他又是风趣地立刻把气氛转过来。这里先来一个幽默的哑笑，然后指着雪地唱一句〔散板〕：“未提防覆雪之下有坚冰。”这一句是双关语，把小人的谗谮比作看不见的藏在雪底下的冰。接着就立即从正面直抒自己的无法抑制的愤怒感情，唱出了〔流水〕：“只为奸谗怀愤恨，越思越先动无名；但见小人闪鬼影，不见大雪满尘埃，这一跤摔倒理所应。”他对小人的愤恨，连满地大雪都看不见，实在是恨到极点了。走在雪地下看不见雪，把雪都忘了，摔斤斗当然是应该的。这一句“一跤摔倒理所应”也是一个双关语，意思就是说自己这样疾恶如仇，将来栽斤斗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对于这一句的唱法，却又是轻松风趣的。因为不计较一己的利害祸福，是寇准最基本的胸襟怀抱，也就因为他具有这种胸襟怀抱，才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作人之所不敢作，把皇帝拉到前线，和敌人斗，和奸佞斗，和皇帝斗，“管天下我当以天下为己任”，而始终也不改变那种乐观风趣的精神。 　　 　　馆驿见李继隆一段〔垛板〕，其实就是〔流水〕。这种唱法，在传统老戏里很多，所谓一百单八句，内容多为叙事，唱法象数字，要斩钉截铁。有了这一段，前面的事情就全部交代清楚，总结上文，另起下文，在章法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需要的。 　　 　　城头上见萧太后，局面看起来很紧张，演出来很风趣，这也是由剧情决定的。萧太后的军情虚实，已被寇准全部掌握，而她还来势汹汹，装出一副吓人的姿势，事情的本身，就非常可笑。寇准下棋饮酒，望北城上一坐，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就很自然地反过来使萧太后犹疑不定，胆怯心惊，结果成为被吓倒的不是被吓的人，而是吓人者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喜剧结构。一直到这一场末了，寇准对着射死萧挞览的张环，先来一个厉声呵斥：“你这一箭哪！”（一锣）再轻声地接念：“放得好啊。”仍然是喜剧手法，结束了全场。这样，这场戏的全部问题都说明白，人物性格也始终统一，贯串到底。 　　 　　第八场以后的戏，大部分是围绕“孤注一掷”四个字发展的。按照历史，王钦若在真宗跟前用这句话谗谮寇准，是数年以后的事情。这里，既依据历史，又照顾戏剧。一方面把这数年以后的事情安排在王钦若被迫出镇大名时，一方面还要借助戏剧手段反复地把这句话的恶毒性告诉观众知道。这四个字是相当险毒的，在封建时代的帝王，最怕人不尊重他，损害他的至高无上的尊严。真宗到澶渊，心里早有寇准专权对他不够尊重的想法，这四个字正好触犯他的心病，一个帝王，竟被臣下当成孤注一掷，还有什么尊严存在？因而寇准的必然要遭遇到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四个字上表面化了。这个戏的寇准也就注定了喜剧出发，悲剧收场。寇准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周到的：怕王钦若留在家里出毛病，制造事端，影响战局，特为把他带着一道走，放在身边，便于监视；到了澶渊，还怕他在胆怯的真宗跟前嘀嘀咕咕，使千钧一发之际动摇大局，因而决定把他弄走，不留根脚。可是他留下四个字来，人走了，毛病照样出。古人说，谗口铄金，积毁销骨。王钦若这四个字，就完全起了这样的作用。这是寇准所不曾料到的。这里对寇准的描写，实际上也包含一些批判的意思的。顺风蓬不能扯得太足，一个人自以为处处胆大心细，但只要有一点想不到，也会出毛病。刚直的人总是讨皇帝的厌，而奸臣一定讨皇帝的喜欢。到末了，你虽然披肝沥胆，他只要一句话就叫你落不到好下场。丁谓、陈尧叟当真宗的面讲寇准专权，重复王钦若那四个字，说寇准“胜了名扬天下，败了江山休矣”，以激怒真宗。毕士安叱责他们，说“寇准哪一点不为国家着想，哪一点为自己扬名？”也挽回不了真宗的心意。在真宗斥责寇准，决意赔款讲和以后，寇准唱：“叹寇准少世故恭顺无能。我岂不知军王心不喜寇准，王钦若人虽去魂魄未行。”这几句话是寇准内心愤怒的表白，也是对于真宗、王钦若跟自己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总结。可以想象，一个以刚为性格特征的人，碰上了这样的打击，是怎样的不平和激愤。真宗去后，寇准问毕士安：“燕云十六州之地，与寇准人头孰重？”又问毕士安赶到澶渊“为着何事”，以及接唱“叫寇准送掉了故土燕云”，一方面仍然表现他的刚，一方面也表现他一肚皮气愤，不得不在毕士安头上发一发。可是即使真宗这样无情，连“再言者斩”也说了出来，而寇准还是命令曹利用，不得以百万金帛议和，如果超过三十万回来定要杀头，这就表明寇准的刚、寇准的要真宗亲征以及所采取的手段，都是忠心为国，都是不得不然，丝毫也不是为着自己。 　　 　　末一场的“还盔”，是虚构的情节。这个情节，主要是想通过它来证明寇准对于这一战役敌我军力估计的正确性。萧太后所采取的战术，主要是一个“诈”字。明围猎，暗发兵，这是诈；二十万兵称百万，也是诈；听到真宗亲征，命令萧挞览张起灯笼火把，自己赶奔澶渊，想把宋真宗吓住不敢过河，还是诈；打了败仗，不得不低头求和，反而提出三个条件以为威胁，仍然是诈。萧太后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贯串了这个诈字。而真宗恰恰到最后还是受了诈，同时也揭露了真宗的被诈。这一个盔等于一颗炸弹，同时炸了两方面。萧太后只有接受了还盔的耻辱，而不敢拚一个水落石出，这就说明她的军力不足与宋朝抗衡，她的诈也就彻底失败；宋真宗眼看着萧后受下了这场羞辱，含羞而去，也就证明自己上了当，挨了诈。一切全都明白了，寇准预先写好的请求出镇大名的本章，也就跟着出现。这个本章，一方面说明寇准的远见，知道自己在真宗心目中所处的地位；一方面更进一步说明他的刚，他的手段，不是为着自己。这其后有两句最悲惨的话，寇准对送别的高琼、李继隆说：“文武齐心同御敌，眼前依旧汉旌旗。”眼前的山河无恙，可是保护山河无恙的人，却不得不望着临风飘拂的大旗，一鞭残照，出镇大名。但是大宋的河山毕竟是保全了，侵略者遭到了可耻的下场。靖康之难，没有提早到来，虽然澶渊之役的结局对寇准来说笼罩着悲剧色彩，但终究不是悲剧，所以在结尾的手法上仍然归于风趣，用两个村姑在夕阳残雪中的骊歌一曲，为丞相送别，以表现当时人民对于主持这一次抵抗辽邦侵略的寇丞相的爱戴。 　　 　　 　　关于萧太后 　　 　　萧太后是这个戏里敌我矛盾的敌方主要人物。在传统老戏里，这个人物，常常被处理成脓包相，无才能，无谋略；有时候，还带有一点蛮干的味道。实际上，萧太后可不是这样一个简单人物。她是有非凡才能的一个辽国的领袖，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帮助她的丈夫料理军国大事，她丈夫死后，又代理她的儿子主持国政，不但在朝内说一句算一句，就是出征行军也都是披甲上阵，身临前敌。史称她“有机谋，善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亲被甲督战，及通好，亦出其谋。”（《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澶渊之役，她虽然年纪已经不小，还是亲自前来，指挥一切。在曹利用第二次到她那里正式讲和时，她对曹利用说：“晋畀我关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见还也。”（《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非常强硬地对宋朝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在她当政的数十年中，是辽国的全盛时代，土地广，人口多，军力强大，这就决定她对于宋朝常常伺机乘隙，大举进犯。这个戏里的萧太后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历史上的真正萧太后描写的，特别抓住她的“有机谋”和“每入寇，亲被甲督战”的特点。 　　 　　她是善于用机谋的，因而在这一场决斗中她使出了一个“诈”字。她为什么用诈呢？她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把宋朝估计得太低，骨子里却是一个“骄”字。 　　 　　她以明兴围猎，暗发大兵，实行突袭的方法开始侵宋的。在她的想法上，宋真宗从即位以来，没有打过什么硬仗，武备大半荒废，比太宗时候差得多。朝廷当政的又是以王钦若为代表的粉饰太平、苟安怕事的一类人物。她料定在这种情况下，来一个突然的打击，首先是宋朝上层集团一定手忙脚乱，慌作一团，她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就可以一举吃掉澶渊，飞渡黄河，顺流而下，占领汴梁。可是她万没想到，就在这个当儿宋朝用了寇准为相，来了个御驾亲征，她的诈在头一回合里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她还没有立即觉悟，仍然虚张声势，亲自赶赴澶渊，还想凭借辽国数十年的军事力量和她自己个人的威信吓唬宋真宗，争取主动。这时候，虽然内心多少有些空虚，但是那个“骄”字没有碰到具体打击，那个“诈”字也就不肯轻于放弃。及至到了澶渊城下，那位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新任丞相那副从容、镇静、风趣横生的言笑，使得她不由得不感受到一种雷霆万钧的力量正在压向她的头上！这时候，她才正式认识到形势严重，“诈”和“骄”一齐开始破产。接连着萧挞览被张环射死，宋军进击，战斗不利，金盔挑落，她开始进入了混乱。 　　 　　兵败过场，是一个关键。这位辽国太后不愧为一个风云叱诧的人物，她迅速排除了混乱，把她的真本领拿了出来。她没有在失利的情况下方寸无主，相反，变得更沉着、更冷静、更有远见、更厉害。这个时候，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象她的儿子耶律隆绪所说的，把军队全部开上来，拼光了完事；一条路就是她自己主张的，与宋朝讲和，保全军力，以备他日卷土重来。显然，后一条路是“正确”的。可是在这种失败的情况下讲和，宋朝是不是可能应允？也一定要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叫她难于接受。在这里，她充分表现了知彼知己的军事才能，她采取的不是软弱求和的态度。而是强硬的以最后通牒的语气提出反要求。她着重告诉宋王，如果真地拼起来，宋朝将不得不重蹈当年两狼山的覆辙。她的这个提法的现实根据是：“宋王胆小，内有奸臣，面对着萧太后，不能不惧怕三分。”她对自己有充分的估价。这种估价，是从她掌握辽国军政大权与宋朝进行数十年斗争的历史上得出来的。果然，没有出她所料，宋真宗面对着这位行将负隅拼命的母老虎，确实“不得不惧怕三分”，赶快答应她的要求。于是她的“光荣和平”的目的，终于还是在她的基本战略“诈”字上面完成。这一个几分钟的过场，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她的形象是丢盔打败仗，可是不但不能表现出狼狈慌张，反而要特别沉着、坚定，临危不乱，具有极其充分的自信心，，表明这个人善于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行动的方向。这里除了“诈”字以外，还说明她有高度的“原则性”，不争一时之气愤，一切服从于国家利益。她这种精神，一直贯彻到最后“会盟”的一场。这一场她的“诈”被寇准彻底揭穿，威信丧尽，面子上几乎无法过去，可是她忍受下去了。只要保全军力，其他一切均非所计。所以演这一场戏，万不能只看到她的被羞辱一面，而忽略了她的更根本的成熟老辣、能屈能伸的一面。 　　 　　这个戏里的敌人确实是写得很凶的。萧太后很凶，而真宗很不凶，寇准正好要让不凶的去战胜凶的，他自己就不得不更凶。萧太后终于在寇准比她更凶的情况下，旌旗倒卷而去了。从萧太后的原来计划说，没有获得实现，她是完全失败了。但从寇准的原来要求看，宋朝却也不算胜利，因为纵敌远去，留下了无穷的后患。特别是寇准本人，敌人走了，他也就此罢相离开了朝廷。澶渊的胜利，却不是他个人的胜利。 　　 　　从萧太后与宋真宗的对比来看，也证明寇准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他确实刚得很，甚至叫人感到过分，但是就靠这个，保全了宋室江山，他做了一般人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事情。根据全剧的情节语言，证实了前面那些对于寇准性格的分析是准确的。刚，风趣，机智，深谋远虑，他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学问、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因此我想到《宋史·寇准传》里一个有趣的记载，寇准和他的朋友张咏的谈话：“准出陕，咏适自成都罢还，准严供帐大为具侍，咏将去，准送之郊，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寇准是那么一个有才能、有学问的宰相，能够说是“不学无术”吗？恐怕不能。我以为这是烟幕。张咏的那句话，是相当严重的。霍光功高权大，身方死而家随以灭，张咏特为提出这位受祸惨烈的人来，不明明是警告他，当心杀头夷九族吗？两个大臣，竟然在私下里谈起这样的事来，如果传到王钦若之流的耳中，加油加酱，往上一奏，说他们私议朝廷，怕皇帝杀他们，居心叵测，这可不是开玩笑。可是经过寇准翻开书，找出了这么一句话来自我批评一下，承认了自己“不学无术”，这个严重的问题，就轻轻掩盖过去。我看这正是他“学而有术”的证明，风趣、机智地处理一切重大的关键问题，本来就是寇莱公的特性嘛。质诸史家，未识以为然否？

原文1963年4月 发表于《澶渊之盟》单行本  浏览：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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