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通过这次美国总统的大选，及特朗普上台前前后后的迹象，你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怎么看？ 　　 　　朱永嘉：关于美国这次大选，普京在2016年12月23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便有人问过他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普京表示，美国现任政府，民主党试图将所有败笔归于外部因素。他对民主党批评说：“输也要输得有尊严。”他还说：“罗斯福将美国融合在一起了，而奥巴马政府却撕裂了这个国家，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耻辱。”美国的情报机构肯定俄罗斯在普京下令下，让黑客干预了美国的这次大选。克林顿·希拉里邮电门事件，是俄罗斯黑客攻击了美国的网站，让维基解密来透露这些消息。奥巴马坚持这一点而与普京对立，普京则否认这项指责，认为这只是输掉的一方给自己制造的托辞，还说：“失败者总是找方法指责别人，他们总是忘了最重要的事情。”特朗普开始是不认可情报局提供的情况，后来则是认为这与大选的结果没有关系，事情是由美国三大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的调查评估的，报告称：俄罗斯政府对特朗普有明显偏好，希望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丧失信誉从而提高特朗普获胜的概率，最终连二个重要的共和党议员也站出来认为美国三大情报机构的评估是可靠的。所以为了今后的工作，特朗普还得与美国三大情报机构相处，因为他能更换的只是情报机构的头儿，他无法更换情报机构的全部工作人员，这些机构还会沿着原来的轨迹运行下去。所以在俄罗斯黑客干扰的问题上，他也只能改口。从这件事上看，特朗普上台以后，也只能与美国行政机构方方面面的关系，谋求某种妥协。同样他改善美俄关系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再说黑客干扰的问题，也只能两边摆摆平，在报刊舆论上也是如此。《今日美国报》认为，即使评估部门的评估是正确的，俄罗斯所做不过是让美国选民更加了解总统候选人，而非入侵投票机。无可争议的是，特朗普是通过正当途径选出的总统，尽管我们不否认让特朗普当选的合法性，如果换一个视角，特朗普与克林顿·希拉里是否就是最理想的总统候选人，我看不尽然，一个七十岁的老翁，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太，让他们来挑美国总统的重担，合适吗？难道美国真没有比他们二人更好、更强、更年轻的人吗？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结论，它反衬着目前美国的大选制度并不能保证依靠民意便一定能选出最好和最合适的人选，现在这二个人选对目前美国国内国际的问题，及其所提出的政策方针正确吗？未必如此。竞选过程中，二个候选人的言论主要不是阐述对目前美国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议论和对策，而是互相丑化对方为主要论题。大选中二人的辩论过程，变成一场娱乐性的闹剧，说明这一套民主选举制度并不能保证未来国际国内能够做到政治正确和经济繁荣。所以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大选制过时了，也“不公平”。不过归根结底，这是美国公民自己的事，美国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这样民主的选举制度我们闹不得，也闹不起，简单地说，多数不一定正确，有时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这也已是常识性问题，在情绪化状态下的多数的行为，往往会是失去理智的状态，拿多数与少数来决定是非，本身便不科学啊！这一点正是美国大选的缺陷。 　　 　　郑重：你对美国总统大选制度这样看，但这毕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全面代表美国民主制度，也有着毛泽东所说的像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整个民主制度的体系，如两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多党制的互相制衡，又怎么看呢？还有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和民意，对这些你又是怎么看呢？ 　　 　　朱永嘉：这个问题太大了，各国的政治制度有各国的历史渊源关系，美国在政治上民主制度支撑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美国总统的大选制度毕竟是美国民主制度中的一环，不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全部，尽管它有缺陷，但它还是每隔四年有那么一次充分表达民意的机会，民意的多数不一定都和政治正确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在日后的政治实践中，那一套民主制度，也会产生纠错的机制。我承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美国、西欧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它那个否决机制，固然可以避免和减少错误，它必然带来的缺陷是行政效率不高，而且它只能是一种工具，不能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因为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它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它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果到处照搬会出乱子的，如果强行推行，必然会引起各种文明的互相对抗，甚至导致地区的乱局，如茉莉花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的结果，便是如此，它产生的消极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民主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治理方法之一，它毕竟是一种工具，使用的方式方法，还得根据各国的国情，不能强加于人吧。任何国家把这一套形式作为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在世界各地生搬硬套的话，那它的消极作用都会大于它的积极作用。总之还得因地制宜，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能照抄照搬。作为一个参照系可以互相参考，运用的话，也要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变通和加以改造。最近《经济观察报》有一篇书评，作者署名维舟，题目为：《误入歧途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与德国近代民族主义》，文中讲到，“民主是否具有能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带来生存、荣誉和强大的外在价值。罗伯特·达尔就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现代民主理论与古典民主学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指古代）不是价值导向的，而只有工具性的好（换一句话说，他不赞成把民主与普世价值的观念联系在一起，那就变成一种强制性的东西了）。”亨廷顿则在其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开门见山提出的就是韦伯式的口吻，“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有些国家政治上体现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有组织有效率和稳定，而有些国家则缺乏这种特征。”民主有时由内在地自私愚蠢，乃至多元停滞，反倒不及一些指令性政体在推行某种政策的高效率，结果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或走向某种集权体制，此即韦伯的密友精英政治派代表罗伯特·米歇尔所论证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其实希特勒的上台，还不是靠民族主义到民粹主义，然后是疯狂的纳粹主义。这些论断值得我们注意，西方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民主这个工具，看由谁来使用，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多数人的主张，也会变成暴政的啊！中国也讲民主，与西方不同，譬如，军队历来是讲下级服从上级，听从指挥是第一位的，但毛泽东同志强调在军队中也要讲民主，军事民主嘛，这个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的国家体制也是如此。民主与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重要内容，它的内涵与西方普世价值的民主与自由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的民主在于倾听基本群众的意见，不断地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不是任何事情都简单地要通过表决机器让多数票来决定，而是不断地分析研究找出正确的途径，说服大家，依照正确的方向前进，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事求是地来检验和推行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有效，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所提出来的，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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