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阵地发行 　　1941年12月6日，日本空军偷袭美军珍珠港事件以后，太平洋战争全面暴发。为了牵制中国军队，打通粤汉铁路，日寇调集大军于1941年12月19日，对长沙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史称长沙第三次会战）。这次战役，我军仍然采用避其锋芒，引诱其深入的战术。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日军总结、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此次的进攻，他们使用的兵力和炮火相对特别集中、猛烈，以致攻进了长沙市内。我军守城将士，五天五夜，与日军展开了逐街、逐屋、逐堡的殊死争夺，牺牲异常惨烈。正当敌人即将占领全部长沙城时，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终于完成了合围，最后形成了合击全歼的态势。敌人知道中计，害怕全军覆灭， 1942年1月16日，终于又一次被迫退却。战后，侵略者们向他们的总部报告时，哀叹这次战斗又“完全跳入了重庆事先设置的陷阱”。 　　父亲离开政治部，接任《阵中日报》社长职务的时候，正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在《阵中日报》任内，亲身参加了第二和第三两次会战。在紧张的战事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与员工们打成一片，在报社吃住，并经常在枪林弹雨中，来往于各战斗部队之间，亲自参加采访，亲笔撰写通讯、评论、社论，直至运送报纸。最紧张的时候，周围其它报社都先后撤退、停刊，唯有《阵中日报》，从无一人退缩，始终坚持在抗战的第一线。以报导准确、及时，一期不缺地照样发行，鼓舞着士气，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也多次得到政治部及薛岳长官的通令嘉奖。 　　第三次会战开始后，战事十分紧张，薛岳预计敌人可能会攻入长沙城内，曾亲自给父亲去电话，告诉父亲说：日军即将向长沙大举进攻，中央社，大公报都已撤退，你要将阵中日报向衡阳方向转移。父亲回答说：“士气需要鼓励，前线需要报纸、号外要随时印发，报社不应该撤走。我决定留在长沙坚持，长官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即使在战壕，也要照常出报”。这时，母亲正身怀八弟厚信，由于战事紧急，父亲实在无法兼顾，他不仅没能留在家中照顾母亲，而且，还要求即将临产的母亲，负责带领报社员工的眷属和全家老小，迅速从长沙向衡山一带撤离。向母亲简单交待完毕，他便和报社员工一起，全身心地投入了激烈的战事和报社的转移，以致，从此十多天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络。直到眷属队伍路过湘潭时，母亲才有喘一口气的机会，带着大姐，到电话局打电话到长沙前线九战区司令部。半天时间，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父亲已带领报社员工，到了长沙湘江对面的岳麓山上。这时，整个眷属队伍的人心，才算安定下来。八弟就是在这次紧张的转移中，在报社眷属们集体的关怀和照顾下降生的。 　　在报社家眷撤离以后，长沙市内的枪炮声，便一阵阵紧密起来，天黑下来的时候，日寇开始攻入市区。这时，报社的设备，还正在抢运之中。父亲不顾一切，带领报社员工，冒着枪林弹雨和日机的轮番轰炸、扫射，连夜强渡湘江。依靠员工和自动前来支援的市民、学生，终于当天深夜，将报社必需的机器设备、油墨纸张，全部抢运过江，转移到了岳麓山上的一个破庙里。 　　关于长沙第三次会战《阵中日报》战地发行的情况，父亲一九八五年在《湖北文史资料》第三辑、总第十三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四周年专辑》之三、刊载的《在武汉成立的第九战区政治部》一文中，有过生动的回忆，现抄录如下： 　　“在遭受日军猛烈围攻的五天五夜中，我和全体报社员工，始终不曾离开战场一步，我们的报纸，也不曾间断一天。守军将士们，都能在战火纷飞的战壕里，看到当天的报纸，知道自己昨天的战绩。更主要的是，他们能从照常出版的《阵中日报》上，看到战区司令长官还留在长沙，有力指挥外围的各路大军，向长沙进击策应。从而，清楚地知道，他们并不是困守危城，孤立无援。增强了他们坚守待援、取得全胜的信心和勇气。 　　到了长沙被围的第五天凌晨，我从长官部参谋处，得到了敌人开始崩溃的消息。立即带了一名记者，渡过湘江，返回长沙城内，采访敌人溃逃的情景。不料，日军还正在作最后的困兽之斗，猛冲我守军阵地(也许是一次掩护撤退的攻势)。当我们找到守军预三师的临时司令部时，得知师长方先觉将军，还留在前线没有下来。师部派人把我们引进了战壕，这个前线战壕，就在长沙南城脚下，是临时挖掘的，并没有坚固的工事。这时，敌军已攻到了战壕前沿不及百步的地方，子弹落到了隐蔽部门口。但，战壕前面的守军，还在同敌人进行逐街、逐屋的顽强战斗，战壕里的师指挥官，也没有后退一步。我们在战壕里，见到了方先觉师长，他已有几天几夜不曾休息，躺在一只藤睡椅上，双眼深陷，显得很困倦。我向他表示慰问，并祝贺胜利。他却摇着头诉苦，说：“这次守卫长沙的兵力，名义上是一个军，但实际上顶着硬打的，却只有他的一个师。几天来，敌人把它的全部力量，都压到我的身上，攻势越来越猛烈，现在我的部队已经快打光了。三个团长，已有一个阵亡，两个负伤，营、连长流血牺牲的就更多。可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军长李玉堂，还在硬要我咬牙坚持，不许我们后撤一步，更不肯把我们换下来休息，似乎是有意要把我们这个师让敌人消灭光”。他还说：“你现在来了还能见得着我，要是再晚几个小时，恐怕就只能抚尸痛哭了。”我说：“你现在已经打了胜仗，围攻长沙的敌寇，已在你们英勇抗击下，开始败溃了，你为什么还说这些丧气话呢?”他更生气地说：“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这套鬼话，你听战壕前面的枪炮声，现在不是打得更密、更响了吗?”原来，第十军在接受长沙城防任务的当初，李玉堂军长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会在北面。因而，部署防务时，就把他的一个主力师(周庆祥师)放在城北。而把一个战斗力较弱的师(方先觉师)，放在城南。哪知后来战场形势，正好相反。当时，敌人的战略企图是，首先，攻占长沙西面的沿江一带，陷我长沙守军于背水为阵，没有退路的绝境。因此，它在从东，南、北三面，把长沙紧紧围住后，就集中兵力，猛攻长沙的西南角。这样，就使方先觉师的战斗任务最重，蒙受损失最大，处境也最为危险。加以第十军是临时编组而成的，方先觉原本不是李玉堂旧部和嫡系。他们之间，平时就有些嫌怨和成见，现在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刻，方先觉自然更加怨恨李玉堂，甚至认为李玉堂是在故意整他。 　　正当方先觉对我大发牢骚的时候，身旁的电话铃响了。原来是薛司令长官亲自向他询问战况。方先觉拿起电话，叫苦喊冤，告李玉堂军长的状，把他刚才对我所发的牢骚，都向司令长官发了。最后还说，《阵中日报》的吴社长，现时正在我的战壕里，亲眼看到了我的危难处境，长官要是不信，可以问他。我听不清薛长官在电话中同他讲了些什么，只见他把话筒递了过来，说：“长官要你同他讲话。”我急忙接过电话，薛司令长官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方师长一连苦战了几天几夜，他的部队，也确实任务很重，损失很大。他有些牢骚、抱怨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要代表我，多安慰他几句，劝告他要以会战全局为重，不要误解李玉堂军长。一切事情，日后自会明白，军中不和，于战不利。现在大敌当前，不是争论是非功过的时候。告诉他，围攻长沙的敌寇，现已全面败溃，他已完成了坚守阵地的任务，以后追击的任务，再轮不到他了。要他好好休息两天，等精神恢复了，再来见我。”方先觉在一旁，没听出半点名堂，等我刚放下话筒，他连忙拉着我的手问道：“长官刚才同你讲了那么多，都讲的些什么?”我笑着向他转达了薛长官的话，他听了很满意。连说；“薛长官这样关心和爱护部属，使我深受感动。我刚才在电话中，向他发了那大一阵牢骚，并还告了李玉堂军长的状，是不应该的。错误非常严重，我很担心他会责怪我，降下罪来。请你回去时，先向长官报告我的这种心情，过两天我亲自向长官请罪。”我等他把话说完了，就向他告辞，他陪送着我，一同走了出来。这时，战壕前面的枪炮声、喊杀声，已完全停息，迎面遇到一名刚下火线的中级军官。他向方师长立正报告说：“我师当面之敌，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已经全部败溃，估计再不可能发动新的攻势了。”这时，从天空到地面，顿觉一片平静。我和同去的记者，心情愉快地，走进了长沙市区。在中心地带，我们找到了第十军的临时指挥所，见到了军长李玉堂将军。作为长沙全城战斗的指挥官，他这几天几夜的劳苦和紧张，比起战斗在战壕里的将士们，并不轻松。但，他仍是神采奕奕，意态从容。在谈到战斗经过时，他首先深自引咎说：“这次由于我判断错误，部署失当，致使西南方面的阵地，多次发生危险。幸赖方师长和预三师的全体官兵，不怕牺牲，浴血苦战，终于坚守住阵地，使战局转危为安。更赖薛长官坐镇岳麓山，从各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我们，各路驰援长沙的友军，也都来得很及时，打得很勇猛。这样上下一心，内外一致，我们才能彻底打败敌人，取得这次大捷。”言谈之间，颇有一种把功劳让给别人，把责任归诸自己的大将凤度。从而，也可见这次胜利，来得并不偶然。 　　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三天，一大群中外记者，赶忙由重庆到了长沙。这是因为，那时有些外国记者，总是戴着一副瞧不起中国人的有色眼镜，在看我们。对于我们各个战场的捷报，总是抱怀疑态度，甚至说我们是在撒谎。所以，这次我们刚打完了仗，他们赶忙飞来现场，意在证实他们心目中的大捷“神话”，叫我们当场“出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命令长沙守军，暂缓清扫战场，专等这些外国记者们来“验收”。他们飞到后的第二天，就在我们陪同下，他们看到那些简陋的战壕和一些土、木结构的掩蔽部时，似不禁有些窃笑，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问：‘当时就是这些土堆子，抵挡住了日本人现代化武器的进攻吗?’我们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你们说得一点都不错，事情就正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些土堆子，诚然很简陋，比起现代化的‘马奇诺防线’来，也确实差得太远，但是，同中国军队的血肉长城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攻破的了！’他们面对土堆壁上的累累弹痕，只得红着脸，不再做声了。接着，他们又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发现了日本‘皇军’的尸体，他们这才伸起大拇指，对我称赞说：‘你们的这场大捷，真是够大的！横行一时的日本皇军，在这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与外国记者一同来的中国新闻同行，看到了我们在火线上出版的《阵中日报》，都感到十分惊奇。齐声称赞说：“这是抗战以来，全国战场上不曾有过的报人壮举！”一些外国记者听到这样的介绍，也都好奇地来到火线报社参观，并向我和我的同事们，表示敬意！还要我谈谈当时的感想。我说：‘我作为一名中国报人，这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件对祖国应做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事实上，当时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后来，薛司令长官向军委会上报参战有功人员时，竟特地把我们《阵中日报》火线办报的事报上去了。军委会为此发布命令，记了我一次大功。当时，全国各地报纸，都曾在头版显著地位，登载了这条消息。许多报纸，还在这条消息上加了‘报界之光’的醒目标题。” 　　据现住武昌东湖，93岁高龄、当时担任《阵中日报》总编辑的谈瀛伯伯回忆说：“当时，重庆的《大公报》，专为长沙《阵中日报》，坚持阵地发行，在头版刊发了消息和社论。社论题为《新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文中虽未点名，但所说的都是长沙《阵中日报》，坚持在抗日第一线火线出报的事绩，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张报纸，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报刊资料中，应该还可以找到。” 　　14办报落空 　　在长沙第三次会战的过程中，由于父亲的报社就在岳麓山上，与薛岳的指挥部相距不远，随时可以与薛岳见面谈话。根据当时通讯手段欠缺的实际情况，父亲认为，往往前线最需要报纸、号外等宣传品沟通情况，鼓舞士气的时候。却又是消息最闭塞的时候。因此，在这次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有次在与薛岳的谈话中，父亲随便地谈到，今后除了要进一步做好《阵中日报》的工作外，他还想以私人的名义到最前线的衡阳，再办一张民营报纸。一来规模小、发行快，搬动也相对容易；二来更主要的是，没有太多的制约，清规戒律少，自由度大，在支持抗战的总前提下，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更贴近老百姓，更鼓舞士气。并且还提出，办报资金由衡阳方面出一点，再向湖南省银行借一笔钱解决，自己可以保证在一年以内，本息还清。最后，他向薛岳请示道：不知能不能请长官（因薛岳同时兼任湖南省主席）在方便的时候，出面关照一下。 　　本来，父亲在向薛岳说这件事的时候，只是凭着自己平时的感触、感受和一时的冲动，并没有进行成熟、认真地思考。然而，使他没有想到的是，薛岳听完后马上就表示出十分支持，并深赞父亲这种不避艰险的抗日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薛岳当时就要父亲跟随他去到他的办公室，拿出笔、砚、信笺，马上就亲笔给湖南省银行写了一封信，要湖南省银行给吴忠亚借款50万元，筹办地方报纸。父亲拿到薛岳的亲笔信件，感佩、欣悦之情自不用说。便立即动身，去当时湖南的省府所在地---耒阳。他的计划是：拿到这笔钱后，以25万元办报，以25万元做生意，赚的钱还银行本息。由于这笔借款在当时，对湖南银行来说，还是很大一笔数字。因此，当父亲拿着薛岳的亲笔信件，找到湖南省政府的秘书长（此人姓李，也是蒋介石的一个老部下，粤系军阀的一个头头）和省银行总经理，商量借钱的事情时，两人见了薛岳的亲笔信后，感到十分惊诧，当然也十分重视，不敢怠慢。马上都给薛岳长官通过了电话，核实了这件事情。父亲便一面抓紧筹备，一面等着他们的贷款兑现。 　　当时，决定在抗战的最前线办报，这在全国来说，也属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自然也瞒不过新闻界。一时间，全国各大报纸都登出了“薛岳出资50万，交吴忠亚前线办报”的消息。当父亲正在为这件事到处联系，极积筹办的过程中，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原因：估计是蒋介石从报纸上看到了，或者是那个湖南省政府的秘书长给他打了小报告，知道了这件事情。对于自己出钱，去扶持一个监督自己的对立面这样的事，蒋介石当然不会满意。但当时，又正是薛岳打了大胜仗的时候，他也不好指责薛岳，做出硬性制止。可能利用其他某件事情，对此有所暗示；其次是薛的左右有人进言。而他，虽然在国民党的抗日战争中，打了唯一大获全胜的几次阻击战而名盛一时，也不想为这件事太张扬。因此，导致薛岳突然改变态度，而决定收回成命。 　　不久，父亲从桂林、衡阳、耒阳回到长沙，马上就有人告诉他，薛已不打算支持此事。但这件事情，薛的话已讲出，全国也发了消息，已经弄得十分被动。因此，当父亲被叫去见他的时候，薛对父亲讲：不要办这件事了！父亲很着急地说：我已经着手进行了，而且，已用了很多钱。薛问：究竟用了多少？父亲当着薛岳认真计算以后说：总计约7万5千元。薛说：已经用了的钱，我给你！谈话的地方是在薛的客厅里，随即，薛便回到卧室，父亲也跟了进去，薛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拿出笔砚，提笔便写了一张7万5千元的条子，要父亲去找军需处，在长官部的经费中列支。本来，这件事在开始时，薛岳那样轻易地答应，父亲就很感突然，现在这样说改变就改变，也很感突然。但既然事已如此，父亲不便多问，也不能坚持，空忙了几个月，只好作罢。 　　父亲一生，待人诚恳。对于钱财，向来十分淡簿，这件事惊动过全国，不算是件小事。这一笔钱，在当时也不算一笔很小的钱。怎么这样大的一件事，说完就完，也没有作什么追究了呢？我曾这样问过父亲。他老人家说：当时，正是抗战非常紧张的时期，突发的事件、不了了之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在筹办这件事时，他曾专程去了桂林一次，这时的桂林，也是抗日时期的政治中心。桂林《力报》的一个张社长，曾与胡越的关系很深，听说薛岳支持吴某个人办报，便主动来找父亲，提出两人合作。父亲虽与张素不相识，但见此人与胡越私交很深，自己也是胡的老朋友，更主要的是，见此人十分热心报业，而自己也正需要有个熟习业内的帮手，所以也就同意了。所用的这7万5千元，实际上都是给了他。当他知道此事突然不办，便乘机很快地离开了桂林，这笔钱和所购的物资，就全部落在了他的手里。从此以后，再也不知去向。由于，当时正是十分紧张的抗日时期，过去跟他没有关系，而胡越又死去多年，托人、派人找了几次，根本无法找到他的下落之后，便只有就此不了了之。薛岳知道父亲的品德与为人，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也未作什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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