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朝的旧例，皇帝结婚都称之为“大婚礼”。1922年溥仪结婚时，清王朝虽已被推翻多年，但由于他仍旧保持着皇帝的尊号，所以对内、对外依然称为大婚礼。为了把这场婚礼办得体面、风光，特成立了“大婚礼筹备处”，大肆铺张浪费。结婚时的一切仪礼，不但俱按清朝的旧例来办，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民国以来的新花样。所用承差官员和人役等等，不下数百名之众，都穿着清朝的服饰。一时之间，头戴顶翎、身穿袍褂的人，又在北京的大街上此来彼往，大摇大摆起来，对当时已成立了12年之久的所谓民国，形成了一种尖锐的讽刺。京城的市民们都互相招唤：“走，瞧小皇上娶娘娘去!”连电影院也把溥仪结婚当作广告，以招徕观众。 　　 　　溥仪的婚事，由挑选皇后到举办婚礼，都由我父亲载涛参与并主办其事。举行婚礼时，严禁中、外记者入宫拍照，而我和庄士敦不但被允许参加了典礼，而且全部拍了照。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所以我对溥仪结婚的经过知道得比较详细。 　　 　　“名门闺秀”竞选皇后 　　 　　早在1921年，溥仪16岁的时候，我五伯载沣、父亲载涛，以及载泽与内务府大臣世续、“帝师”陈宝琛、朱益藩等，就相聚议论，谓“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大家同意后，又和溥仪及太妃们奏明，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即开始办理选后事宜。挑选的条件，必须是蒙古王公或满蒙旧臣家的女儿。 　　 　　自从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我们家里简直是门庭若市，前来送“名门闺秀”相片的人往来不绝，并且还再三拜托我父亲，务必“玉成”其事。记得我父亲的书桌上堆集的照片，几乎可以装订成册了。消息传到了天津、沈阳，连徐世昌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只因当时有满汉不能通婚的限制，况且溥仪又是皇帝，所以都婉言谢绝了。 　　 　　我父亲几次把这些照片送进宫去，供溥仪与太妃们挑选，均不如意，以致拖的时间很长。后来经过几番淘汰，只剩下了四家，即阳仓扎布(蒙古王公)、衡永(满族，曾任都统)、荣源(后任内务府大臣)和端恭(满族，额尔德特氏)。又经过仔细挑选，最后只剩下荣源的女儿婉容和端恭的女儿文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端恭的女儿文绣是由我六伯载洵和六伯母推荐，并得到了敬懿太妃的大力支持；荣源之女婉容是由我父亲推荐，并得到了端康太妃的支持。双方各不相让，于是形成僵局。我六伯与我父亲之间、敬懿与端康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实在无法再拖下去了，就由我五伯拿着文绣、婉容的照片，到宫里请溥仪作最后的“圣裁”。不知溥仪是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呢，还是由于其他缘故，他毫不犹豫地就指定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对于落选的文绣，王公、师傅们又经过商议，劝溥仪纳她为妃。据我所知，溥仪是本不愿纳妃的，大概是碍于敬懿与我六伯的面子，也就只好同意了。 　　 　　典卖珍玩筹措经费 　　 　　皇后选定之后，溥仪即下了一道“上谕”，命我父亲总办大婚典礼事宜，绍英、耆龄(均为内务府大臣)为副；紧接着，大婚典礼筹备处也成立起来了。由于主办此事的内务府衙门人员不够用，又从宗人府调来不少人员会同办理。为了使这次婚礼办得合乎体制，于是又查阅了《大清会典》和历代皇帝大婚的档案，认为同治皇帝那次大婚典礼既简肃又隆重，最为适宜。溥仪也同意按那次的婚礼办，还说要一切从俭，不要过于铺张等等。不过经过办理官员们的“精打细算”，最少不能少于40万元，又经过溥仪批“可”，就这样定下来了。如果按当时面粉两元一袋的价格计算，竟可买20万袋，可以说是一笔罕见的庞大婚礼费用了。 　　 　　这笔婚礼经费虽然定了下来，可是内务府却库空如洗，无法开支。没有办法，只好向北洋政府磋商，要求把历年所欠的“清室优待费”，先拨给40万元，权充婚礼经费。但得到的答复是：方今国库空虚，碍难照办，请另行筹措。的确，由于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北洋政府的国库，比起内务府的府库来，也被“洗”得差不多了。因此，要办理这次婚礼，就只有向银行抵押宫内的珍贵文物，来筹措经费了。 　　 　　当时，负大婚筹备主要责任的内务府堂郎中钟凯提出，把这些珍宝弄到天津卖给洋商，并亲自去联系了一次。不料其他官员怕他一个人独吞回扣，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报馆，报纸上大登特登宫中出卖古物的新闻，引起了北洋政府与各方面的反对。在舆论的压力下，便改用抵押的办法向英国汇丰银行筹措经费。抵押仍由钟凯经手，抵押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金银器皿，一共装了40多个大木箱还不够，又加上两箱瓷器和玉器。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反对，还特别声明这完全是抵押，决非拍卖；一俟北洋政府的欠款拨到，即行赎回云云。但后来始终未听说北洋政府的欠款拨到，这40多箱珍玩就这样“押死”了。其实，这种抵押与拍卖本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让汇丰银行多赚了大批利润，钟凯等大得回扣而已。 　　 　　纳彩队伍奇形怪状 　　 　　经费筹妥了，接着就拟定大婚典礼程序，确定分四个项目进行：一、纳彩礼；二、大征礼；三、册封后、妃礼；四、大婚礼。并择定吉期，依次进行。 　　 　　纳彩礼是在1922年10月21日举行的。由礼亲王诚堃、睿亲王中铨任纳彩正、副使。这天上午十时，正、副使由乾清宫出发，诚堃骑马在先，中铨手中持“节”，在后步行；仪仗队手持黄缎龙旗两面以及木牌、木棍等，分两边随行。中铨的后面，有黄伞一把，白马、黑马各两匹，都是雕鞍锦辔，鞍上盖着一块黄色绒毯。再后是彩礼，计有黄绸围裹的木亭八座，里面放着玻璃锦匣，内置金银锞子、各色宫缎、金珠头面和金、银花瓶等等。后随绍兴酒40坛，干鲜果品、喜饼若干，分装了100抬；最后是全身染成红色的绵羊40只。这支浩浩荡荡的行列走到神武门，又加上步军统领衙门和保安队派来的二三百名马队，在前面开路；宗人府与内城守卫队的三起乐队，随行演奏。真是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所经街道，都临时戒严，就连平时不开的地安门正门，这时也特地打开。最可笑的是，纳彩队伍前面的马队、乐队，穿的全是民国的礼服，扛着洋枪，吹打着洋鼓洋号；后面跟着的正、副使、仪仗队以及一应执事人等，一律是清朝的服装，手持龙旗、黄伞之类。简直是奇形怪状，不伦不类。这支浩浩荡荡的“纳彩大军”在路人的围观之下，就这样直奔帽儿胡同“荣公府”而来。(婉容被选为皇后以后，荣源被溥仪封为“承恩公”。) 　　 　　纳彩正、副使到达荣公府，早有荣源带着儿子润良在大门外跪迎“天使”。正、副使进了大门，荣源父子又跪迎一次，正、副使这才走进大厅；执事人等忙把彩礼搬进来，放在早就准备好的几条长桌上。荣源父子复又上前叩头谢恩，然后设宴款待“天使”。“天使”仅稍坐一下，并不动箸，即起身回宫向溥仪“复命”去了。 　　 　　“大征礼”(即派人到女家告知成婚的日期)是在11月12日举行的。这次派的是诚堃持节，中铨和昭煦(郑亲王)为正、副使；马队、乐队、仪仗队均与纳彩礼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这次用黄绸围裹的木亭增加为12座，锦匣里放的除金银绸缎外，还有迎娶皇后时穿用的衣冠和珠宝等物；鹅40只，也都涂成红色。另派载振(庆亲王)为特使，持“谕旨”一道，告知荣源，择定某年某月某日迎娶皇后进宫。荣源仍与上次一样，跪接跪送，设宴款待。 　　 　　民国要人纷致贺礼 　　 　　接着，筹备处即发表溥仪的婚礼于12月1日举行。消息传出，各方面送礼的简直络绎不绝。满蒙王公、遗老旧臣与活佛等，当然都有“进奉”，自不待言。就是民国要人，上自大总统，下至各地军阀、下野的政客等等，也纷致贺礼。我还记得，黎元洪送来如意、金瓶和银壶；曹锟送来如意和衣料；吴佩孚送来衣料和银元7000元；冯玉祥送来如意、金表和金银器皿；张作霖送来如意和衣料；徐世昌送来成套的新式木器；王怀庆送来九柄金如意；张勋送来银元1万元；康有为除送来磨色玉屏、磨色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和银元1000元外，还有他亲笔写的—副对联，上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是：“九天日月耀金台”。以豪富著称的遗老们，如陈夔龙、李经迈等，送的都是钻石珠翠。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香港的英国籍大资本家何东，也都送来了不少珍贵礼品。真是琳琅满目，堆积如山。当时，由于无处存放，溥仪叫人都储藏在建福宫里，后来绝大部分都被大火烧毁。 　　 　　我送溥仪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不料陈宝琛得知后，把我狠狠地申斥了一顿：“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他还劝溥仪不要骑，幸而溥仪并没有摔伤，练了几天就会了。他后来自己又买了许多自行车，时常带我们以骑车为乐。 　　 　　11月29日，溥仪结婚前夕，先举行了一次册封“淑妃”典礼，也就是为文绣进宫举行的一次仪式。这次仪式，既无纳彩，也无大征，又没有乐队仪仗，只有昭煦和绍英把册封“宝册”送到端恭的家里；并于30日凌晨二时备了黄围轿车一辆，悄悄地把她接到养心殿，给溥仪叩了头，然后等候翌日迎接皇后到来。 　　 　　11月30日，举行册封皇后典礼。由诚堃、毓麒(怡亲王)为册封正、副专使。上午十时，正、副使从乾清宫内，捧出“金宝”、“玉册”，分置于两座黄亭之内；然后上马前行，后面照例是些伞棍旗牌之类。所不同者，是有“凤舆”一顶、金顶黄轿车一辆。这顶凤舆，其实并不用，只是放在荣府的大门外，叫做“亮轿”。舆、车之后，还有黄色座伞六对、雉尾扇五对、金瓜二对、节一对、黄黑色龙旗各二对。出神武门，除马队外，又加上许多宪兵随行护卫。到达荣源家里，还是跪迎、跪送那一套，未婚皇后也到大厅内向“宝册”谢恩。婚前的各项典礼，到此即算告一段落，就等迎娶了。 　　 　　退位皇帝俨然在位 　　 　　大婚典礼于12月1日举行。30日夜间，满蒙王公和遗老旧臣们，就已齐集在宫内等候典礼。1日零时，溥仪穿着袍褂来到乾清宫，派载振、昭煦为正、副使，并派御前侍卫衡永等八人随行。同时命那彦图(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载泽和溥信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二时，溥仪派人把一柄如意放到凤舆里边，然后由载振押着出发。这顶凤舆三天前就摆在乾清宫的丹墀之上了，我常看见銮仪卫(掌管宫中卤簿仪仗事务)的人员，抬着它演练。它比普通轿子大得多，需16个人抬；轿顶涂金，正中有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背上有一个小金顶；周围有九只小金鸾，嘴里都衔着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围是鹅黄色缎子底，上边绣着蓝色凤凰，抱着红色双喜字，绣工极为精细。据说是光绪结婚时在杭州定制的，这次又重新进行了釉饰。 　　 　　迎娶用的是全副卤簿仪仗。除了伞、棍、旗、牌、金瓜、钺、斧、节、扇，比以前更多以外，还增添了牛角和大鼓各100余对。出神武门，仪仗队前面的军乐队增加到五起，军警宪机关派来的骑、步兵增加到2000人左右。迎亲所经街道，照例戒严。马路两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北洋政府要员与外国人来参观者，每人发给一枚铜质徽章，才准通行。 　　 　　凤舆发走之后，即派我母亲与增崇(前内务大臣)之妻带领福晋、命妇二人来到坤宁宫铺设“龙凤喜床”。床上的被褥也是在杭州定做的，上绣“龙凤呈祥”图案，绣工之精致华美实为罕见。铺设完毕，正中又放上“宝瓶”，瓶内装着珍珠、宝石、金银钱与五谷之类；四角各放一柄金如意。接着，她们又连夜赶到皇后家里，给婉容梳好双髻，戴上双喜如意，穿上“龙凤同合袍”，头上盖上绣有龙凤的盖头，手里拿着一个苹果。这时就只等凤舆到来了。 　　 　　三时左右，皇后登舆，即由衡永等八名御前侍卫，手执藏香在前引导，仍由载振骑马率领原班仪仗，经东华门，把皇后迎到乾清宫。 　　 　　这时，溥仪穿着袍褂在乾清宫西暖阁等候。凤舆来到乾清宫檐下，先越过一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到达坤宁宫又越过一副马鞍。通过这些“障碍”之后，到了宫内。按规矩在皇后下轿以前，溥仪还要向她连射三箭，但他又临时传谕说不射了。这大概是因为溥仪从未射过箭，他又是近视眼，不愿意搞这一套了吧。 　　 　　皇后下了舆，我母亲从她手中接过苹果，递给她一个宝瓶，溥仪这才揭下她的盖头，一同走上喜床，吃“子孙饽饽”；同时，窗外还有一个官员用满语高声念诵祝词。此外，宫内另摆下一桌筵席，叫做“合卺宴”，有猪羊叉、金银酒、金银膳等。其实这只是一种仪式，溥仪夫妇只坐一坐就离开了。随后新后又要向东南方坐帐，和溥仪一同吃“长寿面”。这样，婚礼第一天的仪礼就算完了。 　　 　　2日早晨，我母亲、增崇之妻和福晋、命妇等先向溥仪、婉容呈进茶果；接着换朝服，由皇后行“捧柴礼”，就是捧起一束外包黄绫的一尺余长的小木棍，交给萨满太太收藏在宫内。然后，他们夫妇向“天地桌”、“喜神桌”和灶君行礼。礼毕分左右坐在炕上，在福晋、命妇们的伺候下，共吃“团圆膳”。到此，大婚第二天的仪礼也算完成了。 　　 　　3日上午，举行“受贺礼”。按原先的计划，一切都按照元旦大典那样办，但由于各国驻京使节早就提出要参观婚礼，当时为了维护清室的体制与尊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现在他们又通过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再三请求要到宫中向溥仪祝贺。在这种情况下，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且成立了一个招待处，由庄士敦、梁敦彦任总招待，以下还有彬熙、存耆等十几名招待。在景运门外临时搭了两座大席棚，由北京饭店定购了丰盛的冷食、糕点和法国香槟酒。另外，还准备了100余台二人肩舆，供他们来往乘坐。乾清宫外，仍照元旦那样，陈列着静鞭和各种乐器，并且搭了一个大牌坊，上面挂着各色彩绸。上午十时，大批驻华使节来到东暖阁，向穿龙袍褂、戴珠冠的溥仪和穿旗袍、梳两把头的婉容行鞠躬礼，溥仪夫妇只是微微点头，表示答礼。因为事先我父亲就和庄士敦商议，溥仪这时虽还保持着皇帝尊号，但毕竟已经退位，不宜再像过去那样，高踞于宝座之上接受祝贺，所以就改在东暖阁了。 　　 　　接见了外国使节，溥仪又坐上宝座，接见黎元洪大总统的致贺专使黄开文，礼仪同元旦时大致相同。黄开文退出，又接见北洋政府文武大员和各省军阀的代表。我记得有颜惠庆、孙宝琦、吴毓麟、王怀庆、聂宪藩、李准、王廷桢、哈汉章和袁金铠等共40多人。另外，还有张作霖的代表张景惠以及曹锟、吴佩孚等人的代表。礼毕，并请他们吃饭、看戏。接着又鸣鞭、奏乐，满蒙王公、旧臣遗老仍像元旦时一样，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不过人数比元旦时多得多，据说有不少是特地从各省赶来的。 　　 　　受贺典礼结束后，所有的驻华使节、王公旧臣和遗老遗少等等，一齐来到景运门外那两座大席棚内，大吃大嚼起来，100多张大圆桌全被挤满，听说仪式就花费了万金以上。 　　 　　演戏三天花费惊人 　　 　　大婚期间，还连续演了三天戏。京、沪所有著名的演员，如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王凤卿、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侯俊山、尚小云、俞振庭、龚云甫、裘桂仙、钱金福、王长林，以及青年演员马连良、李万春、盖同香、侯喜瑞等都来了。这场戏由“升平署”(掌管宫内戏剧、音乐事务)总管太监武长寿与名演员肖长华主办。剧目安排得很好，演的也非常精彩。 　　 　　2日上午演出开始。太妃、皇后、淑妃、福晋、命妇等，都坐在漱芳斋的屋内看戏；溥仪、溥杰、毓崇和我坐在廊内；满蒙王公、旧臣遗老坐在院内搭的一座暖棚内。溥仪入座时，台上首先演奏了一支大概是《万年欢》的曲牌，然后开锣，演的是《跳灵官》，全由著名武生、花脸扮演。按照宫中的规矩，开头两三出戏本来应由升平署的太监来演，但因这时那里能演戏的太监已大多风流云散了，所以就由演员来扮演。《跳灵官》演完，接着是马连良、茹富兰的《借赵云》，李万春的《神亭岭》。当时这些演员都还初露头角，所以都排在前面的开场戏里。 　　 　　溥仪、溥杰和我都不大懂京剧艺术，演武戏时，还能看看热闹；文戏一上，我们就坐不住了。如陈德霖演《彩楼配》、龚云甫演《钓金龟》、王凤卿演《文昭关》时，我们都到养心殿说笑去了；到演武戏时再回来。那天高瑞安演《恶虎村》，表演了一回“扒栏杆”(旧时方形舞台前上方横一铁棍，演员在上面表演动作)，溥仪看了，大感兴趣，当即叫他又表演了一回，并特赏100元。那天的戏还有杨小楼的《状元印》、梅兰芳的《汾河湾》。大轴戏是杨小楼、钱金福、余叔岩、九阵风合演的《青石山》，直到下午七时才散戏。 　　 　　3日上午因有朝贺，是下午一时开的戏。这天看戏的人特别多。北洋政府的大员和各省代表都参加了。由于溥仪爱看武戏，安排的武戏也多。有侯俊山的《辛安驿》、周瑞安的《四杰村》等。最精彩的是杨小楼、俞振庭演的《双金钱豹》，杨演前部，俞演后部。演到最精彩处，我六伯载洵竟然喊了一声“好”，就连溥仪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宫里规矩，看戏是不准喊好鼓掌的。自溥仪鼓掌之后，其他人也敢接着鼓掌了。最后一出是由许多名演员合演的反串《八蜡庙》，记得是梅兰芳饰黄天霸、杨小楼饰张桂兰、余叔岩饰朱光祖、王凤卿饰关太、李万春当时只十一二岁，饰的是贺红杰。其他武行、院公等也无不由名演员扮演，因而演得十分精彩。由此可见老艺人们的艺术相当全面，真是文武不挡。 　　 　　最后一天的戏，有小翠花、尚小云的《五花洞》、傅小山的《巧连环》、余叔岩、钱金福的《珠帘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杨小楼演的《霸王别姬》。由于这场戏当时还没公开演过，也许演得很少，大家都很想看，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在这样大喜的日子，演这出戏是不适宜的。我记得肖长华通过武长寿曾把这个意思向溥仪说了，溥仪认为没有关系，还是决定演了。这出戏演得相当真切动人，尤其是演到虞姬自刎的场面时，听说太妃和王公的女眷们还掉下泪来。散戏以后，有些王公旧臣却带着一种悲凄的心情离去，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到了1924年溥仪出宫的时候，还有人说：“大婚的日子演《霸王别姬》，就应在今日了!” 　　 　　据我所知，这三天的戏共花费了3万多元。如一出《珠帘寨》就是1000元，《霸王别姬》是2000多元。这次大婚，由于处处这样铺张浪费，原来准备的40万元还是不够，听说又抵押了一部分金银器皿，才补上不足之数。 　　 　　 大婚以后，溥仪对办理这场婚事的有关人员，还进行了一次“论功行赏”。只是由于清王朝已经退位，不能再大肆封王赐爵了，除荣源由于女儿做了皇后，被封为承恩公外，其他人等，只能在服饰方面以示恩荣。如我父亲和六伯都赏穿亲王补服；溥杰、溥侊、毓崇和我赏穿辅国公补服；陈宝琛赏加太师衔、朱益藩赏加太傅衔，庄士敦赏穿带膆貂褂等等。这个办法，真是既省钱又省事，只须溥仪下一道“上谕”，再在《宫门钞》上登一下，受赏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溥仪这次婚礼，其浪费之巨和场面之大，真是轰动了北京全城。不但清王朝的服饰又出现在北京街市之上，甚至连龙旗也打起来了。其实在共和已实行了多年的当时，这恰如一个久病之人，在临死前的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1964年）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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