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我的“自白书”》讨论

《我的自白书》作者到底是谁？ 　　——陈然遗诗《我的自白书》不容篡夺！ 　　 　　林三 安礼 　　 　　 　　《我的自白书》，罗广斌同志50年代说是陈然烈士遗作，2004年杨本泉先生说是穆仁（即杨本泉）的创作。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近几年争论不休。《华夏诗报》2003年6月25日发表了《陈然烈士诗《我的自白书》不容歪曲》。提出了五点证据，六个为什么。事隔7个月后，杨本泉在他的内部小报《巴渝风》上，发表了陈嘉祥的长文，没有回答诗报提出的问题，却断言《我的自白书》“第一作者是罗广斌，第二作者是杨本泉。”不过半年，张中宇写了《<我的自白书>作者考》，断定杨本泉是第一作者，罗广斌是第二作者。不久，在杨本泉编审(自始自终参加了该书设计和出版的全过程)《重庆新诗发展史》上，连罗广斌的名字也一笔勾销，公然把《我的自白书》作为杨本泉的代表作载入史书，似乎一经入史，便不容争议了。不，史书是人写的，有真有假。立场观点不同，笔法也就不同，但真正的历史客观存在，谁也篡改不了。让我们摊开双方的论点，以事实为依据，让大家来辨别真假，判断是非。 　　一、肯定《我的自白书》是陈然遗诗的一方（以下简称陈方）的依据： 　　① 罗广斌等同志提供给报刊和出版社公开发表的陈然烈士遗诗，均明确说 　　是陈然口述，他记录的，没说过是别人“代劳”写的。 　　② 罗广斌等在重庆作过多次报告，听众成千上万，罗明确说它是陈然的遗 　　诗。 　　③ 蒋一苇（地下党员，陈然的战友）陈崇基（陈然之兄）林彦（老诗人， 　　原重庆市委文艺处长）合著的《陈然烈士传略》第二十五章写道：“在就义前几天，陈然对狱内同志说，他想写首诗，题目叫做《假如没有了我……》，这是他在心里想了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激情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这个同志（罗广斌）。这个同志后来脱险出狱，整理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陈然遗诗《我的自白书》。” 　　④ 张修文（50年代任重庆人民出版社文艺组负责人）证明：“《囚歌》革命 　　烈士诗抄稿件《我的自白书》等，是杨益言等亲手交他的。 编辑部上上下下都坚信它是烈士遗诗，革命瑰宝。而且从没听说过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是他人代劳。” 　　⑤ 熊炬证明：“我是《囚歌》一审编辑，初稿编好后，编辑部要我到上清寺 　　去拿烈士手稿，以便选些影印到扉页上去。那天我只拿到了蔡梦慰的《黑牢诗篇》是写在包装香烟的薄纸上的。我问罗广斌要陈然手稿，罗说他是在狱中听陈然口述，出狱后才记录的。 　　⑥ 邹雨林（老诗人、编辑）、蒋人初（老党员，微型诗开创者）证明：2000 　　年刘德彬病危时，他们到医院看望，谈到《我的自白书》，刘德彬说“陈然于就义前几天，便将自己想好的诗句，告诉了同牢的罗广斌。脱险后罗广斌回忆陈然的原诗时，只记得一部分，于是就根据陈然的意愿补续成《我的自白书》……1956年我们在南泉集体创作时，杨本泉经重庆出版社同意暂时来作辅导工作的（时间很短），他对某些诗句作过一些改动。他（杨本泉）不属于我们这个创作集体。” 　　⑦ 萧三同志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重庆出版的《囚歌》几个版本均经过 　　党委严格审定，标明《我的自白书》为陈然创作。 　　二、认为《我的自白书》是杨本泉创作的一方（以下简称杨方）的依据： 　　　　　①杨本泉说1956年他“应邀担任辅导革命回忆录《锢禁的世界》写作， 　　且是《我的自白书》一诗的主要执笔者（全诗12行，有10行出自我手），经过是“有一天，罗（广斌）忽然对我说，他曾根据狱中感受写了一首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诗，我让他拿给我看。我一看，写了十多二十行，却算不上诗……但其中有两句我觉得颇有诗味，那就是‘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他说他“修改”了这首诗。杨本泉写道：“我所奉献的，不过是诗的形式罢了。这种修改或改写，在编辑工作中并不罕见。”又说，“由于《锢禁的世界》原稿的粗糙，基本上成了胎死腹中的废稿”。后来他被打成右派，1962年才知《我的自白书》已作为“陈然遗诗”选入了《革命烈士诗抄》，后又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现在他要求“把《我的自白书》请出《革命烈士诗抄》，换掉陈然的名字”。怎么换？谁换谁？大家心知肚明。 　　②何蜀《<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说“这首诗出现不久的60年代初 　　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12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 　　③竣晨《<我的自白书>作者究竟是谁》文中提到罗广斌说“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慨，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再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史实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 　　④胡元回忆“读到了《我的自白书》……我便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 　　我猜是罗广斌写的，罗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说，那就是你写的了。杨本泉伸出双手摆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写的。” 　　根据杨方以上证词，陈嘉祥断定“《我的自白书》第一作者是罗广斌，第二作者是杨本泉。”而最近2004年6月杨本泉自己编审的《重庆新诗发展史》公然把它列为自己的代表作。在该史第310页公开宣告：“在穆仁的诗歌中，《我的自白书》是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一首。” 　　三、几个关键问题的辨析 　　（一）陈方①至⑦举证，一致认为《我的自白书》是陈然烈士口述，罗广斌出狱后回忆记录整理而后发表的。杨方①至④证，实际只有峻晨、胡元两个旁证人，均不在重庆。且杨方②③④都没有肯定是杨本泉创作，只有杨本泉自己证明自己是穆仁（杨本泉）创作。 　　（二）杨方②认为“有人质疑敌人不可能允许陈然在刑庭上写完那12句 　　诗”，由此推断陈然没作过那首诗。实际上最后审讯陈然时，罗广斌在狱中，并未在场亲见，但罗是根据陈临刑前告诉他要“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史实依据”而在小说中写了挥笔写自白书的情节。小说、戏剧情节与遗诗是两回事。即使陈然没有在刑庭上写过，但他向罗口述过。最后由罗记录整理而问世的。不能以没有手稿，就认定陈然没有创作。《革命烈士诗抄》中就有罗世文的《春望》等，都并无手稿而靠难友传诵、记录保留下来的作品。杨方引用的几个证言中都有“依据”或“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等说法。而所谓的“意愿”，是必须经过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才能让人知道的。这恰恰从另一角度得到了反证：陈然确实创作过这首诗。 　　（三）杨本泉给杨光治的公开信自己证明自己，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例如《锢禁的世界》千真万确是小说，是《红岩》的初稿（有林彦发表在重庆工人报上的文章为证）杨本泉一再把它说成是革命回忆录，这是不老实的。许多老诗人都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是很好的诗句，意境、音韵都好，是全诗的精华，是“诗眼”。杨本泉自认不是他写的，罗广斌也摇头，那必是陈然之作无疑。这两句诗好，其余的10句也不会差得太远。杨本泉却说原诗10多20行“算不上诗”， 又说后来的《我的自白书》“全诗12行，有10行出自我手”。其实，我们退一步来说，即承认真有这个两行和10行的关系，并且也不计较有无诗味、价值高下的问题。只要还肯定有两句原创作品保留下来，其他的人在这两句的基础上再创作，写了十句百句千万句，只是在数量上超过了“原创”的作品，不能就把原作者除名。因为写诗不是卖鸡蛋，有能纯粹以数量取胜。又况且，杨诗的原稿何在？何人见证？总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吧？杨本泉在给杨光治的公开信中说“有时又想：自问1956年我改写罗诗属辅导工作范围”。“这种修改或改写，在编辑工作中并不罕见”。白纸黑字，赫然在目，谁也涂改不了。“修改或改写”不是创作而是“属辅导工作”。创作是前人未有，独自创造。反过来说，如果那10句真是杨本泉创作的，何须“编辑”？而“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两句，杨本泉早承认是“颇有诗味”，又有原诗，又哪用“辅导”？那么，对于一共才12行的《我的自白书》，杨本泉又哪有“编辑”、“辅导”的用武之地呢？笑话。《华夏诗报》主编说自己当编辑几十年，改过无数诗人的作品，纯属本职工作，从未将别人的诗据为己有。《囚歌》编辑张修文说，“编辑只有成人之美，而不能夺人之美。”重庆一位老诗人全面研究了杨本泉诗集，把陈然的《我的自白书》与杨本泉所有的诗一一比较，明显看出两者风格迥异，绝然不同。陈然诗气势磅礴、大义凛然，诗韵和旋律都很美。大家不妨两相对照，二者哪能相提并论？他自己说他修改，看来最多是改过记录稿的错字或补缺而已。 　　（四）陈嘉祥、张中宇举杨方①②③④为证，说罗广斌早就否认《我的自白书》是陈然的创作，这无事实根据。事实是罗广斌直到临终也未说过不是陈然之作，也未要求烈士诗抄“撤稿”，或换下陈然的名字为杨本泉。罗广斌没有遗嘱说这诗是自己创作的，更没有说是杨本泉创作的。最有力的铁证是直到198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囚歌》三版增订本仍然有《我的自白书》前言中仍肯定它是“陈然诗”。请注意，1983年再版《囚歌》的责任编辑正是杨本泉（书号11114.34）。《华夏诗报》编者按说，“罗广斌生前曾多次说过这诗是陈然的，1983年杨本泉也未置一词，直到最后一个知情人刘德彬于2001年去逝后，杨本泉才提出要求换掉陈然的名字为他的名字，这不是妄图占该诗为己有吗？”问得不无道理。 　　（五）近两年为否定陈然创作，要换下陈然之名，换上杨本泉（穆仁） 　　之名而大造舆论到了荒唐的地步。例如说“烈士诗抄”编者“误选”、“误置”“误以为是烈士遗作收录了”。这完全是编造的谎言。《革命烈士诗抄》主编萧三没有“误置”，他已去世，无法辩解。但《囚歌》编辑张修文、熊炬尚在，他们签名郑重声明：《我的自白书》陈然作，是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提供的书稿编辑的，绝非“误置”。试问，在反右斗争结束不久的1959年谁敢将右派分子的诗冒充陈然烈士遗诗公开出版。编辑不敢，罗、刘、杨不会。再说，那时出版工作审查很严，不像现在什么历史都可以“戏说”，胡编乱造，张冠李戴，污七八糟。 　　（六）对《我的自白书》作者究竟是谁，有疑问，有争论，在报刊上各 　　抒已见，可以理解。但要作出定论，写进历史，必须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只有完全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严格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判断真伪，得出正确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综观陈方认为《我的自白书》是陈然创作的7条证据，众人证明（当事人罗广斌、刘德彬已去世，知情人林彦、张修文、熊炬、邹雨林、蒋人初等尚在重庆，都是70岁以上老同志），他们的证词是一致的。再看杨方的证词，各不相同： 　　① 说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写的” 　　② 听说是“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峻晨） 　　③“大家写的”胡元引用杨本泉的话。　 　　④杨本泉去年发表的公开信说 “全诗12行，有10行出自我手”，这就 　　变成两人写的了。自相矛盾的是，杨又说“自问1956年我改写罗诗属辅导工作范围”。据此，属改写，绝对不是创作。 　　退一万步说，就照杨方①②③提出的片面之词看，也只能说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创作，杨本泉修改过。然而今年2月陈嘉祥在杨本泉任名誉社长的内部小报《巴渝风》上发表了万多字的长文，结论是第一创作是罗广斌，第二创作是杨本泉。才过半年张中宇在《涪陵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我的自白书作者考》，又变出了杨本泉是第一作者，罗广斌是第二作者的结论。最后，张中宇在撰写《重庆新诗发展史》一书穆仁（杨本泉）一章时，又推翻了自己此前的结论，干脆说罗广斌只供了“材料”，杨本泉“再度创作成诗歌”。“再度创作”说明承认有过原创，自相矛盾。这回连“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也彻底否定是陈然的遗诗了。如此随心所欲明目张胆篡改历史，真是前所未有触目惊心。 　　有人说，算了，别争了！《重庆新诗发展史》已肯定了《我的自白书》是杨本泉的代表作之一，你们还争什么？你们争论人家就在他们掌握的小报上骂你们“老左”、“歪起屁眼螫人”（见《巴渝风》），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算什么文人呢？由他表演吧！历史客观存在，是非自有公论。最近出版的《重庆新诗发展史》是杨本泉自己编审由自己单位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全书22章由多人执笔写成，有些人写得不错，有些人写的问题很多。由张中宇写执笔写的穆仁（杨本泉）那一章，由于他年轻，手头第一手资料不足，又偏听偏信，对陈方就在重庆都还活着的知情者一个也不去采访，只信“权威”，人云亦云，结论不是事实。这本“诗史”一经问世就引起轩然大波，重庆新诗学会大多数同志根本不承认它。许多老诗人对此都有看法，并一致认为《我的自白书》根本不是杨本泉创作的。站在公正的立场，把陈、杨双方举证的材料全面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从来没有说过是他们三人的集体创作，相反，他们都说过是陈然遗诗，也是他们三人交重庆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张修文熊炬作证），别的谎言不足相信。陈然在狱中创作了这首诗，一字一句告诉了同牢的罗广斌，罗出狱后回忆记录了这首诗，（整理时杨本泉可能修改过），然后，罗、刘、杨将此诗推荐给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了。这才是事实真相。陈然烈士的遗诗《我的自白书》不容任何别有用心的人颠倒黑白肆意歪曲，更不容亵渎烈士巧取豪夺冒名顶替。 　　 　　 　　2004年8月8日 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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