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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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纪念园__溥仪纪念馆
辛亥革命纪念园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王庆祥

  二十九从福建厅到新疆厅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的前5天,天高气爽,秋末的北京仍然是美丽的。
  
  下午3时,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们,都按照约定,携眷属在机关聚齐了。他们是杜聿明和妻子曹秀清,溥杰和妻子嵯峨浩,李以劻和妻子邱文升,周振强和妻子楼亚隽,杨伯涛和妻子罗启芝,罗历戎和妻子孙丛珍,郑庭笈和妻子冯莉娟,宋希濂和妻子易吟先,董益三和妻子宋伯兰,还有当时尚未结婚安家的王耀武、廖耀湘、范汉杰、杜建时、沈醉等人。唯独溥仪和他的妻子李淑贤迟迟见不着面,让人心焦。
  
  专员们头几天就收到了周恩来的请柬,总理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前四批特赦留京人员及其家属。接到请柬的人们奔走相告,最高兴的是眷属,她们早想见见总理了,因为正是这位伟人和恩人,帮助她们实现了夫妻团圆或重组了幸福家庭。
  
  预订接见的时间迫近了,已经不能等待的人们鱼贯登上一辆大客车,先开往第四批特赦人员集中食宿的崇内旅馆,接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原国民党第四十三军少将副军长兼迫击炮师师长贾毓芝、原国民党第八兵团第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李益智等5人。他们是1963年4月9日获释的,正在集中参观、学习,等待安排工作。
  
  3时半许,大客车停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正当人们为溥仪夫妇担心的时候,一辆黑色小轿车风驰电掣般驶来,在大客车一侧戛然而止,下车的一男一女正是溥仪和李淑贤。这天是1963年11月10日,原来上午突然有外宾来访,溥仪在机关礼堂会客室与巴西客人谈话,过了晌午,外宾仍接连不断地提出问题,于是便出现了上述的焦急和等待。
  
  溥仪夫妇与从大客车上下来的人们一起步上台阶,进入宽敞、高大的人民大会堂,又被引到福建厅。这时,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张执一、平杰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还有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和夫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和夫人,鲁迅先生的夫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兼妇女组组长许广平,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起义将领曾泽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侯镜如,全国政协委员、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的黄雍等人,早在那里等候了。
  
  4时整,周恩来由陈毅陪同,满面春风地健步走进大厅。总理最先发现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上前与她握手并亲切地说:“非常欢迎你从美国回来定居呀!这几个月过得怎样?如果有困难,就告诉我一声!”曹秀清回答说:“我回国以来觉得很好,感谢总理的关心。”总理一抬头又看见溥仪,马上伸过一只手来与溥仪相握,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热情地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说完这句话,又把慈爱的目光转到李淑贤身上,指着她对溥仪幽默地说:“你娶我们杭州的姑娘喽……”周恩来的乐观情绪,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溥仪抿着嘴笑了,李淑贤腼腆地笑了,总理也爽朗地笑了。
  
  在轻松、欢悦的气氛中,周恩来频频点头示意,请大家就座,接见正式开始了。
  
  陈毅首先致辞,直爽、诚恳,还是将军风度。他开口直切正题:“听说大家在政协工作的热情很高,认真负责,表现很好;加之多数人都安了家,扎了根,有所依托,这都是很好的。看来各位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党和国家很关心,决心让你们在新中国度过幸福晚年。总理很惦念各位,特邀来此见面谈谈。总理还打电话通知我参加,作为政协副主席,我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参加这次集会并与各位见面。”
  
  接着,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时总理很忙,正紧张筹备将在一周后召开的第二届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从国际上看,中苏之间的论战也处在白热化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能拿出好几个小时来接见,实在很不容易。
  
  谈到接见的缘由时,周恩来说,这两年,国际国内的事情比较多,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现在第四批特赦人员集中参观学习即将结束,有几位就要离开北京回家乡去了。因此,找这么个机会见面谈谈①。
  
  [①福建厅接见实况主要依据溥仪和董益三的日记手稿,同时参阅了杨伯涛、沈醉等人的回忆文章。]
  
  统战政策是周恩来的中心议题。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形象地说明了我党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周恩来讲,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都不能容人,袁世凯比西太后好一点儿,蒋介石又比袁世凯大量一些,但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不能容人,这是阶级性决定的。西太后是纯封建的;袁世凯则是封建为主,带有一定的买办性质;蒋介石也是封建的,但以买办为主。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都只反映极少数人的利益,不能“大公”,因而相互猜疑、倾轧,是不可能做到团结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总理例举了两宗历史上的政治暗杀事件:一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蒋介石秉承其把兄、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旨意,与收买的刺客王竹卿一起行凶,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另一件发生在1913年3月20日,革命党人宋教仁被袁世凯主使的凶手狙击致死。
  
  周恩来以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人,挥着右臂继续说道,共产党之所以能容人,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总理以亲切、平易的口吻,向在座中早特赦的和刚特赦的人员说,过去我们都是对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视”(指作为战犯度过的狱中改造生活),认识到了过去、转变了,我们就统一了,由对立达到统一,大家又都一样了。
  
  讲到这里,周恩来猛地扬起右臂挥了一下,话语铿锵:“首先要否定自己,我也是封建家庭出身,向无产阶级投降。你们也是一样,首先要否定自己,说了的话要兑现。你们还有什么话,都可以公开讲,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或给陈毅同志写信。”总理的目光停留在康泽(字兆民)身上,并用尊敬的口吻对他说:“康兆民,在台湾,老蒋、小蒋和陈诚都是反对你的,我们当然也是反对你的。台湾不能容你,而我们能容。可是,人民
  开始有想法,党内也有人反对,我们做了说服工作,很不容易。是毛主席的威信,毛主席说了的要兑现,所以还是要放你出来。”
  
  早在1956年春天,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对“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要实行“不杀头”、“给饭吃”的政策,“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周恩来所讲的“兑现”,就是指这些话。
  
  康泽是第四批特赦人员中间最显赫的人士,周恩来不但了解他在国民党军界和特务机关内的政治地位,也了解他在国民党头面人物中间的实际处境。总理特别对他讲了一番话,说明他是这次接见的重点对象之一。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陈毅又接上了:“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台湾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得到真正自由。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副总理的话立即引起大厅内议论纷纷,有人严厉斥责台湾方面的造谣行为,有人用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实例说明自己是自由的。在座的人都真诚表示,没有任何人干预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大家自由安排属于自己的一切。
  
  藉着陈毅提出的问题,又经过在座者一番议论,周恩来从理论上阐述了他对“自由”一词的理解。他说,陈副总理提出“自由”二字,有一定的概念。如果说立场问题还能够比较容易看出,自由问题则属于认识范畴,必须对事物的认识取得一致,然后才能感觉得到,所以是比较困难的,大家应有正确理解。一个人是否感觉自由,这由他的世界观决定。每个人首先必须认识客观世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按客观的发展规律运动,只有当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规律时,而且使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适应客观规律并善于利用这些规律时,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要做到这点,应从改造世界观着手,要求每个人都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会不适应客观形势,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陈副总理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希望大家多多考虑,最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既是深奥而抽象的理论问题,又是丰富而多彩的实践问题。虽然周恩来和陈毅富有哲理的讲话内容严肃,接见过程的气氛却是活泼的、轻松的。总理和副总理互相插话,有时也与被接见的人对谈几句。
  
  谈到对特赦人员的期望,陈毅心直口快,实话实说:“大家要把身体养好,能对人民做点事情也好,就是不做什么也好。”周恩来插话:“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写写材料也是贡献。”总理又说,“毛主席讲过的话要兑现,你们讲过的话也要兑现。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正在考虑,适当的时候,安排你们中间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周恩来的话深深地吸引了溥仪及其他特赦人员,抓住了他们的心。博大的理论,形象的解释,幽默的语言,使溥仪、杜聿明、康泽这些人都有茅塞顿开之感。他们当然懂得总理所谈“参加政治活动”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些历史上出任过特别高级职务的人来说,绝不希图晚年再交官运,但他们渴望新中国的关怀,新社会的温暖,因为他们毕竟已经置身于新的环境之中,而要在这里度过全部余年啊!
  
  讲话结束之前,周恩来宣布,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所有在京的特赦人员,可以携带家属到祖国东南和西北去参观游览。他还再三叮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领导人,要好好安排,不要弄得太紧张,太疲乏。陈毅插话说:“为了各位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新社会面貌,总理安排各位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携眷到祖国各地参观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前不久,我曾陪伴各国驻华使节赴安徽黄山游览,奇峰异壑,苍松翠柏,真是风景优美的好地方,令外宾赞不绝口,他们说欧洲没有这么好的地方,我劝各位不要错过机会,一定去看看。”这参观游览的决定,引起特赦人员极大的兴趣。当过皇帝的溥仪尤为兴奋,因为他既未去过江南,也没到过西北,真想补上这人生的缺课啊!
  
  陈毅讲完话,张治中、傅作义也作了即席发言。会见完毕,周恩来热情邀请在座同志合影留念。随后,工作人员通知:晚宴在新疆厅举行。这时约是6时半许。
  
  走出福建厅,周恩来热情招呼溥仪夫妇一起走,还向李淑贤关切地问起身体和家庭情况。
  
  “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原在上海中国银行工作。”
  
  “父母现在的情况怎样?”
  
  “都不在了。母亲死时我还不懂事,父亲去世,我也只有14岁。”
  
  “噢!”总理同情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还问李淑贤读过几年书?现在干什么工作?听说在朝阳区一家医院当护士,总理微笑道:“好啊!医务工作者。”并鼓励她,“要注意学习专业知识,做好本职工作”。李淑贤领受着人民总理那似春风如雨露的教诲,激动的泪花在眼眶内滚动、闪光……
  
  新疆厅内灯火辉煌,总共40余人,坐满了5张大圆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挨桌敬酒,气氛欢快,热烈。
  
  入席时,周恩来就把溥仪夫妇拉在自己身边,陈毅也坐在一旁。席间,总理勉励溥仪说:“你还年轻,好好学习吧!”他又注意到拘谨的溥仪夫人很少夹菜,就对她说:“你来吃吃咱们南方菜嘛!”说着,夹起菜盘中的“狮子头”,放在李淑贤面前的小碟内,一直看着她吃进去。
  
  总理又转向同桌的杜聿明夫人,真诚而热情地说:“邓颖超同志让我代问你好!”曹秀清女士礼貌地起身致意,表示感谢,话题遂又落在她的丈夫身上了。周恩来称赞了杜聿明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上发表的文章《淮海战役始末》。当年解放军方面的战役指挥官陈毅对这篇文章的兴趣更浓,他向当年国民党方面的战役指挥官杜聿明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几遍,过去我们只知道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对你们的情况知道得不多。看了你写的东西后,才完全了解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那样部署。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动员的兵力达100多万,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战役,这次胜利缩短了全国解放的时间。你这位最高指挥官写下的这篇东西,不仅在中国战史上是一篇重要文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最难得的是由你亲自把它记录了下来,使研究淮海战役的人获得了最宝贵的资料。”
  
  周恩来和陈毅对—篇文章的评价,不但鼓励了杜聿明本人而且使在座的专员们无一不为之感动,原来国家领导人如此重视他们笔下的文史资料啊!溥仪感触更深,他自撰的书稿正印制中,两位总理一席话使他认识到,自己还不是被国家养着白吃饭的,也能创造价值。
  
  宴席上的话题,又转到正确认识国民党的问题上。周恩来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走向反动,但它在初创时期、东征北伐的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是进步的和革命的。由此又谈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总理像忽然想起了什么,遂向在座的前国民党将军们问道:“同盟会的前身叫什么会来?”同桌的人一时语塞,另一餐桌的董益三答称“兴中会”,总理充分肯定国民党前期的革命史绩。
  
  董益三原在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从事电讯技术工作,他在日记中叙述了自己与妻子当时的心态、颇能反映应邀出席总理宴请的人们的心情:
  
  在这样的场合,我和她还是第一次,她对我的作风还不熟悉。以这次不寻常的场面来说,我事先对这次会见的重点有个估计,对我自己有个适当的认识和安排,坐最普通不显眼的位置,态度要谦虚,衣着本色,着重清洁、朴素,当人们相互敬酒闹得热烘烘的时候,我保持沉默、冷静,使自己的头脑清醒。如非必要,不随便发言(如周总理连问“同盟会”以前是个什么会?无人答。我才说了“兴中会”,帮助了总理的谈话。)特别注意不在这样的时候有意显露自己,时时不忘谦虚谨慎,我认为这样做,才是比较正确的。
  
  周恩来熟悉溥仪,熟悉杜聿明,也熟悉董益三等同桌和隔桌的朋友们。他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他的言行感染了在座的人们,并帮助他们消除了精神负担。有趣的是,当他看到陈毅此时只顾大口喝酒,却很少说话时,就开玩笑说:“我叫你少喝点儿嘛,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喝呀!”陈毅连说:“今天高兴!今天高兴!”餐桌上的气氛更活跃了。
  
  晚9时许宴会结束,溥仪夫妇回家以后仍很兴奋,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特别是从小缺乏母爱娇抚的李淑贤,更有说不尽的感慨……
  
  次日下午,专员们在办公室座谈,共同回忆两位总理的讲话,谈体会。溥仪和杜聿明先后发言,大家评论他俩都说出了心里话,生动感人。宋希濂接着发言,他说:“我和老伴太激动了,直到后半夜一点多钟仍睡不着觉。考虑今天还要上班,每人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得以入睡。”
  
  人们常用“辽阔无边”这个词组形容大海,其实大海是有尽头的,真正辽阔无边的是周恩来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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