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史界老前辈陈训慈（叔谅）先生离开我们已是一周年了。叔谅老先生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给我们留下来的不仅有许多有关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和珍贵资料，而且有十分勤奋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陈老师在浙大任教多年。我们虽无缘在当年获授课业，却有幸在近十多年来屡得教益，包括面见请益和多次来信和惠寄文章资料。现在每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些信件资料的时候，叔谅先生的音容风貌宛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向陈老师请益的主要是有关竺可桢先生生平史实的一些问题。 　　七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初，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前後，春风初拂科教界，中国科学院为我国科学教育界的前辈、前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竺可桢编辑出版了《竺可桢文集》。随之在各方期望和赞助下，在科学院领导和家属同意下，由笔者之一主持组织摘选编注出版《竺可桢日记》（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九部分）。这部分日记跨越的时间正是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十三年。为作出尽量准确的注释，我们必须向许多前辈师长请教，向陈老师请教尤其必要。因为日记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叔谅先生。对於竺先生如何会被选任浙大校长，看来陈老是知情人。一九八0年十二月，吕东明因事到杭，于二十二日由程融拒学长引见到叔谅先生家作了第一次拜访，主要是请问他竺可桢被选为浙大校长的经过。 　　令人欣慰的是叔谅先生此时虽已八十高龄，精神和记忆力仍非常好，和我们娓娓而谈竟达半日，使我们得以满载而归。关於这次所谈的主题，后来他为竺可桢研究会专写了一篇纪实的史料，又写成专文《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见《一代宗师竺可桢》，浙大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０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０年３月）。对这一问题，能原原本本谈清其底细的就在世诸老中唯独陈老一人。他自己也曾表示以高度的责任感尽量回忆讲清这段历史过程。 　　一九八四年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开过之後，一部分热心的同志发起组织成立竺可桢研究会。研究会聘请了十位年高望重的竺可桢生前友好为顾问，叔谅先生是欣然受聘的一位。研究会计划在广泛开展研究和徵集资料的基础上，组织人力编写一本能较全面地反映竺可桢生平重要事迹和学术成就的历史传记。笔者都参加了编辑小组的工作。叔谅先生在收到一九八四年年底前研究会寄去的信件之後，於一九八五年一目二十五日给我们寄来了回信。信中详细列出了他准备在这一年从二月到十月逐月提供的回忆资料的题目和内容计划。此後我们陆续收到他寄来的稿件。从来稿中可以看出每次都是由他口授请人笔录後，再经他亲自修改 　　校阅，必要时加上注释的；从校注的字迹更可以看出在他八五高龄时为提供这些稿件付出了多大的精力，使编写组每个读过它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他提供的这些资料中包括当年竺可桢先后给他的些信件原文（复印件），如一九二五年四月竺可桢愤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前的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竺可桢批评国民党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组成青年军培植党军的信，都成为编写竺可桢传最珍贵的史料，特别是后一封信，真如陈老师在《回忆竺师教学与办浙大的几件事》（载《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大出版社，１９９０．２）一文中所说：“其责备国民党与疑问，语气颇重。”叔谅先生当时能默默保存下来，是冒有一定风险的（两信已摘用入《竺可桢传》，第２３、１０６页）。 　　一九八五年五月，笔者之一黄孝夔还同《竺传》编写组几位同志再次拜望陈老，着重请教竺先生在南高东大时期的情况。这次我们还有幸看到他珍藏已六十多年的一本《中外地理大全》，是竺可桢二十年代初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世界地理时替代讲义的课本。在这本书的页首行间，留下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毛笔字迹，内容都是当年竺可桢在讲课时补充的新材料。这不仅体现了叔谅先生当年求学时的勤奋，而且由其珍藏了几十年还反映了他和竺可桢先生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同年十一月陈老还亲自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竺可桢研究会的年会，作了专题报告。一九八五年後，我们还收到叔谅先生来信和附寄的他原定计划外的资料，如一九一０年第二届庚款留美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录等。如果说叔谅先生是最关心《竺可桢传》编写工作并提供珍贵资料最多的人，那按我们的感受，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他面授和函授的许多教益之中，使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同我们两次的分别谈话，都提示我们，为过去的人物作传，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背景下去看待，不能超越时代的要求。他指出有的报告文学把主持浙大时期竺可桢的政治思想描绘成了是个新民主主义者，而实际并非如此，应当说是个一般民主主义者。这些提示对我们就很中肯，很重要，使我们自觉到是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如果因为竺可桢崇尚民主学风，对国民党反对派权贵们的贪污腐败早就深恶痛绝，在１９４２年浙大学生举行的打倒孔祥熙的游行中，竺可桢也曾拿杆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以及尔後多年多次尽力保护受反动派迫害的师生，并竭力营救被捕的师生等等，把他写成早就倾向於新民主主义思想，或者如有的称他为“中间偏左”之类，那显然不合於真实的竺可桢形象。 　　另外，叔谅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珍贵史料，但对他自己当时做过的工作情况却很少提及。我们只能通过《竺可桢日记》》和竺可桢手札等大概地了解到叔谅老师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时期，对浙大的发展默默地所作的大量工作，体会到他对办好浙大是有一份贡献和功绩的。他的贡献不只是当好了历史教授，主持创建了龙泉分校，并且在抗战中后期，他已离开浙大，到了重庆工作的几年，还曾帮助浙大催拨经费，到重庆政府财政部、教育部租和银行之间反复奔走，费了很大心力，使浙大师生不致断炊，弦歌不辍。不仅如此，在重要关节，他还以与陈布雷同胞手足之谊，运用阵布雷的地位作用，对浙大利竺可桢所遇的较大的困难，通过乃兄设法调节疏导，予以支持。突出的事例如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初，日军攻入了贵州，竺可桢忽获教育部长朱家驿１２月７日发的令浙大合并於中大，学生全体从军的电报（见《竺可桢日记》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日，１２目２日，第二册８０５页）。这对竺可桢真如晴天霹雳。他只有通过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叔谅先生了解底细。当叔谅先生告诉他朱家骏确有此意而陈布雷主张浙大不动之意，竺先生对如何处置自然也就心中有了底。这种援手作用正是旁人无法替代的。那么他为什么能这样默默辛劳地贡献心力呢？他和竺可桢先生深厚的师生情谊固然是一个原因，但看来还有其更深的原因，即他热爱浙江，深受两浙文物的薰陶，并以发展两浙的科教文化事业为己任。正是这种赤子之心，使他不顾困难，不计功利，竭忠尽知去干。这种心情和竺可桢当时的心情正是相通的，都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 　　一九九0年三月七日是竺可桢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北京、杭州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叔谅先生在杭州，我们在北京分别参加了两地的纪念会。三目十二日他从杭州给我们寄来了一封约三千字的长信，详细叙述了杭州纪念活动的盛况，参加上虞车关竺可桢故居揭幕的情况和浙江省出版的几种纪念文集的情况，还谈到了推动《竺可桢日记》（１９５０—１９７４，Ⅲ ＩＶ Ｖ ＶＩ）发行工作的意见。看来叔谅先生此时的兴致是很高的，精神是很好的，以年近九旬高龄而长途奔波亲去东关的精神，更令我们十分敬佩。我们回信也简单介绍了北京纪念活动的情况并回答了他关心的问题。我们多么希望他健康长寿。却想不到这次通信竟成了叔谅先生和我们最後的一次通信。在这次竺可桢纪念会后一年多他就溘然谢世了。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教科技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叔谅先生是已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从他最後给我们的长信中表达出来的乐观情绪，可以看到他对时代进展的慰藉和喜悦。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一生实践中所体现的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精神将永远流传发扬下去。

原文1996年3月1日 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  浏览：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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