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位政协委员的真情 　　 　　 　　在全国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室，溥仪等文史资料专员，根据周恩来和陈毅在1963年11月10日接见中宣布的决定，正热烈讨论携眷旅游参观的行程及具体事宜。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士有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张执一两位副部长和全国政协申伯纯、辛志超、梅龚彬三位副秘书长。 　　 　　这是1964年第二个月份的末日。 　　 　　会议决定：第一轮旅游参观，将按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所说，放在上半年的春暖花开之际，3月10日出发，先往长江南北的苏、浙、皖、赣、湘、鄂六省和沪市，“五·一”前返京参加庆祝活动；第二轮旅游参观，确定在下半年的金风驱暑之际，再赴黄河上下的延安、西安、洛阳和郑州等地，预定在“十·一”前归京参加国庆庆典。关于沿途的生活起居，领导向大家宣布说，路费、宿费全部由国家报销，伙食费每人每天交0.5元，国家补贴1元，另外给每位专员发200元零用。 　　 　　下江南，上西北，对溥仪来说都是头一次，他高兴极了。从南方归来，他写了《我头一次到江南旅行》一文，从西北归来，他又写了《到河南、陕西参观的感想》一文，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节目中播出，反映很好。溥仪还多次以参观游览为题，在专员座谈会上说体会，谈感想，又应邀到北京植物园等单位作专题报告，讲述他在外地的见闻。 　　 　　值得提出的是，1964年5月7日，专员们从南方回来不久，郑庭笈和杨伯涛提议起草致周恩来的书面报告，汇报参观收获并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热烈赞成这项提议，在溥杰受托起草期间，提供了许多积极建议。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还谈到“党和政府正在考虑”，要在适当时候，安排专员中间的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一年之后，这些话兑现了。 　　 　　1964年11月18日——北京深秋季节里的明媚的一天，溥仪收到了全国政协秘书处发出的通知，上面写着： 　　 　　爱新觉罗·溥仪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协商决定：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特此通知。 　　 　　“宣统皇帝”当上了政协委员!消息一下子传开了。那几天，溥仪喜得常常睡不着觉，这倒不是因为提升了职务，而是他看到了自己的进步，看到了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同时当上政协委员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和王耀武，他们都很激动。溥仪和杜聿明等还挥笔写信敬呈周恩来，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为台湾返回祖国的民族统一大业，竭尽股肱之力。 　　 　　1964年12月20日，溥仪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分，光荣地出席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还在12月30日上午的全体大会上发言，畅谈中国共产党把战争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政策。自1960年3、4月间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以来，溥仪多次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分列席会议，今天，已由列席转为出席了。 　　 　　是周恩来最先想到组织专员们携眷旅游参观，也是周恩来最先想到提高特赦的旧中国军政人员的政治待遇，并逐步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引导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如果说这是国家总理面对一个颇有特殊性的社会群体，或者说是面对从历史中走来而如溥仪那样富有影响的社会层面上的人们，所做出的政策性的考虑和安排，那么，更令溥仪动情的是总理从思想上给予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周恩来对溥仪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够成为特赦人员的标兵，成为当时尚在关押中的一切战争罪犯学习的榜样。溥仪和杜聿明等人刚特赦的时候，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他们时见面就说：“你们是标兵，要经得起考验，要给人以好的印象。”总理认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要当改造的标兵，他最担心这批人遇到新的环境以后思想退坡，所以他常常告诫说：“你们是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不能改变的，并不因为特赦就一笔抹掉，而人的思想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自己。”①总理还认为，在首批特赦人员中间，溥仪进步最快，能够影响许多人，更要当好标兵②。有鉴于此，总理对溥仪的要求最高、最严格，一方面不断指出他的进步，同时也很尖锐地提醒他说，“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你学得还不够，要努力学习”③。 　　 　　[①参见杨伯涛：《回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第二、第三次召见》，摘自杨先生交给本书作者参阅的文稿。] 　　[②③依据周恩来1960年1月26日与溥仪及其亲属谈话纪要。] 　　 　　周恩来的关怀、勉励和要求，溥仪非常理解，非常感激。1960年1月27日，即总理首次接见溥仪及其亲属的次日，溥仪一回到当时集体食宿的崇内旅馆，就十分激动地对杜聿明等人说：“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召见我们，真是感激万分。我的罪恶很大，对人民还没有一点儿贡献。可是党对我这样照顾，总理问我想做什么工作，让我检查身体。我的生命完全是党给的，我应当怎样报答党的恩情呢?”①这是溥仪的真情流露。后来，在溥仪致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金源的几封信中，在北京植物园生活即将结束时溥仪写的思想总结中，在无数次的专员座谈会、讨论会上溥仪的即席发言中，在连续几届政协会议的讲坛上溥仪作为列席或出席代表的讲话中，也有这种真情流露。 　　 　　[①依据有关档案记载。] 　　 　　溥仪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恭笔摘抄周恩来接见谈话的语录，以吸取力量，鞭策自己。1965年3月17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金源和公安部梁平一起到医院看望溥仪，勉励他说：“你应当做现在在押战犯的学习榜样。”溥仪很感动，想起刚特赦时总理勉励自己“应当起标兵作用”的话，遂在日记中写下长篇心得。如此篇章，在溥仪日记中多处可见，从中既可以看到1964年以来发生在溥仪思想深处的许多变化，又可以看到总理针对这些变化所做的大量及时而有效的工作。只须摘录若干原文，完全不必解释或说明，就能够在万千读者面前，呈现一幅心灵交流的真实、生动的图画，而交流的双方正是人民爱戴的当今总理和经过改造的末代皇帝： 　　 　　周总理十分关心我的改造和进步，告申[伯纯]老，让我不可产生自满，不要(因写著作、见外宾，有些成绩)飘飘然。要过好关：社会主义关，为人民服务关。……真是比父母还亲。 　　 　　——1965年4月14日 　　 　　就是工作有些成绩也绝不可自满。毛主席曾对党员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党员尚如此，何况我的出身、历史，完全是剥削者、反动统治者，又对人民犯过滔天罪行。经过党的伟大改造政策，才把我从罪恶的黑暗深渊中拔救出来。即或有一点儿成绩，也是为祖国、人民服务，理所应当的，又怎能有什么自满情绪?何况我的工作并没有成绩。 　　 　　——1965年4月14日 　　 　　我产生自满情绪有以下几点：一，以为10年改造已认罪恶，痛恨过去崇亲帝国主义思想，痛恨封建思想，这两者都解决了，没有其它大的罪恶思想了；二，以为未经过改造的起义的民主人士，还不如自己经过改造的人；三，写了《我的前半生》，揭露封建的、帝国主义的罪恶；四，常见外宾，宣传党的改造政策；五，当了政协委员，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基于以上诸因素，自以为改造不错了，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不仅妨碍改造、前进，而且，自满正是旧社会个人主义的萌芽又发生。 　　 　　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任何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即或有成绩，也是党的改造政策的伟大成绩，是属于党和祖国人民的，是自己的本分和义务，特别是赎罪的表现。 　　 　　何况，确切说来，几年工作并未做出什么成绩。相反，近来还不如过去改造。初到北京以及植物园时期，那时没有自满，能认罪并向劳动人民学习。现在又倒退了，不如以前了。工作、学习没有主动性，而且又逐步产生懒散的恶习，不认真研究、思索，因而很少提出问题……这都是自己的毛病。还有自满，真是妨碍进步，妨碍改造。 　　 　　周总理及时提出我有自满情绪，挽救我。我一定改正这些毛病，巩固10年改造，不断自我改造，随时克服缺点错误，永远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过好社会主义关，不断前进，才不辜负党和毛主席重生父母之恩情，真正做一个对人民有益处的新人。 　　 　　申老和我谈话中，讲到周总理多次谈溥仪：“又为他出书，又常见外宾，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在抚顺进步，到政协退步就不行!”总理还用“命令”口吻对申老说：“把溥仪交给你，不能坏!”……总理对我真是父母般的关怀!党是我的主心骨……我有自满，及时告申老，帮助我进步，克服我思想上的毛病、自满情绪，又一次挽救我的新灵魂，使我思想健康…… 　　 　　——1965年4月20日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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