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93号馆文选__遗文及史实回忆

（未经本馆允许，请勿转载此文） 　　 　　江姐，这是一个在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为人们塑造了一位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的巾帼英雄形象。一时间，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今天的年轻人还知道江姐吗?江姐作为一个英雄，人们熟悉、了解她，那么她的生活、她的成长又是怎样的呢? 　　 　　一、童年 　　 　　江姐，本名江竹筠，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流并一个破落的家庭。她的父亲游手好闲、甘于没落，母亲却是一位十分好强的女子。她不愿儿女在周围人们的鄙视中生活，于是携带一双儿女来到重庆，投奔自己的哥哥，希望自立，能用自己的双手抚养儿女成人。然而都市生活大不易，无田可耕，做工又没有机会和技能，辗转求人，总算在一家织袜厂找到了工作。只是低廉的工资收入无法养活母子三人，为了让弟弟读书，年仅9岁的江竹筠随母亲一起到袜厂做童工。身材矮小的江竹筠够不着织机，只能坐在一个特制的木凳上进行操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阴冷的厂房内终日不见阳光。恶劣的工作环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从小就锻炼了江竹筠坚忍顽强、吃苦耐劳的品德。 　　 　　江竹筠的弟弟当时只有7岁，白天只能被反锁在房间内，由于营养不良加上缺乏阳光、活动，因而一直体弱多病。江妈妈既心疼做工的女儿，也心疼生病的儿子，于是向厂里提出让女儿歇工，好回家照料弟弟，自己可以一个人多干一些，可是厂里不答应。因为江妈妈本人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早就是厂里的眼中钉，只是因为江竹筠拿的是童工钱，干的是大人活，因此才容忍了江妈妈；现在小的要走，厂里当然不同意，提出要么双工留下，要么双工开除。江妈妈一咬牙，硬是辞了袜厂的工作，再想别的办法。 　　 　　无工可做，江竹筠暂时寄居到舅舅家。恰好舅妈刚刚生了个儿子，因此江妈妈提出给嫂子当保姆，不要工钱，条件是把江竹筠姐弟二人送去读书。那一年，江竹筠11岁。 　　 　　江竹筠虽然11岁才开始读书，但她有一股勤奋向上的精神，她知道自己读书得来不易，因此十分努力。进校后，连升三级，历次测验都是年级第一名，因而受到了教师们的嘉许。因同时都是连升三级，我与江竹筠就特别亲近，从小学时起，开始了我们长达14年的革命友谊。 　　 　　二、启蒙 　　 　　30年代初的中国，新旧思想、东西方文化此起彼伏，各种思潮对青年人的影响都很大。我们所在学校是重庆一所私办的福利小学，有不少教师是师范毕业生。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的热情、正直给了我和江竹筠很大影响，他们拥有的一些新书，也是我和江竹筠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渠道。这些书，使我们大开了眼界，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从希腊神话到《七侠五义》，从《狂人日记》到《少年漂泊者》……江竹筠是个个性很强的女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她并不喜欢，认为这种生活、这种感觉离现实生活太遥远。鲁迅的《狂人日记》，却又看不大懂。真正吸引她的是“创造社”成员的那些描写乌托邦社会的文章，因为这些正好符合少年人充满幻想、渴望创造业绩的幼稚心态。 　　 　　30年代初，党在川陕边区力量比较强大，也比较活跃。封建军阀一方面加紧军事围剿，一方面又大肆污蔑共产党，进行愚民宣传。学校也不例外，个别教师提起共产党来就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恨不得将共产党全说成是红眉毛绿眼睛。这类宣传，反而引起了我们对共产党的好奇。私下里我们也曾偷偷地询问过一些平素比较接近的教员，但这些教员很少正面回答问题，尤其是我们的级任丁尧夫一再要求我们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将来为民众谋福利。并偷偷地借一些禁书给我们看。一本《囚徒的呐喊》对我们的影响十分大。书中的人物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他们要求生存，追逐光明，如果说这样的人就是共产党的话，那么共产党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人，不是坏人。 　　 　　就在我们思想逐渐成熟、人生观逐步树立、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迷惑、好奇到同情的时候，一件突发事件。奠定了江竹筠对党的认识，对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决定作用。 　　 　　1935年春天一个深夜．我们的级任老师被国民党别动队抓走了，罪名是共产党。第二天消息传开，整个学校都震动了。老师，是知识的传播音，是十分受人尊敬的。特别是这位年轻的级任老师，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总是适时地向学生们传播新的思想，让我们摆脱蒙昧，认识自己、了解社会。他不仅是学校公认的优秀教师，也曾是一些高年级同学(包括江竹筠)心灵深处的崇拜偶像。如果说，在这之前，江竹筠和我还曾怀有少年人的幻想，憧憬着将来做一个音乐家、诗人，以精神之美来唤醒民众，或是做—名工程师，希望科学救国的话，老师的被捕，仿佛在突然间使我们成熟了。伤痛之余，我们下了决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要学老师的样，做一个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在哪里呢?它能接纳我们这样十几岁的少女吗? 　　 　　1936年，带着青春的迷茫，带着人生的苦恼，江竹筠和我小学毕业了。 　　 　　三、斗士 　　 　　1936年秋，江竹筠和我—起考上南岸中学。由于是寄居舅舅家，她的生活环境很差，舅妈经常发脾气骂人。—次江竹筠刚坐到饭桌旁，舅妈就找碴儿骂开了。平素忍耐的江竹筠实在忍受不了，放下碗筷就走了。舅舅也看不下去了，于是想办法找了一间房让江妈妈和江竹筠姐弟搬出去住，又给了一点点钱，让江妈妈摆小摊来维持生活。此时的江竹筠，既要上学、做家务，还要帮助妈妈照顾生意。舅舅时常有一些合同、文书类的东西需要起草、誊写，这些事也都归她负责。但她仍然保持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始终是全年级、全校最好的学生，年年领取奖学金。 　　 　　此时的江竹筠，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她通过自己一家的遭遇，已经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一个母亲的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妇女解放的问题。当时社会上的知识女性流行一句话：“要做斗士，不做装饰。”江竹筠十分赞同这个观点。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大都拥护共产党所提出的共同抗日的主张。要求民族的生存和利益，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此时步入青年时期的江竹筠，真是又兴奋，又着急。兴奋的是，共产党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广大青年的心声，可见选择走共产党指引的路并没有错；着急的是延安离四川那么遥远。共产党到底在哪里呢? 　　 　　共产党其实就在身边。当时，四川的地下党十分活跃，通过骨干力量、进步青年，组织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各个大中学校里，出壁报、演话剧，学生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特别是长沙大火之后，广大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谁也安不下心来读书。江竹筠和我也不例外，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些运动之中。 　　 　　1939年，我去铜梁上学，江竹筠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国公学，并在那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她夏天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她充满激情和理想。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小学时被捕的丁老师，是否还记得当年共同憧憬的理想，对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什么想法等等。出于纪律约束，她没有透露自己入党的消息，但字里行间洋溢的喜悦，足以使当时也刚刚入党的我坚信她已找到了寻觅多年的党，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斗士的道路。 　　 　　1941年，我们又走到了一起。我们一起考入当时由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既很好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又巧妙地在学校展开了工作。她经常利用提问的形式，摆出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去面对现实。由于江竹筠为人谦和，功课又好，总是年级的前三名，因此在学生中威信很高，良好的形象对于她的宣传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l941年，轰动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重庆各大报均未报道事实真相。周恩来同志愤而题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此，《新华日报》的发行也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为了让学校的广大师生了解事变真相，我们接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传单的内容是十八集团军的声明和宋庆龄等三人的声明。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悄悄地溜出寝室，将传单一一码放在各个教室门口。为了怕夜间风大，细心的江竹筠白天就嘱我捡一些石块，此刻压在传单上。第二天，全校哗然，事变的真相引起很大反响，连一些平素不过问政治、甚至倾向于国民党当局的同学，都纷纷指责国民党“不打日本鬼，专害自己人”的倒行逆施。 　　 　　1941年底，江竹筠从中华职校毕业，作为优等生被推荐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宋庆龄，而实际上担负领导责任的则是邓颖超。可以说，这里也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大后方的—个重要基地。江竹筠在这里工作到1942年，此时随着“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日益紧张，重庆的形势也不断恶化，江竹筠就离开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去做通联工作。 　　 　　l944年，为了占领大学校园，组织上派给江竹筠一个艰巨的任务；考上川大，去做大学生的工作。为此，江竹筠重新拾起了中学课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两个月后，终于考上川大。对于童工出身、11岁才开始上学读书、仅上过高中一年级、考大学时已24岁的江竹筠来说，这真不容易啊!要知道在解放前，女孩子20岁左右就要结婚生子的，江竹筠24岁才去上大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四、战士 　　 　　出于革命工作需要，从1943年起，重庆地下党组织派江竹筠做通联工作。为了掩护身份，只能是一男一女两位同志假扮夫妻。虽是出于工作需要，但纪律是很严的，到了晚上，都是各睡各的。当时这样的假夫妻并不少见，由此而生发出真正的感情而最终结合的也不止一对。 　　 　　和江竹筠配合工作的男同志叫彭永梧，是重庆市委委员，四川云阳人。表面身份是银行里的职员，家里实际上就是党的工作据点，由于两个人工作上配合默契，互相也很尊敬、爱慕，因此，经组织上批准，他们于1945年结婚，成为真正的革命夫妻。 　　 　　作为银行中级职员的太太，江竹筠必须在穿着上符合身份，一身派立斯的旗袍，十分神气的。但是由于工作关系，她整天在外面跑，到了吃饭就成问题了。由于工作性质要求绝对保密，家里是不能雇保姆的，江竹筠又没时间自己做饭吃，因此只能在外面吃。可是她的穿着打扮又不允许她进小饭馆，真进大莱馆她又舍不得。要知道，地下党的经费十分紧张，老彭的工资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活动经费的。当时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她就经常到书店来找我。三联书店也是我党在重庆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此工作的除了革命同志，就是进步青年，只是因为组织关系不是一条线的，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对方是为党工作的，但心照不宣。她一到书店来，就大喊饿死了、渴死了，书店的同志一看到她来．就赶快去给她买烧饼，她就着开水，就是一顿饭。她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为革命事业贡献每一份力量。 　　 　　江竹筠有个儿子，叫彭云。当初生彭云时，为考虑今后党的工作需要，她向医生争取做了绝育手术，这在当时是十分鲜见的。因此彭云是江竹筠的独生子。这个儿子对江竹筠实在是太珍贵了。然而由于工作需要，江竹筠无法养育他。通联工作需要她整日奔波，工作性质又不允许她请保姆，只好委托自己的同志帮忙照料。当时正好有一位女同志要到郊区小学去教书，就假托是自己的孩子，将彭云带去照料。江竹筠自然十分思念儿子，但不能前去看望，怕被人从相貌上认出是亲生母亲，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也曾考虑过孩子由我代为抚养，可是因为我丈夫已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我们的行动也遭国民党监视，所以只能让别的同志将小云带走。 　　 　　1947年11月，那位在乡村小学当教师的女同志被解聘了。她另找了个家庭教师的工作，但已不可能将小云带在身边了。为了能让江竹筠和老彭安心工作，我向党组织提出设法自己办个托儿所，可以方便许多同志。在托儿所办成之前，小云先放到当时的《挺进报》编者蒋一苇同志家中。当时蒋一苇同志的妻子陈曦同志未参加外面的工作，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加上一个不显眼，而且是自己同志，比较放心。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11月18日，彭永梧、江竹筠奉命调到川东搞武装斗争，行前来向我告别。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彭永梧。 　　 　　他们夫妇二人走后不久，江竹筠回过一次重庆，主要是来搞药品的。加上当时农村根据地人手不够，又通过地下党带了几个同志下去。此番返渝，行色匆匆，未能去探望她的云儿。 　　 　　我最后一次见到江竹筠，是1948年的春节前。除夕那天，江竹筠从川东再次返渝，住在我家。她一反往日乐观的态度，情绪较压抑。晚上，她悄悄问我：“理立，你说两三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我很奇怪，便对她说；“你在想什么?革命很快就会胜利了，那时你们住在一起不就熟悉了吗?”我嘱她次日一定要去看看云儿。为避免特务盯梢，我不能与她同去，只是告诉了她蒋一苇家的地址。 　　 　　正月初一的下午，陈曦同志来我家，颇为不满地告诉我，今天过年，她要去走亲戚，实在不方便带小云同去，就留他在家。谁知回家后，听母亲说，江竹筠来过了，和小云抱头痛哭。她说：过年走亲戚只能带自己的孩子呀。我没能带小云出门，江竹筠是否以为我歧视她家小云呀?我听了后一再向陈曦同志道歉，表示江竹筠决非心胸狭隘之人，这里面一定有其他原因。 　　 　　但此事让我十分生气。当时形势那么困难，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安置小云十分不易，怎么可以如此挑剔?晚上江竹筠回来，我就责问她：“你下川东才两个多月，就说条件艰苦，也不会变化这么大。今天是过年，跑到人家去哭哭啼啼，影响多不好啊!”江竹筠听了，半天没说话，我一生气，就转过身去睡，不再理睬她。过了一阵，她用手轻轻拍拍我的背，抽泣着告诉我：“理立呀!因为秋元(我的丈夫)现在关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生死未卜，所以我没有告诉你。老彭他，他已经牺牲了啊!你说，我看到云儿怎么能不伤心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问她是否亲眼所见。她说虽未亲眼见到，但组织上已正式通知她了。此次回重庆，就是汇报此事的。我和老彭分别不过才两个多月，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谁知他已为党的事业捐躯，从此天人永隔；再想到自己身陷魔窟的丈夫，至今下落不明，怎禁得住悲从中来，不由得我们二人抱头痛哭。40多年过去了，然而那个寒冷的冬夜、凄惨的春节至今仍历历在目。 　　 　　老彭牺牲后，组织上曾考虑调江竹筠回重庆工作，因为大城市比较易于隐蔽。但江竹筠表示，这条线上的关系只有她熟悉。而且老彭牺牲了，未竟的事业她理应承当。组织上认为她去川东工作危险太大，然而江竹筠苦苦请求，一再表示，应该从工作利益而不是个人安危来考虑问题。她表示，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就这样，江竹筠义无反顾地又踏上了革命征途。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8年春天，由于《挺进报》事件引发的叛徒告密，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后，我连夜撤退，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山城重庆。 　　 　　1949年7月，有同志去重庆开展工作，我曾嘱他去找江竹筠，但却毫无音讯。年底，我收到了从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看到了渣滓洞大屠杀的报导，始知我的江姐已经在那里英勇就义，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她献出了自己年仅29岁的年轻生命。 　　 　　五、后人 　　 　　1949年8月26日，即在江竹筠牺牲前的70多天，身陷囹圄的江竹筠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以身殉革命的时刻临近了，因此，她托人从狱中给谭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说起谭竹安，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 　　 　　谭竹安当时是我们地下党的外围群众，他的姐姐就是彭永梧的第一个妻子。他当时虽然拥护共产党，但对彭永梧和江竹筠却心存芥蒂。一次他去找江竹筠接头联系土作，正在搞通联工作的江竹筠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谭竹安并不知道这位温和的大姐姐就是江竹筠，他十分佩服面前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的干练、热情和无私的品德，禁不住把心底的话倒出来。他说：“我知道共产党都是为百姓谋福利的，都是好人，可也有人不怎么样，比方说我的姐夫彭永梧……”江竹筠面带微笑地听完了谭竹安的倾诉，轻轻地说：“我就是江竹筠。”谭竹安惊愕万分，这与他心目中夺走他姐夫的女人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江竹筠接着向谭竹安介绍了地下工作的复杂性、艰苦性和特殊性，请他理解她和老彭从同志、战友到夫妻的感情历程。江竹筠伟大的人格力量，终于化解了谭竹安心中的怨恨。随着与江竹筠接触的日益增多，谭竹安日益坚定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祟敬，他不仅成为江竹筠十分信赖的弟弟，也终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解放后，正是谭竹安的姐姐、彭永梧的第一个妻子谭妈妈，抚养彭云成长，彭云一直称呼他们姐弟二人为“妈妈”、“舅舅”。 　　 　　40多年过去了．当年小云儿今在何方? 　　 　　解放后，彭云作为烈士彭永梧、烈士江竹筠之子，一直受到国家的抚养。他在重庆读完高中，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0年，毕业分配在沈阳工作。197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79年，考上我国首批公派赴美留学生。由于他的党员身分，赴美之事受到美国一些不友好人士的阻挠，延到1980年才成行。先到底持律，后又到华盛顿马里兰大学。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获博士学位，1988年拿到博士后归国，被中科院计算机所聘为副研究员。随后，又受美国和德国方面邀请，赴美专门编纂计算机方面的专著。 　　 　　彭云的妻子易小冶，是彭云在哈军工的同学，亦是名门之后，她的外公就是杨开慧的舅舅。他们于1976年结婚，易小冶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空军工作，转业后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1984年赴美攻读社会学硕士，1988年归国后，回大百科工作，后再度赴美攻读博士。 　　 　　他们的儿子彭壮壮，原是北京22中数学班的学生，初中毕业时，受到了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等名校的邀请，1990年赴美。由于数学成绩优异，1991年即入围美国西屋奖。该奖号称“少年诺贝尔”，入围者全美仅40人，华裔共7位，其中大陆赴美者仅壮壮一人。1993年，彭壮壮顺利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 　　 　　彭云一家虽然现在美国，但他多次表示，待易小冶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将启程回国，遵照妈妈的遗言：“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作者简介：何理立女1922年生于重庆，1938年入党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外文书店工作任党总支书记，l982年离休。

原文1994年 发表于《传记文学》1994年第6期  浏览：621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3/10 4: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