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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家族纪念__顺境逆境家风不变 为官为囚丹心永留
吴氏家族纪念

《梦泽世纪老人吴忠亚》32“文化革命” 33 押送回乡

吴厚礼

  32文化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混乱的阶段,幸亏父亲和我都在相对来说,波及比较城市小的农村。不然结果也定不堪言。
  最初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表现为:根据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在执行前两个《十条》中,对一些在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中的“极左行为”,做出了果断、迅速地纠正。“四清工作团”撤出,靠边站的干部恢复工作,农村的形势很快得以稳定。现在看来,当时幸亏如此。不然,以后的几年中,城市派性、武斗搞成的那种无府主义状态,再波及到由于“四清”运动,同样搞得很不稳定的、已经无政府状态的农村。使城乡同时大乱,整个局面将更不可想象,更难收拾!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种形式的史料非常之多,无需我详细介绍。我仅就自己前后遭遇的过程,以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为例,对当时城市(机关单位)的大反复,以及对农村的波及,影响,作些回忆。
  中央《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大概是1966年4月末,中共云梦县委组织部一位名叫焦永良的组织干事(此人文革中,因突然变得左得出奇,升了官,当了县委副书记,群众称之为“变色龙”,文革后被撤职),突然通知我去谈话。他告诉我:“为贯沏落实中央《二十三条》,县委专门复议了你的处分问题,一致认为:对你的处分过重,决定给你平反。请你作好准备,安心在家听候通知 ”。我自然喜出望外,当即把养的猪也卖了,作好了随时回机关工作的准备。可那里知道,等了半个多月,通知还没有下来。我便到县委组织部去,还是找到约我谈话的那位焦干事。虽然,仅仅只相隔了半个月,他见到我后,竟然完全变了另外一副面孔,一反原来的态度。矢口否认,他对我作过的上述通知和承诺。并且,态度极为严厉地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安心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不要翻案”!我感到十分奇怪。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中央又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一切又都翻了一个面。随后,没有过几天,县委的干部们就分成了两派,原来的县委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之,县委机关的工作就形成了瘫痪!我的问题,再找任何人都没有用了,更没有谁能负责任地帮助我解决问题。从此我的平反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地被长期拖了下来。而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情况就越来越严重,直至搞得我妻离子散,任何惨无人道的痛苦,我都亲身经受过。只不过,也许是因祸得福,因为我早早地已被开除,离开了机关,没有再被卷入这场流血的派性斗争的可能性了。身在农村,毕竟只是受到波及,乡村还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机构,农村政权,还是相对稳定的。我虽不可能很快解决平反问题,自己没有找死,也没有被继续迫害致死!我作为“五类分子”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改造达14年,与父亲相依为命7年。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左”的流毒逐步消除,才像挤牙膏一样,从1979年恢复工作起,一点一点地,整整经历了五、六年,才割完强加给我的各种“尾巴”,真正地完全彻底平反!
  在城市,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一切都迅速转向“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学校停课,机关也停止上班。数以万计的各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卫兵”组织,以及席卷全国的“大串联”,引爆了“派性”、“武斗”、“夺权”,----等等、等等,一发而不可收。各个城市中,一切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人伦、生产、生活秩序和关系,全受到冲击,有的被打得乱七八糟。这种景况,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我看也是绝无仅有的了!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它的来龙去脉,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在这个时期里,因它而飞黄腾达;因它而家破人亡;因它而死无葬身之地;因它而留芳千古或遗臭万年的人和事,都已成为既成事实。各种各样的史料、报章、杂志、书籍,纸上,网上,应有尽有。党中央也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全盘否定的历史结论。总而言之,它是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也是必然的,一场代价最惨重的过错!当然,责任也不完全在他一个人。究其根源,它是封建主义、独裁专制、个人崇拜等等弊端,发展到极点的,中国特有历史和文化根源的综合结果;它是一段长达十年、影响几代人、荒诞得无以复加、怎么形容和批判都不为过的、错误到极点的、惨痛的一部《历史故事》;它也是上世纪,动乱的前八十年中,最乱的和最后的十年!
  在这段历史里,我们这个家庭,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父亲、大姐和我,都是“五类分子”,家里的其它人,不是“黑五类家属”,就是“黑五类子弟”。当时的当权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逍遥派也好;我们都无资格。我们属于“革命对象”和已被“开除人籍”的“人”!等于被关在笼子内的,随时随地都得准备着,被拉出去挨打、挨批、挨斗的,几只等死的动物。运动开始时,八弟、九弟在学校读书,他们还参加过一阵造反活动,参加过学生的大串连,接受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接见。但,随着派性斗争的展开,唯成份论的兴起,他们也成了学生中的革命对象。
  1966年的上半年,武汉开始有了学校停课,学生串联,贴大字报的迹象以后,父亲便被取消了做街道工厂采购员的资格。为了不让体弱多病的母亲精神上受刺激,也为了减轻生活、经济上的压力,六妹厚悌就把母亲接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这是因为,京山县的湖北五三农场农科所,可能是由于偏僻一点,当时政治环境也相对比较宽松一点。
  1966年的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刚通过。8月18日,毛泽东便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拥向北京的第一批学生和各种造反组织的“红卫兵”代表。表示了他公开倡导、公开支持,全国各地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接着,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为响应中央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纷纷走上街头,冲向社会,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四旧”群众风暴!各地的寺庙普遍被砸,文物被毁,抄家成为一时风潮。各机关、学校、厂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父亲每天被红卫兵押着,打扫街道、厕所;大姐被红卫兵强行剃光头发;谁都可以对他(她)们无中生有地辱骂、拳打、足踢。随时随地,即使是走在街上,都有可能被围而攻之,批斗一通。在造反派强行抄家破“四旧”中,我家经过解放后的艰难度日,早已是一贫如洗。因此,首当其冲的、也是唯一的,就是“古董”柜式留声机和京剧唱片;再就是解放前、后的所有照片。最后,虽然没有抄到其它任何值钱的东西,但却放不下我们家所住的那套房子(过去的法国租界,属于市公房性质的市民政局干部住房,汉口一元路首善里6号)。不久,街道办事处便以阶级敌人不够资格住这样好的房子为由,将我们家强行赶到了附近一个贫民窟(洞庭街153号),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又低矮、又潮湿的木板平房内栖身。
  1966年末,“五三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升级,母亲怕拖累六妹,其他的儿女那里也都不能去,便只有回到与几个月前,面目全非的汉口家中。终日面对父亲打扫街道,听候传讯、挨批挨斗、不能就业;儿女们也都个个让她终日胆心、受怕;精神上受到不断地折磨。从此,便一病不起,住进她原来的工作单位,汉口第二医院。经医生检查,她已是肺癌晚期!各地儿女闻讯,纷纷赶回武汉,尽一切力量也无力挽救可怜的母亲。1967年10月7日,她老人家终于怀着对父亲、子女的无尽忧虑,世逝在市二医院,年仅59岁。有幸的是,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大乱尚未开始,母亲的身份也还是退休职工。所以,父亲与我们全体兄弟姊妹,及夫、媳、部分孙辈,都还可以齐聚武汉为她老送行。火化前,我们围绕着她老人家,举行了简短而肃穆的送别仪式。此后,她老人家的骨灰,便一直偷偷地(那时,像我们这种家庭,保存骨灰可能上纲为“想复辟”“想变天”等重大罪名)存放在汉口大姐家的阁楼上。一直到2004年4月17日,才得重见天日。与父亲的骨灰一起,合葬于云梦县熊家山公墓。可惜的是,当时父亲为母亲而作的《祭文》随之火化,没留下底稿。现将四妹尚留心保存的,父亲为怀念母亲而写的《遣悲怀》诗句,抄录于后:
  
  (一)
  长夜思君梦不成,心潮起伏忆前尘。
  八年离乱同生死,半辈辛劳为子孙。
  病逢绝症难为药,蔗到甜头己是根。
  叹息斯人心血尽,满怀惆怅到天明。
  (二)
  记忆无端苦纠缠, 欲将忘却事偏难。
  悲欢离合犹如昨, 谈笑声容尚宛然。
  无边往事无穷憾, 一念前情一阵酸。
  最是难忘风雨夜, 扁舟同渡鬼门关。
  (三)
  昔人有句遣悲怀,我亦为之遣未开。
  此恨绵绵终到死,梦魂渺渺似曾来。
  哭君有泪千行少,愧我无能百事乖。
  衰朽残生无所望,唯期泉下早重谐。
  诗中所提到的情景,在我前面所写的经历中,都可见到体现。例如:笫二节第四句,我想可能就指的是,当年抗日战争中,为家人在长沙团聚,父母驾舟,夜闯日军封锁线,去接我们的情景。
  母亲去世以后,文化大革命逾演逾烈。父亲住在汉口与大姐相依为命,生活来源,完全靠外地工作的弟妹们暗中接济。但他仍然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十分虔诚、信赖的一贯态度,以自悔、自责的心态,希望自已的儿女听毛主席的话,照着共产党指引的方向,进步、前进。为了证实他老人家当时的思想境况,现将尚保存着,当年给远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思想尚十分幼稚、激进的八弟厚信的两封信,照录于后:
  (一)
  “亲爱的八儿:
  收到寄款,看到附言,足释远念。你们现时都已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在工作学习,生活作风各方面都自会听毛主席的话,照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方向前进,用不着我多担心。因而,附言虽很简单,但只要有平安二字,也就能使我感到很大的满足。你没有多的时间写信,就不必给我来信,但你和九弟应当经常通信,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和思想情况,以期达到相互帮助,共同提高的目的。你是哥哥,应从政治上多关心九弟,把教育帮助九弟看成是自已的责任,经常主动地给他写信,如果他懒,长时间不回信,你要再三去信督促并严肃地提出批评,决不可听之任之。我没有别的心事嘱托你,唯一的就只是这一件,望你能耐心办到。我给九弟写信时也会经常这样督促他。这封信你看了之后,可以转寄九弟,因为我对你所写的,也正是要对他写的。我现在一切都很好,生活环境很安静,毛主席的书经常在读,越读越感到无限崇敬。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对旧中国的腐败与落后是相当熟悉的,解放后还只短短地不到二十年,我们的祖国就变得如此光芒万丈,特别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各方面都显得朝气勃勃,方兴未艾,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不能不从内心里感到最大的喜悦,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自更不能不从内心里感到无比敬仰和无比崇拜。我自已在历史上是个罪人,今天能在党的宽大政策下如此地渡过晚年,感到十分满足。至于要在群众监督下进行自我改造,正是理所当然,我自觉心安理得,无所抵触。因此多年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的思想都还能一直保持平静,没有发生很大的波动。今后有生之年,我仍当经常学习,不断改造,奉公守法,安分守纪,恪守政府法令,做到规规矩矩,自信绝不会自陷法网,贻祸子孙。望你在这方面对我无须有任何担心。目前我唯一感到缺陷的就是你母已不幸先我而逝,你们又都同我远离,老来独处,寂寞苦人,使我不能不时常地怀念逝者,不能不十分地想念你们。等到明年运动结束后,我如能长期跟着九弟住到工地,最后还能更有机会到你那里住个时期,那我就大愿已足,死无遗恨了。四姐回鄂城后有信来,很好。十妹回农场后,已开始忙生产,也很好。叔、婶、大姐工作如常,人均平安。六姐生产后已满月了,尚无信来。三哥处已数月未通信,情况不明,你也无须给他去信。铎铎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已回去上学。你们的学习要到何时结束?春节前后能否有探亲假回来看看?婚姻问题怎样?便中望告,或只告四姐也行。最后再嘱咐你一句老话,望你注意身体,加强锻炼和适当地注意营养。 就此祝好!
  
  爸爸十一月四日 (1968)”
  
  (二)
  “亲爱的八儿:
  昨接来信,当时就仔细地看了两遍,今天回信之前又更仔细地看了一遍,深觉大慰我心。你说这封信不一定使我高兴,是过虑。你自成年以来,即同我远离,对我的思想生活情况,难免不够了解,有此过虑,也很自然。现在就同你谈谈我对一些问题的想法和看法。
  第一,真理在毛主席、共产党一边,我早已向真理投降,而今更心悦诚服。
  第二,个人比起民族整体来,真是渺苍海之一粟,遇事能从整体着想,一切个人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我过去对许多烦恼和苦闷,都是通过这个途径解决的,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学了斗私批修,看到一些具体事例,胸怀更觉广阔。今天遇到个人问题,当能解决得更快、更好。
  以上这两条是最基本的,有此两条就能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感到心安理得,抵触较小,甚至毫无抵触。
  第三,再说到生活中的具体现实,作为一个社会监督的专政对象来说,我是感到十分宽大的。他所要求的主要就只是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我根本就不想乱说,更不想乱动。(十年以来就没有一言一行是犯了这一条的)所以从思想上就不感到压力和拘束,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抵触。我对我的现实生活是满意的和乐观的,除了悼念逝者以外,我再无任何不快之感。
  第四,关于争取解决问题,今后一息尚存,便当积极争取,途径有两个方面。首先和基本的方面是正视自己的历史和错误,认真改造思想,紧跟时代,并在行动上切实做到奉公守法,安份守纪,绝不乱说乱动,争取能得到政府和周围群众的谅解;其次是遇得可以申述的机会就实事求是地申述一下。我自信根据党的政策和我的具体情况,运动后期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最近看到上海市革委接待站对公安六条问题(原报附寄你看看)解答,其中对历史反革命一再强调要正式由司法机关判定。如果真是这样,我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就可能容易解决,因为我是没有经过司法机关处理的,而且在肃反运动结束时,组织上还给我下过不算历史反革命的结论的。至于右派分子帽子,前几年工厂领导就已同意摘了,就因为历史问题没有得到批准,即使这次同意不作算,根据我十年来一贯老实改造,从无新的过犯的情况看来,也是符合于中央关于右派摘帽子的决定的条件的。以上当然只是我的想法,具体人的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有关的方面对我的问题如何具体处理,当然是另一问题,但我坚信毛主席的政策总是治病救人和与人为善的。另外,我对待这个问题是会要小心谨慎的,我决不会盲目行动,以致重犯错误或增加错误,这一点望你特别放心。二姐前有信给九弟,很耽心我在这方面出问题,望转告放心。或将此信转她一阅。我争取早日解决问题的主要动机,就是要为后一代减轻负担,我可以最后向你保证,我再决不会在政治上乃至生活上,发生任何新问题,以至于影响你们。我对你们也就只能如此尽到我的这份心。
  第五、关于你们对我的态度问题,原则一定要坚持,界线一定要划清,你们对我的意见和劝告,不管提得如何直率和尖锐,都决不会使我感到难受,反之我只会因你们的进步而感到高兴。因为我毕生愿望,也就正和你母亲一样,端在你们能健康成长为有所贡献于祖国之人。而在今天,则紧跟毛主席革命一生,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已,实最为根本之根本。你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就我来说就是要加强改造,不断向你们靠拢。我一定尽力做到这一点,至少也要做到不妨碍你们的进步。这类的话,以后还望你对我多说,以提高我的警惕,帮助我的进步,而无须有任何顾虑。
  棉衣巳提前做好,月初即已付邮寄来,不知现在已否收到?能否解决你御寒之需?外调时不能回武汉就切勿勉强回来,惟望时来一信,使我知你去向,免我悬念。
  九弟己决定分在长办,这是你劝告之力,他们现尚暂留学校,大约月底才分途报到。
  十妹去农场一月,昨回。因场内生产秩序尚未恢复,她可能在武汉留住些时,也能对我照顾。大姐照常上班,暂仍分开生活,往来情况尚好,可勿为念。三哥、四、六姐都时有信来,都好勿念。
  就此祝好!爸爸十二月十三日(1968)”
  
  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铁拳,仍然一次比一次重地、打向他的身上。随着这种形势的不断恶化,由于实在经受不了,长期在精神上的折磨,和在人格上的侮辱、体力劳动上的重负。他老人家多次都决定追随母亲,一死了之。但,每到死亡的边缘,一想到将要更加连累他的一大群儿孙,便又更痛苦地从死亡线上返回,继续忍辱负重。1969年5月份的一天,红卫兵组织又来通知:当天下午要开一个规模很大的批斗大会,叫他在家听候传讯。这次,他再次下定决心,告诉大姐:他因再也忍受不了了!决定要用电线绑在身上,然后用接上电源的办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姐无力帮他解脱,又不忍心看着他天天受苦,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哭着央求他老说:“你老人家绑上电线以后,暂时不要接通电源,等他们到家里来了,再接上也来得及”。父亲听从了大姐的意见,二人相对无言,手上绑着电灯线,一直坐到傍晚。结果,那天红卫兵竟没有上门来。于是,父亲便又一次活了下来。
  
  33 押送回乡
  1969年8月,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为了城市的安全,凡原籍在农村的 “五类分子”,一律都要押解回原籍劳动改造,交群众管制。父亲虽然从孩童时代就离开了原籍云梦,但明摆着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父亲肯定也是在劫难逃。不久,果然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中午,武汉公安部门派了一辆卡车,强行将父亲押解到了云梦县公安局院内。当县公安局的人要押送他到生产队去时,父亲告诉他们:“我的儿媳在县银行上班”。县公安局乐得少了一趟麻烦,于是,便叫他自己去县银行告诉家里人,通知生产队派人领取他的户口和行李。这样,便由两个孙子,将爹爹送到了距离云梦城关仅两华里的吴家台生产队。见到了我以后,便请生产队长去县公安局,拿回了户口和行李。
  当时,我在生产队,还借住在原来作为牛拦的一户社员的半边房间里。这一户的成份也不好,因生产队的耕牛怕人偷,晚上便牵进他家空着的半边房子里。我去了以后,生产队便将这半边房屋派给我住。父亲从来也没有居住过农村,又是高度近视眼,什么农事也不会做。好在是,因为生产队靠工分吃饭,活少人多,社员们都抡着出工赚工分。因此,生产队也没有特别地勉强他,一定要他参加队里的劳动。他的生活来源,除了我在生产队劳动,分得的口粮以外,外地工作的二姐、四妹、六妹、八弟、九弟五人,规定每人每月给父亲五元,共计每月二十五元,汇集在汉口的大姐那里,由大姐按月集中向云梦邮汇。当时,我的小家只有妻子李长清一人工作,工资很低,我在生产队尽管拼命出工劳动,一年下来除去口粮,还分不到一百元现金。为了节省开支,孩子们在乡下住,每天到县城上学,我的妻子下班后,只要不加班,几乎每天回来。父亲来了以后,便在他的生活费中,每月固定给我五元,由我负担其口粮,其余的二十元,留作他老人家自由处理。农村的人和环境,比起他在武汉来,毕竟要朴实、单纯些,生活也就自在得多。反正我们两人都是“五类分子”,开起训话会、批斗会来,不论白天黑夜、是近是远,都有我掺扶着,两人一起同时参加。平日的时间,我们低头生活,什么事不问也不管,白天我在生产队出工,家里还有他老照看门。我们养了鸡、养了猪,种了多种蔬菜,一家三代人,生活虽然十分清苦,倒也还和睦愉快。
  1970年冬天,一方面是由于住得太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借住在别人的家里,也多有不便。我便向队里借了一块越冬的秧田,搬来石磙,五更半夜,披星戴月地赶着牛,提前碾好了足够的土坯(即将田里碾结实,切成土砖)。然后,挑到屋基地码放,搭盖严实,防避风雨。经过了几乎一年的筹备,1971年,在冬季来临之前,依靠外地的弟妹们,共揍了不到两百元(其中叔父给了五十元),买了些竹篙、稻草、麻绳、铁钉之类的材料。请村里人帮忙,便自己盖起了一个小三间的泥墙草棚房屋。虽然其貌不扬,全村也就只我一户,但安静自在,冬暖夏凉,面极也比原来大了一半还多。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心里自是非常高兴。
  然而,好景又不长!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四人帮”篡党夺权,不断挑起事端。云梦县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黑暗的时期。以“保皇派”为主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夺权,成立了极左的所谓“革命委员会”,不少被打倒的、本来就极左的老干部,又重新上台,他(她)们一上台,更是“左”上加“左”。一时间,云梦县城的大街上、银行内,到处都刷着我的妻子“李长清为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吴厚礼翻案!”,“李长清是国民党少将吴忠亚的贤媳!”等大幅标语。县城银行里、农村公社里,双管齐下,里应外合,对我和李长清进行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斗以后。最后结论为我的妻子李长清,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县委组织部决定:要将她开除公职,与我一样,下放农村劳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和唯一考虑的,就是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当时,大女儿初中即将毕业,老二(儿子)小学及将毕业,小女儿才只上小学二年级。如果与我一样,一旦她也被开除工作,两个人在农村受管制,对三个孩子的“前途”影响太大,不敢想象。我的弟兄姊妹都在外地,而且都是“泥人过江”自身难保!寻求外来帮助是不可能的,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而她又是一个母性特强的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她像发了疯一样,牵着三个儿女,在县里四处奔走呼号!希望求得那些当权者们一丝丝的同情。然而,任何结果也没有。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顾不得任何危险,不辞而别(平时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不要说一个人),一个人带着最小的女儿,夜宿车站、路边,跑到武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横冲直闯,见人就讲,到处上诉。几天以后,省革命委员会终于有一个部门接待了她,给她写了一份“公函”。意思是:“李长清本人成份、出身好。只要与其反革命家庭,划清了界线,就要允许她继续‘革命’云云”,要她带回去,递交云梦县革委会。李长清回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她带着小女儿,一个人跑到省里去了。当时,武汉正乱,我们都为她拎了一把汗。由于有了省里的信件,县里暂时也就保留了李长清的工作。父亲回到农村以后,除了外地儿女寄生活费时,在附言中报一声平安外,父亲很少给他们去信。现在尚保存的,仅有他老人家在1971年除夕之夜,给八弟厚信的一封回信。反映了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生活态度,和对子女的希望与要求。也照录于下:
  
  “八儿如见:
  昨日除夕,收到来信。
  关于我的右派帽子问题,前年由武汉疏散回来,在汉口一元街派出所填写“疏散人员登记表”时,我曾问过派出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答复我说:“你的右派帽子已经早就没有了,你在戴的什么帽子一栏不要再填右派,只填历史反革命”,当时我就是这样填了。最近三月前,公社填报调查表时,对我的政治面貌也只是填的历史反革命,没有填右派。因此你对你的女朋友说我是摘帽右派,正是符合了我现在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可勿须有所顾虑。(望即回信说一下,免我悬念此信未收到)至于我在旧社会的反革命历史问题,你是否须向她详细介绍,由你自已考虑,如还须要我说明什么历史情况,可来信,我当即时说明。关于我的历史交待,经过组织上再三审查,早已作过结论,通过几年来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出现任何新问题,这一情况也可供你参考。
  你们兄弟姊妹们有了我这样一个反革命历史的父亲,诚然是你们共同的大不幸,也是我现时唯一的大恨事。但历史已经是历史,我再无法改写,对不起你们,我也没有办法,正所谓“一足失成千古恨”,我也就只好饮恨千古了。对于你们下一代,家庭出身不好,是会从各方面给你们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总理曾经说过:“家庭出身问题是生不由已,道路问题可以由自已选择”,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无产阶级政策,一贯就是争取、团结、教育,只要你们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跟着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一辈子,你就同样会能有一辈子的光明幸福。同时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主观努力,还能促使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更具体的说,如果你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和学习,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已,和更加彻底地改造自已的世界观,这样一来,家庭出身问题就会能由前进的障碍转变为前进的动力。你是学过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的,对这层唯物辩证的大道理,应该比我懂得更清楚,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能躬行实践。总之是我衷心希望你能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这个客观存在的家庭出身问题,不要盲目地背上包袱,更切切不要背得太严重,以致于影响了你的身体、精神和工作、学习,徒然为自已制造和增加苦恼。这些肺腑之言不知你是否能听得进去?对你的婚姻问题,我是希望你能早日园满解决的,但结婚必须双方完全了解和完全同意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任何一方在任何方面有所勉强,其结果就会要成为痛苦。你我相距数千里,不了解你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提不出何种具体意见,只是觉得你的年岁不小了,在婚姻问题上积极主动一些是完全应该的,但也不要过份地片面强求,更绝对不应该存有丝毫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论”的错误想法。你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是党和人民一手把你培养成为艺术专才的。现在正是你发挥专长和全部精力来报答党和人民的时候,如果照来信所说,你会因为得不到一个女人的爱,就甚至不惜毁掉自已,那我不说别的,你怎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你十多年的长期培养?更怎能对得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呢?我希望你能从内心深处把你的这种想法作一翻认真、彻底的自我枞查和严肃批判,并把它拿来同王杰等英雄人物的言行对照一下,更加特别重要的是要把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仔细地、反复地重温一下。如果你真是要这样轻易地毁掉自己,看你是属于“泰山”之类或者“鸿毛”之类?看你的这种想法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你们年青人”所殷切期许的“朝气蓬勃”还有无丝毫的近似之处?总之,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望你能及早猛省过来!我恳切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艺术工作者,千万不要堕入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荒唐颓废思想的臭泥坑!而你,现在似乎已在不知不觉中临近了这种危险可怕的边缘。我为了爱惜一个像你这样由党和人民花了十多年工夫和无数人力物力所辛勤培养出来的艺术专才,不能不及时地向你猛敲警钟,其中当然也不免含有部份的父子私情,但这确是非常次要的,因为我现在已临近死亡,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的存在已不会再有很长的时间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知你以为然否?
  我回云梦已三年,情况一直都十分良好,对如此渡过晚年,我是十分满足的。这当然要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给了我这样的出路。只是我年已衰老,不可能在这个“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去年农忙时节,我在队里出了一段时间的义务工,今年打算还是照样干,但这也是竭尽心力图报党和毛主席的宽大恩情于万一,不存在有其它奢望,实际上从我个人的年龄、体力以及政治历史等具体条件看来,我的最好情况也就只能是现在的这种样子,抱有其它奢望就会是脱离现实的幻想,其结果也只会是失望。你在来信中对我所表达的一些语重心长的心情和期望,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我当然是只会顺着你所说的这个方向走,绝不会背道而驰,只是由于年龄、体力和政治历史等具体条件的限制,我已不可能走得很远,队里领导和群众对我的看法和关系虽然都还比较好,但要希望由此更进一步地彻底解决我的政治历史问题也将无能为力,如果中央有新的指示到来,那就是另一问题。但估计这种希望也不大,因而我要想完全满足你对我所提出的期望,也就是要想彻底解决我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你们兄弟姊妹们不再背家庭包袱,到死也总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我罪孽深重,祸延子女,大错铸成,百年莫赎,但得早了余生,便就百事大吉。儿女们谅我怨我也都只有听之而巳。这些都是老实话和内心话,一向少说,因你心情急切,只得对你说了,我觉得要比用空话来安慰你一番还好些。最后还是希望你能鼓起勇气来正确地对待现实,正确地处理你的生活问题,不要过份迁就,更不要把家庭包袱越背越重,徒然地苦恼自已,我相信你的生活问题是总会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的。如果要回信就寄到“云梦城关河街32号左承先同志转吴厚礼收”,比较寄到队里要稳妥一些。就此
  祝好! 爸爸正月初一夜(1971)”
  
  1971年的春天,也是我的妻子李长清去省里上访回来的几个月之后,云梦县委组织部正式找她谈话,说是对她的问题,县里专门开会作了决议:“对她可以不开除、不下放,但条件是:必须与吴厚礼经过法院,正式离婚,彻底脱离这个反革命家庭”。要她在去、留二者中,自选其一,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了任何通融的办法,为了孩子,我同意了离婚,并且通过法院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以后,子女们的监护权,自然都判给了李长清,也都改成了姓李。我与父亲两人相依为命,照旧生活在草棚里。开始,孩子们还能经常偷偷回家看看我们,传递一些信息。我也尽可能地,给予他们一切可能的接济和帮助。然而不到半年,中共云梦县委组织部长赵泉(女、山东人,农民当兵出身,极“左”,文革时一支腿被造反派打断)听到有人举报,说我们两人暗地还有往来,是假离婚。为此,她亲自找李长清谈话,并“出于阶级感情,和对李长清的关心和挽救”,点名将李长清抽调到她蹲点的县河生产队,与她同住一户,同睡一床,一起工作。随后,这个组织部长,被提升为县委副书记。亲自做媒婆,介绍李长清与一个所谓出身好的人结了婚,终于“帮助”她,彻底摆脱了原来的“反革命家庭”。
  那是在1972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大女儿小丹突然跑到乡下来,哭着告诉我说:“她也是刚刚才知道,妈妈当晚要与别人结婚”。当时,我正在田间劳动,毫无思想准备,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正常的理智已无法控制。我完全是在下意识的状态驱使下,不顾一切,也不想什么结果,赤着一双脚,便跑到了(我曾是那里的行长的)县银行。亲眼看到李长清一人在家里打毛衣,两个小孩子,被人带着看电影去了。不等说话,我便被当时的银行党支部书记刘仁保,和当天要与李长清结婚的(原粮机工人,文革中迁升为一个粮管所的党支部书记,年龄大李长清13岁,在农村的老家里,还有被遗弃老婆)候作坤拦住。他们扬言,如要闹事,就让公安局来抓人!这使我突然地冷静了下来。心想:当时的社会,要抓我是现成的事。我己经没有了人的权利,闹的结果,既管不了我的孩子,对李长清也不利,何况家中还有个老父亲,这些我都不能不考虑。我在恍恍惚惚中,被几个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推向回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知不觉地,便倒在了村子附近的一块田梗下,随后便晕了过去。后来,被生产队上街路过的群众发现,将我送回家中。那天,父亲怕我想不开,一直坐在我的床边,整整一个晚上,父子二人相对无言。
  经过这次巨大的羞辱和打击,使我一下子变得更加清醒、成熟起来。我看到了“小人得志更张狂”!想到了历史上韩信曾受“胯下之辱”的故事。从此以后,我独自一人,没有了任何牵挂。我将我每天的劳动,安排得满而又满,不让思想有片刻空隙。我告戒自已,一定要面对现实,忍辱负重,下定决心,勇敢地生活下去。我想,自己15岁参加工作以来,深受党和革命的传统教育。在工作中,一不贪污;二不搞男女关系;三不消极怠工,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我相信自己没有任何错误。情绪一有波动,我就想: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现在轮到了我的头上,我应该经受住这个考验。我一直坚决相信,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眼前这种暗无天日,黑白颠倒的现象,肯定是长不了的。基于这种自信,在离开银行以后,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向上级申诉。在妻离子散以后,我更是如此。批斗我一次,因为有主持的干部在场,我就申述一次。再恶劣的环境,我都是这样,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坚信,只要我还活着,总有一天,一定能搞清我的问题。我要坚毅地朝着这个目标奋斗!一定要达到一家人重新团聚的目的!七年以后,打倒了“四人帮”,开始了拨乱反正,终于在我的不断努力下,我开始由生产队的“五类分子”,经过民主选举,成为全生产大队的农技员和公社农业劳动模范。平反以后,在家庭和老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真的、传奇般地、实现了我一家人团聚的这个目的。
  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以后,“四人帮”篡党夺权,主要活动都集中在中央和各大城市,云梦县的老家农村,对我和父亲,基本上再没有怎么特别的管制。经过几年的适应,他老人家也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白天我出工在田间,他自己可以提着菜篮,一个人到云梦城里去上街购物。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好同学,他的父亲名叫左树斌,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做过军医,他不怕与我往来,给他的影响。当时,他在云梦城关卫生所做医生,弟妹们寄给父亲的生活费,都通过他家收转。因此,他与左家伯父,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经常到他家坐坐,生了病,也可以即时地给他免费治疗。我们父子两人,养了一头猪、养了一大群鸡,还种了自给有余的各种蔬菜。父亲长期在城市生活,习惯烧煤炉子,习惯饮茶。在我们的村子前面,有一个省管的大机械工厂,每天都有汽车到火车站拖运煤炭,沿路都有从汽车上散落下来的煤块。那时,我们因经济困难,买不起足够的煤和茶叶,泡茶后,他老总要在煤炉子上反复用茶缸煮,直到把茶汁煮尽。因此,只要是晴天,他老人家就利用这个条件,每天都带个篾篓,去到这条路上,沿路一块一块地拾起掉在地上的煤块,由村前一苴拾到火车站的卸煤场。有了这个条件,他老不仅有了力所能及的劳动和生活内容,还可将夏天多余的煤块,储存到冬天用。有了煤块,他老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检来的废纸片、枯树枝,燃起我自己做的,可用手提的小煤炉。然后,一个人坐在小煤炉旁边,不慌不忙地,取暖、煮茶、做饭。同时,自己与自己下围棋------。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从这以后,云梦老家的形势也逐渐宽松。云梦县委统战部、对台办公室,开始经常有人上门来拜访父亲,父亲也枳极参加对台宣传工作。我通过长年的劳动,已成了农活中无所不会的全劳力;通过自学六妹在华中农学院的农业技术书籍,亲身参加和负责生产队制种,防治病虫害的实践,成为了全生产大队的农技员;同时,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帮助全村架设了电灯,成了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电工、卫生员、记工员等等,受到了群众的拥护与赞扬。社会形势有了好转,我与父亲在生活上,也比前几年过得更好。弟妹们也能够先后回来,看望父亲。
  正在此时,我们又遇到了一个特大的难题:我们的老家吴家台子村,由于旧社会在外做官的人多,解放后,一直被称作成份最复杂的“台湾”。当时,由于抓发展农业生产,公社领导决定,将这个村子整体搬迁,与附近的蔡陈村并村,借以搬掉这个落后的“台湾村”。搬迁政策是,由生产队负责补助工分,各家各户,都必须按时完成折迁任务。折迁就是要重新盖房,搬家,由于别家是木料、砖瓦房,相对来说,拆迁、重建都较容易,基本上可以不再花钱。而我与父亲所住的,是泥墙、草棚屋。墙体是笨重的泥土,屋项是稻草,一拆就都要报废。在既无劳力、又无财力的情况下,这些都成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难题。眼看别家都一户户地搬迁走了,最后就剩我们一个孤独的草堋。在实在被逼得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父亲便抱着一丝希望,亲自前往云梦县委对台办公室,向他们反映情况,并请求他们的帮助。对台办公室的同志(一位姓白的科长),到村里来调查,看到我们父子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发动了云梦县城关的搬运公司的工人,利用一个明月高照的晚上,派了几十辆机动三轮运输车,加了一个晚上的夜班,便将搭建我家草棚的土砖墙,拆下来一块一块地,全部运到了蔡陈村的新屋基地。同时,还介绍我到县木柴公司和砖瓦场,买到削价木料及烧制残缺削价的瓦。几天之内,便由村里派人帮助,花了不多的钱,在蔡陈村给我们又搭建起了一间土墙瓦房。比起原来已经开始在漏雨的茅草棚,又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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