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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忠钦纪念园区__铁枝红蕊,笑傲冰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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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苦难人生和我的坎坷历程

陈英贤

  父亲苦难的一生和我的坎坷历程
  陈英贤
  (一)
  父亲名叫陈忠钦,又名陈邦,字寅嘉,1927年出生于福建省清流县余朋乡蛟坑村的富裕家庭,爷爷名叫陈彩光,是个教书先生,兼职行医(中医),奶奶刘香娥,主持家务,克勤克俭,为人宽厚,忍辱负重,是个令人尊敬的贤妻良母。兄弟姐妹五人,老大忠良,老二是姐姐,名唤生兰,父亲排行老三,老四忠财,老五忠河。父亲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览诗书。父亲少年时,邻近乡里都没有公办小学,只有读老书的私塾学堂。父亲读了几年的私塾后,只身步行到一百多里的连城县城读小学和宁化县一中读初中,小学和初中都各跳级一次,初二读完后,借用清流陈才生的儿子陈邦的初中毕业证去报考福建省长汀师范,被录取,从此改名陈邦。
  1947年,父亲在长汀师范毕业后,同年被县教育局委任为“清流县梦溪中心小学”校长。这所小学是家乡方圆五六十里唯一一所公立学校。当时在偏远闭塞的农村,能出去外面读书的人很少,能出一个师范毕业生就更是凤毛麟角(曾载入县志)。父亲容表堂堂,风度翩翩,年青有为,办事严谨,治校有方。学校办得颇有声色,获得邻近村民的共同称赞。
  1947年父亲完婚,妻子黄玉招是连城人,岳父母是经商的,算是富裕家庭的女子,也是门当户对。1949年7月降生长子,取名陈英贤(作者)。当时由于全国时局动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兵荒马乱,群雄四起。陷入无政府状态,各路土匪横冲直窜,掳夺烧杀。学校被迫停办。家乡蛟坑曾遭土匪多次抢劫,三叔忠财曾被土匪绑架到永安半个多月,后来送去四百大洋才把人赎回来。
  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清流,随即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开展剿匪和土地改革运动,农村土改主要内容就是给每个家庭按照财产的多少和雇工、土地出租情况划分成份,然后再将富人的财产、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农村成份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富裕中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属于专政对象,其财产、土地要分给贫下中农和雇农。土改时,老大陈忠良早已成家立业,自立门户,因当了几年的保长,得罪了部份人,除了被评为地主成份外,还成了全村首当其冲的镇压对象。祖父、父亲虽然都是教书出身,但家中有土地出租,还雇有长工,构成了剥削,乃被评为地主成份。就是因为这个地主成份,害得我们后辈够悲惨的。家中成员年满十八岁的都被评为地主份子,即祖父、祖母、父亲都是地主份子。1951年春,父亲被政府集中到永安劳动教养(当时是所有被评上地主、反革命的人员中,够不上判罪,且又较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劳动教养),到1952年夏回家,历时一年多。随着土改运动的不断深入,蛟坑村被评上地主份子的已陆续被枪毙了五、六个,祖父也差一点被枪毙,当时枪毙一个人的报批手续很简单,只要村公所提出要求,并把材料上报区公所(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政府),区公所就有权审批可否枪毙。祖父虽然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只从事教书和行医,从未插手行政工作和担任任何社会职务。可是村公所还是罗列了不少罪状,列入镇压对象,已呈报区公所审批,并召开全村斗争大会,有个知情人托人转告祖母,开完斗争会后祖父有可能就会被拉去枪毙,要做后事准备。斗争会刚开到一半时,余朋村公所送来一个紧急通知:要蛟坑村民兵火速出发,去抓捕一个潜逃的土匪小头目。于是斗争会就宣布暂停,以后再开。后来得知,原来是余朋村的伪保长邓善生(也曾当过土匪)持枪潜逃已一年多,刚好开斗争会那天在余朋和蛟坑交界的寨背坑山上的草林里被一个农民发现,农民下山后立即把发现邓善生的情报报告余朋村公所,余朋村立即通知蛟坑村组织民兵协同抓捕。老天有眼,,就在开斗争会的第二天,上级来了文件通知,凡是镇压的对象必须要有血债在身。祖父没有血债,不能划为镇压对象。让我祖父躲过了一场生死之劫。
  在土改过程中,我家的财产、田山和其他地主家庭一样,基本上都分给贫下中农去了,只留下了一点边远的山垅田和人均不到八平方的矮小破旧房屋,当时家中包括要劳改的父亲共七口人(祖父、祖母、两个叔叔,母亲和我),生活极为贫苦。母亲承受不了家庭成份问题的牵连带来的各种岐视和强迫劳动改造的苦楚,又受同村一个贫农成份的青年(未婚)的离间挑拨,母亲在那个贫农青年的养父陪同下,到永安与正在劳动教养的父亲离婚。
  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就和本村的那个贫农青年结婚,婚后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磨合,才发现那青年除了家庭成份占优势外,其他方面都不称心如意,要是和父亲比较起来,相差甚远。尤其是当时我的外公、外婆知道母亲要和父亲离婚时,表示坚决不同意,并多方劝阻,甚至提出若是一定要离婚,就断绝父女关系。以致母亲在与父亲离婚后,有好几年都不敢去我外公家。不久开始有些后悔当初离婚太草率行事了。1952年父亲劳动教养释放回家,母亲想不到父亲这么快才一年多就能回来,她亲自到父亲和祖母面前赔礼认错,表示若是父亲能重新接纳她的话,她愿意与那青年立即离婚,再与父亲复婚。父亲拒绝了她的要求,和气地对她说:“若知今日,何必当初。”母亲无言以对,悔之晚矣。母亲的续夫不但性情爆躁,而且缺乏生计。母亲到他家不久,就经常受骂挨打,生活状况日益贫困,特别是在大集体和三年困难时期,已贫苦到极点。真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悔恨终身。
  父亲于1954年经人介绍,和我现在的继母结婚。继母名唤陈银娥,原在芹溪村和人结婚,因结婚多年,尚未生育,疑是不能生育,男方要求离婚。当时介绍人就对祖母、父亲声明:陈银娥可能不会生育,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到时再来责怪和后悔。父亲认为子女是命中注定,何况身边已有一个儿子,就是她嫁过来真的没有生育也无所谓了。由于双方都是再婚,加上家境贫寒和成份的关系,结婚非常简单,没有请客,只是两人去区政府办理一下结婚证,就完事了。继母是穷苦家庭出身,虽然身材瘦小,但身体结实,吃苦耐劳,无论是田间种庄稼,还是上山采茶子、摘红菇,都非常熟练,,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快速利落,成了我家重要的辅助劳力。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为人精灵贤慧,通情达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生活虽然贫苦,全家老少却能和睦相处,相互关照,虽苦亦甜。
  祖父是个邻近乡里闻名的老中医,尤其擅长儿科和妇科。继母到我家后,经过祖父几个月的调治,身体渐渐转入正常,没多久就怀孕了(继母相继生育了三女二男,即呜音、珍音、红音、拔贤、颖贤)。那时土改、镇反运动早已结束,国家正在全力以赴进行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家里也进入相对较为平静的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平地又起风波。1955年,继母的前夫去政府控告父亲挑拨婚姻,厄运再一次降临在父亲身上。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家正在吃晚饭时,村道上连连响起敲锣声,通知村民晚上要开斗争大会,不一会儿,我家门口出现了两个背着步枪的民兵,通知父亲立即去开大会,父亲请求待吃完饭再去,来人不允,只得放下碗筷,在两个民兵一前一后的押送下前往会场接受斗争。晚上父亲被斗了一夜,就关在村部,第二天押送沙芜区公所,早上,我和祖父、祖母、继母、叔叔一起早早到村口等候,送别父亲。我们到村口一会儿,就看见父亲在两个持枪的民兵押送下,从容地走过来了,父亲双手被反绑着,反绑双手的绳子还留了一条约三米长的绳子,另一端由押送的民兵牵着,唯恐父亲中途逃跑。父亲经过我们面前时,本想停下和我们说几句话,押送的民兵不同意,我们只有含着眼泪、默默无言地目送父亲向村外的路上走去。父亲被押解到县里后,又含冤受屈地被判了三年徒刑。事实上,继母和前夫是离婚了很久,才由熟人介绍给父亲的,父亲根本就没有插手继母和前夫离婚一事,更谈不上挑拨他们离婚,试想身处逆境的地主份子,处处受到严厉管制,那来斗胆竟敢去挑拨人家离婚,真是子虚乌有。可是他要告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贫农,父亲是地主,所以一告就准。父亲就算是满身是嘴,又能找谁去评理呢?,结果又劳改了三年,到1958年5月才刑满释放回家。
  父亲在这次劳改期间,自学了一些医疗知识,当上了劳改场的卫生员。1959年2月,蛟坑麻疹流行,大队(行政村的名称叫大队,乡镇一级叫公社)要建一个保健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医生,就调父亲到保健站,负责全大队的医疗保健工作(祖父也被启用,1958年调到余朋公社卫生院工作)。随后又调往余朋公社卫生院和东坑保健站共工作达10年之久。父亲在职期间,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农民百姓格外关爱,获得广大群众的深情赞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阶级斗争矛头再次指向父亲,1967年5月先是被开除公职(当时父亲在东坑保健站工作,东坑群众得知父亲要离职时,大家恋恋不舍,曾百余名群众联名上书,要求父亲留职,但无济于事),回蛟坑(蛟溪)种田,接受改造。1968年夏,父亲被公社拘捕关押,拟定次日召开批斗大会批斗父亲,当晚父亲从关押的房间破窗逃出,先后渡过了三年多的流浪逃亡生活。三年中开始和难友李金旺到龙岩一带行医卖药,后来二人又逃到岩岭和大岭的大山上隐藏,1970年只身隐逃到东坑,东坑不少群众冒着风险为父亲提供食宿,1971年春隐藏地点被发现,被公社抓捕直接押送县看守所拘留,再陷囹圄。父亲只因是畏惧当地野蛮而残酷的批斗,才出逃的。出逃期间确实未干任何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坏事,因此公安局和执法部门无法定父亲的罪,就只好一直无限期地拘留,直到1974年才无罪释放回家。
  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拨乱反正,废除唯成份论。父亲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纠正。1981年父亲 恢复公职,重新回到余朋卫生院工作。
  父亲在重返工作岗位后,本想利用这个来自不易的机遇,在有生之年好好干一翻事业,以回报社会和人民。可是正值年富力强、施展抱负之际,不幸于1984年2月下旬在县城开会,突得心肌梗塞之急症,经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年仅58岁。
  父亲生不逢时,刚步入社会,就遇上了改朝换代的重大社会变革,接着又进入了长达近30年之久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期,由于父亲是地主成份家庭出身,兼有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刚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使父亲成为阶级斗争的靶子,时代的牺牲品。父亲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恪守做人之道,从未做过危害社会和人民的事,可是那时没有民主和法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使父亲多次蒙受不白之冤,饱尝铁窗之苦,三陷囹圄,长达十余年之久。父亲虽在文革前,在卫生部门工作了十年时间,但那时是处在大搞阶级斗争的高度紧张氛围中,只能处处谨小慎微,岂敢毕露锋芒。父亲还在家种田十多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管制。父亲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劳改、种田和当医生的生涯中渡过的,而且各占时间都是差不多。父亲怀才不遇,空有抱负,无缘体现自身价值。时乖运舛,一世清贫,虽然未能给儿女留下什么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教会了我们如何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二)
  
   我出生于时局动荡的改朝换代之时,不到三岁,家难接二连三,父亲劳教,母亲离异,从小就未能得到父母的关爱,幸有祖父、祖母的悉心照料,却无奈家中生活水平实在低下,三餐不济,营养不良,面黄肌瘦。1952年春夏插秧时节,我一个人跚跚学步跑到离家门口十来米远的一口池塘旁边,冷不防后面来了一头大公牛,大公牛把我一挤,连惊带吓,就把我挤进池塘里去了,池塘里的水大约有80公分深,赶牛的少年名叫陈启明,十五、六岁的样子,他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他的牛挤下池塘,自已不但不下水救人,也不喊其他人来救,反而对准牛屁股狠抽一鞭,加快速度,扬长而去。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看到小孩被你的牛挤到池塘里,不但自已不救,也不呼喊他人来救,若是淹死掉怎么办?他竞慢条斯里地说:“地主仔淹死掉就拉倒,救他干屁!”可见当时无辜的儿童也遭受成份论的极端岐视,要是淹死了,也是白白淹死,因为我是地主仔,他是贫农啊!去那里讲理呢?我被牛挤下池塘里,当时除了赶牛的人外,没有其他人看到,自然也就没有人来救我,大约是没过多久,我有个舅公来帮忙我家插秧收工回来吃中饭,看到池塘里一直冒水泡,塘水混浊,看不到东西,出于好奇,下塘去看看究竞是什么东西在冒泡,才发现是个沉入水底的小孩,救起来后才知道是我。此时的我已是淹淹一息,九死一生。经过家人人工呼吸、倒水等措施紧急抢救,虽然保住小命一条,可是祸不单行,大难接踵而来。
  由于我本来就身体虚弱,再又被池塘的春水浸泡着凉,当天就感冒发烧,祖父虽然是邻近乡里颇有名气的老中医,由于家贫无钱医治,服用草药效果甚微,病情日益严重,并发其他多种症状,尤其是我的双眼逐渐被白疔占据,不到一个月,就被导致双眼失明,全身有气无力,瘦骨如柴。眼瞎不会走动,更没有小伙伴愿意和我这个小瞎子玩,唯有祖母有空时会抱抱我,是我最大的幸福。祖母忙于做家务时,就把我放在橱房门口的一块平面石头上坐着,坐累了就躺在石板上睡,睡醒了又坐,一个人孤苦伶仃,半饥半饱,习惯了自已的处境,不哭也不叫,缄默无言。左邻右舍看到我病成这样子,怜惜我自小失去母爱,加上家庭成份的影响和株连,以致落到目前这种悲惨的可怜境地,表示怜悯和同情,有时也会偷偷地藏一碗饭或是其他食品给我充饥,祖母对她们暗暗的关爱表示感激不尽。她们之所以送点东西给我吃要偷偷摸摸的,不能让人发现,只是因为我家庭成份是地主,唯恐让人发现,怕被人怀疑与地主勾勾搭搭,不分清阶级路线,从而影响自已的清白。也有不少人看到我已病入膏肓,尤其是双眼失明时间已达一年多,肯定活不了,死亡只是时日问题。劝我祖父、祖母不要在我身上花心机了,慢死不如早死,这已犹如晒干的咸鱼,岂能复活,最好立即丢掉,免得增添负担。祖母念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亲骨肉,实在舍不得抛弃,会死会活,听天由命。
  有一次,祖父在去种田的半路上遇上一个邻村(矶头村)的亲戚,和她谈起我双眼失明之事,那亲戚了解我的症状后,肯定地对我祖父说:“那是得了狗头疳,我自已有个孩子也曾得过这种病,不过不会这么严重。治狗头疳就得非要嵩溪鸡鸭弄的疳积药才有特效。疳积药伍角钱一付,你赶紧去买,吃了一定有效。”祖父非常感谢这位亲戚,但当时身上无分文。于是那位亲戚又借了我祖父伍角钱,并嘱我祖父抓紧去买药,以免越拖越严重。过了几天,祖父寄熟悉人去嵩溪鸡鸭弄把疳积药买了一付回来,疳积药要鸡肝或猪肝配,配药的肝还要沾上乌烟。祖母正为家中拿不出鸡肝或猪肝而犯悉,刚好有个做月子的邻居知道了这回事,表示非常同情,就把做月子吃的鸡肝送一付给我配药。一付疳积药分到三天服完,第四天早晨,祖母迫不及待地要看看吃药后有无好转。先是拨开我的左眼,左眼没有一点变化,依然是白疔布满了整个眼球,接着又拨开右眼看时,奇迹出现了,发现右眼球出现一点点的黑云。祖母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祖父、父亲和两个叔叔。他们开始不相信,都跑来亲自拨开我的眼睛看时,果然原来布满白云的右眼球里现出了一点黑眼球,而且可以看到那一点点的黑眼球在转动,于是全家人围着我高兴极了!是的,自我出生以来,重重的灾难不断降临我家,改朝换代的大气候造成的打击,已使家庭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从半空一下跌到深渊,母亲离异,我又双眼失明,半死不活,使这个破碎的不幸家庭雪上加霜。几年来全家人都是在沉闷的压抑中度过,只是今天全家人看到我的双眼有复明的希望时,才第一次露出高兴的笑容。此后,家里只要储得到钱,就寄去买疳积药给我吃,通过一年多的治疗,我眼球上的白疔逐渐消失,眼睛也逐渐复明,身体状况也有所好转,到八、九岁眼中的白疔才消失清楚,然而右眼因病坏了,视力很差,只有0.5左右。我的眼睛能在失明一年多后能以治到恢复视力,多少知情人都难以相信,这里主要是应感谢那位亲戚提供了治疗狗头疳的特效疳积药的信息,由于对症下药,立竿见影。也离不开祖父、母及全家人在困境中对我的悉心呵护与治疗。
  1958年至1967年是我家相对较为安定的十年,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机会。父亲对培养子女是用心良苦,尽职尽责,记得1959年我到沙芜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时,全班有54人,到1960年开始,进入三年天灾人祸的特困时期,每天人均供应不到2两大米,农民为了求生存,普遍采摘树叶、野菜充饥,如能搞到点谷壳磨碎后,再加入些树叶、野菜进去,做成糠丸子充饥,那就算是不错的了。每个村庄都不同程度出现饿死人的惨况(据了解,光余朋、蛟坑、东坑、芹溪四个村就饿死近400人),学生大量缀学,到六年级时全班只剩7人了。我是有幸留下来的7人之一。我非常感激父亲、继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咬紧牙根让我继续读书,使我顺利地考入清流一中(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当时一中初一开三个班,共150人。那时没有公路,连汽车都是到县城后,才第一次看到。我是和邻村同学步行九十华里山路到县城读书的,每次来回脚都跑到肿起来,又酸又痛。我知道自已的读书机会来自不易,所以读书非常勤奋认真,学习成绩优异。中考时,按我平时的成绩排列,考上高中或师范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但那时候是突出政治,大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特殊时期,政治审查比成绩重要,政审意见要大队党支部(现在村支部)签证,当时我是蛟坑村解放以来第一个初中毕业生,家庭成分又是地主,出于妒嫉和压制,为达到不让我升学,大队党支部政审不让通过,以致中考落榜,被迫回乡务农。
  在我回乡务农的十余年间,由于家庭成分的株连,我饱尝了被岐视和被侮辱的滋味,我在生产队里是算文化程度最高的,可是连记工员也没有资格当,而且实行所谓的政治评分,不能和贫下中农同工同酬,每年还要无偿地为大队做长达二、三十天的义务工(所有成年的四类家庭子弟和四类分子都要摊派)。有一次,县城来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村里演出,我在看演出时被治保主任俞土金(当时村时有两个治保主任,另一个叫陈根助)看到,他跑到我跟前气势汹汹地对我说:“宣传队演出是演给贫下中农看的,你没有资格看,给我滚出去”。 我看他说话连一点起码的政策常识都没有,于是我轻篾地回答说:“今天的演出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就是四类分子也要学习,思想才能改造好,晚上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机会,你怎么可以阻止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呢”?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是至高无上的,谁也不敢冒犯。治保主任听了这番吓唬人的大道理后,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强词夺理了。我们这些四类分子子弟还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和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到大队部接受教育,听治保主任训话,每次训话少不了威吓这些被专政对象:“你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没有好下场”。两个治保主任是个文盲,但批斗四类分子却是个里手行家,不但批斗内容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而且拳脚相加,捆绑吊打,严刑逼供,样样都来。
  四类子弟结婚找对象是最难的,谁也不肯把自已的女孩嫁给备受欺侮,又无出路的四类子弟做妻子,我进入了婚龄期后,姑妈带着我去周围邻村看了很多家的婚龄女子,她们的父母都是差不多同一口气对姑妈说:“这个后生我们是很满意,就是家庭成分不好,怕女儿过去会受苦,不愿意嫁给我”。后来本生产队里有一位姑娘,天天和我一起劳动,相处久了,对我的品格、为人和能力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我产生好感,不在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而她给我的印象也很好,虽然没有文化,但她为人良善,勤劳务实,身材修长而结实,尤其是不会嫌弃我的家庭成分,在当时来说是很少有的。我们彼此情投意合,暗暗相恋。可是她自小父母离异,和祖母相依为命长大的,她祖母对我的人品很满意,可对我的家庭出身却坚决不同意,残酷的社会现实已经让人领教够了,谁敢担保不被株连受苦呢?她要为孙女找个出身成分好的,有政治前途的好青年,她才放心。她为孙女物色了个贫农出身的退伍军人,而且同意来做上门女婿。孙女为了不让恩重如山的老祖母生气,不敢与她相拗,只好与我忍痛割爱,违心地同意了这门婚事。婚后由于情感不合,经常吵吵闹闹,没几年就离婚了。
  当时无论是四类分子还是四类子弟,不但被岐视,而且常被栽赃陷害,蒙受不白之冤,作替罪羊。例如我大叔叔陈忠才,和我共一个生产队,他土改时因为未到十八岁,没有评上地主分子,属于四类子弟。但大队都是把他当成地主分子来专政,只要有运动或其他风吹草动,就拿他来批斗,批斗他已成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有一个贫农代表,在烧田边草时,不小心烧上山去了,虽经全队人奋力扑救,火扑灭了,可是山被烧了百余亩。当天晚上,大队召开批斗大会,把我叔叔拿去批斗。那些上台批斗的干部振振有词地说:“火烧山就是陈忠才所为,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是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具体表现”。叔叔在批斗会上丝毫不能争辨,只能违心地承认是本人所为,还被捆绑下跪,折磨二个多小时,直到批斗会结束为止。还有一次全队人在田间劳动,中午休息时,突然有一头约重30来斤的小猪迎路走来,生产队长看见周围无人,就指令一个社员把小猪捉住,拿去小河里淹死,傍晚收工带回去杀,再买上几斤酒,全队的劳力都来吃。那天晚上我有去吃了一份,但叔叔唯恐以后会出事,怕牵连到自已身上,所以没有去吃。这件事似乎做得很周密,但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没几天就被小猪的主人知道了。小猪是离我们生产队的稻田不远处的移民队的社员养的,因猪圈有个洞,小猪从洞口钻出来,再迎着人行路跑来的。小猪的主人跑去大队报告,要求赔偿和道歉处理。大队了解情况后,认为队长指令偷杀猪名声不好听,于是就把责任推到我叔叔头上,又召开批斗大会批斗我叔叔偷杀小猪,让猪主和其他不明事因的人,认为这件事真的是阶级敌人在破坏。不过小猪的赔款倒是我们吃了小猪肉的人凑起来的,叔叔没有出钱。像这种指鹿为马,嫁娲于人的冤枉事还真是层出不穷。
  自1968年父亲离家逃难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身上了,一家七口,老的老,小的小,老祖父年近八旬,两个妹妹(第二的妹妹珍音从小送人做童养媳)和两个弟弟年纪幼小,好在是我已经历了两年的务农磨练,身体也更加结实,已经熟练学会了各种农活,是生产队的全劳力了。想当初我刚回乡务农时,只能肩挑五、六十斤,各种农活都要从头学起,一天下来只能得6分(生产队出勤按评分计酬),当时1个工分的酬值大约只有4分人民币,最好的年景也不会超过5分。我虽然已是全劳力,一天可以评上10分,尽管是一年出勤300天以上,加上继母辅助可以赚1000多分,一年总合计也不过才5000分左右,总价值就才200多元,还不够付生产队买粮食的钱。生产队的谷子100斤9.5元,大约一家7口人可分粮食3000斤左右,加上其他如碾米费。电火费,理发费等等,最少要有350—400元才够开支,还不包括日常生活费用,如油盐、看病、穿衣、年节和人情来往、弟妹读书等等。就是非常节省也要500多元才能免强应付。尽管继母勤俭持家,精打细算,还是入不敷出,年年超支(生产队的工分款不够付买粮食和其他费用的钱,就叫超支)。超支部份的钱没有交给生产队,就相应的不能分粮食,那时候的粮食基本每家每户都不够吃,为了能把那点宝贵的粮食分回家,把家里养的猪、鸡、鸭等全部卖掉,当时一斤猪肉才卖0.74元,卖的钱如数交给生产队买粮食回来。我家由于老小比较多,粮食绝大部分是按人口分配的,只有少量是按工分分配的,继母又利用早晚种了一些杂粮补充,我家的粮食基本上还是应付得过去(那时期在青黄不接时,最少有一半的农户缺粮,有的甚至少三、五个月),但也还有半饥半饱的时候,家里人总是先让我吃饱,说我是主劳力,不吃饱不会干活。
  粮食问题解决了,穿衣也是个大问题,主要是没有钱添置衣服,衣服补丁加补丁,老大穿了老二穿,姐姐穿了妹妹穿,到实在不能穿了,才拿去纳鞋底,做鞋子穿。由于经济实在紧张,到不得已一定要添置衣服时,也只能买最便宜的粗乌、仕林蓝之类的布,大约0.4元1尺,但又不耐穿,穿不了一年就破了。还是买卡矶布和的确卡合算,要0.9元1尺,这种布很耐穿,不少人做件新衣服很不容易 ,常常是放在箱里舍不得拿来穿,所以才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说。
  住房困难也一直在困扰着我家,五、六十年代,两个叔叔相继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每户都有有六、七口人吃饭,祖母和小叔一起吃,祖父和我一起吃。土改时分回的几间矮小破旧的房子还不够一家人住,就让给小叔叔一家人住。我家和大叔叔就去租人家的房子住,大叔叔到处租房子,二、三年搬一次家,搬了五、六次家。而我家因为租不起房子,大屋(宗族的祖屋)有住过,低租金的破烂屋,甚至牛栏也有住过。屋顶是用自已去山上采割的杉树皮盖的,春天漏雨,夏天炎热,秋天风刮 ,冬天寒冷。如遇上大风大雨,连同棉被席子都被淋湿,经常被搅得彻夜无眠。这仿佛是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真实写照。
  我们一家虽然生活条件极为艰难困苦,但一家老小非常和睦相处,尊老爱幼,互敬互谅,遇上不顺心的事,都各自忍耐克制,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觉得于心不忍的是老祖父已八旬高龄还和我们一起受苦,但现实条件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是个孝子,在家时是非常孝敬父母的。如今父亲遇难不在家,孝敬长辈的责任顺理成章地由我承担起来。我们一伙兄弟和妹妹及继母都很尊敬祖父,除了伙食上尽可能给予照顾,根据老人怕火气,煮菜时尽量不用猛火炒菜,老人消化能力较差,又没有多少牙齿可以咬嚼,给老人吃的菜也都煮熟煮烂。为了不让老人觉得有孤独感,我尽可能地抽出工余时间陪老人谈心和聊天,祖父的一生就是教书和行医,知识渊博,毛笔字也写得很漂亮,在邻近乡里很有名气,祖父为人忠厚,和气谦逊,与世无争。祖父知识面广,见历多,他所聊天的内容广泛,从为人之道到礼貌规矩,从天文地理到风土人情,从学医历程到治病救人,从家族兴衰到治家理财方略等等无所不谈。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受益非浅,既增长了自已的知识面,又受到在学校里不能得到的良好教育,在他和父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逐渐地秉承了祖父和父亲的性格和为人之道 ,这对我后来兴办企业中,能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及诚信经营,使企业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起很大作用。祖母和祖父相继于1968年和1972年去世,祖母享年75岁。祖父享年83岁,二位老人辞世,父亲因遭灾罹难都不在家,作为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儿子,未能为心爱的父母养老送终,深感内疚和遗憾。
  中国农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是贫困的,所造成的原因基本上是由当时的社会体制问题。当时全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生产力就是资本主义,就要挨批挨斗,把所有的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大集体,窝工浪费,工效甚低,又不许私人开荒种养和搞第三产业,大家只有靠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指望生产队年终分红值能高点。但生产队的主要收入就是靠粮食收入,而粮食的总收入中要扣除征粮是免费上交国家的,储备粮和种子又是不能算钱的,只有卖给国家的购粮和分给社员的口粮才可以算钱的,仅有的这点钱又还要先留足公积金和公益金,再扣除生产队的生产成本(肥料贷款等)和其他费用,所剩的钱再按总工分分红,然而在这总工分里起码还含有三分之一多的非生产性工分,如干部的开会、补贴和民兵训练等误工工分、,县里和公社统一从每个生产队抽调劳力开公路、建电站、搞水库、进山垅(集中一处平整土地)等等,外调劳工的报酬全部由各个生产队自行负担,记工分参予生产队分红。所以生产队的分红值普遍很低,一般10个工分值约0.3--0.5元,有的队长比较能干的,秋冬农闲时除了留一部份老弱劳力田间管理和应付公社统一外调的义务工外,其他精干劳力统统带着去上山集体搞副业(砍伐木头买),分红值10分可达0.7—0.8元,我所处的生产队每年有集体搞一部份副业,搞的规模不大,副业收入不多,分红值10分只达0.4—0.5元,有的地方没有副业可搞,生产队长又不会管理,分红值10分才0.1元,甚至0.05元的都有。由此可见当时农民负担之沉重和收入之低微,既是一大二公,又是一穷二白。
  那时候除了当干部的,生活会好过些,其他不管是四类分子,还是贫下中农照样贫困,当时生产队里引发了一个捧腹大笑的小插曲;有一天,生产队的贫农代表陈俊才,小名陈瑞得,自称八代穷,是一个字都不识的文盲(即前面介绍火烧山那个贫农代表),实在是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就未经请假而去砍三根毛竹,抬去沙芜卖给一个叫胡须霸的做篾师傅,换钱来买盐吃,解决燃眉之急。刚好我们全队人都在去沙芜的途经之路边耘田,半晌后,全队人都看到陈俊才抬着毛竹来了,队长陈进龙当着大家的面说:“难怪陈俊才今天不来出工,原来是搞资本主义去了”,他对在身傍耘田的陈俊盛(陈俊才的同族堂弟)说:“你写几个字给胡须霸,陈俊才是搞个人资本主义。叫他不要付毛竹钱给陈俊才,毛竹款以后队里去结算,统统归队里集体所有”。短信写好后,陈俊才就已到我们耘田的路边,队长走到路上对陈俊才说:“俊才,我有一封信麻烦你带给胡须霸,你要记得交给他”。俊才不识字,把信边往口袋一塞,边回答说:“记得,记得.我一定会把信交给他”,他当时内心还感激队长不会批评他搞资本主义,而暗中高兴。陈俊才没拿到一分钱,下午懊丧地回来,大骂队长,不该这样作弄他,队长反而指责他说:“你身为贫农代表,岂可带头去搞资本主义,要是你今天你抬毛竹去卖的钱不交公,大家会服吗?今后还怎么样搞社会主义?没有拿你去批判,就算给你面子,你还有什么理由来怪我”。陈俊才听了,哑口无言,回想自已也经常上台批斗别人搞资本主义,怪不得别人以牙还牙,怪就怪爹娘没让自已读书,让自已带着不让付钱给自已的信交给胡须霸,不然的话,今天辛辛苦苦抬毛竹去卖的钱怎么会拿不到手呢?此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笑料。
  1973年,公社成立了“余朋公社林场”,组织全乡由各生产队抽掉劳力统一集中搞木头(我们公社木材资源丰富,盛产木材)。林场搞木头个人收入比生产队出工要高三倍以上,林场出工一天要是能得10分,就可以赚9元钱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则付给30分,另外林场再抽工资的10补贴给出勤者做伙食费,大概一天可得0。8元左右,这样在林场出勤一天能得10分者,包括林场的10补贴在内,等于生产队出勤四天多的所得。但是林场干活每天要干10个钟头以上的重体力劳动,不但很苦很累,而且很危险。过去农村曾流传着一句告诫为人父母的话:好子莫走厂(指木头厂),好男莫当兵。据上年纪的老人说;解放前的木头厂都是一些流氓浪子才去做工,而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大家互不团结,勾心斗角,巴不得互相搞伤人,搞伤一个人大家就停工,就说老板的菩萨不灵,不但要老板付工资,还要吃老板的大餐(酒肉加餐),此外木头厂规矩很多,要是谁不小心说错话,违犯了规矩,全厂人不出工,要违犯规矩者请客开工资。由于搞木头本身就是危险系数较高,再加上人为的因素,工伤事故频繁发生,故有“好子不走厂”的说法。一般生活不是实在过不去的人,是不会去走厂冒险的。
  为了摆脱年年超支的困境,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走厂搞木头,其他已别无他法,于是我决定去林场试试,但那种100多人搞木头的大场面我连见都有没有见过,祖父和继母不同意我去,我权衡再三,还是执意要去,于是就跟着叔叔一起去了。想不到这一去,竞在林场干了十多年,直到1985年林场解散,才回来办企业。
  公社林场设在太山大队的水罗坪,离家约有40华里,我和叔叔等几个人挑着大米和行李足足跑了半天才到达水罗坪,水罗坪不是村庄,原来是个芹口国营伐木场下属的工区,工区有好几排土墙职工住房,还有学校,医疗室,食堂等。而公社林场只有几座用油毛毡盖的简易大工棚,住着来自本公社各个大队的100多树夫子(搞木头的人俗称树夫子)。场长是我们蛟坑大队人,名叫陈森发,他知道我是第一次进厂,就安排我跟着叔叔去开拖树路,我们搞的木头是十多米长的杉木,有很多是18米长,尾径20公分以上的造船桅杆材,一根木头就有一米多材积。木头从砍伐山场拖到公路旁边装车足有六华里远,由于木头长达18米,一般的路是拖不出来的,一路都是沿山坑架桥到公路傍的装车台为止,整个搞木头的全部过程就是架桥的技术含量最高,一般都要熟练的师傅头才掌握得下来。要把架桥的线路前面先辟开后,然后每隔4米远装一根横枕,每根横枕由三、四个木脚和驼子牢固地支撑着,如果是直线,横枕上平行地放两根杉木,两根杉木平行相隔1米宽,是专供左右两边拖木头的人行走的,在两根杉木上每隔1米多远横扎两根小杂木棍,小杂棍是用来承受木头的,要是遇上转弯的地方,则要用多根木头架起鱼翅形的桥,桥面上差不多每隔30公分就要扎上两根硬杂木棍,整个桥面宽达十五、六米。这样拖住的木头才能转弯过来。桥的高低由地势而定,桥低的地方沿着地面而去,高的地方则有20多米高,象不少我这样初入厂者,站在高桥上行走确实感到胆寒。下坡的桥叫流桥,坡度达60度,最长的流桥达100多米远,下雨天流桥很滑,拖着的木头又很滑,要是拖木头的人控制不住木头的溜滑速度,经常造成人仰马翻,不同程度的工伤就在所难免了。小木头一般有三、四挑就够了,而大桅杆材则要十多挑(20多人)才拖得动,需要十多挑的大木头转弯也是较危险,经常出事,比如说左转弯时,头四挑拼命往左拐,中间几挑就使劲往前拖,后面三、四挑则要和前四挑相呼应,使劲往右拐,要是配合不和谐默契,不是挑头的溜出桥外,就是挑尾的掉出桥外。据说旧社会搞木头的树夫子,就是利用帮派,头尾互相搞鬼,借用转弯的机会,故意把工友搞伤。搞木头其他的工序如砍伐、剥皮、溜山、出山等也还是很多危险,怪不得人们常说;搞木头是没有牙齿的老虎,一不小心,就会伤人。故此林场领导也经常开会强调一要团结 ,二要时刻注意安全,我们现在是新社会的林场,大家都要靠出勤赚工分吃饭,大家都要互相确保安全。安全问题一是开会经常有强调,二是自已时刻注意,提高警惕,习惯了也就觉得不太可怕了。当然过去木头厂的一些风俗习惯还是有留传下来的,而且还是挺严肃认真的,如早上从起床开始到山上动手干活以前,是不许乱说话的。炊事员天蒙蒙亮,叫大家起床,不能说起床,只能说“出巢”,吃饭叫“开宝”,草鞋叫“马子”,如果有谁违犯了,是会被人责怪的,要是那天凑巧有人受伤,那责怪就更严厉了。这些规矩虽然是带有唯心,封建的色彩,但还是老实遵守为好,以免触怒众人。我跟着叔叔开路和砍小木棍大概有七、八天,每天傍晚也和叔叔配挑拖木头回来,后来又跟着叔叔练习走桥(拖桐)十多天,由于我年轻力壮,手脚灵活,逐渐适应了林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后来叔叔回家了,我就留在林场一直干到年底。那年年底林场评工分时,我被评到9分。林场评工分是非常认真,也是比较合理的,最高是10分,每降一个等级减0.5分,最低分才6分。10分者是全能的师傅,每一工序都要带工掌握得下来,9.5分者技术程度相对略差一点,而9分和8.5分者属出大力的,其他以此类推,到6分者只属砍柴、送饭之类的了。那年我在林场出勤一天,生产队可得到8元左右,生产队给我一天27分,加上大妹妹呜音已会在生产队赚些工分,年终全家总工分达一万多分,不仅摘掉了超支的帽子,而且破天荒地从生产队获得分红款150元左右,加上我在林场院也非常节省,年终带回节余生活费80元,一共有200多元过年,给全家大小都添置了新衣服,购买了年料,过了一个几年来都没有过的象样和舒心的年。
  第二年,林场确定每个生产队收2名长年的固定名额,我所在的生产队认为我年轻力壮,已经适应了林场的艰苦环境,工分底分又不会很低,是最合适的长期人选,为了解脱贫困,在当时来说,除了去搞木头,已别无出路,所以我自已也愿意去,从那年起一直到公社林场解散,我就每年都是林场的固定工人。第二年一进厂,我除了保持出大力和起带头作用以外,还处处留心向师傅们学习各种技术,并主动要求各种工序都去系统地参予锻炼和熟悉,从砍伐、剥皮、溜山,出山、开号、架桥、走桥、装车,整理桐口等所有工序我都认真学习,而且进步很快,第二年年底评分时,我被提升了一级,又过了两年,我终于被评到最高等级10分了。从我进厂的第二年起,我差不多每年可从林场拿回生活费120元左右,生产队分红最高时可分到400多元,从公开的帐目上看出,我家是全队收入最高的了。
  我去林场十余年,除了经济上有了一定的改善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就是喜结良缘。妻子邱春娥,太山大队洋子段人,是去林场路经洋子段时认识的。她为人善良贤慧,仪表端庄。虽然不太识字,却具有一定的道德涵养,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谈吐举止,从容大方。是属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当时我向她求婚时,由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还引来了不少的干扰,从相识到相恋,由相爱到结婚,我们的爱情小舟历经风风雨雨,穿越过无数的巨浪和险滩,避开了重重暗礁,不畏艰险,历尽了艰辛和曲折的考验,终于在1976年冬,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患难夫妻。
  改革开放后,我在林场也逐步得到启用,1980年至1982年我任林场食堂司务长,管理工人的伙食,1982年任林场出纳,1983年至1985年任林场会计。1985年9月林场解散,我和几个好友共同创办“清流县余朋朝阳文体用品厂”。创办之初,由于农村市场信息闭塞,技术力量薄弱,加上没有办厂经验,几经挫折,频临倒闭。后经奋发努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根据市场的需要,不断改换产品结构,终于稳住脚根,逐渐发展壮大。利用当地木材资源优势,进行深度加工成出口木制文具,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年产值从创办之初不到20万元,现在年产值已达200多万元,年纳税20多万元,还解决六七十的农村富余劳力就业,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虽因家庭出身的株连,蒙受了不少的苦难,但我有幸沐浴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喜逢盛世,各显身手,平等竞争,使我学到的知识能发挥作用,有所作为。同时为了补尝自已中途失学的损失,我致力培养子女成才,所幸子女也很争气,大儿子2000年大学毕业,今年又考取了监理工程师的职称。女儿去年考上了上海华东师大研究生,现在已在读研二。可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人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它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它可以使人穷则思变,催人奋发图强。可是也只有当你战胜了苦难,改变了命运之后,别人听你讲述过去的苦难时,好象是在听你讲传奇,不但不会轻视你,反而敬重你。如果给你机遇,你始终未能摆脱苦难,你再向别人诉说过去的苦难时,在别人听来就是诉苦,就是乞怜。你说你在苦难中磨练了自已,学会了坚韧,谁信?人家只觉得你是个阿Q在玩精神胜利法。所以你战胜苦难,它就是你的财富;苦难战胜你,它就是你的耻辱。
  
  (三)
  
  为了缅怀父亲历经磨难的坎坷一生,值此父亲逝世20年之际,我为父亲在(网同纪念)网上建立了纪念馆,让生活和工作在各地的子孙后代和亲朋好友能在纪念馆里追思悼念,并谨作此文,以志纪念。
  愿父亲地下安息吧!
  
  
  2004年10月9日撰稿于余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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