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幸结良缘 　　这时，武汉的政局更替，更是令人莫测。父亲在军校打完汀泗桥平叛战斗、回到武汉以后，由于感冒发高烧，随即就被同学们送进了武汉陆军医院。鉴于当时政局十分混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做老百姓的，更是难以分辨谁是谁非。祖父、祖母十分担心血气方刚的父亲，怕他乘一时之勇，在这动荡不定的局势中，不一定会发生出什么不测。因此，当他们得知由军校所组成的独立师，马上就要开赴广州增援起义时。便立即前往医院，严密封锁了这个消息。为了更为放心，他们以便于养病为名，将父亲转移到了祖父任职的刘佐龙司令部内。将他禁锢起来，不许出司令部的大门一步，使父亲与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等到他身体康复时，部队早已远离武汉。因而，就是这样，父亲与部队脱离了联络，被留在了武汉。 　　被祖父母强制留在武汉的父亲，病好以后，心里十分不平静。当时，又不比现在，想找那个人打个手机、发个短讯、查个互联网什么的，马上就可以把要找的人、要办的事，找到、办好。他才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孤单一人，像失群的孤雁，经常被着祖父母，独自外出打听消息，希望能与军校同学取得联系。终于有一天，他打听到原武汉军校的一名教官，独立师第一团团长栾腾蛟（保定军校出身），也已离队回到了武汉。他是吴禄贞一位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名叫栾天蔚的本家。此时，栾腾蛟回汉后，已改任湖北省警卫团团长。父亲便立即以一个学兵的身份去见他，向他报告离队后的情况。当他知道父亲是云梦人时，便问起知不知道吴禄贞？父亲回答“正是我的叔父”后，谈话和接待，马上变得十分亲切。当时，正是宁、汉合流，蒋、汪在芦山召开分共会议，提出“讨赤（共产党）”、“讨唐（唐生智）”的口号以后。湖北的亲桂系势力，正在伺机政变，武汉的局势十分混乱。不久，占据湖北的唐生智兵败，退往湖南。胡钧、陶宗泽的部队，在鄂西也快被打跨了，叶琪出任湖北省军事厅厅长。栾腾蛟的警卫团，正在忙于招兵买马，已经将警卫团扩充为一个师，自任师长。他认识了父亲以后，热情地拉着父亲的手，找到他的副师长介绍说：“这个年青人是黄埔学生，绶卿先生的侄儿”。他们互相商量以后，栾腾蛟当即亲笔写了一张便笺，要父亲去省军事厅见叶琪厅长。这时，叶琪也兼任着一个师的师长。当父亲拿着栾的信件去见叶时，叶正带着自己的部队，到襄河一带作战去了。他的一个科长，凭栾腾蛟的亲笔信，当即便收录了父亲。并告诉他担任的是军事厅的上尉科员，随后就给他发了一套军装和符号。 　　这一时期，由于武汉政局突变，祖父已离开刘佐龙的部队失业在家，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情况开始困难。去省军事厅领职后，父亲便前往住在武昌涵三宫的岳父家，征求他们的意见。考虑到当时政局动荡，岳父家里的人，都坚决不同意父亲再进入军界谋职。此时，外祖父的一个好朋友黄陂人金良元，（曾在武昌追随过吴禄贞，是武昌首义成员，与湖北省的主席张知本，也有私人关系）在省建设厅（厅长石瑛）所属的工矿局担任局长，住的地方离胡家不远。于是，外祖父当即就把父亲带去见金良元，请他给安排一份工作。省工矿局设在武昌平湖门的长江边，人员都已满额，就剩下一个录士的缺位。虽然，双方都认为这个职位太低，有些委曲。但父亲认为，祖父正失业在家，急需接济生活，既然不同意他去省军事厅，便接受了这个职务。上班后，第二年的上半年，有个出纳员因被撤职，父亲便改任了出纳员，从此，脱离了军界。 　　1928年，父亲已年满18岁，与母亲订婚以后，两方关系很好。祖父母为了给父亲筹备婚事，极积设法改善住房条件。正好这时，遇到了祖父当年在湖南长沙当教官时的一个士兵，他在湖南的几年内战中，一直没有离开部队，民国14年（1922）以后，当上了军官。因为湖南内战反复，避居在汉口协隆里，在汉兴昌营造厂（即鲁家开办的建筑企业）的对面租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以其中一半转租，做起了二房东。这时，由于湖南的政局又翻了过来，他决定再返湖南，便把这个“二房东”的机会，无偿地让给了祖父。于是，祖父母不花任何成本，仍将二楼出租，以房租抵交房租，等於是免费住进了这栋楼房的一楼。有了这个宽敞而又不花租金的住房条件，再加上又有在工矿局任职员的工薪。这年十月，父亲便在这里与正在读书的母亲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省政府改组，由于官场上的内部斗争，工矿局并入湖北省建设厅。当时的社会里，各部门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工矿局长金良元一走，父亲的出纳员职务也很快就被辞退。这时，工矿局金局长有个本家的侄儿，在汉口开私人银行，由于金的关系，父亲与他也已很熟识。于是，便经他介绍去找一个税务局的胡局长，此人虽不是母亲娘家的同族，但是母亲四叔父（即我们的四外公）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于是，便给父亲在这个税务局，安插了一个管卷烟印花税的小职员。工薪虽然更低，但当时蒋介石正与占据武汉的李宗仁、白崇喜交战，社会时局很乱。老人们认为，一个年青人，到这里上班工作，总比失业流落在社会上，还是要好一些。如是，父亲便转移到这个单位继续工作。 　　经过一场蒋、桂大战，结果桂系军阀兵败。盘据在武汉多年的李宗仁、白崇喜，以及他们的全部人马，都退出了武汉。张治中以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的名义，从南京出发，带领全部由黄埔军校第7期学生组成的混成团，于10月23日深夜，进抵武汉。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卫戍勤务，全由第7期黄埔学生担任，各个部门，也都是派的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员接收。这时，黄埔三期毕业留校的陈希平，也随军进入武汉，发表为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委员。陈希平是云梦人，在军校时，父亲就与他已经十分熟识。市党部设立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等组织机构，陈希平兼任训练部部长。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十分高兴，立即辞去了上班还不到两个月的税务员职务。在一天的早上，径直去到了陈希平的办公室。正好，陈与一个姓李的、一个名叫邓希（都是黄埔同学）的秘书和一个名叫杨春波（解放后在湖北民革任职）的，四个人，正在商量填写训练部干部的名单，父亲便要求陈希平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陈说：你不会文秘怎么安排呢？父亲回答说：我在工矿局任过科员，做文职不成问题。陈便将他的名字，写进了总务科助理干事名下。父亲也不管这个职务是大是小，只看到这个单位，都是一些革命青年，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与税务局死气沉沉的氛围，完全不一样。便丝毫也不犹豫，第二天就满怀热情地，到总务科（科长姓彭）报到上斑了。过了不久，有一天，在办公室讨论通过成立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商会等组织的人员。父亲便自荐，加入了学生联合会组织。这个组织里，就有黄埔6期学兵团的陶涤亚，自此，他们之间的私交就一直很好。1948年，武汉解放前夕，父亲去广州时，就曾应邀去青岛与他见面。当时，陶是国民党海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之后不久，便随蒋介石撤退去了台湾。直至40多年后的1995年，通过亲友关系，他们才又取得了联系。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相约于1999年在澳门见面。不幸，陶于1998年突然因病去逝，父亲1999年去澳门探亲，得知噩耗，未能了却此愿。陶去逝前，是台湾国民党陆军退伍中将，台湾中国全民民主统一会会长、中华崇德协会理事长、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指导委员。六妹厚悌及舅侄园丁曾去台湾看望过他，身体健壮，相见十分亲切，与父亲也有信件往来。 　　父亲加入市党部训练部的工作以后，免不了天天要接触国共战争，要与一些军界、政界的、包括一些文化层次不高的，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员，来来往往。这都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母亲所反对和不支持的。同时，也是父亲自己并不甘心情愿去干的。当年，父亲在汉口振华高中之所以中途退学，一方面是受到了大革命时期，革命热潮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困难。退学后的几年中，由于政局动乱，也没有继续和安心读书的条件。这期间，他上过军校、当过小职员、也失过业，在社会上乱撞了几年。虽然，增长了不少社会知识和阅历，但，他更深深地感到，就这样混下去，最终是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因而，始终都没有放弃过继续求学的愿望。 　　结婚以后，母亲极力支持与鼓励他继续完成学业的想法。决定放弃自己的学业，担起供他读书和养家的全部责任。这样，既使他十分感动，也更加促使了他下定立即设法继续读书的决心。为了先帮助母亲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定好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父亲利用他在市党部陈希平处工作时，新认识的一个名叫晏永治的黄埔同学。进军校前，因晏是湖北第一师范的学生，大革命失败离开军校后，他以师范生的资格，参加了教育厅招考小学校长的考试，被录取、并发表为汉口市第二完全小学的校长。这个学校规模很大，有十几个班。于是，通过学联的关系，又替母亲弄了一个高中毕业证书（实际母亲只读完高一），作为必须的学历资格证明。再通过这个晏校长的聘请，1930年的新学期，母亲便一面退学，一面在这个学校担任了小学教员。当时，因为祖父也还在断断续续工作，加上母亲的薪资，由祖母主持家务，每月的收入已足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专心读书，就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由于有了母亲在精神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支持，从而也改变了父亲一生的人生道路。 　　 　　5 插班武大 　　从1927年4月，蒋介石利用大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击败各系军阀，实现军事独裁起。一直到1936年12月，暴发“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下内战屠刀，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止。蒋介石一直顽固地推行“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策，将战争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这整整十年中，国内一直进行着内部战争。这时的武汉，是国民党的后方占领区，既远离抗日东北战场，又远离西北内战第一线。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来说，武汉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都比较稳定。因此，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家庭而言，也是相对比较安定的一个时期。 　　当时，要进入一个名牌大学，必须要有正式的高中毕业证书，还要进行全面、严格的入学考试。这两个条件，父亲都是不具备的。一是，他在学校时的成绩虽然好，但毕竟没有上过高三，不是高中毕业生；二是，离开学校后，在社会上乱撞了三年。辞去训练部的工作后，实际上是个无业青年。职员不像职员，学生不像学生，功课多少有些荒废。因此，要想直接进入一个好大学，困难确实很大。适逢这时，经中央教育部核准，原来的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实）恢复了招生。要进入这所当时人们都知道的所谓“野鸡大学”（即质量较差的大学），不一定要真正的高中毕业文凭，只要交学费，经过一般考试，就可以进去。这就为父亲进入自己的目标---国立武汉大学，提供了一个可供过渡的机会。于是，父亲便下定决心，利用自己曾参加过湖北学生联合会的关系，在振华高中弄了一张毕业文凭，交了一年的学费，通过马马虎虎的考试，便取得了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资格。当时，武汉大学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收取转学的插班生，可以不考数学，以考理论学代替。父亲正好是数学基础差一些，而理论又是他的强项。这样，就为他争取进入武汉大学，又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为此，他在进入中华大学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到中华大学去听过多少课，而是一门心事，住进了已先期在武大读书的、原初中同学金仲威的宿舍里。由同学们帮他借书和辅导，埋头在那里日以继夜地复习功课，准备考武汉大学的插班生。由于准备十分充分，第二年（1930年8月），通过严格的正规考试，果然被当时全国闻名的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正榜录取，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和目标。这与当年考入黄埔一样，既证明了父亲的实力；更证明了父亲确实是在为国家民族振兴，为学习先辈人的榜样，自觉地、扎扎实实地勤奋读书。 　　考入武汉大学以后，全家人和亲戚、朋友们，都为他高兴。然而，他自己更加清醒地知道，这种机会是来之不易的。特别是新婚不久的妻子，正在读书的年龄，为了他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此，他在进入武汉大学以后，便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大学二年级各门课程的学习与冲刺。经过一段时间努力追赶，他发现，他在掇学的这几年中，正是北伐战争冲击教育的时期，在校的学生，其实也经常不上或不能正规上课，在校学生的质量，其实也都不高。从而，他也庆幸自己，虽然在社会上乱撞了几年，不仅没有因此而荒废学业，存在功课赶不上的问题。反而，与在校学生比较，自己的社会知识、思想素质都要丰富和成熟许多。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逐渐受到了导师和同学们的普遍青睐。不久便被民主推选为武大学生会干事，成为学生活动中，十分活跃的一分子。 　　此时，不少昔日曾在黄埔军校、中华大学、振华高中、圣保罗初中的同学，以及后来在机关工作的同事，都因先期走上社会，有的已成为当时党、政、军、学等各界的重要人物。如陈希平、杨锦昱、傅光海、汪宜春等人，已是师长、省、市党部委员、市教育局长等等，有能力经常给父亲以经济上的支援。同时，父亲也常常参加他们的一些社会活动。1931年春季，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和父亲的军校同学傅光海，同是湖北武汉的国大代表，又是崇阳籍的同乡。在他们赴南京开会时，因同坐在一条轮船上而相识。在学校里，王是英、法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向来高高在上，对学生一般是不大理会和接近的。他们在船上的在闲谈中，谈到新入校的生源问题时，傅曾向他问及武汉大学的生源和质量情况。王对傅说起去年招生时，来了一个学生，名字我忘记了，听说是云梦吴绶卿先生的侄子。这个学生中文、英文都很好，也很用功，我看很有希望。傅知道他说的就是父亲，便告诉王说：这个人我认识，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随即就向王介绍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关于父亲的情况。回校以后，王世杰校长碰见父亲时便说：原来我以为你进武大，只不过是与许多浮跨子弟一样，只想镀镀金，混一张文凭而已。那知道你还这样用功，认真读书。由于与王世杰的认识，本来在校园就已很活跃的父亲，更是日益显露头角，从而也更受王的器重，并常有接触。进入武大的第二年（大三），政治经济系分设，父亲转入政治系。系主任曾是北大教授，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周鲠生，父亲也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6 南京请愿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大革命时期的武昌中山大学，大革命时期，曾经是共产党的窝子。蒋汪合流后，被武力解散，不少师生惨遭杀害。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学生中仍然心有余悸。王世杰以不热心政治的欧派学者，出任武大首任校长。更促进了武汉大学学生大多不问政治、埋头读书的风气。1931年，发生了惊震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武汉三镇，到处响彻着声援抗战，要求抗日的呼声时。武大这潭死水，开始有所触动，但也仅是罢了几天课，游了几次行，算是表了一个态，仍照常上课读书。随着后来全国各地、各界，抗议不断升级，京、沪及全国各地学生，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忍无可忍，围攻十分激烈；蒋介石当局，也镇压得越来越利害。这时，武汉大学学生中，长期被压抑的爱国激情，才被引发燃烧起来。 　　1932年2月，为了促蒋抗日，全校近千名学生，通过长时间的充分民主辩论，决定组织“武大赴京请愿团”， 立即直接去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面见蒋介石，向他请愿。组团中，近300名学生自费报名，父亲被推选为赴京学生干事会总务干事。面对武大局势的急转直下，校长王世杰也不便过于阻止，便将父亲找去，给了他现金1000元，作为贴补学生中途费用，嘱其负责掌管。出发的第一天，同学们行进至武昌汉阳门轮渡码头时，已是傍晚，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按照蒋介石“阻止武大学生北上”的密令，已下令封锁了江面，过江的轮渡已经提早收班。学生们知道，这是当局故意设卡，便不断高呼口号，提出抗议。决议就在码头，静坐通宵。当寒夜降临时，不少市民纷纷流着眼泪，自动送来被子、食品，给学生御寒、充饥，爱护、同情学生，场面十分感人。学校也怕冻病学生，多次派人，劝说同学们暂回学校，再作交涉。返复纠缠至半夜，愤怒的学生仍然静坐不动，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校长王世杰只好亲自去到江边，多方动员并向学生保证，第二天自己负责送同学们过江。这样，学生们才整队返校。回到学校时，留校同学们集中在学校大门口迎接。当王校长登高讲话时，忽然，人群中有人向校长投掷石块。然后，看到有人向山上的一幢楼房逃走。大家认识，逃跑的人就是国民党学生支部的负责人。这时，已是午夜，校园一片漆黑，学生们群情激愤，四处搜寻未获，楼房门窗均被打坏。在这个气头上，如果当夜此人被抓到，就很可能要出人命（这个学生随后由学校帮助转学，后来在北京清华大学毕业）。折腾了差不多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晨，校长王世杰派人随同学生赴京，一路照应，请愿学生顺利过江，并登上赴南京的班轮。 　　武大学生到达南京时，当局早有戒备，已将下关一带的所有旅馆，全部空出。南京市及国民党中央党部，都派有专人接待。学生们全不买这些账，坐在江边码头，等待干事会派人到中央大学学生会联系。等到在该校操场搭起帐篷后，才组织同学离开码头，径直前往那里住下。第二天，干事会便派人到中央党部接洽，指名要蒋介石亲自接见。随后，便有通知，第三天上午8时，武大学生单独去总统府（此前中大、北大、清华等学校都已去过）。在一个平房的大厅里，把队伍整理好后不久，蒋介石由陈立夫、陈布雷二人陪同，从讲台后面，挥着帽子，做着和蔼可亲的样子，环视请愿学生。走到讲台前沿站定后，蒋做出亲近的姿态，招着手请同学向前站，前排与他相距约5米左右停了下来，当时，父亲正站在第一排的中间。然后，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只能由一个学生代表、一人发言。对于蒋的回答，需经半数以上的同学举手同意后，才算结束，离开会场。当总干事念完事先由大家通过，以自由民主，开放党禁，一致抗日为主要内容的请愿书后。接着，蒋介石讲了一个多钟头，其主要内容，是反复的讲他不能首先抵抗日本的“道理”，讲完后，戴上帽子就要走。总干事当即提出，事先已有约定，要问问同学们是否满意，才能结束。结果，在要同学们举手通过时，没有一个人举手。蒋当时表现非常烦躁，说：“我照你们提出的要求都讲了，还要我怎么讲？”相持了一会，见同学们仍不举手退场，便又照与原来一样内容，又讲了一通。这样反复相持了多次，时间已超过中午12点。同学们从没有天亮就起床，此时，肚子都已很饿。但普遍感到，满腔热情来见总统，结果虽不是泼冷水，但仍未满足既定目的。这时，一部份学生见到，下面已布置有便衣游动，怕再挺下去没有好结果。因此，总干事再次提出举手表决时，他自己先举起了手，接着有人（包括父亲）稀稀落落跟着举手。正在这时，站在蒋的两边的陈立夫和陈布雷，便马上高喊：“多数通过、多数通过！”。把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缓和了过来。如是，在蒋、陈招手致意下，学生只好整队退出了会场。接着，父亲与几个事先分工好的同学、赶紧给大家买来了些熟食，草草充饥，便又整队去中央党部。这时，陈立夫、陈布雷，坐车早已先到中央党部，并已在大礼堂等着学生。这个礼堂设有坐位，并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大包点心。总干事宣读请愿书后，陈立夫又照蒋介石的口径讲了一遍。见同学们一直都没有举手，便说：“刚才你们向蒋主席请愿，我也在场，我的答复和蒋主席一样，在那里大家都通过了，在这里为什么再三、再四不举手？”并发起了脾气，说学生出尔反尔，有意刁难！陈在上面讲，下面学生纷纷将发的点心，向台上丢去，秩序一片混乱。干事会和学校随员怕出问题，结果仍是不了了之地退了出来。 　　回到中央大学操场，各大学的代表，都纷纷来看望和慰问武汉同学。由于学校和当局，始终有人在中间不断地做缓解、说服工作，而且又都是自费，200多人再拖几天，就有断炊的危险，干事会几个人商量，还是劝同学先返校再作打算。这样，武大学生在南京住了两天，除了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事实上是无功而返，丝毫也改变不了蒋介石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 　　当时，南京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尽管大多数同学都心怀气愤和不平，也只好坐上已经安排好送武汉学生的轮船，返回了武汉。回校以后，父亲将费用清单和剩余的100多元，交给了王世杰校长，并由干事会分别向全校同学，报告赴京经过。武大学生回汉以后，南京学潮进一步激化。不久，便传来南京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发生枪杀青年学生的惨案。在以后的日子里，武汉大学的学生，开过多次追悼会、声援会和上街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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