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三事（3） 　　父亲一生有过的过错和失误 　　第一件事：和弟弟很少沟通，使弟弟对他产生误会。 　　父亲一生在外拼搏，挣钱一分不少的交给奶奶。自己没有私心，就没有注意弟弟怀疑自己有私房钱。在爷爷去世前就看出叔叔怀疑父亲有私心，所以，爷爷在临终时，特别对叔叔说；“你哥清白。” 　　父亲来北京，家里的房地，财产一切抛弃掉了。可以说只身人，其它一切皆无了。父亲没有就此一震不起，他不留恋自己原有的一切、自己的辉煌。他为了母亲、为子女必须振奋精神，挽起袖子大干特干。不能靠天，不能靠地，不能靠任何人。干起了摇煤球的体力活。在一个夏天，烈日当头，冒着酷暑，父亲摇煤球，由于天热，中暑晕倒在地上。 　　父亲有时被生活所迫，压力太大，也发愁无奈，经常叹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就在这个时期，叔叔带一家人由天津来到北京，没有住几天就提出离开返回天津，父亲不知什么原因，把旧同事给的还仅剩的半两金子给叔叔，他没有要。父亲想是不是他看我摇煤球又脏又累才走的，还想到弟弟能和我共富贵，不能和我共患难。 　　在这之后，爸爸接到婶婶和大嫂的来信，信中提到要与父亲分家。他认为父亲有私心、独吞了不少钱，要不然怎么一家人到北京，还有钱开煤铺，租房子住。这样由女人的名义写信，向父亲发难。奶奶在家是一个“慈禧太后”式的人物，经过家里家外许多事情、经多见广，非常精明。一个人撅屁股拉几块屎，她都能看出来。奶奶听父亲念了半截信，就全明白了。她就大哭起来，破口大骂：“恩头！你这个王八蛋操地！你忘恩负义！你爸爸临死是咋跟你说地，你哥清白啊！” 。奶奶分析出来这封信显然是叔父策划的。 　　父亲自以为信，想挣钱全交了父母，自己分文未留，自己没有私心，对家庭、对兄弟付出一起，把心都掏出来了，别人不会怀疑自己有私心、自己私自存钱。有些事没有和弟弟进行交流、沟通。这个错误，引起了弟的疑心，和叔叔耳头根子软，听了些谗言，才造成兄弟之间的隔阂。 　　这样就有了，奶奶在京去世，叔叔人没有来，信没有来，以至后来，自奶奶去世，叔叔和父亲没有一字的书信来往；和1977年弟弟一家落实政策后，在昌图全家的照片，给同在郭董各庄的三大大和二哥每人寄一张，而没有给父亲寄的后果了。 　　第二件事:应该在城市盖房 　　父亲挣了钱，在农村买地盖房，种地赔钱。一解放，一切化为无有。這个不能都算父亲的过错，这离不开当时社会的传统意识。 　　第三件事：生活困苦，没有让三哥上大学。 　　三哥初中毕业保送上高中，当时家里生活的确困难。父亲有心让三哥上高中，但是此时不像坚决说服爷爷供叔叔上大学时，那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了。父亲拿不定主意，让三哥给叔叔写信，征求一下意见。母亲也认为叔叔是有文化的人，希望听听他的意见，这样三哥就给叔叔写了一封信。三哥的在信中这样写道：“叔！我初中毕业了，已经保送高中了，你看我是上高中，还是上技校呢？”叔叔的大女二玉敏，当时也初中毕业，叔叔让她上了高中。叔叔回信说：“你家生活困难，你还是上技校好。”这一句话，父亲也没有再坚持让三哥上高中。三哥命运就注定不能再进大学深造。母亲为此遗憾终生，后悔一辈子！ 　　后来，三哥工作后，按照父亲的样子，每月把工资的多一半寄回家，补贴家用，供弟弟妹妹们上学。 　　毕强在西安上学，四哥四嫂对毕强在经济和生活上关心照顾。毓倩由西尔根返城后，刚参加工作，就每月寄给毕强五元，鼓励他努力学习。他们都照着父亲的样子做了。 　　第四件事：文化大革命不应回乡。 　　1966年7、8月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红卫兵打砸抢、抄家、游街，血腥、恐怖的气氛非常浓重。我们住的大杂院里，今天谁家被抄了，谁家的老人被批斗了、游街了。街坊四邻也不时传来谁家某某人被活活打死了、某某人自杀了。人人每天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叔叔的二女儿，她当时就要毕业了，她还是预备党员。她来到我家，当时，父亲、母亲和老七在家，一进家门就说：“我向班里红卫兵汇报了，我大大是地主，（她受叔叔潜移默化的影响，说你大大挣多少钱，盖了多少房，你大大是地主。当时，我和毓滋姐入团时，填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他们要来抄家，先让我过来，看看家有什么东西。”此举动，给本来就心惊胆战的父亲，添了一把火，更加心乱如麻、坐卧不安、不思饮食、夜不能寐，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父亲那时上下班不敢坐汽车了，因为怕问什么成份，每天上下班来回走着。她的这一举动迫使父亲还乡。她之所以这样做，和叔叔的言行和教育有直接影响。 　　后来局势更加严峻，气氛更加恶劣。为了躲避抄家、批斗、挨打、游街，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扔下才五岁的孙子毕瑾和还上中学的老七，不情愿的回老家了。 　　我当时住校，父母走时我正在延庆支农劳动。我就是在家也无法阻止父母的行动。因为，形势所迫，就是刀山火海也要跳了。父母走时在一个清晨，（1966年9月17日）他们轻轻的打开大门，背着简单的行李，不情愿的向北京车站走去。他们不让老七送，怕让人看见影响老七。老七目送父母远去的身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独自回到空无一人的刀把小屋里，大哭一场。 　　形势动乱和毓秀的言行，促使父母回乡。当时，我也劝过父亲，我大哥、二哥都是军人，我们还是军属，我在军工学校上学，姐夫在七机部工作。如果家庭有问题，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 　　父母一回乡，家庭是地主出身的事实成立，灾难就接踵而来。首先，父母到农村，离开了孙子、离开了年幼的儿子、受到人们的歧视侮辱，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生活艰难，住无居所、食不果腹，每天下地劳动，身体虚弱、积劳成疾。哥几个在单位、学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批斗。毕瑾也不得离开北京回到甘肃戈壁滩上，失去了在北京上学的机会；接着大哥遭批斗、大嫂携四个子女回乡；二哥遭批判、撤职、妻离子散，复原带毕琪回乡；我因父母回乡，不能分配到军事单位工作，离开我所爱学的“红外导引”专业，转到民用单位工作；老六分配工作也受到了不小的困扰；老七因为父母回乡，剥夺了到内蒙插队的资格。他向军宣队写血书，都没批准他去，他只能自己偷偷地坐火车到内蒙西尔根，这样才允许他插队。后来，因为父母不在北京及家庭成分，不让他报考大学，不分配他工作，不让他返城。因为这件事，老七受到身体和身心的迫害最深，因为强体力劳动、生活环境艰苦、精神压力过大，他精神几乎崩溃，身体遭到级大的创伤。 　　父亲对兄弟的恩德没有得到好报！老天真正不公平啊！ 　　如果父母不还乡，情况又是如何呢？以上的事情，有些就不会件件发生了！ 　　我们在父母的教育下，应该不忘过去，吸取历史教训，眼望未来，不计前嫌，永记亲情。 　　我在1986年刚回北京，一次听到玉俊来京，我请假到玉健家看他，因来时仓促没来得急买什么东西，只有把身上仅有的三十二元钱给了玉俊，让他给沈阳的孩子们买点糖吃。 　　一次玉健回沈阳，我得知玉健的闺女毕竟有病发烧很厉害，我和秀华买了水果坐车前往看望。并告知毕凯的电话，有事叫他开车过来。 　　大姐夫王金亭有病，毓倩帮忙、并几次去307医院看望。我和毓倩还到石景山模式口给大姐拜年，王革的儿子正在大姐家，我们给了外孙子100元压岁钱。 　　大姐夫病逝，四哥、我姐、毓倩和我到家看望，当时，玉俊弟兄四人也在，我们给了大姐500元钱。 　　小平爱人都俊下岗没有工作，我介绍他到北油在沈阳的经销商，一个叫沈鹰的空军汽车修理厂工作。当时，修理厂的李厂长说，你老毕介绍的人，他不来上班也行，我每月给照给他开300元工资。 　　玉健的一个发小小赵，没有工作，我介绍他到沈阳另外一个经销商老崔处工作。 　　玉俊的儿子大琪来北京工作，没有吃住的地方，当时四哥租玉健的房子住，每月房费800元，叫大琪一起来住后，玉健就收500元房费。四哥、四嫂对大琪特别关心，每天晚上给他做可口的饭菜，使大琪刚来北京有了一个很可靠、安全的地方。 　　我大约在1999年5月去沈阳出差。我特意去玉仁家看婶，当时她以85岁，我给她200元钱，让她买些吃得，她非常高兴。同时我还分别到玉俊、玉秀、玉平家看望。我到玉平家，都俊还在，我得知玉平的儿子都成就要高考，我给他100元钱，鼓励他高考取得好成绩。 　　婶在2004年1月9日去世，我代表兄弟几人给写去悼念信并给小平寄去500元钱。表示我们的哀悼！ 　　人在做，天在看。人的功过自有评说。父亲去世19周年，诞辰112周年。我写这些东西，替父亲说说心里话。让有些事情还原本来面貌，真实的反映父亲高贵的道德品质，让我们永记历史，真正、全面的评价父亲的一生。 　　父亲千古！ 　　 　　 　　 毓伦 　　 2017年1月17日（腊月二十） 　　 　　注： 父亲是阳历1998年1月17日去世，阴历腊月十九；第二天1998年1月18日，阴历腊月二十父亲的生日。 　　今年2017年1月17日父亲去世十九周年，又是阴历腊月二十是父亲诞辰112年的纪念日。这个时间很巧。

浏览：9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7/1/21 1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