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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皇妃”:“福贵人”李玉琴自述》

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

  二十七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
  
  
  这次回到父母身边,一共呆了两个多月,却没有摆脱开皇家。老实说,我自己在当时也不想断绝和皇家的联系。换句话说,我还没有要求自身解放的觉悟。
  
  1946年6月初,解放军本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撤离了长春市区,国民党的统治网随即便笼罩了这座城市。
  
  一天,有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找上门来,其中有个胖子大概是走热了,一进门就用手绢擦脸上的汗,还把西装上衣脱下来,随随便便往椅背上一搭。他们不客气,我可挺反感的。只见那胖子自我介绍道:“我们是《中央日报》记者,今天特来采访李小姐。这个地方真难找,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我们仅仅请教几个问题,请小姐一定赏脸。”我那时从不出门,不愿见人,平时只和嫂嫂说说话,一直谨言慎行,更没心思接待什么记者,从来没想过利用记者替我在社会上说什么话,可那两人非要采访我,又特别有耐性,看那样子轰也轰不走。我不愿搭理他们,而两人问这问那的还是磨了一个多钟头。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毫不掩饰地说:“等着康德回来!他是个好皇帝!”
  
  “溥仪待你好吗?你们的感情好吗?”记者们这样问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口气明显带着嘲笑。
  
  我很生气,也故意加重语气说:“感情好极了!”其实,“感情”二字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名词,在宫里从来不用这个词儿,我不过是要气气他,也“借用”一下。
  
  记者们又追问宫里生活情况,我说宫里有规矩,里边的事不许向外乱讲。问来问去我只是那几句话:坚决等待溥仪,稍事休息几日就要削发出家,摆脱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两人看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更新鲜的事儿,就恭维我一番,说我年轻、聪明、漂亮等等,然后整整衣冠,从我家那两间半简陋的小房中溜了出去。
  
  不久便听说报上登出了《溥仪的第二贵人访问记》等文章,由于我家住在贫民区,这些国民党的报纸记者必须把腿迈到破烂不堪的地方来才能找到我,就在文章中说什么“垃圾堆里寻美人”;描写我的外貌时胡诌什么“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亭亭玉立的小家碧玉”等等,全是陈词滥调。
  
  报纸一登,我在家里可就呆不安稳了,各色人等偏偏要往这“垃圾堆”里钻,原来宫里的人,还有逃散的皇亲们也纷纷来找我。其中有的出于关心,有的别有企图。
  
  敬喜是在我离开部队前先走的,部队把她解放了,让“老大姐”自谋生路去。她却没有忘记我这个当“主子”的,得知我已经回家,她立刻跑到二道河子“贫民窟”来。见面后我讲述了写“离婚声明”的过程,讲得伤心,又呜呜哭起来,敬喜心一酸也哭了起来。她哭了一顿才想起该劝我才是,于是就说:“我知道贵人不是真心离婚,伺候贵人的时候听贵人天天念佛乞求佛菩萨保佑万岁爷平安,连贵人做梦还口喊皇上呢!贵人心肠好,不忘记皇上,皇上也忘不了贵人,一定来接贵人去的。贵人就忍耐吧,别总哭,要保重身体,等万岁爷回来。”我听敬喜一说不哭了,这时母亲已经预备了饭菜,我像招待朋友那样请昔日的奴仆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隔了两三天,王太监和老刘太监来了。他俩是在通化时被部队解放的,还惦记着有病的“皇后主子”。因为逃难期间对我有了了解,知道我心疼皇后,才特意找我打听婉容的情况。我又心酸了,讲了一遍经过,我说:“部队撤离长春前叫我把皇后接回家来,可是你们看看,就这两间半房了,实在太窄小了。再说皇后病得那么厉害,又要抽大烟,我家没有地方弄钱,无论如何供养不起啊!再说出个一差二错我也担当不起!真没法子,皇后可受苦了!”听我说完这番话,王太监和老刘太监都直门儿掉眼泪。他们跟随皇后20多年了,眼见那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凋零残败,下场又如此悲惨,他们难过呀!
  
  “不知我给皇后那笔钱还剩下多少?”我忽然想到这件事,如果皇后现在有一笔钱,也许能渡过难关。
  
  “那笔款子由小刘太监收藏管理,还没来得及花多少,到离开时应有3000多元。”爱说话的王太监答道。
  
  “知道小刘太监的下落吗?”
  
  “手里有钱,谁知跑哪儿谋生去了!”话都是王太监说,老刘太监缄口不言,看样子总像在发愁。
  
  “你们两人有去处吗?”
  
  “老刘太监有家口,老伴和养子都在,可以投奔。奴才没处去,只好找个庙上落脚。”王太监的脸上顿现悲哀之色。
  
  “冯妈有信儿吗?”冯妈是婉容的老妈子,在大栗子时就离开了,我顺便打听。
  
  “听说冯妈就在长春。”王太监答复一句,又问我有什么打算。
  
  “离开部队时逼着写了‘离婚声明’,不写不许回家。今后只有念佛,父亲正设法替我寻找尼姑庵呢!”
  
  老刘太监听到这儿不再沉默,好像把多少年的感受都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唠唠叨叨地说起没完:“贵人要听奴才一言:趁年轻赶快离开万岁爷!万岁爷的心狠着哪!喜欢谁,什么都好;翻脸无情!当初和皇后主子也好过,可后来就不闻不问了,把主子心爱的首饰也全拿走了。对死了的那个贵人也是一样:上来一阵又说又笑,再上来一阵耍开脾气了。疑心又特大,有一个举动或一句话不留神就惹万岁爷生气了,您想那位祥贵人能不憋屈吗?她又是有心计的人,时间一长就忧闷出病来了。”
  
  老刘太监和王太监又你来我往地说了不少,他们在主观上显然是想顺着我来说,然而我们的想法大不相同,我那时就没有一点“趁年轻离开万岁爷”的念头。他们两人在宫廷呆了几十年,把皇家的事看透了,如果我那时能听他们的话也好。
  
  我深知两位太监没有生活出路,希望我能拉他们一把,可是我连皇后也管不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历史,对他们这些人太惨了!
  
  有一天,忽然来个大高个、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又结实、又魁梧的汉子,细看原来是吴少香,我们曾一起乘摩托压道车从临江顶风冒雪前往通化,就从那时起熟悉了。他伺候溥仪打球一二十年,据他自己讲仅仅是出于对皇上的效忠,不但没挣着溥仪的钱,反而赔进去不少。结果到溥仪倒霉时他也跟着倒霉,好像存了一肚子恼火,这次都冲我倒出来了。从他的抱怨中我又了解到逃难期间的一段内情。
  
  在临江还未没收财物的时候,严桐江、毓岷、毓崇、吴少香和郑隤敱几人共同商量,在临江“红十字会”秘藏了四箱珍贵物品。我问都有些什么?吴说有手卷,还有很多汉玉和其他值钱的东西。还说“上边”若是回来了,“足够用一辈子”。结果让郑隤敱报告了,他因立功受奖,自己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损失着,却把大伙给坑了!说到这儿,吴又气得大骂起来,骂郑隤敱是“王八蛋”、“不是东西”。吴本来就是个大嗓门,气急时说话更是声震屋瓦。他又很惋惜地说:“那四箱东西要能留住,拿出几件来,贵人的生活就不用发愁了。”后来我曾向知情人打听过,这件事属实。当时严桐江很害怕,藏了一些手卷,也烧了一些手卷。今天看来,只要这批珍品能够归于祖国、归于人民,而不落到个人的腰包里,就是万幸,就该满足。
  
  这些与宫廷曾有种种联系的人,能在我写了“离婚声明”又返回穷苦娘家的情况下来看看我,对我是个很大的安慰。虽然我无力解决他们的任何实际困难,但总有几句安慰话。一时之间我们成了失群的雁,生活也没有了着落,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情况,那时党和军队正忙于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还无暇顾及我们这些人。
  
  那个时期严桐江也先后找我几次,看来他还没有忘记皇上临行前的嘱托。头两次是单独来的,谈话内容总离不了“上边对贵人特殊宠爱”。我曾反驳他说,一个穷人家的姑娘不值得一提,在宫里还不是让人看不起!他说我虽然是穷人家的姑娘,但有福气,让“上边”看中了。他还告诉我一件宫中秘事:就在我进宫前几天,还有一个姑娘曾被选进宫中,但溥仪见了一面就打发走了,那人在严桐江看来就是“没有福气”。严对我大加恭维后便拐弯抹角地转入正题,说我的“福气”来自根基,而有根基的人绝不会因一时的灾难而变节,希望我不要辜负“上边”的大恩大德,蒙难之际要静下心来诵经念佛,等待“上边”回来,将来一定大富大贵。他说,自古有道明君都是经历无数磨难才得到天下的,“上边”就不是一般的承平年代的皇帝,而是圣明君主,我敢断言:早晚还是“上边”的天下!那时我看不透溥仪是人民的罪人,不明白“三从四德”是歧视妇女的封建道德,更不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我还不可能具有背叛封建礼教的觉悟,所以爱听严桐江讲的这些“大道理”。
  
  记得毓嵣的母亲还带着她的孙女小华来了,我留她们吃饭,同情她们祖孙流离失所的处境,儿子伺候溥仪走了,连个去向也不知道,可现在谁能照顾这老老小小?老太太一口口“妮儿妮儿”地叫着,我听得怪新鲜,因为旗人中的贵族姑娘都称“格格”,“妮儿”却是汉人的叫法,她们希望我能给点儿帮助,解解燃眉之急,可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心里怪难过的。后来严桐江他们劝我上关里去,这祖孙俩也就跟着一起走了。
  
  那次,严桐江和霍福泰以及俭六奶奶叶迺勤一起来到我家,商量了我的去处。我和叶迺勤在宫里关系就不错,见着她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写“离婚声明”那段委屈和由此引起的苦恼一下子全都勾上来了,我忍不住哭出声来,叶迺勤也哭,母亲在旁边急了,怕我又像前两天哭昏过去,好歹把我们劝住了。
  
  叶迺勤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说主意已定——削发为尼!我认为只有离开尘世,才能摆脱一切烦恼。我还告诉他们,目前尚未找到尼姑庵,找了几处都不收留。严桐江等人的想法显然不希望我出家。他们几人又一唱一和地讲起皇上对我的“特别恩宠”,他们都是溥仪身边的人,了解内情,所以都能说出几个实例来。叶迺勤说,有一次我病了,溥仪急得自己不顾吃饭,亲自安排让膳房做新鲜可口的食物送过去。霍福泰则总不忘记奴才的责任。他说,贵人若有一差二错,“上边”回来了,他们当奴才的连贵人也没伺候好,没有法子交代呀!在大栗子时溥仪曾来信要走8个人,霍福泰也在其中。他这样讲述那次走后的情形,说是上苏联伺候皇上,其实没走成,被困在某地。可心里惦记着大栗子的皇后、贵人,惦记那里数十箱的财物,于是开始商量逃跑的办法。领头人溥俭胆小怕事,霍福泰就鼓动溥偀拿主意,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他们追到临江时,我们已分批前往通化了。后来找到几拨“宫廷学生”的眷属,雇了几挂大车把她们送回关内。这次跟车辗转返回关内的计有叶迺勤婆媳三人、马静兰母子三人、叶希贤母子二人、杨景竹婆婆、女儿以及毓嶦的母亲等共十几口。溥偀这人太老实,不大会办事,一路上多亏霍福泰头脑清醒、言辞机灵,把大家伙装扮成一家人,应付了左一道右一道的关卡。到了关内,各自安排了落脚的地方:溥偀在北京郊区良乡祖坟地有几间房子,就住下了;马静兰领两个孩子在她丈夫毓嵒的叔叔天津溥修家暂居;叶迺勤把两位婆婆安顿在亲戚家;唯独杨景竹家祖孙三人一时找不到落脚安身之地。树倒猢狲散,皇族大家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没人讲究什么气派、门庭了,“各人自扫门前雪”,杨景竹一家老小遂重返吉林娘家。再说霍福泰和叶迺勤见人们大体安顿停当,又想到皇后和贵人,怎么也得对得起皇上,于是相约重返东北,通过严桐江找到我家。
  
  听了他们这番叙述,我很感动,钦佩他们对皇上的一片耿耿忠心,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跟他们走,再度离开我亲爱的父母和亲人,在溥仪已经失去皇位和宫廷,自身又去向不明、无影无踪的情况下,重返皇家。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当时因轻信而作出的决定真是太幼稚、太愚蠢了!严桐江、叶迺勤讲了几件“上边特别宠爱贵人”的事例,我就感动不已,下决心为那位没踪没影的皇上牺牲青春。其实他的“宠爱”无非是当时摆脱精神困境的需要而已,他又给过我什么真正的感情呢?说来还是通化部队的同志讲得实在啊!至于严桐江、霍福泰和叶迺勤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说啥也不放弃“在危难中保护贵人”这个邀功请赏的机会,坚信“真龙天子”一定会卷土重来,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上边”乃是苏联红军的阶下囚。当然,并不是说我把自己重新送进封建牢笼全怨严桐江他们劝说,主要还是我自己不能从封建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那时真诚地相信,作为溥仪的“贵人”绝不应该流落民间,因为那样是给溥仪丢脸的。虽说我曾写过一份“离婚声明”,但连俭六奶奶他们也知道那不是我愿意写的,所以他们还承认我是皇上的人,肯来接我。再说已经出嫁的女人总呆在娘家不是办法,我母亲也怕我在家里一旦惹出是非将来不好向溥仪交账,想来想去还是跟他们去了好,满心舍不得也是没有办法呀!
  
  为了表示自己对皇上的忠诚,我当着众人的面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这下俭六奶奶他们高兴了,也放心了。接着,他们就研究要把我送到溥仪的生身父亲、我那时的老公公——摄政王载沣在北京的府邸中去。
  
  那年我18岁,由于历史的变故,才得到一次骨肉团聚的机会,与父母、哥哥、姐姐和妹妹们一起生活了两个多月,现在又要忍受离别的痛苦了。善良、慈祥的母亲当然不愿意再让她的憨四女离开自己,但又没有力量把我留下,含着眼泪对我嘱咐道:“康德走了,你在别人家里要事事加小心,别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憨。一切都是命运决定的,只有忍耐几时,求菩萨保佑康德早日回来,你们能团圆也就好了。”母亲说着又把我带回来、花剩下的1000多元钱交还给我,我忙说:“留家吧!家里也需要钱啊!”当时我的两个哥哥都失业,家里生活艰难。但母亲是个坚强的人,有困难也从来不在儿女面前流露。
  
  “还是你自己拿着吧,到人家去,口袋里一个钱都没有是很不方便的。”母亲咬着牙说这种话全是为我呀!
  
  “你的衣物收拾收拾带走吧!”母亲的话里饱含着疼爱。
  
  “没啥了,那件皮大衣就放在家里作个纪念!”
  
  “也好,给你留着。”母亲点点头,让我把被褥带上。
  
  “大热天的不好拿,再说到了北京摄政王府还能缺被缺褥?”
  
  姐姐、妹妹们在跟前,光流眼泪不知说什么好,只在临出门时反复叮咛:要注意身体,别发愁,早晚会有出头的日子;常来信,有机会就回来看望爹妈。
  
  “我四闺女体质弱,平时不爱吃饭,这回到王爷家要尽量多吃点饭,身板壮壮实实地等着康德回来……”母亲说着又落了泪。
  
  严桐江、霍福泰和俭六奶奶都劝我母亲,请老太太放心,他们会好好照顾“贵人”的。这时敬喜也来了,她说跟贵人几年了,不愿意离开,现在皇上蒙难,她不要工钱,一定伺候贵人平平安安到达关内,否则她也放心不下。还说往后只要贵人不嫌弃,她愿意继续照顾贵人,也算报答皇上的恩典。
  
  我们一行是在1946年6月26日登程的,一起上路的除严桐江、霍福泰、俭六奶奶和敬喜外,还有毓嵣的母亲及其孙女。记得那天正是旧历五月二十七日,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只好在路上过了。母亲按东北地区老风俗习惯给我煮了一大堆生日鸡蛋,几个姐姐也给我买了一些点心、水果,够我们这些人在路上吃了。
  
  那时路上不太平,火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从长春发车后第二天才到沈阳。也不知是票不好买还是其他原因,在沈阳换车也等了两天两宿,身上带的钱掏出来花了不少,后来总算又登上火车,但也并没有直接去北平,而是先到了天津溥修家里。溥修是溥仪的族兄,伪满时天津一直存在一个“清室驻津办事处”,溥修就是那里的处长,具体任务是替溥仪管理天津的房产和溥仪、婉容当年没有带到东北的衣物、财产,同时按时祭祀皇家列祖列宗的牌位。我在溥修家暂时安顿下来,溥修便为我的去处在北平、天津之间奔波开了。
  
  [溥修:出自道光帝第五子和硕惇勤亲王奕誴,是其长子载濂的第二子,清末头品顶戴。]
  
  按说我千里迢迢来投奔溥家,理所当然应在北平醇亲王府落脚,皇上不在,那就是我的婆家呀!而且,北平除了王爷,还有溥仪的亲叔叔载涛,以及溥仪的同父异母弟弟溥任,二格格她们也已回到北平,尽管都破落了,还不至于差我一个人的饭食。然而,溥修挨门求告却无一人肯收留我。他从北平回来长叹一声,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溥修去过北京了,北府及涛贝勒都没说请贵人去住,贵人就暂时住溥修这里吧,溥修一定尽力使贵人生活得好。”俭六奶奶也背地跟我说过:“溥修过去也是靠皇上的赏赐生活的,这里的房屋财产都是皇上的,他当然不能叫贵人在外边流浪,就先住着吧!”我万万没有想到,自愿离开慈爱的母亲来投奔丈夫的父兄,竟落到这样可怜的下场,只觉得这颗心又凉又酸。为了溥仪,我不再说什么,就在溥修家里住下了。过了几天,严桐江、霍福泰和俭六奶奶就像已经完成了任务,陆陆续续地走了,敬喜仍留下来照顾我。从此在溥修家一住七年,总算安定下来,结束了流浪生活。
  
  [北京:皇族的人不承认国民党改北京为北平,沿用旧称。]
  [北府:即什刹海后海醇亲王府的习惯性简称,因该址位于太平湖醇亲王府(光绪出生地)之北,故有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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