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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红岩__红岩英烈纪念馆
烈火红岩

对渣滓洞狱中生活的一些回忆(题目为转者加)

仲秋元

  文化部原副部长仲秋元同志在文化部团委举办的
  “弘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红岩》小说里讲的一些精神,培育了几代青年。直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价值,没有过时,还值得推荐。所以部团委让我推荐书的时候,我推荐了三本,这是其中一本。
  
  在讲话前,我先作一点自我介绍:我是1947年5月31日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的,当时我是重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是一家地下党领导的革命书店,一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那时逮捕的有300多人,这一震惊中外的大镇压,受到各方责难。而被捕的人中,又没有查出谁是共产党。国民党被迫陆续放人,剩下30多人不放。并在报纸上公布:“匪首仲秋元落网”。他们公布我有四条罪状,第一,说我是中共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第二,贩卖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宣传共产主义;第三出版发行这些读物,是得到华日报的津贴;第四,接受吴玉章(四川省委书记)的津贴,从事颠覆民国的活动。为什么要公布呢?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得到我共产党员身份的任何证据,不得不制造这些“罪状”,以掩盖他们的法西斯罪行。那时我们的党内关系是非常严的,我的党内关系在一个重庆市委委员手里,什么人呢?就是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他是市委委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连书记都不知道。他去川东搞游击队后,交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没来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叛变了,供出很多人,但不晓得我。我在重庆书业界搞统战工作时间较长,民主人士的形象有一定好处,我被捕后有很多人来保我。敌人虽抓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但又不肯放我。到1947年底,就把我和民主同盟的一批人送到渣滓洞去长期关押。直到1949年3月31日,李宗仁上台后公开表示要释放政治犯,后来跟我们党谈判,在北平和谈开始前。民主同盟的人提出名单,要求释放,我就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被放出来。人家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文革”时不都被说成是叛徒吗?的确,“文革”时还真把我追查了好几年,但是连徐远举,就是小说里的徐鹏飞都说,“我可不知道仲秋元是共产党员”。
  
  小说里的人物,有300多人,都是青年,只有个别的象杨虎城,黄显声年纪大,其余都是青年。小的十一、二岁,一般的二十几岁,我那时是二十七岁。这些青年有党员,也有非党员,都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推翻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他们的经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产生的,是在一个争取解放的时代产生的。现在解放了,和平了,改革开放了,是不是他们的精神还有用呢?我认为还是有用的,这些青年在这样重要的关头所体现的精神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革命传统,这种传统精神应该说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推动个人进步的一种思想力量。
  
  要讲这个传统,讲这个精神当然要知道这个事件。这本小说写了很多事,也很容易读。差不多高小、初中水平都可以读懂,书里介绍的,多数是我们共产党员的革命事迹,也有许多是非党青年的。我想在讲精神之前,先说一点事,主要是讲一点非党员的奋斗事迹。共产党员嘛,英勇奋斗牺牲,是应该的,而非共产党员也跟党员一样,就不简单。这样可能更有助于你们理解那个时代,这一部分青年他们的精神是怎样的,为了社会主义,为了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是不是可贵。
  
  主要是说一点书里没写的,分几个方面。
  
  一个是在生死荣辱的关头,你做何选择。就是当敌人可以放你,你的一只脚已踩在门外,一只脚还踩在门里头,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答应,答应了你出去就是自由,不答应就还是照样关起来。对党员讲没问题,叛变党,那是不行的。但对于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来讲,可不可以?渣滓洞中的革命青年们,在生死荣辱关头,选择了舍生取义。他们以鲜血谱写了永为后人尊敬的光荣史。我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国民党少年航空学校的学生,他在学校里面喜欢看点书,喜欢唱点歌,那么后来被敌人发现了,认为他思想左倾,看的书,唱的歌,都是反对蒋介石的,这怎么行呢?就把他抓起来,当作共产党来办,在外面审讯没结果,但他们不放,就送到渣滓洞,年纪还不过二十。他进来以后,看到这些政治犯,他很佩服,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把他们抓进来。我们在集中营里头开展了写诗、唱歌的活动,他喜欢唱歌,也抄了几首歌曲。关了几个月之后,外面查清楚了,他不是共产党,决定放他。出狱时,在办公室里检查他的身上,看带了什么东西没有,敌人怕你为犯人通风报信,信倒是没有,因为他的确没做这事,但却查出来几张歌片。敌人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他要是讲出来,那么写歌词、谱曲的就要倒霉了,他死也不说,只说“我自己写的。”“我在外面学了,在里边回忆记的。”特务不相信,就叫他回去。他就是一只脚已踩在外头了,为了正义,还是回来了。他在1949年11月27日被敌人杀害了。
  
  第二个是一个误入歧途的青年,叫宣灏。在抗战的时候,军统在报纸上登广告,举办抗日战争特种技术训练班,招收学员。这个青年还着一片抗日的热情报考了,考取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军统的特务班。他心理很不高兴,我是要抗日的,军统与人民作对,所以他给他的一个同学写信,说上这个班很懊悔,这封信被特务抓到了。那还得了,立刻就关起来,一关就是9年,从40年到49年,很长时间,除了这封信,什么证据也没有,特务也认为没什么了,但就是不肯放,蒋介石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他被关在白公馆。后来有个陈然,《红岩》小说里叫成岗,在里面搞《挺进报》,这个不详细谈,总之是用小纸条报道外面的消息。有一次宣灏正在看时,被特务发现了,就审讯他是哪里来的?并跟他说,“9年了,很快就可以放你了。你只要把谁给你的这个纸条讲出来,就行了。你跟他们不是一起的。”的确不是一起的,《挺进报》的人被抓进来,他本来就不认得,陈然进来才一年多,而他已是九年的老犯了,是有机会跨出去的。可是他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维护同志,他什么也不说,不说就挨打。陈然也很义气,就想说我写的,我出去承担。另外一个叫许晓轩的,这也是一个关了9年的老革命。他是共产党,公开的。他对陈然说,不行,我在这里面活动比你多。你不能出去,只有我来承担。什么原因呢?你在楼上,宣灏在楼下。如果你出去,承认了是小事,把我们的楼上楼下的秘密通道就给暴露了。只有我去,我是取得活动自由比较多的,我可以推脱。许晓轩就站出来了,他说这是我写的。最后这事就算了。因为特务问,“你哪里来的?”他说,“我在你们办公室的报纸上看的。”特务又问:“蒋介石要下台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许答:“是你们告诉我的,你们办公室报纸上登的么。”宣灏为了保护同志,选择了继续被关押,自己最后被屠杀,死在里面了。这是第二个。
  
  再介绍一个小孩,这个人叫溥小路,是个流浪儿。流浪过程我就不讲了,从四川重庆,到上海,到武汉,在码头边上,他看到那船很漂亮,就混上去。船一开,被军队发现了,就把他作为抓来的壮丁,流浪儿到处流浪,有饭吃就行,这样就成了一个小兵。到了驻防地后,连长一看,“到我家来,当勤务兵。”当勤务兵后,他看到别的兵都有饷,他没有饷,原来是给连长吃掉了。国民党里面吃空饷多的很,80个兵报100个,吃20个。他连勤务兵的也给吃掉了,你只给我干活,饷没有,我连长拿了。开始小孩觉得有饭吃就不错了,后来发现别人有钱,他没钱,打听以后,知道是有饷的,几等兵一个月几块钱。“我怎么没有啊?”连长说,“你算什么呀?你就是船上的,没你的名字。”有人告诉他,“有、有,我们造的册子里面有的,你去看。”他到连部去查那个名册,一看果然有。正在看的时候,连长进来了,“小家伙,你敢乱翻!抓起来,共产党!”这样他就成了共产党,从军队交给地方,转过好几个地方。这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流浪儿,还在尿炕呢,怎么是共产党呢?可谁也无权利放,最后还是往渣滓洞送。刚进来时晚上的确尿炕,这个孩子进来以后就变了。监狱是个学校,他看这些人不象土匪啊,都是文质彬彬的,讲些道理,以理服人,还帮他洗尿湿的裤子,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对的,国民党是不对的。十一、二岁小孩,当作共产党员关起来,特务们也觉得可笑,也以为总有一天会被放出去的。几个月后,渣滓洞看守所的所长跟他讲,“你到我家里去当勤务员。”一般说,没什么头脑的,那是个机会啊,长期到所长家当勤务员,不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吗?可是小孩思想已变了,“不,我不给你们当勤务员,我宁肯在这。”竟然拒绝可以得到自由,后来他竟成为我们的交通员信息员。对这个小孩,看守们的监管是比较松的,有一定的活动自由,我们就让他在狱中传播消息。你们去过渣滓洞,看过牢房,前面是八个门。扫地时,他扫到门口,说一句“蒋光头”第二次来,又说“下台了!”不用写字,我们就通过他作为一个小交通员。可恨的是,最终还是被敌人屠杀了。
  
  我举这三个例子,都是非党员。再举一个例子,当时被捕的女同志很多,有两个女同志,丈夫是游击队的负责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抓进来时都有孕,特务目的是要从她们身上找她们丈夫的下落,来找她丈夫所在的游击队的情况,在哪里,有哪些人参加游击队。这二位女同志人都坚强得很,一个字也不吐,都说不知道。其中有一个丈夫是政委,已经牺牲了,但敌人还不知道,就查。她连牺牲都不说,为什么呢,因为讲了以后,敌人就可以根据他在什么地方牺牲的,去找游击队其他人员的踪迹,就暴露了。她们始终不讲,不讲就不放,可是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到了临产,按法律来讲,产妇应该暂时取保在监外生孩子,全世界都是这样,人道主义,国民党的法律也是允许的。敌人就拿这一条来逼她们:“我们可以同意你到监狱外面生,但是你要讲,讲了马上可以出去。”讲了,夫妇俩生的宝贝孩子就可以留下来;不讲,那孩子肯定就要死在里头。真是了不起啊,这两位年轻的母亲,为了保护游击队,仍然一句话也没讲。孩子生下来,经历了很多困难。捱到1949年11月27日,孩子才一岁多,敌人屠杀的时候,“哒、哒、哒……”,用枪扫射,两个母亲扑到孩子身上,保护他,孩子没死。等到枪打完以后,敌人打开牢门,来补枪,大人可以不吭气,装死,小孩那里知道啊,一岁多的孩子,在喊“妈妈!”一喊,特务开枪了,“砰、砰、砰……”,全部打死。两个年轻的母亲啊,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同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虽然知道这跨进去跨过来,一步之差。但是在严酷的考验面前,在生死、荣辱面前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
  
  我们的狱内斗争赢得了许多特殊的待遇,比如说可以给死去的政治犯开追悼会,很多人不相信,你写小说的乱写一通,怎么可以在集中营里开春节联欢会呢?唱这个革命歌曲呢?不相信,可这的的确确是真实的事情。这种待遇是争取来的,不是乞求,或是敌人仁慈给你的,是我们通过很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得来的。这些同志关进去以后,不光是等,而是不断地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来争取改善生活而且得到了胜利。比如说,书里没写的--1949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以前,我们举行过一次绝食斗争。那时我们才四十几个人,每天二顿饭,总是吃不饱,我们怀疑管伙食的特务克扣我们的粮食。可是拿不到证据,没有证据你怎么随便说人家克扣粮食呢?正巧看守所要向上级办报销,特务们不会做,管理员就在犯人中找,问“你们这里有会做帐的吗?”我们的同志一起商量,认为这是了解情况的好事,就把我推出去了。因为我是书店经理,进去以后一直是以商人面貌出现的,是学经济学,当会计出身的。
  
  对特务说:“仲经理他会作帐。”做报销,我当然要看帐,一看帐我就了解到犯人的供给标准是一天25两米(就是过去的一斤半),每月2两油等等,完全没有吃到。好,我算抓住着一条证据了,回来跟大家讲,咱们斗争有把握了。一天伙夫来取大米了,我们要求过秤,管理员不同意,就吵起来了,管理员就动手打犯人,我们立刻群起抗议,说我们是政治犯,不是普通的土匪,要按照标准给我们吃饱。回到牢房后就决定要绝食一天,后来所方屈服了,他们为什么屈服呢?对特务来讲,要活或要死你看守所没有那权利,你看守所的职责就是把犯人看好,一个也不能少。如果少了一个的话,跑了或是怎么了,所方要受严厉处分,他们最怕这个。再加上他们内部有矛盾,克扣下来的钱管理员拿得多,其他几个特务也不满意,就攻击这个人。最后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以后每天吃的米要由我们来称,米我们要碾过,放风时间要延长。除了这几条外,我们还提出了要看报,看书和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问题。我们那里有个同志,家里比较有钱,表面上是一个大资本家,实际是共产党员,是搞军事策反工作的。他就出面说,我们要看报。特务说,“看报还得了!我们没钱啊。”他就说,“我拿钱。”特务们的头脑也简单,最后同意了。订了三份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和平日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和平日报》是军队办的。其次,要求开放图书室,“成天关着没事,我们要看书。”第三,我们进来时,还带了一点钱要买日用品,希望办个合作社,这三条都同意了。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志办合作社,当经理,我就又当会计,管钱。我还管图书室和报纸,因为我原来是书店老板。每天报纸来了以后,我就贴在墙上,放风时让大家看。要知道,关在里面很长时候,不晓得外边的消息,到底解放军打到哪里了?我们能不能胜利啊?国民党究竟怎么样了?都不知道。如果能晓得我们是节节胜利的,前途是光明的,那么关在里头的人他就坚强些,他们的信心就增高些,不怕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记得刚贴报时,正是刘邓大军过黄河之时。国民党的报纸怎么说呢?他说是“我部转进,由某地转进到某地。”我们一看,哈哈,真不得了!这个胜利对政治犯鼓劲可就大了。的确,小特务根本就不看报纸,他不晓得报纸的厉害。唉,可惜只贴了三个月,特务头子徐远举来看守所视察时看到了,大骂特务,“你们这些蠢货,你晓得这些共产党看了报纸会怎么样?”立刻下令取消了。图书室里有书近千本,原来是只给看守所工作人员看的,长期没有人看,允许给犯人看后,由我管理。我给每人发一个借书证,借书时只交借书证,不登记。不登记谁借了,借了什么书。为什么呢?是为了防他来查张三看什么书,李四看什么书。有一次,特务头目就问我了,“你为什么不登记啊?”我说,“这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因为放风时间只有15分钟,我没有时间办登记。比如这里有300本书,有50个借书证。给我证,我就给他书;还我书,我就还他证。手里有5个借书证就是5本书借出去了。你放心好了,一本书也不会丢。”那些蠢货也没有文化,你只要不丢书就行,实际上在我这里有很多活动。借书证有扑克牌那样大,借书人在证下面压一张纸条,我就收下,一看是送哪个房间的,一看他过来就给他。通过图书室,既满足了同志们看书的愿望,也开辟了一条狱中的交通渠道。
  
  春节联欢会是我们争取了一个看守才办成的。这个看守叫黄茂才。我们争取他。对他说只要你不管,我们就自己弄。正好那一天,所长、管理员春节进城了,他就借这个机会改分批放风为同时放风,让我们同时出来热闹一通。关键是那个人,别人就不行。我们那时有个工作叫翻供,我们对新来的犯人讲,进来后会有复审,有机会可翻供,至少你到此为止,不要再讲下去了。所以有些人在外面招供了,一到渣滓洞来就变了,敌人对此很不满意,就派了一个感训员来搞感训。这个人原是个叛徒,来后他就叫这个写这个东西,叫那个写那个东西,办壁报什么的。结果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收买了一个人。当时我们在里面有人秘密学俄文,学俄文是不得了的事,学英文可以,学俄文是共产党。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把带进去的书撕开了,你一几页、我几页,由几个会的互相教。不慎被这个变节者发现了,他就报告那个特务,“这还得了,我们的看守所里还有俄文书啊!”,特务就来找我,“有俄文书吗?”我说,“没有啊?”,他回去了,我眼看他前脚走,后脚叫就赶紧通知赶快销毁,等到他调集看守来,一牢房一个牢房的查,什么也没有找到,都销毁了。有的放在厕所里,有的放在马桶里了。特务就把那人训了一通。后来怀疑一个记者,因为他平时讲了几句,知道他会俄文,就把他关了禁闭,戴上脚镣,又把那个告密者也戴上脚镣,两个人关在一起,目的是让教俄文的人以为他也受到牵连,希望从他那里能够得到一些真实情况,
  
  怎么办呢?消灭他!在监狱里面消灭一个变节的人,又没刀又没枪。怎么办?天气热,有些人害痢疾,我们把带痢疾菌的粪便放在豆瓣酱里面,四川的豆瓣酱是红的,看不出来,然后送给那个禁闭室,“关在里面很苦啊,拿豆瓣酱下饭吧。”同时告诉我们的同志,“你可不能吃啊”,结果那个告密者吃了大泻,但是没死,特务又把他送回房来。怎么办呢?还得把他弄死啊?出了一个变节的人关在一起太可怕了。打!因为监狱里面是不准打架的,任何人打架,双方都打二十大板。就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挺身出来,跟告密者纠缠,打起来了。一打起来我们就喊“打人喽!”,看守来了,把二人拉到放风坝里,“啪、啪、啪”的打,这是苦肉计啊,就为了要整这个坏人。过几天又有一个人,跟他同时挨打两个人。等到第三个人,敌人起了疑心,“不对啊!”,就把此人移到另外一个房间治疗,无法再打了就另想别法,给他折磨,他病在床上,不给他水喝,不给他饭吃,他本来有肺病,病情更加重了,不久就抬走了。由此可见我们的斗争还是蛮厉害的。那个搞感训的特务也因感训失败而被赶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大家写壁报、写材料都失败了,收买人也失败了,但是他发的纸和笔却留下来了。所里发现犯人写诗、写歌等等,一套纸笔哪来的,都是他给的。所里面也觉得讨厌,就把他赶走了。阶级斗争在监狱里头,我们也还是没有停止,还坚持着。
  
  我就举这么几件事情吧。
  
  三百多位烈士英勇牺牲,他们在残酷的考验面前,在生与死、荣与辱的严峻考验面前不动摇,作出了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选择。这种大无畏精神来自何处?因为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一,有理想。二是有革命必胜的信念,这个信念在入狱前有,在入狱后仍然有。比如我们看到报纸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后,增强信念。第三就是有顽强的不折不回的斗志,任何困难不怕,就是在监狱里面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停止斗争,而且还不断取得胜利。第四就是有牺牲自己,保卫革命,气贯长虹的高尚情操。
  
  正因为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百折不回的斗志、高尚的情操,四个方面就聚合成一个强大的动力,使自己有勇气、有毅力来承受痛苦。痛苦不是好受的,你被针扎一下都疼,但他们能够承受肉体的痛苦,宁可自己继续受难,也不为了获得自由而使同志们遭难。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很多革命歌曲还不好唱。我们就把文天祥的《正气歌》谱了曲子唱。在特务看来,只要你不唱共产党的歌就行,文天祥诗里有一句话,叫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经常激励我们的诗篇。我们不是不讲这个革命诗篇,那样要暴露自己。特务所长也还读过几年书,听到我们说《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又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没来干涉我们,因为这是古人的。还有外国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这些外国的、古人的诗歌他们没有禁止。
  
  近代的诗,如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我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和叶挺将军的诗,就只能暗中吟咏,不能放声歌唱。后来我们就自己谱写歌曲,有好多首。其中最能代表我们的心声的是一首《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大家都把它看成是渣滓洞的洞歌。最近一期《新文华史料》已经发表了。这首歌声明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歌声表达了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们的革命信念和高尚情操。这些认识从哪里来?归根结底来自于正确的世界观—辨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我想这四观与革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情操气节那不就是一个做人的道德问题吗?今天我们不是也要讲社会主义道德吗?这四个观,在那个时代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今天还是这四个观。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样的道德观,决定你走什么样的路。革命斗争年代有这个问题,今天同样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四个观不正确,你的人生道路会走上歧途。所以,今天我们怎样认识和继承革命传统是很重要的。
  
  第一、如何继承革命传统?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新中国来之不易。牺牲了多少革命同志啊!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个新中国,要珍惜她,爱护她。万一我们的祖国有难的时候,你能够站出来,保卫她,为她而献身。首先的一条要记住来之不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各种各样的办法,分化、西化。你说美国人现在讲的那个导弹体系,他真的怕朝鲜吗?见鬼了。他对俄罗斯吗?不敢!俄罗斯有反击的力量。是对你中国,他不愿看到你中国强大起来。他要遏止你!一定要千万记住我们的新中国来之不易,一定要爱护她,保卫她。
  
  第二、我们要像烈士们那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要做这样的人。一句话,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精神的人。
  
  第三、在我们今天和平环境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我们还是应当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走人生的路。
  
  比如一、必须要有正确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且为它奋斗。没有理想,没有目标,当然也可以活着,那就没有多少意思了。要有理想、有目标。
  
  二、要相信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受到挫折,一些国家失败了,这是暂时的。资本主义还在那里繁荣,也是暂时的。这个要相信。这个在理论上说就多了。苏联解体了,当然这有美国消耗了其国力在里面,更重要的是苏联本身路线的错误,制度腐败。那么对中国来说,在世界这个地方,我们已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正确的,搞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一系列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我们这个路线能够顶住各种压力,是会成功的,但不能急躁,要有信心,同时要有耐心。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最近,江泽民同志讲“四个如何认识”,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这里不细讲了。我们是一步一步在发展嘛,有哪几个国家每年能有百分之七、八的增长啊?要有信心、有理想。光有理想还不行,没有信心不行啦。既要有理想,还要有信心。
  
  三、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事业要立志,要立大志,要有拼搏精神。我觉得这几年体育界拼搏精神比较好。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要不奥运会就泡汤了。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我强调,要眼光放远,要有为后人做垫脚石的精神,为后人做铺路砖的精神。在我们的一生中虽然不可能把什么事情就都办好了,但一定要尽自己的所能作贡献。红岩的精神启示我们:他们为了国家、人民自己牺牲、死了,他们是为了建立新中国铺了砖。所以我们要有甘作垫脚石的精神,要有愿作铺路砖的精神,让后人继续前进。
  
  四、要增强抵制各种诱惑的能力。这些年诱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得了。从外国来的有分化和西化的力量,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带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的年轻人一定不能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在金钱面前低头,不在邪恶势力面前低头。做人要有正气,要有骨气。要把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三讲”里面有“讲正气”,要增强抵御的能力,要能扛得住。
  
  最后说一点,我们是做文化工作、图书馆工作,希望你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思想文化作用太大了。我刚才讲了,在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写诗、读书、看报、谱曲,正因为我们搞了这些斗争,很多同志在困难面前不动摇。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们千万不要轻视。
  
  图书馆更不用说了。现在还是要提倡读书,要多提倡。一个人不读书是很难进步的。互联网是信息广、来得快,但是真正从思想上得到提高还要靠读书。在三、四十年代,我们引导青年参加革命用两个办法。一是在这个单位里办读书会,先是从读一些文艺书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矛盾的《子夜》,进而组织阅读进步的社会科学读物,在讨论过程当中,传播进步思想。第二办歌咏队,开头唱艺术歌曲,进一步唱抗日歌曲和革命歌曲。这样就把一个青年就吸收进来,我们那时就是这么干的。办读书会、办歌咏队,就把一个普通青年拉进了抗日队伍,拉进了革命队伍。今天改革开放年代,手段多了,互联网等,但认真读书还是重要。要思考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守好这庞大的思想文化阵地。
  
  “红岩”中的烈士们英勇奋斗、视死如归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今天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时代虽然不同了,目标是一致的。烈士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尚情操,将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根据录音整理)
  
原文2000年8月25日 发表于中国文化信息网  浏览: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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