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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皇妃”:“福贵人”李玉琴自述》

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

  二十六写下违心的“离婚声明”
  
  
  1946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长春,从国民党手里夺回了这座苦难的城市。它是我那有父有母的穷苦娘家坐落的地方,当然也是我呆过的豪华监狱——伪满宫廷坐落的地方。消息传来,甭提心里多高兴了。这当然不是因为还想跨进金碧辉煌的同德殿的门坎,只盼着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果然,部队领导很快就送来通知,让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出发,还把来到通化时代我保管的最后一笔款子——两千多元钱,分毫不差地退还给我。看来,这一段难忘的离乱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从去年8月逃出长春,已经整整8个月了。这8个月当中,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大小法西斯已被消灭,中国随之而由民族解放战争转入人民解放战争。我呢,也由一个伪皇帝的“贵人”变成一个逃难者,从禁锢生命的深宫走出来了。遗憾的是,当时我还没有感到自身解放的必要,更谈不到革命觉悟,因此一再地拒绝了许多好心人的劝说,甘当“保皇派”,自寻了一条吃尽苦头的路。设想当时果能参军,也许很快成为文工团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总能做些有益于革命的事!起码不会再有我往后将要写到的那么多的烦恼吧!然而无论任何时候,后悔都是没有用处的,不如如实写出经历,让后人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刘科长、杨指导员以及那个漂亮的女收发员等一些熟悉的同志,都来看过我,像亲密的朋友那样依依不舍地告别。还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敬喜说:“老大姐要多照顾这个小同志,她年岁小、思想单纯,没什么社会经验,全靠老大姐帮助了。”敬喜点点头不言声。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在她看来,我是“贵人”,她是伺候我的,到什么时候也不能“犯上”,哪敢接受“照顾”、“帮助”这类字眼呢!当然也有另外一面:8个月的相处使我们在感情上超出了“主子”和“奴才”的界限,成了患难与共的真诚的朋友。部队同志把我和敬喜当作自己的姐妹那样关怀,那情景深深印入脑海,历历在目,就像不久之前发生的事。然而和部队同志们相比,我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太大了。说来正是这个差距,使我自毁了一个多么美好的青春时代啊!
  
  我在敬喜照料下,和部队战士们一起登上从通化开出的“闷罐列车”,向长春进发。这回不要说没有卧铺,因为是拉货的车,连坐椅和车窗也没有,大小便只能使用摆在车厢角落里的马桶,或是停车时赶快跑到外面去。列车边走边停,慢慢腾腾地开了一整天又一整宿,终于呼啸着喷云吐雾地开进了长春。
  
  父母就在附近,我想,今晚可以睡在父母身边了。谁知事情并不那样简单,部队不同意我就这么走回家去。我们这一帮人一起被安置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栋二层楼内,仍和部队官兵同吃同住。伙食很不错,清一色大米、白面,菜里总见肉,量也很足。回想我们住的那栋楼绝不是普通民房,从我屋里那讲究的雕花隔扇就看得出,原房主一定是富户大家。我曾见到一位穿戴很好的妇女抱一个小孩出出进进,原来房主仍占住着楼内的几个房间。
  
  几天之后,我们这帮人里当佣人的先被送走了,接着又陆续送走了一些人。又过几天,部队领导找我谈话,我还以为轮到送我了,先把几样东西整理一下,高高兴兴地去见首长。一谈话我就懵了,跟我谈话的人并不是在通化认识的那几位,内容还是动员我跟溥仪离婚。他们给我讲道理,和以前龙科长讲的也差不多,只是态度坚决,而且有些强硬。
  
  “历史已经前进了,溥仪是人民的罪人!你不离婚,难道还想等他再当皇上,你又当娘娘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才18岁,出身挺苦的,理应回到劳动人民中间去。今后靠自己一双手劳动吃饭,这才是一条既光明、又有前途的道路!”部队领导同志这席话虽然很对,但却刺伤了我的心。我不愿离婚,并不是还想当什么“娘娘”,还想去享受宫廷的荣华富贵,只是忘不掉溥仪作为丈夫曾经给予我的温存。他一次次告诉我,不要离开他,他也一次次起誓,说今生只爱我一人,如有意外绝不再婚。人要讲信用,彼此已有誓约,不能离婚。
  
  “我发过誓!再说好女不嫁二夫,怎能离婚呢?我不同意!”听部队领导那样讲,我急了,说完就哭。那位同志一时也没办法,就让我回去仔细想想,我回到住处还哭。
  
  “他们找贵人谈了什么?”溥俭悄声问道。
  
  “叫我离婚。还骂皇上了!”我答。
  
  当时我想:溥俭是溥仪喜欢和信任的人,溥仪临走时还有安排,让溥俭负责照顾我,所以我应该好好和他商量一下。
  
  “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贵人自己决定吧!”
  
  溥俭的回答语气冷淡,我没想到这个溥仪多年培养的亲信骨干,在关键时刻竟这样没良心。事到如今,也只好见机行事,自己拿主意了。其后部队领导同志又找我谈了两三次,我始终不通。
  
  一天,又传话找我。来到领导办公室一看,父母都来了。我们两代人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重逢,心情不好受。
  
  “只要写个离婚声明,就可以回家了!”跟我们谈话的人说。
  
  父亲显得心慌意乱,几乎是一字一板地说道:“当初我们本不愿意让她进宫,是康德硬要去的。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人了,叫我怎么说呢?”母亲更不愿意女儿出一家进一家。
  
  不大一会儿大姐夫来了,他在伪满当过中尉,国民党时期又当中校,能说几句,我家遇事往往找他拿主意。他与部队领导同志交谈后知道人家态度坚决,就用商量的口吻冲我说:“那就离婚回家吧!”并使个眼色,意谓写个声明先回家,以后再说,僵持没有好处。
  
  我很难过,当着父亲和亲属的面呜呜啕啕地失声痛哭。回想8个月来,溥仪给我的珍贵首饰和物品丢的丢了,没收的没收了,我也没像今天这样伤心,没掉过一滴眼泪。但今天这场面让我受不了,我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离婚是很不光彩的。嫁给谁本来就是命中注定,我当初在那么多女学生中入选进宫,也是和皇上有缘分哪!现在皇上有灾,正在困难之中,我怎么能提出离婚呢?说也奇怪,这个时候溥仪对我不好的那些地方全都忘了,对我好的地方又一宗宗、一件件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我年轻,不会说什么美丽动听的语言,可皇上常说,他不能没有我……所以,我不应该离开他呀。我都哭昏了。
  
  父母也难过,想不出用什么话安慰我。大姐夫只是一个劲劝我,连他自己也感到那几句哄人话是苍白无力的。我又想起母亲常当我们念叨的一句话:“女人呀要认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人没有离婚的。”是的!那个年头女人闹离婚叫人看不起,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来。记得我有一个亲属,人长得比婉容还漂亮,是十里八村出名的俊媳妇,而且心地善良,干活也麻利。她过门后,小两口的感情倒不错,可婆婆太刁,成天给媳妇气受,还唆使儿子、姑娘对媳妇施以打骂。儿子不听母亲的,母亲就嚷嚷要杀掉不孝之子,或者就自杀,死在儿子面前。儿子没法儿,就不顾一切地劈头盖脸把媳妇打一顿。那时候媳妇在家里最没有地位,没有说话的权利,有了冤枉也不许申辩,吃的是剩饭剩菜,穿的是大姑子、小姑子不要的破烂衣服。娘家父母都是老实人,不敢找亲家评理,只是让她认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替她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人们说她是“仙女下凡受灾来了”。她实在忍受不了,曾几度自杀,又都被公公及时发现给救活了。她在婆家求生无路、求死无门,死逼无奈提出离婚。结果,她成了一个“打八刀”的女人,回到娘家还呆不了,因为父母觉得“丢人”,婆家又回不去,离婚给她一生带来许多不幸。这位亲属就是悬在我眼前的一块明镜,使我一想起“离婚”二字就胆战心惊,不寒而栗。
  
  [打八刀:东北俗语,离婚的同义词。八刀,合起来是“分”字。]
  
  我哭了一气儿不哭了,想再和部队的同志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别让我写那个“离婚声明”。可那几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在通化认识的,说话态度很严肃,说是“动员”,实际就是命令,根本没有商量余地。我哭了一场也丝毫不能感动他们,大概他们认为“娘娘”的眼泪一定是虚假的,当然不值得同情。或许他们会认为这是对我好,我一时认识不上去,“逼”一下也没有坏处,从长远来看能与大汉奸脱离了关系才能幸福,这是从泥坑里往外拽我,哪能手软呢!
  
  我不哭了,一狠心拿过笔来就写了两行字,声明与溥仪“离婚”,我也没写他是“伪皇帝”,也没写他是“汉奸”、“坏蛋”,我还不认为溥仪是那样的人。我想:既然不写过不了关,我就写!一张纸,几行字,代表不了我的心。皇上能够理解我,也会谅解我,我绝不背叛皇上,这颗心还是属于他的,绝不再婚嫁人。
  
  我思念父母和姐妹亲人,恨不得一下子骨肉团聚。进宫以来三年多了,离开了父兄膝下,这次回来就是要尽点儿孝心。然后,我就出家当尼姑,在那个青烟缭绕的地方解脱自己。
  
  部队同志看着我写的那个声明,点点头,似乎已经完成任务,就让我收拾行装回家了。现在看来很明白:部队的上级对我是关心的,负责任的,不希望简单地放人完事,还考虑到帮助我解放思想,轻装走上新的人生道路。不过,具体办这件事的人不怎么讲究方法、策略,要求太急太高,超过了我当时的觉悟程度。所以,形式上似乎完成了任务,实际并没有达到目的。
  
  当溥俭他们得知我已经写了那个“离婚声明”后,顿时对我另眼相待,冷嘲热讽,什么都来了。如果我和溥仪决裂是真心的,当然也就不吃他们这一套了。然而,那个“离婚声明”是违心写出的,又得不到理解,所以我很苦恼,就默默流泪。
  
  这次回家之前,我两手已空。只有一床被、一条褥子,还有穿在身上的衣服,再就是通化部队退给我的2000多块钱。我知道溥俭从大栗子领那8个人走时随身带了溥仪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两件皮大衣。于是,硬了头皮向他请求道:“溥俭,把皇上的皮大衣给我一件做个纪念吧!”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一件大衣即使能值几个钱,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我想:总算当一回“贵人”,应该有件念物。可那些人不知怎么想的,他们用那种明显可知的敌视眼光看着我,对我不但没有留恋和同情的意思,更没有半句安慰的话。有人还讽刺说:“都离婚了还要衣服!”溥俭勉勉强强地把溥仪的皮大衣给了我,至于其他珍贵物品,他们一件也不给我,我也不争,有一件皮大衣作纪念就行了。
  
  这里多说几句:我后来进关时,把溥仪的皮大衣留给了母亲,母亲说这是念物,还给我留着。老人家真是说到做到。1948年“困长春”,饿死很多人,“出卡子”找饭吃的老百姓饿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便成了“路倒”,我父亲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仍信守诺言为我保留着溥仪的皮大衣,至今睹物思人,看见这件皮大衣,自然会想起溥仪,但更能想起我的母亲,勤劳、善良而伟大的母亲!皮大衣真起到了一个念物的作用。经过40年社会变化,现在这件大衣的皮筒子,已被历史博物馆征集去了,我也算完成了保管任务,连鸳鸯盒一起交出去了。
  
  [困长春:长春解放前夕,解放军对固守长春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实行战略包围,切断粮草后援,使长春成为孤城。]
  [出卡子:解放军在长春外围设岗,允许百姓出城觅食自度。]
  
  我就要离开这个部队的驻地了,可皇族中还剩下几个继续住在那栋二层楼里,他们是婉容、溥俭、浩子、毓岷和毓嵂。
  
  我去向他们一一告别。这时发生一件使我想起来就感到难过的事情。当时,部队同志跟我商量,问我能不能把婉容接回家去?因为婉容的父亲荣源被抓走了,而她在长春虽然也有别的亲属,但都不肯收留。富贵人家妻妾多,矛盾也多,人情关系反而更疏远。我可以回到我那只担了个“皇亲”名的穷娘家,而婉容却去不了她那么多的享受了“皇亲”待遇的富贵亲戚家。部队同志还当我讲,现在时局还不稳定,长春一带处在拉锯战状态,部队还要行军打仗,实在无法照顾一个有病的皇后,希望我能把婉容接回家去,这也是对我的信任。于是,我答应了。可是,转念一想,这事不大对头。我也没有自己的家,又一无钱、二无物,拿什么供养皇后呢?要把她接到母亲家里那也得和父母商量才行,何况还有哥哥、嫂嫂和妹妹呢!于是就把母亲请来商量该怎么办?母亲是个软心肠的人,看婉容怪可怜的,一再叹息道:“怎么皇后娘娘竟是这样呢?”当提出把婉容接回家里养病的问题时,可把母亲难坏了。老人家满面愁容地说:“咱家的日子过得太艰难呀!先说住的:能睡觉的屋子只有两间,你大哥大嫂住里间,你父亲和我、你二哥和小妹住外间,你回去还挺挤的,没想好咋个住法;再说吃的:咱家向来粗茶淡饭,细粮没有几粒,一天难得炒一回菜吃。皇后娘娘这个身板没有好抚养行吗?另外,皇后娘娘烟瘾已成,咱们上哪能弄着钱供她抽大烟呀!万一侍候不好,有个一差二错,谁又能担当得起呀?”我深知母亲为人,不是实在没有办法,她绝不会这样说的。我想起给婉容那5000元钱不知还剩下多少?可管钱的太监都走了,没处去问;我当然也想起溥俭等人手里还有溥仪的小件贵重物品,可他们对皇上的忠心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在自己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哪还会往外掏?再说东西也不会很多了。
  
  我无可奈何,没有能力接走婉容。同她分手时,我流着眼泪,慢慢走到她的床前,向她请安辞行。这些天连续发生对她来说是很不幸的事情:继女仆在临江离开之后,跟随多年的太监也流着眼泪走了,尽管他们本人并不情愿,部队还是解放了他们,让他们去自谋生活,不要再给皇后当奴才;从宫廷一块儿逃出来的人们也一个个地离去。似乎婉容也能明白:她就要无依无靠了,而且再也没有希望。如果说我还可以等着皇上归来的话,她却是个早被皇上抛弃了的人。她又变得呆傻了,还是自言自语,总在嘴上叨咕着,而那“哼哼”之中,分明夹杂着哭声,她在最后的时日里无力地倾诉人间的冤屈,封建传统和礼教毁灭了一个多好的女人哪!
  
  婉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握我的手,握得很轻很轻,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只见从她那双好看却无神的眼睛里射出一束惊恐、焦灼的光,嘴形微动,艰难地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的声音。接着,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我实在断不开那一串语音,更分离不出构成它们的单字,所以无言以对。婉容这时流下了眼泪,她好像知道我也要走了,拉住我的手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好像在问:“你也不管我了!也要走了?”那种绝望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鸣响在我的耳畔,我难受,好像心灵受到了鞭笞!忽然,婉容一下子放开我的手,把脸扭向里边去了。不!绝不是一个濒临死境的人要抛弃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人们,是历史抛弃了她——一个可怜的皇后,没有谁真心疼爱过她,她的青春、理想和全部生命已经被吞噬了。
  
  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落了下来,我很不愿意让溥俭那些人看见我流泪,更不愿意让部队的同志看见我流泪,可这眼泪似乎不是我的,也不听我摆布哇!是同情的泪?悲哀的泪?抑或是联想起自己而感到痛苦的泪?完全分不清。
  
  我用手为婉容理一理短而像乱草般的头发,摸摸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又为她扯平衣服、盖好被子。婉容感激地转过脸来看看我,还是那一脸痛苦的表情。一忽儿又变成冷淡的样子,把脸也转了过去。多可怜的人啊!名为皇后却尝尽了人间的苦辣辛酸,忍受着可怕的凄凉和孤单,最后对任何人都不抱幻想了。当时我还年轻,无法更深刻地理解她,我们就这样在无声的眼泪里分手了。
  
  听说分手后婉容在长春继续留住了一段时间,她的亲哥哥、曾靠着她享受了无尽荣华富贵的哥哥润良,既不来看她一眼,更不接她回家,他不需要一个既被抛弃、又已濒危的皇后妹妹。不久,部队开拔撤离长春,这位可怜的中国末代皇后只好随行,她拖着重病之身,连生活也不能自理,给部队造成负担。那时,蒋介石发动内战,部队正为解放全中国而南征北战,怎么照顾她呢?她只能和俘虏们一起生活,伙食很差,又休息不好。有一段时间浩子给她端水送饭,但她俩也很快分开了。婉容随部队经吉林转敦化到延吉,最后死在那里。我一直惦记着,能有机会去寻找婉容的尸骨。她是一个无罪的不幸的女人,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溥仪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造成了她的悲惨结局。现在,她的尸骨在哪儿呢?还没有她的哪个亲属去寻找吧?
  
  我和婉容同命相怜,命运又各不相同。床前和婉容分手后,我回到了离别三年的父母身边,看到了日盼夜念的穷苦而欢乐的娘家,得到了哥哥和姐妹等所有亲人的怜爱。真诚的感情、骨肉的团聚、家庭的温暖,一下子全回来了!当时的心情不只是简单的久别重逢,还有精神上骤然获得解脱而产生的轻松感。我又可以坦率地与亲人交谈、述说自己的苦恼、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对与错都没人记账、没人讥笑了!
  
  然而,内心还是痛苦的。毕竟并非“荣归”啊!“册封”一场,怎么又闹了个“打八刀”的结局?虽说写“离婚声明”是违心的,我也不能算个光彩的女人呀!所以一进家门就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哭了很久,愈哭愈伤心,把这几年的委屈都勾起来了,让我伤心的事实在太多!我想:我根本就不应当进宫,童年时代的理想和幸福、快乐一下子全没有了。入宫后固然也有过快乐,但更多的是歧视和侮辱。结果又是“离婚声明”,眼看那位不幸亲属的遭遇又要降临到我的头上。而我家从几样简单家具到父母兄妹的衣着,几乎没有变化,还是记忆中入宫前的老样子,这一切都太熟悉了!我算什么“贵人”呢?给娘家带来过富贵么?烦恼却增添了许多!我哭啊哭,妈妈也哭,姐姐也哭。后来还是妈妈先收住眼泪,劝我别哭了,看哭坏身体。妈妈叹息道:“这是命啊!”一提到“命”,我觉得满肚子都是苦水,这哭,想止也止不住了。开始时我还挺明白,心想:我可别哭了,别叫妈妈看着伤心,可是泪如泉涌,就是止不住,手脚也抽了,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苏醒过来时,才看见家里人都围着我忙乎,还请来大夫给我扎针。从那以后我得了神经官能症,精神不好,一天总睡觉,昏昏沉沉的。
  
  我回家时正赶上哥哥因失业到外地去谋生,嫂子趁空回娘家串门去了,我就整天在他们平日住的里间睡觉,不叫就不醒。这三年多我实在太“劳累”了,所以睡开大觉没完。母亲看我一天能睡20个小时,怕睡出病来,就给我借本《红楼梦》看。当我看到林黛玉的悲惨结局,联想自己又哭了起来。后来,看书也不行,看两页不知不觉又睡着了。母亲招呼姐姐和邻居陪我玩牌,还是不行,根本打不起精神玩,就像失了魂。母亲急得赶快请大夫,大夫也束手无策,治不好我的病。大嫂从娘家回来见我这样很奇怪,就说:“都说你活泼好动,又说又笑,若是回来全家准热闹。可你现在怎么不说不笑,光是睡觉呢?”我的性格确实已经变了,变得和入宫前在家里不一样,和在宫中不一样,和在通化部队时也不一样了。
  
  又过几天,我对母亲说:“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出家当尼姑去。”母亲先是一惊,但看我一天到晚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就同意了。于是父亲到处给我找尼姑庵,找了几处人家都不收。当时解放军正提倡破除迷信,解放妇女,尼姑庵不敢收。没办法,我只好呆在家中,一天除了睡觉就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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