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会见泰戈尔 　　 　　 　　在民国十二三年间(1923—1924年)，庄士敦师傅曾介绍不少外国人进入紫禁城，与溥仪进行非正式会见。他们中除了英国驻华海军舰队总司令阿瑟·莱维森、驻香港英军司令约翰·福勒、日本公使馆参赞吉田善吾等官方人物外，还包括印度的一代文化伟人泰戈尔。来宾中的每个人都对溥仪彬彬有礼，尊称他为皇帝陛下。 　　 　　泰戈尔(1861—1941年)，印度大诗人、作家和哲学家，1913年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于1915年被介绍到中国，其后数年间翻译版本就达三百余种。1924年，他应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之等文化界名流的邀请，首次访问中国。 　　 　　这年4月23日，泰戈尔从上海来到北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大批中国学者名人，都亲往前门火车站欢迎。北京的知识界还在天坛草坪上举行隆重的欢迎会，陪同在泰翁左右的，是著名“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女作家林徽因。3人一起登上演讲台，全场为之兴奋： 　　 　　林(徽因)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浙江省地名，徐志摩原籍)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讲演结束时，泰戈尔还特意朗诵了一首他喜爱的诗： 　　 　　仰仗恶的帮助的人，建立了繁荣昌盛。 　　依靠恶的帮助的人，战胜了他的仇敌。 　　依赖恶的帮助的人，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但是，有朝一日他们将彻底毁灭。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诞辰，又为他安排了隆重的祝寿活动。晚宴上，胡适之代表知识界赠送了寿礼——10余张名画和1件古瓷。但更令老诗人振奋的，还是从这一天起，他拥有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为“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应该意译为“震旦”；而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Cheena Stnana，音译恰恰也是“震旦”。另外，古代中国人称印度为“天竺”，于是就让泰翁以国名为姓，全称“竺震旦”。最后，梁启超把一方镌刻着“竺震旦”3字的鸡血石印章，亲手献给了泰戈尔。 　　 　　不过，泰戈尔来华后所遇到的，也并非全都是盛情接待。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知识界的另一部分人士，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主张始终持有异议，对他的来访也表现出极端的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从总体上看，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并不十分成功。 　　 　　而在当时的欧洲，泰戈尔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庄士敦也对他十分敬重。他来到北京后，庄士敦曾特地前去拜访，并安排他进入紫禁城，与逊帝溥仪进行了一次会面。会见在御花园的养性斋进行，溥仪专门设宴招待，参加者除泰戈尔和庄士敦之外，还包括泰氏的印度随行人员鹤谷、英国作家伊连赫、英国女记者戈林，清室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也参加了会见。对此，庄士敦回忆说： 　　 　　……这位署名人物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他于当年4月应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胡适博士和徐志摩(徐志摩为“新月”派的年轻诗人和领袖，数年后因不幸事件而惨死)的邀请来华访问。泰戈尔来中国之时，正值外国影响在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产生作用之际，这使他的访问陷入困境；他对年轻中国的呼吁——要珍惜自己民族优美而高尚的文化遗产——受到了一些学者听众的冷遇，甚至受到敌视。我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之前，不应离开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谈及泰戈尔，并请求允许他到紫禁城来。我也向皇帝展示了一些泰戈尔的英文和中译本的诗作。皇帝立即答允了我的请求，会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进行。此次会见肯定使皇帝愉快，我想这位诗人也同样感到高兴。 　　 　　跟随皇帝参加这次会见者还有郑孝胥。我感到高兴的是，在皇帝的赞助下把两个伟大国家的第一流诗人联系在一起了，这两个国家过去在文化接触方面有过密切的关系。(《紫禁城的黄昏》) 　　 　　会见时，泰戈尔曾把自己的一幅画像赠于溥仪，并分别与溥仪和郑孝胥在御花园四神祠前合影留念。直到今天，照片和画像依然完好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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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1/18 16: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