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我的“自白书”》讨论

陈然烈士《论气节》及其他 　　 　　文/熊炬 辑 　　 　　 　　陈然，北京人（1923—1949）。青年时代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地下党员，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陪都重庆。1947年初，他与蒋一苇、刘镕铸等在中共南方局文委何其芳同志关怀下，在重庆创办了《彷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当时的重庆经常大雾迷漫，难辨东西，俗称“雾重庆”。那时政治气候也是大雾迷漫，有人看不见前途，有人彷徨，有人动摇，也有个别人叛变革命，投降美蒋。陈然针对现实，奋笔写了《论气节》，发表在1947年初《彷徨》新五期“小论坛”上。原文如下： 　　 　　论 气 节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勿苟得，临难无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修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睛，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 　　 　　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利欲熏心的曾国藩，替这些败类留下一条格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的，见利忘义，屈伸自如，正是这类士大夫们讲究修身养性的成就！ 　　 　　气节，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诸葛亮对昏庸的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被称为气节的。然而这种气节只是为了某一个人，为了某一个家族而已，可说是一种“奴才主义”的气节。在今天，应该坚决地否定它！ 　　 　　……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瞑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 　　 　　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取的。 　　 　　在平时能安平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身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起考验的重担。 　　 　　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夕，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宗教异端裁判所”严刑审讯，要伽利略承认“哥伯尼的地动说是错误的。地球是如《圣经》所说，不动的。” 然而伽利略忍受了刑笞和终身监禁，却始终坚持地说：“地球还动着啊！” 　　 　　伽利略的倔强，并不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在他被审讯的时候，已是一位60多岁、心意平和、气力微弱的老头儿了。他那坚强而执拗的意志，是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切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当年陈然写这篇文章时，年仅24岁。那时重庆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美蒋特务横行，“黑云压城城欲摧”。他们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关进黑牢。有的被暗杀，有的被活埋。整个山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替人民说话的《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一些民主进步报刊也相继被查禁，乌云遮住了太阳。陈然毫不惧怕，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明快的思想，犀利的文笔，写作了这篇《论气节》。文章有胆有识，刚劲有力。引经据典，纵横古今中外，大谈人生气节，“临财勿苟得，临难无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颂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鄙视贪图个人名利、出卖革命、出卖朋友、见风倒的软骨头，和投降美蒋的叛徒败类。他不是唯心地用旧道德观念论气节，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列主义世界观，辨证地、一分为二地论述了“个人主义”的“气节”和“舍己为人”的崇高气节的根本差别，赞扬为真理而斗争，宁死不屈，以身殉真理的崇高气节。这篇文章短小精悍，才华横溢，掷地金声，影响很大。许多同志受到激励和鼓舞，在白色恐怖中，坚持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 　　 　　《新华日报》被禁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手遮天。他们的御用报刊肆意颠倒黑白，造谣惑众；混淆视听，蒙蔽青年。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委决定编印《挺进报》，秘密发行。陈然同志先任《挺进报》特支委员，后任书记，一直负责报纸的油印工作。他苦钻油印技术，一张蜡纸最多时印到2000份。重庆素称中国三大火炉之第一，夏天炎热。他经常在40度高温闷热的小楼上秘密印刷，汗流浃背，有时干到天明。《挺进报》在地下流传，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振聋发聩，打破了反动派的新闻垄断和封锁。1948年4月22日晚，陈然刚印好第23期《挺进报》，就被特务逮捕，秘密押进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与罗广斌同一牢房。陈然同志多次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对特务头子的威胁利诱岿然不动，坚不吐实，始终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敌人要他写“自白书”悔过。有一天他对罗广斌说他要写首诗，在下次提审他时，他要写出来，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罗广斌赞成。1948年10月的一天，陈然把想好的诗句，一句一句地告诉了罗广斌，……不久他被提出去就没有回来，被敌人枪杀在大坪。罗广斌出狱后，回忆记录了这首诗。记不全，有些字句遗漏，经过整理和《重庆日报》一位编辑修改，罗广斌把它交给出版社和一些报刊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我的“自白书”》，署名：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上个世纪50年代肖三同志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和重庆人民出版社编的《囚歌》，都收入了这首陈然遗诗，许多报刊作了转载，不久选入教科书，在全国有很好很大的影响。几十年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万万没想到，在篡改和“戏说”历史成风的近几年，竟然有人说烈士遗诗是假造的！有位编辑杨本泉说：“《我的‘自白书’》不是陈然之作，全诗12句，有10句出自我手”，要求“换名”。几个同情他的人，仅凭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竟然断言“第一作者是罗广斌，第二作者是杨本泉”。今年又断定“第一作者是杨本泉，第二作者是罗广斌”。最近杨本泉编审的《重庆新诗发展史》竟干脆把《我的“自白书”》说成是杨本泉的代表作！该书一上市就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非常气愤。《华夏诗报》去年6月发表了《陈然烈士〈我的“自白书”〉不容歪曲》，编者按说：罗广斌生前曾多次说过这诗是陈然写的，4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否认过陈然的诗。……直到最后一个知情人刘德彬于2000年去逝后，杨本泉才提出异议。这叫死无对证。这种手法常被人运用，却总是以失败告终。重庆新诗学会的许多老诗人都断言《我的“自白书”》不是杨本泉创作的：（一）罗广斌生前一直说陈然遗诗，有书为证；（二）一位老诗人把杨本泉（穆仁）的诗选全部读完，加以比较对照，二者风格完全不同，气质迥异。陈然的诗气势磅礴，大义凛然。诗如其人，面目各不相同。（三）再看陈然的论文《论气节》与遗诗《我的“自白书”》，正如《华夏诗报》主编野曼所说：“这两篇诗文，正是‘脉通气连，如出一辙’，一看就是出于一人之手的，惟有高度革命英雄的思想与品格，才能出此。” 　　 　　这里，我作为健在的证人，也有责任说明一点事实。20世纪50年代，我在重庆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张修文任文艺组长。编辑烈士诗抄是十分严肃的工作。十几位烈士的遗诗的原稿和记录稿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提供的，张修文收到后交我一审，我问过罗广斌，《我的“自白书”》手稿在何处？罗广斌亲口对我说，这首诗是陈然同志牺牲前在狱中口述，他记录的，没有手稿。事实说明，陈然的诗就是陈然的诗，历史不能篡改。 　　 　　 　　【原载《中华魂》月刊，2004年第12期】

原文2004年12月 发表于《中华魂》月刊  浏览：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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