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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

曾广灿

  一、跻身文坛之前 创作的准备
  
  (北京时期,1899—1924)
  
  
  1899年2月3日,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一家贫穷的满族(正红旗)舒姓家庭里,排行第八。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此之前还曾起字“醒痴”),曾用笔名有鸿来、(上:契的上半,下:糸)予、(上:契的上半,下:糸)青、舍、非我等,但都使用不多。名满天下的“老舍”,是1926年8月他在《小说月报》上续载《老张的哲学》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作为清朝末世满人后裔的种种衰颓景象,在老舍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老舍家也未能幸名侵略者的洗劫,由于母亲无数次含泪倾诉,在老舍童年心灵上深深点播下反帝爱国的火种。
  
  老舍从母亲那里接受了良好教育:能吃苦、爱劳动、喜整洁、乐于助人。她是老舍生活、生命史上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正如老舍所说:“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亲》)
  
  1906年,穷小子的老舍怀着一种怯生和新奇的心理拜了孔圣人和老师,开始读《三字经》、《地球韵言》等书了。三年之后,老舍转入小学,风趣和幽默的天性得到表现,他有空便拉小伙伴去茶馆、书场听说书、唱戏。
  
  1913年,老舍转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在师范修业五年,培养了献身教育的志趣,同时显出了他的文才和口才。
  
  1918年6月,老舍和另几名同学一起被京师学务局直接任命为小学校长,这是该校校史上从没有过的事。强烈的事业心支持着老舍尽力办好教育,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小学校长任上的老舍做出了显著成绩。
  
  1920年9月,老舍被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所劝学员,管辖本区国民学校及小学的教育。这给老舍施展办学才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期,他还兼任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及郊外北区讲演所所长的职务。
  
  老舍是接受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而企望通过多造就人材为国家富强作出贡献的。但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进入社会不久的老舍很快就感到致力教育的抱负无法实现,“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罗常培:《我与老舍》),宁肯放弃每月一百几十元收入的职务不干,而乐于一月挣四、五十块钱去过清苦的教师生活。这是老舍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1922年秋季开学,老舍到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当上了一名国文教员。可惜在南开仅任教半年,第二年春便又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教育会当了一名文书;为生活计,不久还在北京一中兼教国文、修身等课程,余暇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从而得以结识英藉教授艾温士。一年多之后,由于这位教授的推荐,他便到英国教书去了。
  
  
  正当老舍热心办教育的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因为种种原因,老舍没有投入这个运动,但作为一个有进取心的青年,五四运动给了他“一双新眼睛”、“新的灵魂”和“新的文学语言”(《“五四”给了我什么》),为他成为一代语言大师铺平了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老舍的思想主要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他不甘随俗沉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但事业心没有找到正当发挥的机会,而理想也欠缺更高远的目标,基本上停留在社会局部的改革上。他有主见,有明确的来自直观的善恶观念,寻找着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是怎样才能建立民主政治,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他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和根本上的回答。
  
  二十四年老北京的生活,在他脑海里叠印下无数张城市社会人生的图画,储满了散发着浓厚“北京味儿”的素材,创作的坚实生活基础已经打好了。
  
  
  二、去国谋生 叩响了文学的大门
  
  (伦敦时期:1924—1929)
  
  
  1924年7月,老舍从上海登上开往英国的航船——他接受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去充任汉语讲师了。9月16日抵达伦敦,从此开始了五年多的异域生活。
  
  初到伦敦,异域的生活习俗和情调还给了老舍一种新鲜感,但不久他便从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帝国的心脏感到了它的褊狭与冷漠。寂寞的生活使他产生了怀乡和眷念祖国的情怀。往日叠印在脑海中的生活画面,一一映到记忆的屏幕上,加以欧洲文学名著的诱导,于是在业余时间里,他开始把这些记忆中的图画,用文字描绘在三个便士一本的练习簿上。
  
  在四年多业余时间里,连续创作了三部长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显示了作者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取材角度,初步形成了一种机智、诙谐、幽默、讽刺相融合的个人风格,显示了老舍善于从平凡事情中揭示生活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在国内新文坛上,“老舍”的名字不胫而走。
  
  1929年7月,老舍在回国途中经欧洲大陆,游历了法、德、意、比等国,历时三个月。9月,老舍从马赛登上驶往亚洲的轮船,由于旅费不足,也因为康拉德小说的诱惑,使他想去看看中国人对南洋的开发,以获得创作的素材,于是来到新加坡,在一所华侨中学教上了书。
  
  从富庶的大英帝国到贫弱的东方殖民地国家,老舍不但感到生活习俗的殊异,更使他震惊的是英国人所没有的东方殖民地国家人民那种强烈的反帝色彩和革命要求。现实的教育使老舍一到新加坡“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这个进步使他立刻决定舍弃还在写作的恋爱小说《大概如此》,而着手构思和创作以殖民地儿童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从技巧方面看,这部作品更成熟,文字浅明简约,一扫前几部作品文白夹杂的毛病,充分显示了纯白话的表现力,老舍自己满意,也赢得社会的高度评价。
  
  
  三、执教山东 创作的丰收季节
  
  (山东时期,1930—1937)
  
  
  1930年3月,老舍从新加坡回到上海,在郑振铎家里续写完《小坡的生日》最后两万字,旋即回到阔别近六年之久的老家北京。
  
  7月初,早仰慕老舍大名的北师大国文系学生以“真社”名义邀请老舍讲演。代表“真社”出面去请老舍的恰是一年以后成为老舍夫人的胡(上:契的上半,下:糸)青。接着,老舍接受邀请,于秋季开学前夕,到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开始了他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山东时期的生活。1931年暑假,老舍回到北京与胡(上:契的上半,下:糸)青结婚,婚后半月,夫妇同在济南教书,建立了小家庭。
  
  进入齐鲁大学后,老舍创作道路上的丰收季节便开始了,但是,教书与写作在时间上的矛盾给老舍带来很大苦恼。他想结束这种矛盾,便在1934年6月辞掉齐大教职,打算作专业“写家”。
  
  8月,老舍到上海作了一番试探,朋友们多忠告他不要舍弃月间固定收入的职业,因为专靠写作吃不饱饭。不得已,老舍又接了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做中文系教授。青岛的洁静与安谧给老舍的文思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他要做专业写家的愿望更强烈了。于是,1936年暑假前夕,老舍再次辞掉教职,便埋头书案前,“天天总在写”。他自称为“重头戏”的杰作《骆驼祥子》便产生在这时期。
  
  
  从济南到青岛,老舍度过了他生活道路上较为安定的七年,也是创作道路上一个硕果累累的黄金季节。身居黄海之滨,心怀报国拯民之志,可说是老舍这时期生活创作的基本态度和核心思想。但是,对革命运动的隔膜、不理解,他的带有温和色彩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又不能不影响着他的创作的思想高度,甚至产生某些失误。
  
  老舍在本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六部长篇(《大明湖》[在一、二八战火中原稿被烧掉]、《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一生中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都写于本时期;此外还出版了一本《老舍幽默诗文集》,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杂文、诗歌、散文等也在数百篇之上。
  
  从文学的体裁样式看,由长篇而中篇和短篇,由小说而散文、杂文、诗歌及论著等,这种新的开拓,不仅显示了老舍写作的勤奋精神,而且表现出他作为艺术多面手的卓越本领和适应现实要求而作的可贵努力。
  
  首先,老舍在新文学史上描写和反映市民生活,特别是成功塑造市民形象的独特贡献基本确立。老舍以爱憎分明的现实主义态度描写了上述人物的生活,刻画了他们的形象性格,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旧中国社会这个溃烂着的机体的某些本质方面。
  
  其次,老舍本时期的创作在开拙现实生活底蕴上更前进了一步,这突出表现在作品倾向性更鲜明、社会批判的锋芒尖锐了。
  
  再次,本时期作品描写的手法及情节结构艺术臻于成熟,风格上老舍独有的特色更鲜明突出了。他的突梯机智幽默中透着锋棱的特点,他的以俗、白的北京语言描写北京风物人情和塑造北京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性格的独到处,以及那种渗透在作品骨子里的特有的“北京味儿”,都得到鲜明体现和很好发挥。
  
  
  最能代表老舍第一个创作丰收季节水平的是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这是作者积十几年对洋车夫生活的观察、经过认真搜集材料和构思后写出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小说初发表在1936年9月至翌年10月的《宇宙风》杂志上,1939年由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
  
  《骆驼祥子》成功的主要标志,在于它创作了祥子这一不朽的典型性格。小说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祥子悲剧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对旧世界提出强烈控诉,对被压迫者倾注了满腔同情。小说宣布了一个个体劳动者个人奋斗的失败,而且朦胧指出,被压迫者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改变其地位。这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改变其被压迫地位得出的新结论,也是他的创作思想前进的一个明显表现。
  
  《骆驼祥子》在艺术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不以情节故事取胜,只用朴实的叙述完成人物性格创造和主题表达。与此相适应,在语言上表现为质朴无华、干净利落,散发着北京地方语言的乡土味。小说结构单纯、紧凑,线索清晰。当这部作品以连载方式陆续与读者见面时,老舍克服前进中的不足,在生活与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为祖国而战 创作的鲜明时代特色
  
  (武汉至纽约时期,1938—1949)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场在老舍生活史和创作道路上划出了一个新阶段。继《骆驼祥子》之后,老舍正埋头撰写着《病夫》等两部长篇小说,而战争轰毁了作家常规的生活秩序。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锤炼得愈来愈加鲜明自觉的爱国主义思想,象烈火一样在老舍胸中燃烧起来。他不再按步就班写小说,转而给报刊写抗日短文,甚至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到莱阳作抗日演讲。
  
  在王统照劝说下,老舍准备离青岛南下,但因夫人临产,未便马上成行。接着“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去上海的打算遂成泡影,迫不得已,老舍二次接了齐鲁大学的聘书,于8月15日匆匆把家搬回济南齐鲁大学园内。形势发展告诉他,济南不是久留之地。报国,顾家,这当儿没有两全之计。权衡轻重,老舍决定舍家出走,寻找抗日队伍。11月15日,老舍只身挤上奔向大武汉的列车。
  
  武汉,在“七七”事变以后,仿佛一下变成了全国抗战的心脏。11月18日,老舍来到这里,立即感受到它的抗战的热力。一向习惯于个人教书和安稳写作生活的老舍,从此开始了置身在大时代抗战斗争的集体行列中,以一个骁勇的文化战士的英姿不倦地战斗了。
  
  八年抗战中,老舍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工作到哪里。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战士,在本期他的贡献大体可归为下述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参加领导和组织全民抗战文艺队伍和文艺运动,结成一座抗战的“笔阵”;二是成绩卓著的抗战文艺创作实践。
  
  随着全民抗战浪潮的涌起,热烈的抗战文艺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达到高潮。老舍,由于他的赤诚的爱国之心,他的活动家的才能,他的无党无派的特殊身份,很快使他成为抗战文艺运动最负有声望的优秀组织领导者之一。
  
  从1938年春“文协”成立,直到抗战胜利,他一直是这一组织的实际领导人。他在“文协”的尽责和忘我精神感动了无数爱国文艺家。老舍高度重视抗战文艺的建设。他爱护和扶植抗战文艺的成长,阐述它的特性和发展,回答某些怀疑论调。
  
  抗战胜利了,老舍与万民同庆。但同时他敏锐地看到新的社会矛盾。在1945年10月举行的“文协”易名会上,老舍以充满感情的语言激动地说,如果我们也象阿Q革命不过是拿点东西那样对待抗战的胜利,那实在是“惨胜”!当国民党蓄意挑起新的内战时,老舍立即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谴责战争狂人。
  
  1946年3月,老舍带着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新文艺的使命,与曹禺一起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讲学一年届满后,曹禺先行回国,而老舍为撰写小说并帮助译者把《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书译成英文滞留下来。
  
  
  在抗战文艺创作实践上,老舍是当时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艰苦抗战的生活不但磨练了这位赤心爱国者的坚韧意志,而且使他那支机智敏捷的笔,更加放射出时代的光芒。他在本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四世同堂》、《火葬》、《蜕》(未完)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主要收编在《火车集》、《贫血集》中。多幕剧有《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与赵清阁、肖亦五合作)、《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等。诗歌有长诗《剑北篇》及其他新旧体诗几十首。通俗文艺作品,包括新京剧、鼓词、相声、坠子、新拴娃娃、新三字经、洋片词等是他本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还有不下几十万字的散文、杂文、论文、讲演词等。
  
  如果把老舍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他抗战前的作品比较,我们会发现变化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创作思想的明确性。抗战之于文艺,正如抗战需要枪炮一样不可缺少,这是老舍对文艺与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与态度。他对抗战文艺的积极鼓吹和积极进行创作实践,都是从这一明确认识出发的。
  
  其二是与明确的创作思想相联系,老舍在创作方法上又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在塑造人物性格、描写事件进程和人物命运上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这首先表现在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有新的追求,即努力塑造抗战英雄和群众的形象,同时,对于曾经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一些人物,描写上也有不少新的处理,这表现在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对人物性格静止的刻画和人物命运总以“绝望型”为多,因此常带给人一种低沉、压抑感觉的弱点,动的发展的观点鲜明,作品的乐观基调和亮色明显加强了。
  
  其三,正因为上述两方面的进步,使得老舍本时期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鲜明时代特色。老舍紧紧抓住“战争”这个主音,把笔墨集中在描写抗战大时代的主潮上,围练这个中心,老舍从多方面描绘着抗战的大时代。
  
  其四,适应文艺服务于抗战的需要,老舍不畏艰途,不怕讥笑,在艺术样式上做了多方面探索和努力。他的艺术“多面手”的才能正是在这时期内显露出来的。解放后他在通俗文艺方面取得成绩,在戏剧方面为剧坛增辉,都是这时期打下的基础。
  
  
  《四世同堂》是老舍在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完成的一部百万字长篇巨著,小说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这部作品保持和发扬了作品早期创作的优点和特色。由于作家不再是孤立地、静止地描写、赞赏或批评、讽刺,而是把早经熟悉的一切,都安放在激烈的抗战进程中来描写,开掘、锤炼这些“老相识”的新意义,就使作品闪烁出时代的火花,弹奏出抗战的音响。时代感强,正是这部作品不同于老舍早期创作的一大特点。
  
  与作品所显示的浓重抗战气氛紧密相联,在人物塑造上也表现出老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进步。早期创作中孤立、静地描写人物的弱点被克服了,小说中,不管是变坏的人物,或是向进步方面转化的人物,都不仅是个人或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是有经济的社会的根由可寻,他们都是在时代风云中各自显示出自己性可知的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通过他们看到更深的社会本质了。
  
  老舍是写市民生活题材最有成就的作家。《四世同堂》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而且有了新的提高。它描写的生活画面广,虽以小羊圈几户居民为描写基点,但笔墨所到几乎遍及北京城,从这些画面里,我们看到了亡城北京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四世同堂》可以说是他在较高层次上找见自我的重要作品。
  
  与《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一同完成于美国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是另一部显示了老舍创作进步的重要作品。它在抗战的背景上,令人信服地描写了艺人们在革命文艺工作者帮助下思想品格的提高、作艺方向的明确和对于新时代的向往追求。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孟良的形象,这是老舍笔下第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形象。作品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力量,表现出老舍从黑暗世界跨到光明的新时代前夕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五、沐浴在阳光里 为新中国谱写赞歌
  
  (新北京时期,1950—1966)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老舍正在美国住院治疗腿疾。当他辗转得知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人民邀他回国共商大事的信息后,便立即束装就道,恨不能一步跨到共和国的怀抱里来。在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后的第十三天,老舍从旧金山上船,于12月9日到达大沽口。尽管北国已是寒冬时令,但心潮逐浪,故国家园,使老舍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1950年,夫人胡(上:契的上半,下:糸)青携四个子女由重庆回到北京,老舍合家团圆,开始了新的生活。
  
  到了新中国,老舍以空前的政治热情积极投入各项社会活动和运动,无条件拥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时代所需要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多种领导职务: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朝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中国曲协和剧协的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艺》主编,等等。假使说,为了谋生,教书和写作是老舍在旧中国时代的基本职业,那么为了替人民办事,给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写作和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则构成他在新中国生活的主要内容。
  
  对外文化交流是新中国开展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满族作家,老舍不仅在团结国内各民族文艺家、作家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曾先后出国或率代表团到苏、捷、朝、印、日等国访问。特别在1953年,他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结束访问活动后又主动留在前线体验生活,和志愿军指战员一起生活好凡个月,回国后写出歌颂志愿军英雄的新作《无名高地有了名》。1965年,他率领中国作家访问团出访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日本友人称作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
  
  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他为新时代的读者提供了多量优质的精神产品。“晚年逢盛世”。触目皆是的新生事物鼓荡了老舍极大的创作热情,他以同辈作家少有的干劲和勤奋,为新中国谱写赞歌。除创作《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未完)两部小说和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外,完成剧作二十多个(已发表的二十三个),多幕剧《龙须沟》、《茶馆》成为当代话剧创作的优秀剧目,并且获得了世界的声誉。因为他创作上的成就和勤奋,还在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就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而后又被誉为新中国文艺队伍里的劳动模范。
  
  如果说,解放前老舍创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方面,那么解放后,他的才能除用在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上外,主要则表现在戏剧创作上,对通俗文艺创作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老舍解放后的剧作形式多样,有独幕剧,也有多幕剧;有曲剧(《柳树井》),有京剧(《十五贯》等),有歌剧和童话剧(《大家评理》、《宝船》等),成就最大的还是话剧,如《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女店员》、《全家福》、《神拳》等,这些剧作不管是写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大部塑造了鲜明的形象,表现了时代生活的矛盾和斗争,在现实中发生了积极影响。
  
  《茶馆》完成于1957年。它以一个茶馆的盛衰变迁为中心线索,把从清末至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旧中国社会演变浓缩在三幕剧中,形象地告诉人们,旧制度是如何一代接一代“玩完”的。这是一曲旧时代复灭的葬歌,同时是一首没文字标示的新时代一定要到来的预言诗。《茶馆》的戏剧冲突安排、人物性格创造、炉火纯青的戏剧语言等都表现了老舍话剧创作的杰出成就和独特风格。《茶馆》是当代话剧的经典作品。1980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着这个剧目出访欧洲,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一个“奇迹”。 1983年又到日本演出,轰动一时,表明了这一杰作跨越时空的强大艺术生命力。
  
  老舍这些革命现实主义倾向鲜明的剧作,以它馨郁的色香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成为新中国戏剧百花园中令人赞赏的艺术花朵。
  
  
  老舍回国后沐浴在阳光里,他食饱,力足,才美得以施展,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但看到他那描写义和团的‘杰作’《神拳》问世,而且看到更胜一筹的杰作《茶馆》、《正红旗下》等。但是,正当老舍以横溢的才华和“昂昂争上游”的忘年精神谱写新篇章时,一场意想不到的劫难袭来,他因惨遭迫害致死,时为1966年8月24日。
  
  1978年6月3日,为悼念这位获得崇高世界声誉的人民艺术家,恢复他被玷污的名字,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文化部等单位联合主办,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老舍骨灰安放仪式,缅怀他为中国新文艺事业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赞扬他追求进步、拥护党、热爱革命领袖、积极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贵品质。
  
  老舍一生光明磊落,热爱祖国,勤奋笔耕,为人民留下数以千万字计的优秀精神产品,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中国文艺史的篇页上将永远大写着他的名字。老舍不朽!
  
   1984年4月于南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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