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冒死策反 　　1949年5月16日武汉和平解放。几天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湖北省及武汉市的有关领导同志，便多次约见了父亲。对他已经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随后，安排他住入当时汉口第一流的宾馆旋宫饭店，要他等待接受新的任务。当时，我作为一个初中学生和小孩子，也到旋宫饭店去住过几天，真还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竟有这样豪华的好房子和高级的生活设施。 　　武汉解放以后，具有深厚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年龄刚届40岁的父亲。亲眼看到了共产党的各级干部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务实求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作风；看到了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共产党的真实情景；也看到了尊重前国民党人员的人格、既往不咎、实事求是的统一战线政策。对照自己的过去，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英勇抗日、艰苦奋斗而得到的结果，从心眼里感到了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思想上也充满了振奋和希望。不仅一扫在思想上存在的种种疑虑；而且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展现自已的知识才干而从头做起。为了推进人民的解放事业，也为了自己的许多老朋友、好朋友能弃暗投明，他决定不惜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几天以后，时任江汉军区城工部部长的邱肱良再次约见父亲，亲自交给他继续打入国统区，进行策反的工作任务。父亲是一个不畏困难、一心报国，同时又很讲朋友义气的人。面对新的任务和自己的现实状况，怀着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也对自己昔日的一些朋友，同事、同学负责的急切心情和强烈愿望。不顾个人的一切困难和危险，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为使他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次谈话后，将他的组织关系，从江汉军区转到了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由该部的一位名叫王革非的科长，专门负责对他进行具体领导和单线联系。 　　决定进入国统区继续进行策反工作的任务以后。为了让父亲能够安心工作，首先必需解决的具体困难，就是对他一大家人的生活，要有一个妥善的安置。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十分困难。11弟厚勇身患肺炎，就是因为无力继续治疗，夺走了他幼小的生命！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如大姐、二姐、我和四妹，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事实上已无力继续升学，更不想再增加父母的负担。同时，在当时革命热潮的鼓舞下，也按捺不住参加革命的热情。于是，父母亲决定，让我们四个大一些的孩子停止学业，都加入到了革命工作的行列。我和大姐厚仁，分别考入湖北革命大学第一期的不同校部；二姐厚义、四妹厚智，分别应招加入正在南下路过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的四十军、三十八军；叔父忠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设在武汉的第二高级步校；母亲被安排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工农干部文化学校任教员。剩下来的，就是祖父母和尚未成年的弟妹们。根据当时干部一律实行的供给制办法，便由组织决定将他们全都安排回原籍云梦县城关。为便于照顾家里老小，又将我从革大调出，转到云梦县另行分配工作。这样，在父亲离开武汉时，除五弟留汉继续读中学，九弟留在母亲身边外。我便随同祖父母，带着六妹、八弟、十妹再次回到云梦县。由云梦县政府在云梦的城关镇，替我家安排了几间公房居住，弟妹们都在城关镇小学读书。基本生活费用，按当时的供给制规定，由云梦县政府负责按月供给。我被分配到，当时正在招人的云梦县中洲农民银行（1950年初改为云梦县人民银行支行）工作。 　　全家老小得到安置以后，根据父亲提供的情况，经组织研究，决定派他先去湖北恩施，做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118军的策反工作。该军军长陈希平，系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父亲的云梦同乡、军校先后同学，又是父亲在武汉军校时的队长。1929年，陈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训练部长时，父亲曾在他的属下，任过总务科助理干事，两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根据陈的一贯思想动态和交往中的政治表现，父亲认为做他的策反工作，比较有成功的把握。于是，由王革非替父亲办好了护照，发给了经费，约同当时要去重庆的祖母娘家、我们的一个表姐夫袁星南（解放前袁在湖北航运部门工作，表姐名吴培玉）同行。两人于1949年8月从汉口出发，坐船经过沙市、宜昌、秭归、巫山至万县。袁去了重庆，父亲便化装成商人，独自一人去恩施。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一路之上，到处都是散兵游勇、强盗土匪！父亲多次遭遇到抢劫、绑架，随身所带的一切钱物、直至身上穿的衣服，全都被抢光、脱光，险些性命不保！幸好在历尽了千辛万苦，几乎成为一个“叫花子”的景况下，遇到了118军的哨兵。将他由连部、营部、团部、师部地，逐级转交后。方才好不容易地，辗转到达118军的军部，见到了军长陈希平！父亲曾回忆说：绑匪要的是你的钱财，并不一定要你的命，除了“文化大革命”之外，他这一生都没有吃过那样的苦头。 　　武汉解放以后，恩施成为国民党当时在湖北的军政中心，特务控制十分严密。父亲破衣烂衫，狼狈不堪地见到陈希平后，陈深为父亲的友情吃惊和感动！为了确保他的人身安全，马上就叫来了他的心服、副官处长董绍昌，将父亲藏于秘室，精心照应。父亲在恩施与陈坦诚相见、推心置腹地交谈了几个通宵，终于将陈说服。最后，陈向父亲明确表示了伺机起义的决心。父亲住在陈的军部和在陈的关怀下，休养了一段时间，离开恩施时，陈除送给路费，还专派军需官云梦人戴经鸿，负责护送到恩施的军用机场，直到看到他平安上了飞机，戴才回去向陈复命（1949年、戴经鸿带着国民党部队溃败中，一个师未来得及发出的薪饷，路经香港，准备去南洋买橡胶园，又见到了父亲。经父亲耐心说服，戴将这笔巨额公款，全数上交了人民政府。1986年戴在云梦县文史办工作时，因病去逝）。父亲离开恩施不久，可能是被总司令宋浠濂有所警觉，很快将陈希平调离了那个部队，由副军长，陈的黄埔同期同学方暾继任军长。后来，方遵照陈的嘱托，还是率118军起义了。 　　曾在118军任职的王彬老人，1992年在《云梦文史资料》第8期上《寻根探源话起义---原118军起义资料拾零》一文中，对这段情况也有过记述。现摘录如下： 　　“……二、吴忠亚去恩施策反，董绍昌受命保护。恩施在武汉解放后，形成为当时的军政中心，很多人回想到十多年以前抗日时期，武汉沦陷后，恩施一直撑到抗战胜利。可是抗战胜利以后，鄂西的这座山城，依然为各方所瞩目。武汉解放不久，突然有一位名叫吴忠亚的神秘人物出现于恩施。此人原是“cc”系统武汉正中书局（按：应为中兴书店--—吴厚礼注）负责人。他是陈希平的云梦小同乡，在家从的塾师是陈希平之父。陈在黄埔三期毕业后，到军校武汉分校六期当队长，吴正在武汉军分校六期受训，陈吴之间，自然有“亲上加亲”的关系。吴敢于在当时“军统”、“中统”和宋希濂绥署第二处特务遍布的情况下，来恩施晤陈，可见其有恃无恐。吴在恩施一周，来去安然无恙，不能不归功于当时118军军部副官长董绍昌（军校8期出身，湖北秭归人）。陈特别交待董对吴忠亚的安全负绝对的责任，并规定董与吴同席共眠。当时特务多于过江之鲫的小小恩施山城，对这位来无影、去无踪的吴忠亚，丝毫未予加害，不可以不称之为奇迹。” 　　该文还写道：“陈希平离任前，力荐该军副军长、他的黄埔三期同窗好友方暾升任军长。这段交接细节，1982年，方墩曾在武昌寓所对我谈过。当时陈希平嘱咐他接任后应从三处着想：一、从大局着想；二、从桑梓（为湖北父老）着想；三、从全军袍泽（该军为湖北子弟兵）着想。三处最终归纳到一点---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完即交割出走。尔后情况的演变，果不出陈希平所料。方暾决心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受陈希平这一叮嘱的影响。” 　　由于战争，当时很多地方的交通已经断绝，接受去恩施时路上遇险的教训，父亲在离开恩施时，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必须要经国统区返回武汉，就只有从恩施坐飞机，绕道重庆、香港。回返武汉的一路上，只要见到了知己朋友，他都诚恳地进行策反宣传。在他路过重庆时，遇见了曾在国民党中央国防部、担任高级幕僚的云梦人左申周（又名左泽干，黄埔同期同学，在校时就已是秘密中共党员，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经父亲反复谈心，交待政策，晓以利害，他终于又写了一份自传、一份地下工作计划，交父亲带回武汉，请求组织上批准他再次参加革命工作。他们两人由重庆同机飞往香港，父亲从香港经由广州，于1949年的11月末，返抵武汉。 　　父亲回到武汉以后，将去恩施的工作情况、左申周的自传与计划，都交给了王革非。同时，还详细汇报了左与他的历史关系，以及路经重庆、香港时，所知道的一些国民党人员，当时在重庆备战和经过香港逃亡的大量信息。组织上对他的这次恩施、重庆、香港之行，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肯定。然后，便安排他在汉口‘华中局社会部招待所’，等待分配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休息了将近一个月。 　　1949年12月末，经王革非告知，根据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央军委在广州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代号是华中局“华南分局南通部”。地址在广州市的市郊东山区农林路上，招待所设在市区。父亲与华中局社会部约二十多人，要从武汉调到这里。王革非了提升为南通部某处的副处长，经他介绍认识了处长李文彬，还见过一次南通部总的领导人，一位姓甘的局长。于是，父亲的工作，便从武汉调到了广州。 　　在广州招待所住了不久，1950年元月初，王革非到招待所通知父亲去香港。具体任务是找到左申周，通知他到广州见面。几天以后，父亲便陪同左申周到广州。与王革飞约谈了两次后，由王革飞代表南通部，批准了他的工作计划，布置了给他的具体任务。然后，派他回香港继续进行工作。同时安排父亲也去香港工作，其首先的任务，就是监督左的工作，并担任左与南通部之间的联络。规定父亲每半个月至一个月，回广州汇报一次工作；其次是，要父亲尽量寻找当时逃亡香港的一些旧关系，从中发现工作线索，物色可以派往台湾去作我党地下工作的人员。为了便于掩护和开展工作，经组织决定，他们假扮成大陆逃亡香港的人员，由母亲带着九弟赴香港居住以作为掩护。几个月后，组织上又专门派了一名姓宫的同志去香港，负责与父亲单线联系，有情况随时向他回报。从此，父亲就无需每个月冒着性命危险，再回广州。 　　这个时期，父亲基于对共产党的朴实认识和对进步事业的执着追求，看到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在迅速恢复与改善，从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工作上也十分主动和热情、极积。经常给我们几个已经参加了工作的子女写信，教育和勉励我们务必努力学习，极积工作。他每一封信都用复写纸，分寄我们每人一份。有一次还写了一首新诗。我一直都珍贵地保存着，可惜在“文革”时被抄走遗失。这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几句： 　　……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一起！ 　　有时，在郊外游玩； 　　有时，在家打benomg！ 　　------------。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一起！ 　　仁的勤勤恳恳； 　　义的聪明伶俐； 　　礼的忠厚老实； 　　智的天真努力； 　　不时都充满着我 甜蜜的回忆！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一起！ 　　如今，有的在南海！有的在北国！ 　　五个人在五处分离！ 　　--------------。 　　是什么使我们分离？没有强权，没有压迫， 　　一切为了解放全中国， 　　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标， 　　奋发努力！ 　　--------------。 　　在香港，父亲除进行了数以百计地，大量人员的策反工作外，其中参与和完成的几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如： 　　一，通过左申周，认识了一个名叫陈平阶的湖南人。这个人是一名美国留学生，曾与左申周，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二厅同过事。当时，他在香港的一个学校教英文，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曾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特务头子郑介民到美国去，同美国国防部的一些反动头目进行接洽。这个陈平阶，就是郑介民当时的随身秘书，郑同一些美国反动头子进行勾结活动时，都由陈平阶担任翻译。父亲与他建立关系和勾通感情后，经过反复、耐心的工作，陈阶平终于愿意将他与郑介民同去美国，进行活动的全部实况，写成文字材料，经由父亲转交广州南通部。进而，经父亲进一步与之建立感情，说服教育，提高其认识。这个陈阶平还写了自传，交了照片，同意以他在香港的合法身份，参加南通部的统一战线工作。从此，他便与南通部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二、在海南岛解放以后，广州南面的一些小岛上，还驻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残余海军，经常对我海上交通进行骚扰活动。父亲通过给在香港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做工作，让他们写了很多关于国民党海军，在这些小岛上的兵力、装备、布防等等情况的详尽材料。还绘制了“海上形势图”，注明这些小岛之间的距离、交通、岛上的工事、炮位等详细情况。由父亲将这些重要情报，迅速转交南通部。不久，这些小岛就被一一解放。 　　三，父亲有一位在武汉大学的同学，名叫王铠、湖南省长沙市人。解放前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是孔、宋财阀集团的重要骨干。父亲在香港碰到他后，通过密切往来，从他那里得知孔、宋财阀集团，有一个投资开发“波罗群岛”（即南洋群岛中的一部份）的计划。其目的，是要为蒋帮建立一个海外的经济根据地。并作为向海外发展，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外国的反动势力，进行联系的一个据点。经父亲对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反复复地，耐心地说服动员，最后不仅得到了这个计划的《英文原本》，还争取王铠向南通部交了自传和相片，经领导批准，同南通部建立了工作关系。 　　……。 　　在香港工作期间，由于父亲倾注了满腔热情，充分利用了在国民党时期的社会地位，和各个方面的关系。自恃真理在手，为了追求真理，不顾生命安危，忘我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致使过于暴露了自己。种种迹象表明，他在香港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严重关注。为了确保他的安全，1950年8月，组织上决定将他由香港调回广州，在与他谈话时，充分地肯定了他思想上的进步和工作上的成绩。反复说明了调他回广州的原因，是由于香港情况很复杂，他在香港工作已近一年，接触的人很多，身份已基本暴露！再工作下去，对革命事业发展和对他本人的安全，都很不利。南通部的领导同志要他在广州，安心等候，一定要给他分配一个适当的、相应级别的工作。这时的父亲，在思想感情上，只有认为自己觉悟太晚，参加革命工作太迟的“赎罪”感，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所谓“名利地位”，更没有考虑，由于自己刚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一切人生地不熟，与这里的领导，共事一年多，对自己比较了解，对重新分配将是一个重要的和有利的条件！他只是单纯地想到，共产党大公无私，到处都是一样。自己的老人、孩子们都还在湖北，需要他照顾，不应再给组织上添麻烦。因此，便向南通部的领导同志，提出了最好是能回武汉分配工作的想法，经组织研究同意，由当时南通部的负责人李文彬，亲自给父亲写了一封对他的工作高度肯定的介绍信，要他随身转交中南区行政委员会人事局。随后将充分肯定父亲这段时期内，工作态度与工作成绩的组织关系及工作鉴定、邮寄武汉。 　　 　　24短暂平静 　　1950年9月份，父亲带着母亲和九弟，离开广州回到武汉。这时，解放战争正迅速向西南内地推进，物资匮乏、财政短缺。为了支援前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安定。这个时期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的家庭，都是十分艰难的一个时期。 　　我解放初期就在云梦县的银行工作，那个时候，刚刚发行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是，一块银元兑换一元人民币。由于物资短缺，军费开支庞大，物价飞涨，纸币迅速贬值，不到一年的时间，已是一万元人民币，都还兑换不了一块银元。当时，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援前线，剿匪反霸，稳定金融，稳定物价。干部的待遇，无论职务高低，一律是供给制。即衣、被及最起码的日用必需品，依据统一的标准和规定的使用周期，分别按年、按月、或按天发给实物。另外，每人每月发一块银元的现金作零用钱，自己买必要的东西。从1950年开始，报纸上每天公布有国营物资牌价，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实行“小包干”的办法。即每人每年除发一套冬、夏粗布衣服外，每月每人统一按发放工资之日的115斤大米的牌价，折合现金发给个人。这时，机关的公共食堂供应的菜开始有贵有贱，生活由各人自理。1950年末，随着经济的发展改成“大包干”，即不再发衣服，每人每月按140斤大米的牌价折款，发给现金。再后来，每天报纸公布每天的物价指数。并公布按综合物价指数，折成的每“分”价值，即每一分价值是多少钱，每人每月的待遇是多少分，按职务高低略有区别。到1951年末，一部份单位（银行部门是首批）开始实行“薪金制”，一般干部（像我自己）每人每月的工薪，就可以拿到人民币30万元。可见，在解放初期的两年多时间里，物价的涨幅之大，当时的30万元，实际上也就相当解放初期，人民币刚发行时期的30元左右！ 　　在父亲去恩施、香港，两年多的时间里。住在云梦老家的祖父母及弟妹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虽然当时生活上说的是政府按月、按标准供给，实际上由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支前任务大，财政收入少，地方政府也是非常困难的。给家里供给的标准，实际上非常低，根本就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小弟妹们常常手牵着手，到银行去找我诉说家里的困难，有时候，食堂的炊事员见他们可爱，就留下他们同我们一起蹲在地上，吃一餐食堂的饭（那时几个单位共一个供给制的食堂、吃饭不要钱），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尽管平时从不零花一分钱，能够给他们的，也就是每月的一块钱银元。当时，家里的生活虽然非常之苦，但政治地位、思想觉悟、却是非常之高！我家的大门上边，挂满了用小木板做的、红色金字的“光荣牌”。三块写着“光荣军属”（叔父、二姐、四妹）四块写着“光荣工属”（父亲、母亲、大姐和我）。走过我家门前的路人，无不以尊敬和羡慕的目光，住足观看。也就因为如此，家里生活有再大的困难，祖父、祖母也从不愿意去麻烦政府和有关领导。 　　当时，父母亲都在香港，住在什么地方，家里任何人都无法知道，也不允许通讯联系。在国内各地参加工作的我们，又都是供给制。为了维持生计，祖父便与大伯父（一直生活在老家的、祖父的亲侄，父亲的堂兄吴忠一）商量，决定将吴家台子老屋的前半层卖掉。当时，由于是刚解放不久，人们都害怕政局不稳，整栋的房子，是根本没有人买的。如是只好拆散，一堆瓦、一堆砖、一块木料地，在云梦城关西门外的一个荒货场里出售。卖一点，贴补一点生活。实际上也没有卖出几个钱，但总归还是帮助渡过了那两年的艰苦生活。那段时间，父亲在香港工作，手里有足够的活动经费，祖父母带着一群弟妹在云梦，生活上那样困难，却从没有想办法，向他叫一声苦，通过组织转交给他们的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父亲也从未给家里寄过一分钱。现在回想起来，国难当头，当时的祖父母，是何等地顾全大局，理解国家的艰难，支持父亲的工作！而父亲又是何等公私分明，公而忘私地在勤奋工作！这些品德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应忘记的。 　　父亲回到武汉以后，他对个人得失没有任何计较。满腔热情，十分愉快地接受了中南人事局安排他到中南民政部，担任社会科副科长（行政16级）的工作分配。实际上这个职级比他的过去，不知低了多少倍。这时，母亲分配到汉口天主堂医院（后改为武汉市立第二医院）任人事干事。1951年5月份，工作、生活都安定下来以后（家里请了一个保姆）。母亲便亲赴云梦，将祖父母及弟妹们，全部接到了武汉居住和上学读书。从此，在故乡云梦县，便只留下了我一个人，而且，这一留，便是留下了我的这一生。这期间，父亲对解放初期，各条战线都充满朝气、各项政策都深得人心现状，深受鼓舞。深感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都正在荡涤一清！深信多难的国家民族，从此振兴有日，幸福正在来到人间！当时，二姐与四妹已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家人虽然分散在各地，心情都十分愉快，工作也都热情极积，俨然是一个热气腾腾的革命家庭。父亲在中南民政部工作一年以后，1951年10月，调入中原大学政治斑离职带薪学习。这所成人大学是为适应解放初期大批刚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起义、留用人员的思想改造和学习的需要，而专门建立起来的。学习期间，学员们还参加了土地改革实践活动。这个期间，从父亲的谈话和信件中，我们处处都可以充分地感觉到，他老人家对待学习和思想改造的热情。他对共产党的虔诚和对组织领导的信任，都已经达到了极致和忘情的状态！在学习过程中，他表现了空前的认真和积极，毫无顾虑地、带头敞开思想，完全、彻底地，交待了个人的全部历史和社会关系，决心在思想上与旧社会彻底划清界线。根据他的表现，学校领导和同学，选举他为学员干部。可能也正是由于看到了他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取得了班上的女同学刘惠贤的信任和尊敬，经他介绍与叔父吴忠良结为夫妻，成为了我们的婶母。解放初期，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父亲在中原大学学习期间，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他还曾参加过一段中苏友协的工作，写过文章、参加过当时社会、群众活动，我在当时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他参加这些活动中的名字。1952年3月，中原大学的学习结业后，可能因为与参加这方面的活动有关，他被调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南区办事处秘书。 　　在我的记忆中，从1950年末，父亲调入中南民政部到1957年以前，是最值得留念和回忆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从国家的情况看，多年的战争创伤，得到迅速医治；严重的金融、物价波动，得到迅速的稳定；社会风气，得到迅速好转；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就好像现在，实行了开放改革以后，生活步步提高！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虽然还非常贫困，但心情却非常愉快、健康。到处是一派尊老爱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定、太平、和谐景象。就我家而言，工作的人，能专心致志地工作，积极向共产党靠拢；读书的人，也能愉快、勤奋地读书。人人追求进步，争取戴上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争取参加青年团，争取加入共产党，祖父、祖母能愉快地安度晚年，享受着天伦之乐。1956年初，我的大女儿出生，当时全国正在宣传和学习苏联的民族女英雄丹娘，爹爹（我的父亲）便给她取名叫小丹；1957年末，我的儿子出世，全国人民正在宣传和学习中国英雄吴运铎，爹爹又给他取名叫小铎。一家人，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当时唯一不幸的，就是正在高中读书即将毕业的五弟厚孝，在高中读书时，突然感染了急性脑膜炎，尽管那时母亲还在市立第二医院工作，有名专家参加抢救的有利条件，但终因无效而去逝，年仅17岁！他从小体质就不是很好，小学、初中都同我在一个学校读书，非常聪明刻苦，成绩一直都比我好。尤其是他很有绘画天赋，从小我们最爱看古装的连环画（小人书），如：《三国》、《水浒》、《岳飞》、《七侠五义》等等，小学期间他就照着画得很好，初中时就能随心所欲，画得一手极好的古装人物画。八弟厚信之所以后来以美术为特长，一举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就是从小看他画，跟着他画，而受他的影响。由于我与他年龄接近，在一起的时间长，两人关系特别亲密，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年的寒、暑假他都必到云梦，在我那里复习功课。他去逝时我一个人在云梦，家里怕我因悲伤而影响工作，好长时间以后才告诉我。从此，我先后失去了三个可爱的弟弟，作为男孩子，特别是五弟的去逝，使我在承担照护父母、弟妹的责任中，失去了一个能够接得上气的、最重要的帮手。五弟的夭折，使母亲心身再次受到极大摧残，身体开始更加每况愈下。 　　 　　25苦难降临 　　现在回过头来看，全国解放初期的那几年，国民经济的恢复，确实非常迅速、非常明显。当年之所以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干群一心、兴兴向荣的局面。就我的观察，主要原因还在于全国刚解放不久，人民群众刚从国民党腐朽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视中国共产党为自已的救星，拥护、听从备至；而中国共产党也还因为刚刚执政，没有完全处于一党专政的、稳定的统治地位。毛泽东自己面对这种新的形势，也还处于极为诚惶诚恐的阶段，所以他提出“准备进京赶考”，以十分小心谨慎的心态，迎接着这个新的阶段的到来。他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党中央临进北京之前，特地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当时的驻地河北省西北坡，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即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他告诚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并将郭沫若写的明末农民革命，闯王进京的故事《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党的各级组织，要求人人认真学习，警惕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还做出过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等，这些，都是我刚参加工时所亲身经历过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例如：当时的干群关系，真是打成一片、鱼水难分；干部职位的高低、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没有待遇、人格的贵贱之分。不管是那一级领导，都与我们一样，每个星期开一次生活检讨会。一律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极枳地，不间断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物价波动、百废待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面对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现象；面对国内战争的最后胜利和随之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等等，各项任务十分繁重。由于在发动全国人民群众，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过程中，揭发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一九五一年党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各条战线，广泛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三反”运动。以后，在“三反”运动中，又因为揭发出了一些不法商人，与贪污分子相互勾结，破坏恢复发展经济和抗美援朝运动。一九五二年初，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迅速掀起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包括这之前进行的一系列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如剿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以及初期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虽然，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存在和留下了许多过头的现象，也有不少的冤、假、错案！但当时从总体上看，这个比例是较小的，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也是精精业业的；尤其是对共产党员自身的要求更是严格、强调以身作则的。如枪毙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张子善、刘清山等脱化份子。应该说，在全国解放初期，开展这些思想、政治运动，对统一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对推动生产的恢复发展，对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这些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开展，随着金融、物价的迅速稳定，生产、经济的恢复发展。歌颂共产党、毛主席！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越来越多，趋来越大，越来越肉麻！毛泽东自己也逐渐地离开了原来的自己！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政作风上，也随之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脱离统一战线和极“左”路线的问题！从此以后，随着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达到狂热的程度！个人崇拜，一层比一层更严重，直至达到迷信的程度！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逐渐达到了忘忽所以的程度！极“左”思潮及政策，便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解放初期那令人鼓舞、值得留念的短短几年便随之结束！于是，这个世纪，前五十年的苦难刚刚结束不久，接着将近三十年的、更大的灾难，便又开始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中间！……。 　　1953年末，中央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本来，父亲完全可以随机关去北京工作。如果是那样，我想相对来说，也有可能因为北京的高层民主人士、起义人员多一些，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的、高层的人员也多一些。也许父亲后来的遭遇，有可能比留在武汉地方要好一些。当然，这只是理想与愿望，也许结果会更惨（如许多全国的知名、民主人士的遭遇）。当时，父亲对于自已的未来，是天真、单纯，绝无后顾之忧的。他绝对认为，全国解放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北京、在外地是一样的。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讲级别层次，讲裙带关系；只是简单地认为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湖北的亲戚朋友多，可以减少组织很多麻烦；甚至可以为公家节约一笔不小的路费和安置开销等等。于是，他慎重其事地，找到大区领导人说明原因，请求组织批准将他留在了武汉。1954年10月，他被调到了武汉市政府民政局担任社会救济科的副科长。 　　刚到武汉市民政局，情况还是很好的。例如不久家人就搬到了武汉民政局局长的隔壁，原法租界，条件比较好的干部宿舍（汉口一元路首善里6号）。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步步升级，无论他怎样的全心全意、积极努力的工作，他的所谓“反革命帽子”也连连提升。顷刻之间，便由“敌特分子”、“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直至开除工作籍、强制押送农村、交群众管制、劳动改造。从1957年46岁直到68岁高龄，经过了九死一生，直到1979年平反，亨受副处级离休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 　　然而，不幸的是在父亲去逝以后，为了缅怀他老人家的生平，在我们一群儿女的要求下，经现任民政局长同意，我们推四妹厚智为代表，去到武汉市民政局查阅了他老人家的个人档案。据我（因我做过一个县级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所知，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曾三令五申，发出指示，要求销毁干部档案中的一切不实之词。因此，我们要求查看父亲档案的目的，纯粹只是想更清楚地了解、核对一下他老人家的年谱和工作简历，以便更准确地为他老书写传记。令我不曾想到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完完全全、并非如此！？在那些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绝对错误地、强加给我父亲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依然原封未动地、完整地，保存在他的历史档案里！ 　　拨乱反正，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依然存在这种现状。这不能不让我们（相信包括所有的善良的老百姓）怵目惊心！？然而，失望、气愤之后，当我冷静、理智下来以后，想到死者已矣！多年以前，共产党已公开给他平了反，让他的晚年，享受了三十多年的、光荣离休的、革命老干部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历史已经给他老人家做出了公正的结论（2005年，当全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又给老人家颁发了纪念章）。因此，无论从那一方面说，保留这些东西，都不损他老人家的半根毫毛！也永远再不可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更不可能再殊连他老人家的后人。这种现状的存在，尽管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对社会和后辈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它雄辩地说明了，这些单位（它所代表的，为数也决不会很少的单位）极“左”流毒之深！同时，它也说明，这种社会流毒，思想流毒，确实是很难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几年；一代、两代人的时间内完全消除。这个具体、生动的例证，可以一方面说明：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可以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把它挽回来；对于人们思想、心灵的摧残与荼毒，则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挽回的。从而，也使我更深刻地感到，我写这个《家、国的故事》，更是有必要的。它一方面对我们的后辈，有其警示的意义；另一方面，仍然保存着这些原始档案，也还可让现代的年青人更相信，当年的情况确实如此。从而，也告诉人们，我们说的并不是假话，如果不下决心彻底改革、不彻底整党，对苦难的历史还会卷土重来的担心，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通过看看这些“档案材料”，还可以让年青的人们知道，在极“左”路线统制下，那些当权的领导者们，是何等的愚昧？对国家的复兴和建设，有何等的危害？从而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全国，为什么会饿死几千万老百姓？为什么会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沿？为什么所有好人，有知识、有本事的人，都被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连自己的一些开国元勋，也被莫名其妙地泼上一身污水，惨遭迫害致死？最后，便会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必须要彻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认为这是一些难得的、仍然保存完好的“反面镜子”和真实的好教材！ 　　父亲调入武汉市民政局的第一年，武汉正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1954年）。作为民政部门的社会救济主管部门，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1954年5月份开始，父亲日夜在外，不是在堤上参加防汛抢险，就是在忙于社会救济的工作之中。他的工作态度一如既往，主动热情，积极负责，近半年的时间“几过家门而不入”。必须指出的、具有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是：当年武汉防汛斗争全面胜利结束后，他被群众评为局的防汛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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