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三事（2） 　　第二件事：千方百计的说服爷爷叫叔叔上大学，并担负每年200大洋的学费。 　　1923年爸爸的伯父去世后，爷爷和爸爸的伯母分了家。爷爷、奶奶一家没房没地，在刘石各庄租房住。一直到1934年回老家借房住。一家日子靠爷爷、父亲的收入生活。叔叔在这段时间上初中、高中，1931年娶妻，接着生子（到1936年前生两子均夭折）。到1933年叔叔高中毕业。此时，人口多，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爷爷的身体也不好。爷爷决定叔叔高中毕业后就不再考大学了，并给他找了一个银行的工作。当下，父亲工作多年，收入也较丰厚。他以他的亲身经历，没有文化到处碰壁，寸步难行。说服爷爷，就是砸锅卖铁借钱也要让弟弟上大学，没钱我出，坚决一定让弟弟上大学。他有这样的心，同时他也有这样的实力。在他这样坚持下，终于说服就爷爷，就这样叔叔考上清华大学。叔叔在1931年上高中十九岁就结婚了曾生一女夭折，在1936年叔叔的大女儿玉敏出生。在此时间爷爷因病告老还乡。父亲不但挣钱养一大家子人，还要给叔叔付一年200大洋的学费，直到1937年毕业。爸爸曾对玉云三姐说：“我供你老叔上大学的大洋摞起来比人还高。 　　（叔叔在昌黎教书时，父亲还叫人，套着牛车给他送一年的粮食）。 　　爸爸的这个决策，改变了叔叔的命运。同时造福了，他的子孙后代，使他们在城市生活，求学、就业都带来方便，给毕氏家族立下汗马功劳。 　　还有一个故事比较感人：邻村一个财主有两个孙子，它想找一个孩子伴读，挑来挑去最终挑到叔父。送叔父去的那一天，奶奶到邻近的亲戚家。去借牛车。奶奶到了亲戚家，满脸笑容、低声地说道：“他大叔，今个恩儿头（叔父乳名）到××庄去念书，我想借你们家牛车送送他，你看中不？”亲戚大声吼道：“我家的牛刚从地里回来，你们想吃牛肉咋地！”奶奶受了卷，心里难受回到家就大声痛哭起来。当时父亲正探亲在家。父亲看奶奶挨了卷，如此委屈，火冒三丈，急奔出去，在“电道”上，花两块大洋雇了一套两个骡子拉的大马车，特意在没有借给牛车的亲戚家门口，扶着弟弟上车，送弟弟走。父亲教训了亲戚，同时给奶奶出了口气。 　　第三件事：关键时刻改变了大哥、二哥、三哥的命运。 　　另外，供大哥上大学，供二哥上通州师范，这都改变了他们和子孙的人身之路。大哥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解放前夕参加学生运动，同时参加清华大学党支部的地下工作。当时，国民党巡警，几次到东板桥抓扑大哥，开始抓侯玉堂，名字没有说对，只有灰溜溜的走了。后来，巡警来点名抓毕玉堂，父亲把巡警叫到一边，偷偷地塞给巡警两个大洋。这样，巡警摆摆手走了。大哥躲过一劫，才有后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解放后，带着二哥参加解放军一起南下。才有，大哥在解放前七天，介绍叔叔参加了一个集训队，凭着这一点，叔叔后来才定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为十四级干部，每月拿124元工资。 　　二哥在通州师范读书时，当上了国民党兵。父亲听说后，急忙到通州学校。到学校看到二哥正在操场训练。父亲把二哥叫过来并要把他带走。可是连长不干，父亲急把一个金手鎏子给了连长，这才把二哥带走。父亲的这一举动也改变了二哥的命运。 　　三哥小时候得了白喉病，眼看着就要不行了。父亲从天津派人连夜送来药，打针吃药后，三哥慢慢好了起来。父亲的决定挽救了三哥的生命。 　　第四件事：广交朋友，把子女带到城市 　　父亲经商多年，结交了不少朋友。父亲待人憨厚，以诚相待。父亲交朋友的原则是，一定交比我还好的人。交不但能同富贵，更能同患难的朋友。像王颂臣、石碓磊、刘茂林等，他们在耄耋之年还要交往、互通音信、相互拜访。 　　正是交了这么多好朋友。在1947年父亲没有了工作，只能闲居在天津的朋友处。当时老家打仗，叔叔一家在昌黎，嫂子回娘家。家中就剩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年幼的孩子，四哥8岁，姐5岁，我3岁，老六1岁。战乱中妈带着我们经常跑反。一会跑到邻村，一会跑到玉米地里。妈抱着老六，拉着我，姐和四哥后面跟着，子弹在头上“嗖嗖”的飞过，四哥还不时的捡子弹壳，妈吓的回头催他快跑。 　　在老家实在呆不下去了，1947年旧历正月，爸爸把我们接到天津，暂住太姥姥的子孙曹家。父亲没有了工作，这一家老小如何生活？舅舅在北京，他知道在东板桥有一个煤铺要出兑，但需要十两黄金。他写信把这件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钱。这个事就暂时搁下。直到父亲的旧同事苑侣伟问到此事，得知父亲没有钱不能去北京，他二话没说，连忙联系父亲十四个旧同事，凑了十一两黄金交给父亲，并给父亲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这样我们全家在1947年旧历8月迁到北京。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从此，我们离开了农村，由农民变成城里人。从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一家开始了北京摇煤球、捡破烂的贫困的生活。父亲也从职员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我们也能得到城市的好的教育机会。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受益匪浅。 　　父亲的这决策，是英明的决策，是划时代的决策，是对毕家有重大贡献的决策！造福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 　　这里还要提到的一件事，是爸爸的功劳。在1956年北京有一个将困难家庭移民甘肃的运动。我们当时属于困难户，派出所的警察找到父亲说：“甘肃生活条件好，用水瓢就能从河里捞上鱼来。你们家孩子多，在北京生活困难，还是到甘肃能过上好日子。”要我们全家移民甘肃，父亲提出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做决定。警察找了几次，父亲巧妙的迂回几次。最终，此事不了了知。如果真得把我们移到甘肃，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流离失所，无有长久居住之地。曾经搬家23次。在北京打磨厂居住16年算是住的最长的地方了。 　　后来，父亲得出结论：没有天安门的地方我不去！（下接父亲二、三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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