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在过眼的政治风云中 　　 　　 　　到了天津，溥仪为婉容聘师授课。请进讲汉文的陈曾寿，每月支付束*500元；又请进讲英文的任萨姆，一月只授课若干小时，也给70元的高薪。溥仪没给文绣聘任专职进讲教师，她只能与婉容一块儿听听课，闹起别扭来就接连几天不去。尽管心情不舒畅，但文绣在天津时期一直很用功，读书还是不少。 　　 　　因为溥仪上街常常只带婉容不带文绣，有几次也就“恩准”让文绣自己由太监陪着上街去买东西。有了这样的机会，她总是不忘逛书店，买一大摞新旧文学小说等书籍。晚上一看就是大半宿，有时停电便借着微弱的烛光继续阅读新旧文学书籍，从而变成一个深度近视眼。 　　 　　文绣的英文也有相当好的基础了，日常生活会话说得很流利。她还常常伏案写字、绘画、作文，可惜大量真迹已被岁月的风尘所淹没，流传至今的实在太少。从一篇《哀苑鹿》里可以知道，文绣描写景物细腻、轻松、抒发感情真挚、自然，用词准确、优美、比喻恰当、新奇，确实有一番笔底功夫。 　　 　　文绣和婉容不同，她虽然小婉容几岁却似乎更有头脑，政治细胞也多些。那几年正是溥仪想复辟想得发狂的时期，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于客厅，发布“谕旨”，撰文写信于书房……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地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照实说，对于溥仪的复辟活动，文绣并不怎样反对；可她看到溥仪在投靠日本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从心底升起了阵阵悲凉。 　　 　　溥仪在天津的头几年，正是张作霖控制着北京政权并向冀、鲁、苏、皖各省和上海发展势力的时期。那时，张作霖本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坐镇指挥，曾会见溥仪并承认他是“皇上”，给他磕了头，并说，奉天是大清发祥龙兴之地，太祖、太宗均以盛京为本挥师入关，问鼎中原。他奉劝溥仪也重返奉天老皇宫，等他把大江南北一鼓荡平，“再把皇上请回北京清宫坐天下”。 　　 　　文绣后来回忆溥仪跟她讲的会见张作霖过程时还说，溥仪虽已有了“立足满蒙，重打江山”的思想苗头，只是依靠对象一时还没有选好，他曾对张作霖做了长期的观察，但还不敢轻易把赌注下在他的身上，认为他是草莽气派，“红胡子”作风，并非尽如人意。虽说张作霖两只狐眼显得机警过人，毕竟是个武夫粗人。溥仪赴曹家花园张氏馆舍，只见从大门到房门，有手持长枪、大刀者分立两厢，还是戏台上那种绿林英雄、草莽气派，不脱胡匪作风，连袁世凯也未能节制江南，统辖全国，张作霖还不如袁世凯老练有识，能在北方站得住脚也就不错，荡平江南谈何容易?⑤溥仪的这些看法都亲口对文绣讲过。 　　 　　不久，郑孝胥父子又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仍以依靠日本实现复辟相说教。据文绣讲，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他不止一次地与婉容、文绣说过：从甲午战争到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日本侵略中国有增无已。戊午年(1918年)北京学生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在天安门前召开几万人纪念国耻大会，游行示威，学生和警察交了手，连宫里都嚷嚷开了，中国国民没有不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还不想单靠日本人，希望同时得到西方各国的助力。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常常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更频繁地往来会晤。当时，凡事溥仪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日本走了一趟，他回来向溥仪报告后，溥仪意有所动，曾对文绣讲，郑孝胥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在野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他的结论是“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其实溥仪说这话就如同拿钢针扎痛了文绣的心，令她非常难过。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在这一点上倒和溥仪的父亲载沣谈得来。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坚决不住在溥仪为之安排的日本租界内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每与溥仪谈到政治问题就要争吵，声震屋瓦，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找。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对文绣好，当面也就不敢太跋扈。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 　　 　　文绣和载沣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可他们谁也没有能力说服溥仪，痛心地看到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对溥仪的拉拢，不特通过郑氏父子，渠道愈来愈多，无孔不入。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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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5/24 20:1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