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中共“党内大奸”的康生，“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诬陷迫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各级负责干部及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从康生炮制的涉及我党政军百多名要员、逼死24人的“新疆叛徒集团”案中，读者更可以看出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打击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制造了一个个反共惨案。1941年元月，他们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次年8月，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乘专机飞往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指使当地军阀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惯于投机的盛世才，以为苏联莫斯科将被希特勒的军队攻陷，立即撕下昔日“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伪装，背信弃义，将我党1937年应其恳请派往新疆帮助建设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途经新疆回延安的留苏人员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及家属子女共140多人全部逮捕人狱。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孕妇也在劫难逃，先后11人在狱中分娩，婴儿们相继取名为新狱(玉)、狱燕、狱玉、苦苦••…以示纪念。 　　党中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曾召集朱总司令、任弼时、康生等研究对策。1943年1月13日，党中央电告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之徐杰(陈潭秋化名)等140多人的要求”。 　　同年6月，中共又派林伯渠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意见书，再次要求对方释放包括新疆被捕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爱国志士，“以利抗日”。 　　新疆冤狱历时四年，其间康生在延安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肃反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因工作关系，他和中央领导人多次共商营救对策。这不仅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且还因为新疆监狱中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秦化龙、吉合等人，都曾是他当年在苏联工作时的同事和战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各界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实行国共合作，和平呼声高涨。蒋介石被迫重开两党和谈之门。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2日，毛泽东再次提出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其列人两党共同声明中。 　　9月13日，张治中奉命飞往新疆迪化处理三区革命起义问题。周恩来夫妇特地到他公寓，郑重拜托他:查清我方被盛世才关押的100多干部及家属的下落，无条件释放送回延安。 　　1946年4月1日，张治中出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此前，已经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的盛世才早已在新疆人民的唾骂声中下台。张治中到职后，不负中共重托，迅速将140多蒙难人员解除囚禁，并派车、派人辗转千里护送他们赴延安。 　　当满载英雄儿女的10辆大卡车浩浩荡荡进人延安地区时，受到我军民的夹道欢呼。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列，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也在其中。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激动得流下热泪。第二天的《解放日报》曾作了如下报道: 　　欢迎人群中不时传出西北战友的慰问声:“明方，回来了，您好啊!”马明方等同志由于狱中生活的折磨，脸庞显得有些消瘦，但今天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频频挥臂示意。康生同志突然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黝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大喊:“你们终于回来了•吉卜车上同志随即齐声回答:“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前往归来人员的驻地—中央党校看望并慰问大家，康生陪同。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杨家岭设宴为新疆归来人员接风洗尘，康生在宴会厅里更是走来穿去，找老熟人热情交谈，详细询问狱中遭遇和归来途中情况，并对国民党少将刘亚哲受张治中委派沿途护送和照顾我方人员深表谢意。 　　当时，新疆难友马明方等100多人胜利归来一事，成了延安军民关注的头号新闻。新疆归来人员在狱中的顽强斗争，被到处传诵。党中央还决定为他们安排三个月的休养。 　　马明方等人受如此关爱，心情十分激动。他们也利用休养时机在延安走家串户，寻故访友。陈潭秋的助手吉合和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秦化龙等人，早在莫斯科学习和治病时，就是康生的故友，常有交往。秦化龙的妻子韩福英，还曾在康生手下工作过。这次他们返回延安后，都先后带着孩子去拜访康生夫妇，受到康生和妻子曹轶欧的热情接待。 　　新疆归来人员一直被安排住在中央党校二部休息和学习。康生作为该校校长常以主人身份走访看望大家。 　　这期间，大家在马明方、张子意领导下，对狱中四年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随后选举产生新的党支部，由方志纯任书记，支部起草并通过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的报告》。报告详细记述了人狱经过，狱中斗争的组织与领导，狱中通讯联络，反叛徒、反特务、反审讯斗争，绝食斗争与释放回延安等情况。《报告》还对狱中党组织领导大家团结一致，变监狱为战场，在特殊战斗环境中开展对敌斗争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等看了报告，都深感满意，一再表示“回来了就是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康生到党校探望大家时，也反复称赞他们顽强斗争的精神。 　　经三个月休养，新疆归来人员基本恢复健康。此时，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战争烽烟四起。大家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分配工作，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根据局势发展，中组部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对新疆归来人员只作集体结论，不必再作个人结论。理由是:一、他们是由党中央营救集体回延安的，是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二、他们冲破千难万险回到延安，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心向着党、向着革命;三、他们在狱中一直有党组织领导，统一行动，受组织纪律约束;四、大规模内战已经开始，前方后方都急需干部，每个人都要尽快走上战斗岗位，时间不允许再作个人结论。为慎重起见，中组部还派廖志高(干部处长)、夏之栩(政策室主任)代表党中央当众宣布:对新疆回来的同志，只作集体结论，不作个人结论。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同志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对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党籍在狱中依然保留，并计算党龄。对四位非党青年瞿独伊、刘志祖、王淑贞、周健，因经过四年残酷斗争考验，并有两个正式党员介绍，中央批准他们为中共正式党员。 　　新疆归来人员中，有34人是我党1937年派往新疆学习航空飞行和机械维修的。 　　党中央决定航空队由方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政治指导员，带领全体同志，会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等人一道去东北。临行前，朱总司令、康生等都到党校鼓励他们:迅速到东北去建立起一支航空部队，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解放的胜利。 　　其他同志也由中央按斗争需要分配相应工作。 　　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高登榜等奉命留在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马明方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西北局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长、东北局书记。张子意一直在宣传部门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之华先任中央妇委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和中央监委委员。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他和高登榜等均分配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随机关征战南北。建国后，方志纯回故乡工作，曾任江西省省长、省委书记。高登榜则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兼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吉合同志曾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熟悉军事，精通俄语，中央原拟留他在延安总部工作，后因前方急需军事指挥员，奉命去东北任民主联军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内蒙军区参谋长，1950年出任我国驻苏使馆武官，四年后回国任总参训练部和条令部副部长。秦化龙、曾传芳等则奉命到山东渤海纵队参战，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随陈、粟大军征战齐鲁大地，攻克济南，占领徐州，渡过长江，进军上海。建国后，他们分别任华东公安军和炮兵政委、上海警备区政委等职。 　　据统计，新疆归来人员，“文革”前在地方任省长、省委书记和中央机关的部长，以及在部队任军长、司令员者计20人左右。最集中最突出的还是在空军的同志，如沈阳、北京、武汉、福州、广州、兰州等大军区的空军副司令(或司令员)，都是当年新疆航空队的队员。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更是马明方等100多人的大劫难。这些久经敌人牢狱和战场烽火双重考验的革命功臣，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以血肉之躯夺取政权，并满怀革命热情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美好家园之时，竟被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从此开始苦度比当年新疆监狱更为漫长的铁窗生涯。而炮制这一冤案的决策人，居然是熟悉他们当年返回延安全过程，并曾热烈拥抱他们归来，又热情欢送他们重上新战场的老战友“康老”。每逢回忆此事，劫后余生的秦化龙和吉合两位老将军及其家人，总感到这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恶梦。在新疆归来的人中，他们两家人与康生夫妇关系最为密切。早在1930年他们就相识于异国他乡的苏联，他们是同志、同学加战友。1936年，秦化龙的妻子是东北抗联的共青团员，曾被派往远东海参威从事联络工作，一度是康生的部下，后又奉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当时，在该校接待她的正好是康生。为了斗争需要，康生要她隐姓埋名，并亲自为她取名“小云”。从此，韩福英就以“小云”为名，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东方大学的一个班里同学习，朝夕相处。1938年，秦化龙奉命从延安中央党校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也认识了康生，双方交往较多，友谊进一步加深。 　　1964年5月，秦化龙将军奉命由上海警备区政委调中央农林政治部任代主任，文革初期还兼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他在工作上与康生时有交往。有一次，康生还找秦化龙面谈，将一位八级干部安排在农林政治部工作。时隔不久，康生、谢富治却和江青一道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是叛徒和‘五一六’组织的后台”，下令逮捕。 　　吉合将军对康生的阴险狡滑更感愤怒。因为他与康生的交往比秦化龙夫妇更早，友谊应该更深。吉合原名田德修，1925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取名吉合诺夫，曾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中国班任分队长，俄语很好，被誉为“苏联通”。1935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开始结识康生，两人常在总部看文件、读资料。有时康生还掏出香烟对吉合说:“吉合诺夫，来一支吧!卡斯别克牌，比你的烟好抽!”两人虽未长期共事，但感情不算浅。康生喜爱书法，擅长雕刻，为表达友情，他在50年代末曾选两枚玉石，自写、自刻，为吉合、鄢仪贞夫妇制作一对阴阳印章(凹凸)，作为纪念。 　　然而，十年动乱，康生与林彪、四人帮紧密勾结后，为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恶浪，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做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更不顾及什么同志情战友情，否定了当年党中央对马明方等人作出的历史结论。 　　1967年夏秋，正式成立“新孤马明方叛徒集团专案组”。因马明方等人是1942年被捕，1943年正式人狱，故又称“四三专案”。为确保审讯活动严格保密，康生指示对外使用“五一六专案组”代号。康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新疆监狱被杀，而马明方等都活着回延安，必定是叛徒。”按着康生的这一推定，全国各地大揪新疆叛徒集团，大批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先后被囚禁。康生亲自点名和批准的20位高级干部由中央立案收审。其中有东北局书记马明方，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中央监委常委杨之华，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军科院外军部副部长吉合、军委炮兵副司令谢良等。 　　新疆专案的总指挥为康生，重要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吴法宪忠实贯彻康生的意图，指示专案人员三班倒，日夜突击审讯，下令“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逼供信不逼供信”。马明方等在审讯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 　　秦化龙在秦城监狱的连续审讯中，因疲劳过度，悲愤交加，突发脑溢血，昏倒在地。发病后专案组又不准认真治疗，使这位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将军，从此成了残废人。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是我党著名的女革命家，大革命时期就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历来尊称为“杨大姐”。然而，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要审查对象”。年迈体弱、患有骨癌的“杨大姐”立即被捕监禁，昼夜接受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历尽磨难。1973年，她病情恶化，虽经周总理干预，专案组也只准家人探视，不准保外就医。她病危时多次告诫专案组:“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他们冷若冰霜，置若阁闻，可敬的杨大姐最终惨死在康生的专案组手中。 　　康生统帅的中央“四三”专案组，队伍庞大，人员众多。他们并非全是铁石心肠，其中也不乏正义之士。见通过大量内查外调非但没有找到马明方等人判变自首的材料，相反搜集到许多表明他们在新疆监狱顽强斗争的证据，便对定案性质产生了怀疑，1968年4月在填写《审查对象表》时，曾将马明方由“叛徒”改为“叛徒嫌疑”。岂料这两个字的变动，却惹怒了康生一伙。起先是李作鹏把专案组的支委们找去训斥“玄乎!中央定叛徒，你们定嫌疑，政治立场动摇，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吴法宪、李作鹏等又于6月1日，把康生请来对专案组训话。康生说:“你们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来马明方专案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专案，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案件涉及的人很多。” 　　“你们审查90多个人，他们叛变了，回到党的怀抱，集体向党隐瞒，这实际是一小撮了。” 　　“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需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 　　康生强调在“想”字上做文章，而且带头示范其想象力，他捏造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要出材料作为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然后和国民党一块潜伏到我们党内。” 　　会后，中央专案组立即开展思想和组织整顿，批判“思想右倾，立场动摇，为阶级敌人翻案”的严重错误。该组副书记吴自臣等因“立场动摇”被罢官、调离。接着，大家奉命加大“深挖’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力度。竟相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编造“马明方等人在新班秘密叛变后，秘密加人了国民党和特务组织，还秘密领取了党证和特务证”……连张治中受周恩来嘱托给蒙难人员发的零花钱，也被编造为“领取特务活动费”•一马明方等严词反驳，专案人员大打出手，刑讯通供。 　　1973年8月底.马明方不堪凌辱和折磨.偷偷给周总理写信揭露专案组:“审讯开始就动手动脚，卡脖子，罚立正。前10天车轮战，后20天是白天晚上一日三审。坐喷气式飞机、燕儿飞天，打耳光，拳打胸膛……”他愤怒控诉:“我不知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脚根下，做出这样反毛主席政策的事，还自以为很光荣!这种情形在我们党的干部中很少见过!” 　　马明方还揭发专案组威胁他:“你的问题很严重，只有枪毙。如果你能在报告上说几句话，我们好转弯子，就说你态度好，这样你就可免于枪毙。’‘一年后，马明方历经专案折磨后终于含冤死去。 　　吉合将军是一位性格豪爽、刚毅不屈的军人，面对专案审讯，他大义京然。专案组勒令他写交代材料，他奋笔写诗抗争:“新疆坐牢，本不差分毫，坦白磊落气节高。专案组偏唱反调，四一二案生凑，不择手段通诱，压出我的假供，难道组织所求?” 　　 在炮制新组叛徒集团冤案的八年间，康生可算挖空心思，耍尽阴谋诡计。 　　他指示空军政治部、民航总局和南开大学红卫兵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吴法宪安排饭机.三番五次赴新粗乌奋木齐、哈密、南孤，查调敌伪档案，翻阅40年代的报刊资料.精心搜集马明方等投敌的可疑线索。但图谋均一一落空，毫无所得后仍不死心，又责成新疆军区派工兵连，到当年盛世才公署原址挖地三尺，胡说下边藏有马明方等叛变的秘密档案。结果耗资巨大，依然一无所获，仅挖出几根破枪，只好草草收场，给后人留下一些政治笑话。 　　康生的另一阴谋是:动用中统特务郑大纶和叛徒徐梦秋编造伪证.迫害马明方等同志。 　　郑大纶是国民党中统局高级特务,1943年被派往新疆审讯我方人员，任书记官。徐梦秋则是当时的叛徒。因康生说过“有许多敌伪人员都在”，于是专案组把他们从外地搞到北京秦城监狱配合行动。 　　他们企图用这一办法.加快专案的审讯、定案速度，以便赶在中共九大之前，抢先结案，宣布将马明方等“永开党籍，判无期，剥夺终身”。1972年.中央专案组按原定方案，曾在(案犯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表》上，填写好马明方的名字。注明:“叛徒、内奸问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康生同志已圈阅:"x x同志已批准定案。” 　　康生一伙就是这样纹尽脑汁残酷迫害马明方等人。连当年在新姐监狱与父母们一道共患难的子女，也都渗遭株连。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被视为“同案犯”隔离审查;林基路烈士的儿子林海洪原是空军优秀飞行员，被下放西藏当汽车司机;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楚三，大学毕业后被送到贵州一水电站当搬运工.整天扛水泥。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的功臣岂容奸人任意凌辱.1974年，毛主席对专案工作的问题。终于有所察觉，他指出: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少年，再不结案，非要把人整死不可。他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这使专案工作有了新的转机.同年年底，中央三办受权对新班监狱问题进行复查。从那些被康生、吴法宪等扣压、不准上报的大量敌伪档案中，他们发现马明方等人在狱中斗争十分坚决，表现很好，从而否定了新疆叛徒集团的存在。 　　1975年3月，中央三办写了复查报告上送中央。 　　周总理是当年新班间题的经办人，熟悉历史情况。早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小会上，当有人向总理提出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等在新班有叛徒问题时，他当即明确表态: 　　“这件事我极清楚，是党中央委托我通过张治中把他们释放送回延安的。”1975年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读了这份复查报告后心情极为沉重，立即把复查报告改为平反报告，并压缩为1500字左右送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时.他还让秘书把张治中“文革”中致毛泽东的信—(我的经历事实简述》中有关新疆监狱我党人员表现的段落，抄送三办，作为平反的重要旁证。 　　张治中写道:“他们由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始终不屈。受至艰苦，历尽煎熬，终于脱离虎口.胜利来归，这是值得敬佩和庆幸的。经得起残酷考验的.不是几人、几十人.而是130多人啊!” 　　一个月后，遭监禁迫害八年之久的张子意、秦化龙、吉合、高登榜、刘护平、李云扬等终于获得了自由，但许多人已折磨成终身残废。而马明方、杨之华、安志敏、李宗林等24人，则不幸在审讯中含冤去世。 　　1975年12月16日，做尽坏事的大阴谋家康生终于身患绝症死了。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他阴险、狡滑的嘴脸还未被揭露。他的骨灰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规格，被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厅。堂而皇之和彭德怀、贺龙、陶铸这些伟人排在一起。受康生迫害或是知其底细的人们，每逢看到他的骨灰盒，便心生怒火，义愤填膺。有些人纷纷用硬币和指甲在他的骨灰盒上刻上xx，天长日久，骨灰盒巳是伤迹斑斑，处处破相。也有的人则是像对待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那样，朝康生的骨灰盒上吐唾沫。以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恨。 　　1980年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也决定将他和谢富治两人的骨灰从八宝山清除出去:从此庄严肃穆的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厅，又重新恢复了圣沽灵堂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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