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通化见闻 　　 　　 　　经严桐江、毓岷等管事人与部队共同商定，我第一批出发前往通化，部队特派一班战士护送。 　　 　　看来我在当时管事人心目中还算处于受到重视的优越地位，可以肯定是溥仪临走时特别关照他们了。按分工，当时唯一的“宫廷学生”、也是皇族成员的毓岷随行保护，女仆敬喜跟着伺候。此外还有一个人奉派随行照料，那就是伪宫内府内务处营缮科科长吴少香。他是四川人，父亲吴汉香在南洋经商，是很有钱的大资本家，他本人是网球选手，曾是天津网球界一员名将，时常到静园为溥仪表演球艺。后来溥仪带他到长春，给了个宫内府的差事，实际是溥仪的专职球伴，溃逃中也不忘带上他，大约还想打打球吧？ 　　 　　我记得很清楚：出发那天是公历1946年1月17日，即旧历乙酉年腊月十五日。嵒二奶奶马静兰、偀二奶奶叶希贤等女眷们涌出来送行，大家患难一场，分别时都很伤感。毓嶦的母亲，还有叶迺勤，两人从长春出来就一直陪伴我，这回要分手了，我们几个人都掉了泪。叶乃勤见我穿得太单薄，急忙跑回屋里把她的一件旧大衣拿出来给我穿在身上，出来送行的徐妈赶紧凑上来替我系大衣扣子。逃难当中徐妈和敬喜似乎已不再是我的女仆，而是亲人，我们住同一间房子，吃同一锅饭，比在宫里时不知要亲热多少倍。徐妈还是那么消息灵通，如溥仪来信了要调八个人、苏联军官到了大栗子、已雇佣国民党杂牌军站岗等等许多外边的事，我最先都是从徐妈嘴里知道的。她有时顶撞我几句，因为丢那只戒指我也对她多少有些看法，但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就坏了。记得搜查完毕那天，徐妈帮助我清理室内的几个翻空了的箱子，发现剩下一副掉了珍珠的耳环，我就送给了徐妈。我自己却只保存了那只装首饰的空鸳鸯盒子直到今天。这次不让徐妈随行伺候，我完全不了解内幕，是管事人不让去还是徐妈自己不愿去?我不知道，也没打听，因为当时溥仪并没有授权让我过问这些事。婉容的太监和女仆也出来送行。这时候他们大约也能懂得，出身并不能说明人品和人心，他们为一只烧鸡本不该在我这个17岁的女孩子身上大做文章。 　　 　　送行的人一再叮咛敬喜：“可要好好伺候贵人哪!”这种场合，我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来，向大家摆摆手道：“互相照应，多多保重吧!”然后赶紧把头低下，使劲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 　　 　　部队赶来一辆马车送我们上火车站。我登上马车又最后向送行的人扫了一眼，似乎看见二格格也在人群中，眼泪马上把我的眼球弄模糊了，也没有看清楚。马车的两个轮子便在一片惜别的呼喊之中启动了。 　　 　　到了火车站，根本看不见火车的影子，火车早就不通了。部队便开了一辆摩托卡压道车来送我们，车顶有棚，后面有挡靠，但左右两侧没有围壁，难挡风寒。车上坐了八九个人，除我们四人外还有司机和护送的战士。 　　 　　那天好冷啊!按东北俗话：“三九、四九，棒打不走!”可我们偏要在这样的冷天里走。天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压道车的轮子艰难地转动在雪深盈尺的道路上，冒烟风雪从我们脸上、身上穿过。 　　 　　说不上怎的，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毓嵣之妻杨景竹来。今天早晨似乎她没有出来送行，我知道她太悲痛，实在太可怜了。前天我去看婉容皇后时，忽然听见从对面传出凄惨的哭声，我循声而去，对面屋没有关门，有几个人围在火炕前难过地垂泪，杨景竹婆媳俩则痛哭失声，十分伤心。我又细看，见炕上停放一个孩子，是杨景竹的唯一的小儿子已经死了。我觉得这场面太凄惨，也不是劝说的事，就悄悄回到自己房间，焚香祈祷、念经诵佛，求菩萨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压道车仍在缓慢地行进，几名战士坐一段车便要下地跟车走一段路，还要不时地清理清理积雪，为压道车扫清道路。我看他们在淹没膝盖的深雪中蹚来蹚去，满不在乎。可我坐在车上，思绪又伴着风雪飞旋了起来。 　　 　　那天晚上月亮分外圆、分外白、分外亮，在宫里遇上这种月亮天，溥仪一般是不放过的。他总是让人在平台或院子里摆上台桌、藤椅，招呼我一起赏月，还会教我诵读白居易的名句：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可现在皇上在哪里呢?怎么还不派人来接我?在山沟已经等不下去了，今天开始往回走，让我到父母身边再去等皇上吧!今晚的月光映照着漫山遍野的积雪，愈发显得冷森森、凄凉凉。 　　 　　压道车仍在行进，慢慢腾腾地，戛然而停。“都下车活动活动吧!”人们明白，这是让下车自找方便、解解手的意思。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即使可以不解手，下车走动走动也有好处。但我却认为这个时候更应该有个贵人的样子，于是只好干挺着，不能和战士们一起走路。几位小战士非常活泼，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点儿都不怕冷。这个说：“没过草地呢先登上雪山啦!”那个说：“小心冻掉你的鼻子!”还有的指指远处的老爷岭，娓娓动听地讲起故事来。环境很艰苦，但战士们多么乐观，我当时也是个年轻人，但在精神境界上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晚上8点多钟，我们赶到一个小站停下了。我没有皮衣服，只穿件进宫时的棉袄，外面套上俭六奶奶送行时给的那件旧大衣，此外还有一条被可以围一围。虽说也不算薄了，但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经过整整12个小时的行程，又一动没动，我的手、脸和耳朵都冻伤了，敬喜也冻伤了。 　　 　　随行的战士好像常跑这段路，和车站上的人挺熟悉的。站上的伙房为我们焖大米饭，还炒了一个菜。大米饭倒是喷鼻儿香，只是菜里放了肉，我已经有半年不吃荤味，就不愿吃。敬喜劝我说：“贵人就大口吃饭吧，挑点瘦肉吃也无妨啊！”她知道我总惦记皇上，又说：“贵人身体好，万岁爷才高兴。若是总不吃饭，闹起病来，就是万岁爷来接也去不了啦，那可怎么办呀?”敬喜的话说得在理，我勉强多吃了几口饭。饭后，我和敬喜被特殊安排在一间小仓库里休息。屋里有张木板床，我们都很累，躺下又睡不着。想起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我也弄不明白，皇上说去日本，怎么又拐到苏联去了?越跑越远，几时才能团圆?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日想夜盼的皇上这时早当上俘虏了。想着想着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饭后，压道车又载着我们原班人马出发。因为路上的积雪已有人清扫过，车速明显增快，上午10点多钟进入通化市区。跟我们一起来的战士把我们引进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房子，让我们先休息，他们又出门安排住处去了。一路上顶风冒雪，现在才感到呆在暖和的屋子里是多么舒服。 　　 　　一个钟头以后，安排住处的战士回来了，告诉我们说，马上到民主联军司令部去。于是，领我们步行来到一个山坡上，那里有一栋二层楼房，是当时通化最好的房子。这就是司令部，是何长工司令员办公的地方。 　　 　　我们走进楼内，顿觉温暖如春，里边的设施很不坏，既有华丽的西式客厅，又有日本式的榻榻米居室。我和敬喜被带到后者样式的房间内休息，不一会儿有人给端来一盆烧得很旺的炭火盆。屋子够暖和了，可主人们还怕我们冷着，大概是对刚刚经历长途跋涉的人要照顾一下吧!我细看看炭火盆，样式、花纹都很讲究。跟着又有人用漆盘托着茶壶和茶碗走了进来，一眼便知那是一套挺高级的日本茶具，可以肯定是抗日战争中的缴获品。更让我惊讶的是还送来了香烟，我本来不会吸，溥仪走后偶尔抽一支，刚有点学会。这里除敬喜并无别人，而敬喜对烟闻都不闻一下。看来他们掌握情况很细呢! 　　 　　一路上心情不大好，感到凄凉、悲伤，到了通化却受到热情而礼貌的接待。我弹出一支香烟点燃了，敬喜又替我倒上一杯茶水，一股好茶的芳香气息扑鼻而来，又飘散开去。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午饭端上来了。焖得恰到好处的大米干饭，四菜一汤都很有味道，饭菜实惠，吃得很舒服。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有个战士敲敲门进来传话：“司令部领导要看望各位，请吧!”我们便跟着走进一间很敞亮的西式客厅，毓岷和吴少香也已到了。坐在写字台前的部队领导很客气地招呼大家快坐，还特意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没有人介绍这是哪位领导，他主动伸出手来想和我握一握，可我却没有反应。是“贵人”的架子没放下吗?还不能这么说；是羞于男女有别?也许多少有一点儿；是怕?确实怕，也不知道怕什么。这时，毓岷和吴少香赶快抢前一步和领导握手，给我解了围。那位领导见我总是低着头很拘束，简单讲了几句话便让人领我们走了。他讲了些什么也没听清，只记得这几句：“长春还没解放，暂时不能去。等以后通了车就送你们回去，先住在司令部吧!”走时有个战士还递给我两条烟卷，是当时一种很好的烟。他说是领导让交给我留着抽的。我们被送到另一栋小楼里，也是属于司令部的二层办公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已经搭好了一个大铺，我和敬喜就在这儿住下了。 　　 　　我到通化的第三天，婉容和她的太监、浩子母女、二嬷及其养子、徐侍医夫妇，还有严桐江等都来了。司令部对过是公安局，他们就被安排住在公安局的楼里，毓岷和吴少香也迁到那边去住了。可是我的住处没变动，继续留在司令部的办公楼内，许是部队同志看我出身好、年岁又小，对我格外关照吧! 　　 　　从此，我每天和部队官兵一起吃饭，楼下一间临街的大房子兼作饭厅，它显然还是寝室和办公室。长宽都有四五十米，四周靠墙搭了一圈板铺，进门右侧挂了一排枪支，而左侧摆着两张普通的两屉办公桌。当中是两张又大又长的桌子，开会、吃饭都利用这块地方。伙食不错，细粮和粗粮各半，菜也是有荤有素不限量，可以吃得饱饱的。因为一日三餐总在一起，所以认识了几位部队的干部：一位是刘科长，30多岁，河北人；一位是杨副科长，东北人；还有一位龙科长，南方人；再有一位姓杨的女指导员。他们对我都很好，吃饭时总怕我吃不饱，一个劲劝我多吃。在宫里吃饭除溥仪偶尔过来“同桌共饮”，任何人也不许上我的桌子，有时邀几个宫廷学生的女眷陪餐，对我都非常恭敬。现在要和那么多人一起吃饭，男女混在一张饭桌上，开始一点儿都不习惯，我常常自己端个饭碗站起来躲开了。刘科长看到后说我封建。他说，八路军男女平等，一块儿工作，一起吃饭，共同娱乐。还说我年岁虽小，中封建礼教的毒却挺深。为了帮助我解放思想，他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说，封建贵族家庭中，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全是损人利己。拿历代皇帝来说，哪个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此外还要偷鸡摸狗的，甚至搞乱伦的无耻勾当。这种话我在当时根本就听不进去：皇上是至高无上的，哪会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丑事?溥仪就不是那样的人。我照直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刘科长很有耐心，没因为我思想顽固就摈弃我，而且更加关心我。后来看书多了，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感到还是刘科长说得对：皇帝为了争权篡位，什么残忍乱伦的事都干得出来。溥仪生理有病，才少了些花样。可惜我是很晚才认识这一点的。当时，连部队首长也不能设专人伺候，而我一直公开使用女仆。刘科长不怪，他认为多少年的积习不能在一个早晨全部消灭了，还叮嘱敬喜继续留在我身边，好好照顾我。那时通化刚解放，新兵不少，觉悟不同，刘科长便嘱咐我不要上街，有事吱一声，让他们代办，还在我住的房间外增设了岗哨，这都是为我的安全着想。入宫二三年来，我每天除溥仪、侍医和几个仆人外，基本不接触别人，并已逐渐适应了这种独往独来的生活，所以现在常常自觉地避开人们。每日三餐是必须抛头露面的，我总是和敬喜一块儿下楼，吃完饭赶紧就上来了，好像多呆一会儿就能被谁给粘去似的。不久，刘科长特意介绍我认识了连部的一位女干部——杨指导员。她性格温和、待人诚恳热情，知道的事情很多，又善于分析说理，从她嘴里增长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记得他给我讲白毛女的故事，讲连队里已经牺牲的战友……她的生动故事使我深信不疑。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侠客，专为天下的穷人打江山，所以能受到穷人的拥护爱戴。还记得杨指导员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有位新娘为了应付日本鬼子的搜查，就把八路军战士扮作新郎，鬼子怕上当，叫新娘与“新郎”接吻，新娘毫不犹豫，大大方方在“新郎”脸上吻了一下，这才骗过鬼子，保护了八路军。杨指导员说，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也有许多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还说在这个部队里就有卖掉全部家产，把钱献给革命做经费的人。后来我才听说，这人似乎就是杨指导员的丈夫。 　　 　　最让人佩服的是，杨指导员从别人的故事又讲到我身上，她说像我这样穷家孩子被骗入宫当了贵人是非常不幸的。那个所谓的高贵皇族家庭不会关心我。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伪皇帝只不过是把你当做他消遣的玩物和供他摆布的奴隶!”当时我很奇怪：我从来不敢对人讲宫里的情况，怕二格格等人说我背叛“21条”，可杨指导员怎么什么都知道?连宫里有人看不起我也说准了。然而又能怎样?我已盟过誓，死活都是皇上的人了。我无可奈何地对杨指导员说：“没办法，这都是前生注定的，我认命了!”她听了竟大笑起来：“傻姑娘，什么叫命中注定啊!那都是剥削阶级骗人的鬼话，是让穷人安心而老实地受他们剥削。共产党就不信那一套!” 　　 　　由于这些日子的耳闻目睹，特别是杨指导员的开导，我对部队官兵有了好感，觉得他们可亲可敬，吃完饭也不想立刻上楼，希望能在他们屋里多呆一会儿。我看他们挺有意思，当官的没官架子，而且对小兵是那么和善；小兵在长官面前也随便说说笑笑，真好像一家人一样，根本看不出官兵的区别。伪满时我一看见穿黄军装的，就又怕、又恨、又烦，称军装为“唬人皮”，离开他们远远的。眼前这支部队和过去见过的那种军队大不相同。有一天我和敬喜一起下楼吃饭，兼做饭厅的那间大房子的门开着，我们走到跟前见刘科长、杨副科长和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头亲亲热热地坐在一张床铺上。我们放慢了脚步，因为有客人来，不知应否进屋?刘科长一见便招呼；“怎么不进来?要吃饭了呀!”我和敬喜这才走进去靠边坐在床铺上。工夫不大饭菜就端上来了，又是大米饭、四菜一汤，显然具有特殊招待性质。只见两位科长一边一个搀扶着那位老人上桌，并尊重地请他就了正位。我心想：一定是部队首长的亲属，或者就是二位科长中哪一位的亲人吧?于是我又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老大爷50多岁年纪，身量不高，头戴一顶破旧的烟色毡子瓜皮帽，脚登一双乌拉鞋，便服小黑棉袄，大襟上还拴着个装旱烟的口袋，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打扮。就在这时有个小战士插话，他冲着老人家说：“爹!你老看，咱在部队比在家里不是强多了吗?”我这才弄明白，原来是普通小战士的父亲来了，这种招待都是为着一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穷苦的庄稼汉!只见两位科长一口一个“大爷”叫着，又是夹菜又是斟酒，还指指小战士说：“你老为部队养育了一个好儿子，他前些天还立了军功，我们感谢人民，感谢你老呀!”老人笑得嘴也合不拢了，连说：“是呀，我一看这小子就出息了，比在家长得壮实，这回他妈也能放心了!”这个亲眼看到的事实使我愕然了。真不明白：八路军对老百姓怎么这样好?我不禁想起刚入宫时的往事：动作稍有不合于“礼”，立即会招来人们的讥讽；说两句家乡话，也会惹得女仆们嘲笑；父亲来会亲，竟不敢留下吃顿饭，连慈祥的母亲也无端遭受奚落和白眼……冷冰冰的宫廷，热呼呼的部队，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乌拉鞋：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很暖和，又不用花钱买，东北农民愿意穿它。人们把乌拉草与人参、貂皮并称为“东北三宝”。] 　　 　　没过几天，我应邀出席杨副科长和当地一位寡妇的婚礼，只有糖果和瓜子招待。一个当官的办喜事，不坐轿、不坐汽车，新郎、新娘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接受来宾祝贺，遂告礼成。因为新娘、新郎是自由恋爱结婚，亲亲热热、相敬如宾，很幸福。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联想自己与溥仪结婚时又是“册封”、又是磕头，内廷、外廷都举办了盛大宴会，似乎很隆重，却没有一个娘家人参加，等待我的只有惨无人道的“21条”法规，真不敢往下想了。这时，善于瞅准机会做工作的刘科长对我说：“你看见了吧!共产党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你再看看楼下收发室的收发员，今年23岁，已参军几年了。她自己找了对象，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又都在革命队伍里工作，多有意思!”我立刻想起刚来那天晚上和敬喜在收发室住宿时看见的那个姑娘，她长得真漂亮，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说话的声音也是甜甜的，对人非常热情。她丈夫我也见到了，30来岁，文质彬彬，长得也挺精神，真是很相配的一对啊!再看看自己，虽蒙皇上疼爱，总把“最满意”“最喜欢”一类词句挂在嘴边，但毕竟比我大了22岁，身体还有缺陷，尽管在宫里时并不十分明白，也隐隐约约似乎感到他不正常。对此我不敢问，更不敢想，一想这些就觉得自己是犯了罪，是对皇上的极大不忠、不敬，似乎做了什么对不起皇上的事。 　　 　　见所未见的事，闻所未闻的事，这回在部队里都见到、听到了。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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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5/22 14:26:49